和一些老同志聊天，有时他们会很困惑地问：我党一贯强调为人民服务，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全国性的道德大滑坡？其实，就在《为人民服务》这一讲演中，滑坡已现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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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服务》讲演六十五周年（１９４２－２００７）。时近岁尾，写点学习心得。
我们都知道，《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一次追悼会上的讲演，追悼的是一位因窑炉倒坍而死的普通战士张思德。文化大革命中，作为"老三篇"之首，人人都能背诵。这篇文章，至今收在中小学语文课本里。虽然几亿人读过背过，要论这篇讲演的精微之处，只怕中央党校教授仍然蒙差差。原因无他，只为他们只读中文本，没有同时研读外文本。
辩证法认为，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才能发现真理。将针对不同对象的文本一比较，常常会透露出乎意料的深层奥妙。中英对照学毛选，这是感觉上非常奇异的经历：读的是红色宝书，却令诸多红色宣传灰飞烟灭。
试看《为人民服务》的结束语（括号内为中央编译局的英译）：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From now on, when anyone in our ranks who has done some useful work dies, be he soldier or cook, we should have a funeral ceremony and a memorial meeting in his honour. This should become the rule. And it should be introduced among the people as well. When someone dies in a village, let a memorial meeting be held. In this way we express our mourning for the dead and unite all the people.）
中文里读到"追悼会"一词，你大概不会有分外之想，这词已经太习惯。但英译用的是 memorial meeting ，一看就是译者生造的词组，词典里只能查到 memorial service （教会的追思弥撤）——突然，脑袋里一个灯泡亮了！如今在中国已经全面普及的追悼会，这仪式从哪里来的？
你看，毛泽东同志讲得很清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可见之前党内并没有开追悼会的习惯；"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可见之前民间并没有这样的风俗。毛泽东同志说"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两件事里，送葬是中国传统，追悼会呢？
追悼会的仪式和追思弥撤很相似。都是组织负责人——牧师或支书——主持；他主讲之外，都有死者的朋友来谈谈死者的优点，即使有缺点，此时也原谅了；都有默哀；甚至悼词最后请死者安息的话都是一样的——虽说"安息"这词《诗经》里已经有了，用在这一场合，却是由基督徒普及的。
伟大导师孟夫子谆谆教导我们说："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对"送死"这样我国传统上最大最大的大事，其仪式可由我党在短期内自发创造出来，实在很难想像。追悼会必有其借鉴和移植的来源。借鉴和移植发生在《为人民服务》讲演前后，时间也对。抗战期间，民族矛盾超越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共再次合作，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开始有机会接触共产党员之外的西方人；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也会带来一些西方文化因子。那些在延安的西方人会如何悼念西方死者呢？——比如，１９３９年殉职的白求恩医生。我党是否从中学到了什么？党内第一次追悼会是什么时候召开的？缘起如何？这是值得人大党史系认真研究的博士论文好题目。
今年圣诞节好像出奇地安静。往年每到这时候，总有一些人写公开信，上书中央，要求抵制圣诞节、警惕西方文化侵略什么的。伟大领袖挥挥手，就把你们将来给父母要办的大事给改了，你们不知道吧？
咱们年头过了春节，年尾再过圣诞节，无非是以这样的方式，与其他国家的人民团结起来。全球化时代嘛。
当然，毛泽东同志是革命者，他推广追悼会，是要让大家紧密地团结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领袖干革命。在他而言，追悼会只是达到某种革命目标的手段。所以毛泽东同志会把庄重的葬礼称作"方法"——"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这类话我们见得太多太滥，读中文已经不会有古怪之感。但是，一读英文就有疑问：为什么中央编译局不肯译出"方法"一词，却要用人称代词 it 含混过去？——And it should be introduced among the people as well。难道西方人见到葬礼成了某种"方法"，会有亵渎逝者之感，从而对主席产生不好的想法？
其实，"革命方法"或"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同志很喜欢用的词，毛选里多的是。俺的办公桌抽屉里至今有一本英文毛著选读——翻译政治文章时，仍然是很好的参考——收的都是毛泽东同志最重要的著作，里面有一篇，题目就叫《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讲的是干部要关心老百姓过日子的柴米油盐，从此入手，逐步把群众的觉悟提高到"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改善群众生活，只是达到某种革命目标的"方法"，这和将追悼会当作"方法"的思路是一致的，用词也是一样的。这篇文章里的"工作方法"，译作 methods of work。要让西方人准确地、完整地理解主席思想，《为人民服务》结束语中的两个"方法"，都应该译作 this method of work。"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应该规规矩矩地译成 And this method of work should be introduced among the people as well。
将庄重的葬礼称作"方法"，大概是毛泽东同志首创，但在当时，追悼会还是很接近教会追思弥撤"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的。毛泽东同志并没有说只给"政治正确"的人开追悼会；他说的是"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仅是要求"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啊！不过，既然只是一种"方法"，追悼会就势必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被同志们想方设法。在这篇讲演之后的六十五年的革命实践中，追悼会终于演变成为一种等级森严的政治待遇，甚至被当作变相的党纪措施：哪怕你为人民做过大量的有益工作，只要"我们"认为你"政治不正确"，"我们"照样不给你开追悼会！
伟大导师孔夫子谆谆教导我们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前人注《论语》曰："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在古人看来，尊重死者，这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也是培养其他道德的出发点。古人说，上层能做到慎终、追远二者，则民众道德敦厚不偷薄。如果死者不被尊重，或所谓的尊重仅是一种政治待遇，如果一代又一代的大陆中国人从小就以为丧之礼、祭之诚只是一种"方法"，试问民德将归于何处？
——只怕必然归于偷薄矣。
和一些老同志聊天，有时他们会很困惑地问：我党一贯强调为人民服务，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全国性的道德大滑坡？其实，就在《为人民服务》这一讲演中，滑坡已现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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