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理的大政府辩护词
鉴 石
在前不久召前的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就在社会责任体系的建设中,政府该如何定位?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笔者同意易纲的观点,反对吴志攀的主张。本文着重探讨吴的观点。
吴先生说:“在我国,社会责任最主要的承担者是政府”。“中国这么大、变化这么快,假如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负责任的地方政府,后果很难想像。”他认为,“过去中国的奇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政府干得很出色。正因为如此,政府必须承担更大的、最大的社会责任。”
显然,吴先生在这里是抽象地谈论政府,完全剥去政府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属性,把政府当作绝对好的东西来看待。殊不知政府是由人组成的,人既有善良的一面,更有自私、作恶、为害他人的一面,而且这是主要的一面。由这样的人组成的政府,如果没有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全体民众的有效授权和监督,就不可能是对民众行善的政府,而可能是作恶的政府。它不仅不可能承担社会责任,还会起损害社会的作用。
现代民主政治学说认为,政府本身就不是个好东西。但人类要集体生存下去,没有这个东西又不行。怎么办?唯一办法就是由民众尽可能挑选一些好人来组成政府,再对它实行严密严格的监督,鼓励它行善,防止它作恶,一旦作恶就惩罚它拉下它。正如“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所说:“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
美国政府就是依据这一认识,由美国人民有限授权和严密监督而行使职权的。吴先生在谈到中国政府必须承担更大的、最大的社会责任时却完全不谈这两个前提——人民授权和严密监督。显然是一个根本性错误。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绝对没有天使。由不是天使的人组成的政府,若没有民众的授权和监督绝对是坏政府。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封建皇朝和其他形式的专制政府,本质上都是剥削和压迫民众的坏政府,只是随统治者的个性、谋略、手法以及被统治者的反抗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而已。
所谓大政府基本上有两个内容:一是政府机构庞大,人员众多;二是政府对民众管得最宽最细最严最厉害。到目前为止的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乃中国历史甚至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政府。这个政府在这半个多世纪中的确把中国搞得天翻地覆,但同时也把中国搞得天怒人怨!
吴先生说,“中国这么大、变化这么快,假如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负责任的地方政府,后果很难想象。”我不知道他所想像的后果究竟是什么?有了强大的政府而没有出现难以想像的后果,必然是好后果,这好后果又是什么?他均一字未提。而我认为,过去的半个世纪,正因为中国出现了并非民众授权,完全不受民众监督的强大的中央政府,它才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和痛苦。这种灾难和痛苦,实在缶竹难书,写万卷书也说不完。随便说几点就够了。
1950年代的“抗美援朝”,让中国民众白白付出了70多万年轻力壮的生命,结果扶植了一个三代家族世袭统治的社会主义专制政权,在世界上孤立无援,至今还要用中国民众的血汗来救助它。
我们的大政府曾经肆无忌惮地以革命的名义,用手中的刀枪屠杀了超千万的所谓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
我们的大政府可以厚颜无耻地不讲信任,把帮助自己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收归国有和集体所有,实为少数权贵所有,保证政府能长期利用土地赚大钱发大财,培育一小批权贵大亨,而广大农民则失去基本的生存手段——土地,完全仰赖政府施舍过活。它是今天的中国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的根由之一,也是造成1950年代末的大饥荒,饿死3755万人(主要是农民)的人间惨剧的根本原因之一。
我们的大政府可以投机取巧,一改“宁要社会主义的苗,不要资本主义的草”的长期方针,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手段发展经济,从中无情榨取广大农民工的血汗,以实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宏伟目标,同时又人不知鬼不觉地把全国经济发展成果的80%装入10%至20%的权贵和资本势力的腰包。这就是中国大政府尽到的最大的社会责任。
吴先生所谓过去中国的奇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政府干得很出色,但我不知道吴的所谓奇迹是什么?奇迹在哪儿?而我认为,如果硬要谈奇迹,它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表达,即毛泽东统治的28年内,以所谓革命和建设的名义,用各种形式和手段,惨无人道地活活剥夺了8000万以至一亿人的生命。这就是中国历史以至整个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奇迹。而这个奇迹,的确也只有当代中国这样的大政府才能创造出来。
中国现在的大政府已大到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它把最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智力都用在严管老百姓上。它对人的管束已经无孔不入。连私人和外国人在中国办的企业,也要在其中建立党、团组织,严加监管。它既要防民之脑,又要防民之口,更要防民之手,为着稳固权力,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不惜使“维稳”经费年达7100多亿元,超过军费支出。这又是中国大政府创造的人类历史奇迹。我是学历史的,绝对没有看到过政府对每个老百姓想什么做什么都管着,连吃喝拉撒也要管。而当代中国的大政府却正在这样做,当然可说干得很出色!
问题在于,这种大政府到底是不是客观需要?是不是受民众欢迎,是不是对民众有益?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吴先生则是肯定的。除了所谓中国这么大,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外,他还强调,“中国比较缺乏横向的信任……但是,我们国家确实有很好的纵向信任,就是大家相信中央、相信政府……这种纵向信任,不管我们承认和不承认,都存在于我们的社会。”
对此,我不得不说吴先生完全在睁眼说瞎话,罔顾活生生的现实。目前,中国社会的诚信和信任已丧失殆尽,几乎是一致的共识。这种丧失首先表现为对政府的不信任。因为整个社会信任的丧失是由于政府先不讲信任,民众才跟着不讲信任。世界上哪有政府讲信任,民众却不讲信任的社会?绝对不合逻辑!
几年以前,中国社会对官员贪腐程度的断语是“十有九贪”,现在则是“无官不贪”。连最高领导人也说,中国官员贪腐之严重,如果得不到根本扭转,就有“亡党亡国”危险!中国官员不仅在金钱物质上贪腐之极,毫无羞耻的道德沦丧也是人类之极。某最高领袖就玩过成百上千的妙龄女郎,国人竟不敢放一个庇!厅级以上官员玩几十超百的女人绝非少数。95%的贪官有情人、二奶,少则二、三,多则成群。而且全是用民众的血汗钱买单的。请教吴先生,这样的政府还会有民众相信和信任吗?
吴先生的主张有一点倒还有某种可取之处。他强调“政府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是要做建立社会福利体系这样的事儿,更重要的是法治,政府的责任就是依法行政,做一个法制化的政府。”“政府真正守法、信法、护法……人心就会稳定,也就会团结,人民都会跟着政府一起奋斗。”不错,这很合逻辑。一个大政府,如果真正按照法治的原则,依法行政、依法处事,可怕度就会小多了,或者没有什么可怕了。但核心在于依谁的法?依什么样的法?
吴先生在这里仍然有两个错误:一是法律首先是宪法由谁来制订?宪法和法律如果只是由统治者来制定,它一定是只有利于统治者不利于被统治者的恶法。而这样的法治对民众来说必然害多益少。只有由民众广泛参与或主导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才会是有利于民众的良法。用这样的良法来治国才是本来意义上的法治。
二是良法制定以后,民众有没有权利来监督和检查它的执行情况和对违法者和滥用法律者实行处置和惩罚?这两者是实行完整意义上的法治的根本前提和保障。
要做到这两点,除了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和广泛的言论自由外,别无他途。而任何形式的专制独裁政权则绝对做不到这两点。吴先生恰恰又回避了这两点。由此可以断言,吴先生要想在中国实行本来意义上的法治则只是一厢情愿或纸上谈兵,不着边际。
这是体制和政权的本性决定了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专制独裁政权如果真按民众意志和愿望制定的宪法和法律行事,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下去。如果有一些专制独裁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上也有一些人民性的内容和条款,那一定是花样文章,应付舆论,不会真正实行。我国宪法也写有民众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等自由,但这些条款从未允许真正实行,只有为统治者助阵壮声势者才有例外。
还应当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从来认为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法治的基本对象是一切被统治阶级。现代民主政治理论则认为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而反对和破坏社会公平正义的首先是统治阶级。法治,首先是防止和惩罚统治者对被统治者施加的不公平正义的行为。两者是根本对立的:前者首先是对付老百姓,后者首先是对付官员。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统治者正是依据前一理论制定和运用法律,以革命法治的名义屠杀了几千万被统治者。只是由于世界民主法治的大趋势不可阻挡,国内民众法治意识的觉醒,统治者才不得不装作要转向民主法治。由于这种转向是极不情愿和心甘的,所以又用偷梁换柱,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手法来实行所谓法治。目的仍然是确保统治权力不被否定,不被颠复。这就是目前的中国法治中充满矛盾和怪象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宪法上白纸黑字地写着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请愿等自由,有批评、检举、控告政府机关和国家工作人的权利,一方面又限制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禁止民众向上级机关申诉申冤。更严重的是另立所谓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将对政府和制度持异见者判处徒刑达十年以上。一方面在宪法上规定公民非经检察院和法院批准不得限制其人身自由,一方面又允许执政党的纪检机关以反腐为名擅自拘押和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双规”)。更严重的是,以自行制定的劳教条例为依据,允许公安机关自行审理和判处轻度违法公民以三至四年的完全失去自由的所谓劳动教养,明目张胆地公开藐视和蔑视宪法。
在这样的状态下,吴先生竟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国家确实有很好的纵向信任,大家相信中央、相信政府,如果破坏了这种纵向信任,人心肯定要涣散等等,是何等无耻的谎言!现在还有多少人相信政府,难道吴先生不知情吗?有人说除了既得利益者,几乎没有人相信政府了。实际上,既得利益者也不相信政府了,要不,许多权贵和资本家族怎么会纷纷向国外转移财产和移居呢?大政府使民众不堪重负,更是常识,中国的财政收入一半以上被公务员吃掉了,民众会心甘吗?
总之,按吴先生的主张,进一步做大做强中国的大政府,对中国肯定是更大的灾难,而大政府也一定会垮得更快。
恕我直言,吴先生发出这样的主张和观点,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存心为统治者帮忙,欺骗民众,或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为维护既得利益而作无理辩护。
2013年1月23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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