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鹏池：这儿曾经有过"和谐社会"
毛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指示，多得数不清。
令人最感奇怪的有两条：
一条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凡有问题的都是阶级斗争没有抓好，只要派个"工作组"或"工宣队"，一抓阶级斗争，问题就立刻迎刃而解了。就像前几年曾神奇一时的养生专家张悟本说的，"将吃出来的病还吃回去",号召大家都来生吃紫长茄子和喝绿豆汤。阶级斗争就是那包治百病的绿豆和紫长茄子。
另一条是"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为什么人口多就要斗?少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不斗呢?印度四亿、美国两亿，日本一亿，不斗行不行?柬埔寨才700万人口，为什么也要斗呢?
感到最可怕的是："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仅一次文化大革命就将中华民族搞得底朝天，还要再来一次，还要再来许多次，这不就是将这个民族反复烙饼子吗?可惜他只活了84，真要活到100岁，起码还得再来两次。
邓大人掌权十多年，经济层面最响的口号是"小康"，政治层面是"四个坚持"。江虽有"三个代表"，但基本上是萧规曹随;第四代仍然是萧规曹随，不过，胡学长最令人激赏的是喊出了一句新口号："和谐社会"。
我由衷的认为这是一个好口号。可惜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进则退，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分配越来越不均，公平和正义缺失，贪腐现象屡禁愈烈，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日益突显，这个社会也就很难"和谐"得起来了。
回忆起解放初的西街头，原本基本上也是一个"和谐社会"。本书作者笔下的"放鹞子"、"灯节"、"桂花树"，反映了解放初期的农耕社会的民风与民俗，那是多么地隽永与和谐。你也许认为是低水平与低层次，但你也不能不承认这也是"和谐社会"。
生活在这里的几十户人家，有穷人和富人的区分，有能干和不能干的，聪明和不聪明的，识字和不识字的区分，这都是社会上公开公认的。也有坏人和好人，良心好和良心臭，二百五与精明鬼等议论，一般也都是人们私下发生的。
无论怎样分，老百姓的心中原本并没有阶级的区分，根本就没有人想要搞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样的所谓"革命的根本问题"，没有什么"左中右"，甚至也没有"先进与落后"的概念。老百姓关心的"革命的根本问题"永远是"吃了上顿，下顿在哪里?"即使在解放后至1958年前，虽然成份已经划定了，有了贫下中农和地富反坏右，有"天下乌鸦一般黑"和"天下穷人是一家"的宣传，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在老百姓的心中并不扎根。
地主、贫雇农这样的名词可能存在千百年了。地主是什么?就是祖上积德，儿孙有福，就是有钱有地，日子过得好，儿女能上学读书。千百年来，"地主"一直是一个美好的名词，是农民们羡慕的对象。毛的父亲原先也是穷人，但他心中有成为地主的目标，所以他农忙时种地，农闲时贩运生猪和粮食，甚至还放高利贷，既勤劳又抠门，买地盖房，成了富农。如果他活得时间再长一点，他也一定会成为地主的。毛回忆他父亲的谈话有许多次，但他从来也没有明确说他的父亲是他的阶级敌人。文革时毛曾说过他的父亲要是活到现在，也会被红卫兵戴高帽子，那也只是调侃的话。真要是伟大领袖的爷老子被七斗八斗，挂牌子、戴高帽子游街，我估计他老人家脸上也挂不住，也许这个文化大革命就不发动了。毕竟都是人生父母养的。
农民谁不想当地主?谁愿意世世代代当贫雇农?农村中再穷苦的人家也供菩萨，所供的菩萨中必有"财神菩萨"，所贴的年画中不仅有"送子观音"，也有"招财童子"。我的家乡每年的正月十三有一个"放梢火"的节目，那天晚上，每家每户的农民都用稻草扎一根大火把，在自家的地里到处放火烧荒，喊的口号是"我家的白菜盘篮大，人家的白菜铜钱大;我家的粮食堆成山，人家的粮食不满缸"(注：盘篮是一种直径一米左右的竹制品)。全都是朝思暮想发家致富想当地主的"远大理想"。列朝列代都这样，千百年来都这样，中国、印度、日本、美国……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都这样，这就是民心，这就是地球人的人性，也是任何一个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原动力。只有前三十年，我们的国家不是这样的，日了怪了。
贫雇农羡慕地主，想当地主，一时半时当不了，也有红眼病，但他们不能明火执仗、入室抢劫。无论怎样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也都有一定的规范，当贼当盗当匪，也都有法律制裁、官兵搜捕管着。贫雇农给地主打工，干一份活，拿一份报酬，双方都觉得天经地义。雇农出工不出力，索取的报酬高了，地主就不雇你了;地主要求苛刻，给的报酬少了，下回就不在你家干了;双方有一个平衡点。中国的农民毕竟不是美国的黑奴，并没有用枷锁拴着用鞭子抽着，在一般情况下穷人选择东家的权力还是有的。劳动力也是商品，市场经济对劳动力同样也有一根无形的杠杆调节着。像《半夜鸡叫》中周剥皮那样的行为，谁还愿意在他家干呢?再说让长工半夜摸黑下地干什么?是除草还是锄苗?这世间绝不会有一个地主愚蠢到周剥皮那样的程度。
解放前在外祖母家当长工的发华与让其，历经几十年间，相互不离不弃，即使在解放初周家已经被定为地主了，因为只有母女俩这样的轻劳力，所以也常请他们来打短工，双方对劳动和报酬早就达成了一种平衡和默契，时间长了相互之间就有感情。让其是一个孤寡老人，无儿无女，外祖母不仅关心他回到家里吃什么，还关心他四季的衣服和被褥。发华家的女儿有眼疾，是个"泥螺壳"，三十好几还嫁不出去，发华老爹急，外祖母也帮他急，最终还是外祖母做媒嫁了一个做生意的好后生，这个后生后来当了镇上杂货店的经理。让其和发华对外祖母一家始终有感恩的心态，二次土改中无论工作组怎样动员，他们都制造各种借口不参加斗争会，甚至私下里通风报信。他们也确实没有什么可控可诉的。我小时候到过让其与发华家，他们自己都有少量的土地，他们自己家的土地种得好极了，只要在季节里，总有最好的西瓜、香瓜招待我。他们同样也是中国农村最优秀的农民，只是因为各种其它的原因，他们还没有脱贫致富。
外祖母与让其、发华之间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找来找去找不着。
三代贫农曹大金在两次土改中都是分了外祖母家的田地和财产的，他的确是受益者。他也上台批斗过外祖母，但那是上级的布置。就曹大金内心而言，他对外祖母只有好感没有仇恨。他说："周家姆妈，地主是地主，人是好人"。他将成份和人品区分开来。正因为他有这样朴素的认识和感情，所以当常新万对外祖母施加暴力时，他阻止了他。每次批斗会后，他都会找机会对外祖母表达他歉疚之意，虽是三分虚伪，也有七分真情。外祖母也很理解他，从来也没有记恨过他。
曹大金正因为他的"阶级觉悟"不高，在同样是"三代贫农"的常新万压制下始终入不了党，当不了干部。曹大金的几个傻儿子后来当了红卫兵，当然有"阶级觉悟"了，可是他们的矛头没有针对地主分子的外祖母，而是针对的是"走资派"常新万。新万由此一病不起一命呜呼!
"代表同志姨"家是下中农，党员、生产队副队长，贫协主任，这是一个世事通达，敢作为，有担当的苏北农村的一个典型的好女人。她顶住压力，长期坚持用大姨当生产队的会计。二次土改时，她冒着风险给外祖母家通风报信，让外祖母家在扫地出门的前夜作了非常重要的精神上物质上的准备。这是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的伟大义举。
如果说外祖母曾是贫下中农让其和发华的恩人，那么代表同志姨则是地主分子外祖母家的恩人。
西街头其它的人家如李金安、褚生、章天、罗大海，也包括工人阶级的曾家，他们都是外祖母家关系正常的好邻居。平日里，他们常有借贷，有借有还，下借不难;逢年过节，相互间也有食品馈赠;遇到哪一家有红白之事，不仅主动地去帮忙做事，还要送人情。每年秋冬，外祖母都让我挨家挨户的送酿桂花。虽是小恩小惠，也有一份纯朴的感情。我也记得曾家两位工人叔叔从上海回来时，西街头的小孩子嘴里都含着上海水果糖。
西街头唯一不和谐的声音就是常新万，他打小就招人嫌，大家都不理他。他家与外祖母家隔了一个湖，平日素无来往，往日无仇，近日无怨，本来也是各过各的日子，相安无事的。如果没有土改，没有政治运动，这两家人交道都不会打，又何来的阶级仇恨呢?
当然，后来是产生仇恨了!阶级斗争不仅挑动了新万对外祖母家的仇恨，也挑动了外祖母家对新万的仇恨。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外祖母一家人全都说新万是西街头唯一的坏人，背地里骂他矮脚鬼，咒他不得好死，生出的儿子没屁眼。难道，外祖母没有仇恨新万的理由吗?新万在运动中的表现过火了，他打了外祖母五个耳光。但是，新万即使品质不好，原先对外祖母家也没有什么仇恨，最多就是红眼病。后来当了干部，入了党，受党的教育，有了所谓的"阶级觉悟"，"阶级仇恨"生生被启发出来了。尽管如此，这种"仇恨"也并不强烈，也没有在他的心中扎根，否则他怎么会想与地主人家结亲家呢?他既有这个心思，就说明他并没有打算划清阶级界限。
所以，所谓的阶级和阶级矛盾是凭空捏造的，阶级斗争是人为制造的。
将人群划分为阶级是主义学说的基础，也是这个学说最形而上学、最可恨可恶之处。根据这个学说将人民划分成份，将人分成三六九等，在人民中间制造分裂，播种仇恨，鼓动群众斗群众，造成无数悲剧，这是那个时代的最大的罪恶，甚至是比饿死人更大的罪恶。
因为饿死人也就是那三年的事，人数可能有千万之多，而将人划分阶级则有三十多年之久，受害的人数起码上了亿。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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