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贪腐4亿却自信不死，算不得奇葩
官员贪腐4亿却自信不死，算不得奇葩
文/大漠鱼
“把全国所有的处级以上干部拉出去枪毙，可能有人冤；隔一个杀一个，必然有漏网之鱼。”这是老百姓对中国官场腐败认知的描述，同时也是人们痛恨腐败的一种情绪表达。
但是，口中喊杀，并不一定真的就把贪官给杀了。相反，多数贪官被揪出来之后，不但没有被杀，保不准过得还很滋润。如不少贪官被判刑后，很快获准“保外就医”，过上了游山玩水的惬意生活就是很好的例子，而“问题官员复出”更是层出不穷。于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反腐”的震慑力在贪官心中就大大减弱，甚至还产生了某种微妙的“自信”。
先来看一则新闻：8月22日讯，广州正处级“裸官”张新华涉腐案21日上午9:30时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方指控，张新华在担任国营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一职期间，贪腐受贿金额将近4亿，其妻女几年前已移居国外。
一个处级官员的贪腐行为为什么能如此疯狂，广州反贪局副局长给出的理由有两点：一，嫌疑人作案的手段隐蔽。二、犯罪嫌疑人法律意识不强。于是，荒唐的一幕出现了：嫌犯张新华认为，贪腐4亿并不是一件很严重的职务犯罪，他自信有机会判缓刑出来。
也许有人认为，嫌犯张新华这番无厘头的“自信”堪称奇葩。果真奇葩吗？个人不以为然，因为太多的实例告诉我们，对腐败官员的惩戒也就到此为止。所以，张新华的“自信”并非无厘头，而是有坚实基础的。网友们也表示，尽管这种“自信判断”稍显荒诞，但“他信，我也信”。
与张新华自信“不死”相对应的是，中国法律对经济犯罪的惩罚远没有口头渲染的那么严厉，更非“零容忍”。譬如对经济犯罪设置了金额底线，譬如很少有贪腐罪犯被处以极刑。这在一定程度上，等于给官场腐败留下了余地。更何况还有“保外就医”这一途径做底垫，干嘛不“有权不用，等着过期作废”？
2014年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反腐败最隆重的一年。在此过程中，贪官落马似乎成为家常便饭，然而平日深恶痛绝的东西被割除后，却不能在公众心里引起兴奋。追其缘由，一是因为积重难返的官场腐败早已麻木了人们的神经，人们很难相信腐败不会卷土重来，甚至实施更疯狂的报复；二是因为百姓没有从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中获得好处，所以兴趣索然；第三是法律对贪官的惩戒不够严苛，让百姓觉得政府反腐的决心和态度不够诚恳。有了这么多前置条件的制约，自然就有了贪官“不死”的自信心，而政府的诚信和威望必将在这个过程中流失。
那么如何才能让反腐政策继续、彻底地贯彻下去，让清正廉明成为官场常态？依靠大权在握的官员们自觉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强大到能将人性中与生俱来的欲望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能。但为什么好多西方国家的官场腐败要弱于中国？那是因为人家有一个相对民主的治国机制。所谓的民主，个人以为最浅白的解释就是，公众有监督政府权力的权利。而中国的监督制度只是在机构与机构之间运作，难免会出现权力寻租，利益交换的可能。
前述反贪局长将张新华贪污受贿4亿首先解释为“嫌犯作案手段隐蔽”。对此，个人以为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不接受民主监督，“公开”与“隐蔽”所呈现出来的外在就没什么区别。不幸的是，即使能意识到这一点，却没有人愿意去改变它。就连抱着“置生死、毁誉于不顾”的中国新政也发誓不走“西方邪路”。因此，中国式反腐能不能继续下去，会不会戛然而止就成了多数人心中的悬念。而这种悬念纠结太久，就会变成死结，进而成就人们忽略腐败，甚至放任腐败的“打酱油”心理。
当然，有人认为中国受地域、人口、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不可能像西方国家一样走全面的民主路线，中国需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变革。好吧，那什么是“政改”？首先我认为，“政改”不可以成为一句应景的说辞，更不该成为受形势所迫做出来的“忽悠”姿态。在当前局势下，政改首先需要做的是相应的制度履新，即制定严苛的官员追责制度。只有在强硬的制度约束下，官场贪污腐败或能有所收敛，进而为民主的着陆赢得时间。
不得不说，贪官“不死”已成为既定的官场潜规。法律界的解释是，生命体是万物之中最为珍贵的，不判决贪官极刑，彰显了对生命的尊重。然而，恰恰是这种“风景这边独好”的“尊重”，使得更多生命受到了无视和摧残。试想，一个杀人犯或可因为杀了另一个人被判处死刑，那么，一个贪官贪腐几亿、甚至几十亿将会让多少患疾的生命失去被救治的机会？虽然说，这不是一个严谨的换算公式，但基于对生命的公平起见，其性质无疑有着相通的共性。
给予贪官更为严厉的惩处，乃是反腐需要的手段，也是清除政改路障的必由过程。而在中国现有的特色条件下，要成熟、完善这样的思路依然困难重重。譬如“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千呼万唤还是羞于见人。不要说什么条件不成熟，时机不契合等等等等，这都是借口。假设最高层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焉有不政通令行的道理？所以说，反腐也好，政改也好，真正的阻力来自集权的掌控者。
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私心考虑，有意延缓制度革新也就罢了，民众在此过程中或无视应有的权利，或干脆弃权则更显可悲、可恨。按理说，无论是律法的宣传，还是民主的启蒙，这些年来不可谓不密集，但鲜有成果显现出来。为什么，就因为好多人认为被侵权、被奴役是理所应当的待遇。久而久之，生命体就变异为一个个随波逐流、混沌、没有意识、没有价值观、甚至没有气息的物件。更加悲催的是，即便生命质量低劣到这等地步，他们还能从中读出无数个“好”来。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这句话不但适用于贪官，也适用于无良的制度，还适用于冥顽不化的奴性意识。生由死而起，为何不可以死而再生？
2014-8-22
文/大漠鱼
“把全国所有的处级以上干部拉出去枪毙，可能有人冤；隔一个杀一个，必然有漏网之鱼。”这是老百姓对中国官场腐败认知的描述，同时也是人们痛恨腐败的一种情绪表达。
但是，口中喊杀，并不一定真的就把贪官给杀了。相反，多数贪官被揪出来之后，不但没有被杀，保不准过得还很滋润。如不少贪官被判刑后，很快获准“保外就医”，过上了游山玩水的惬意生活就是很好的例子，而“问题官员复出”更是层出不穷。于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反腐”的震慑力在贪官心中就大大减弱，甚至还产生了某种微妙的“自信”。
先来看一则新闻：8月22日讯，广州正处级“裸官”张新华涉腐案21日上午9:30时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方指控，张新华在担任国营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一职期间，贪腐受贿金额将近4亿，其妻女几年前已移居国外。
一个处级官员的贪腐行为为什么能如此疯狂，广州反贪局副局长给出的理由有两点：一，嫌疑人作案的手段隐蔽。二、犯罪嫌疑人法律意识不强。于是，荒唐的一幕出现了：嫌犯张新华认为，贪腐4亿并不是一件很严重的职务犯罪，他自信有机会判缓刑出来。
也许有人认为，嫌犯张新华这番无厘头的“自信”堪称奇葩。果真奇葩吗？个人不以为然，因为太多的实例告诉我们，对腐败官员的惩戒也就到此为止。所以，张新华的“自信”并非无厘头，而是有坚实基础的。网友们也表示，尽管这种“自信判断”稍显荒诞，但“他信，我也信”。
与张新华自信“不死”相对应的是，中国法律对经济犯罪的惩罚远没有口头渲染的那么严厉，更非“零容忍”。譬如对经济犯罪设置了金额底线，譬如很少有贪腐罪犯被处以极刑。这在一定程度上，等于给官场腐败留下了余地。更何况还有“保外就医”这一途径做底垫，干嘛不“有权不用，等着过期作废”？
2014年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反腐败最隆重的一年。在此过程中，贪官落马似乎成为家常便饭，然而平日深恶痛绝的东西被割除后，却不能在公众心里引起兴奋。追其缘由，一是因为积重难返的官场腐败早已麻木了人们的神经，人们很难相信腐败不会卷土重来，甚至实施更疯狂的报复；二是因为百姓没有从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中获得好处，所以兴趣索然；第三是法律对贪官的惩戒不够严苛，让百姓觉得政府反腐的决心和态度不够诚恳。有了这么多前置条件的制约，自然就有了贪官“不死”的自信心，而政府的诚信和威望必将在这个过程中流失。
那么如何才能让反腐政策继续、彻底地贯彻下去，让清正廉明成为官场常态？依靠大权在握的官员们自觉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强大到能将人性中与生俱来的欲望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能。但为什么好多西方国家的官场腐败要弱于中国？那是因为人家有一个相对民主的治国机制。所谓的民主，个人以为最浅白的解释就是，公众有监督政府权力的权利。而中国的监督制度只是在机构与机构之间运作，难免会出现权力寻租，利益交换的可能。
前述反贪局长将张新华贪污受贿4亿首先解释为“嫌犯作案手段隐蔽”。对此，个人以为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不接受民主监督，“公开”与“隐蔽”所呈现出来的外在就没什么区别。不幸的是，即使能意识到这一点，却没有人愿意去改变它。就连抱着“置生死、毁誉于不顾”的中国新政也发誓不走“西方邪路”。因此，中国式反腐能不能继续下去，会不会戛然而止就成了多数人心中的悬念。而这种悬念纠结太久，就会变成死结，进而成就人们忽略腐败，甚至放任腐败的“打酱油”心理。
当然，有人认为中国受地域、人口、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不可能像西方国家一样走全面的民主路线，中国需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变革。好吧，那什么是“政改”？首先我认为，“政改”不可以成为一句应景的说辞，更不该成为受形势所迫做出来的“忽悠”姿态。在当前局势下，政改首先需要做的是相应的制度履新，即制定严苛的官员追责制度。只有在强硬的制度约束下，官场贪污腐败或能有所收敛，进而为民主的着陆赢得时间。
不得不说，贪官“不死”已成为既定的官场潜规。法律界的解释是，生命体是万物之中最为珍贵的，不判决贪官极刑，彰显了对生命的尊重。然而，恰恰是这种“风景这边独好”的“尊重”，使得更多生命受到了无视和摧残。试想，一个杀人犯或可因为杀了另一个人被判处死刑，那么，一个贪官贪腐几亿、甚至几十亿将会让多少患疾的生命失去被救治的机会？虽然说，这不是一个严谨的换算公式，但基于对生命的公平起见，其性质无疑有着相通的共性。
给予贪官更为严厉的惩处，乃是反腐需要的手段，也是清除政改路障的必由过程。而在中国现有的特色条件下，要成熟、完善这样的思路依然困难重重。譬如“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千呼万唤还是羞于见人。不要说什么条件不成熟，时机不契合等等等等，这都是借口。假设最高层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焉有不政通令行的道理？所以说，反腐也好，政改也好，真正的阻力来自集权的掌控者。
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私心考虑，有意延缓制度革新也就罢了，民众在此过程中或无视应有的权利，或干脆弃权则更显可悲、可恨。按理说，无论是律法的宣传，还是民主的启蒙，这些年来不可谓不密集，但鲜有成果显现出来。为什么，就因为好多人认为被侵权、被奴役是理所应当的待遇。久而久之，生命体就变异为一个个随波逐流、混沌、没有意识、没有价值观、甚至没有气息的物件。更加悲催的是，即便生命质量低劣到这等地步，他们还能从中读出无数个“好”来。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这句话不但适用于贪官，也适用于无良的制度，还适用于冥顽不化的奴性意识。生由死而起，为何不可以死而再生？
2014-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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