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简报201210（2）
摘要: 思想简报 201210 （ 2 ） 未来十年改革关键在于建立现代政府制度 张文魁：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总量从10万亿人民币跃升到近50万亿人民币，人均GDP从1000美元上升到5400美元，步入上中收入国家的行列，同时，贫困人口 大为减少、社保体系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来源
思想简报201210（2）
未来十年改革关键在于建立现代政府制度
张文魁：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总量从10万亿人民币跃升到近50万亿人民币，人均GDP从1000美元上升到5400美元，步入上中收入国家的行列，同时，贫困人口大为减少、社保体系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来源于三个红利，即改革红利、开放红利、重化工业化红利。中国的巨大发展一半是机遇，一半是准备，机遇给了通过改革而做好了准备的国家。
未来十年，中国的机遇在哪里？从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来看，中国的发展空间仍然十分巨大。但是，发展空间和增长速度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高速增长必然伴 随生产率可以快速上升的支柱部门的出现，而能够持续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则需要更多的条件，中国的重化工业化和全部工业化都没有完成，还有较长一段路要走， 但是过去的支柱部门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要么已经逐渐消退，要么已经显得不甚稳定。
更重要的是，过去高速增长所积累的失衡已经变得非常巨大，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令人头痛的反制力量。更严峻的挑战在于，过去逐年积累的失衡和矛盾如何才能得到控制、缓解，并最终得到消除，使之不会危害社会的稳定和增长的持续，并能够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前进。
中国仍然有机会。对经济领域失衡的逐步纠正就可以创造足以维持7%以上的增长空间，并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不过，这需要以新一轮改革来做出充分的准备，以 抓住机会、迎接挑战，顺利度过敏感期和脆弱期，在未来十年把中国逐步带上一个经济更繁荣、民众更富足、国家更现代的新台阶。
新一轮改革需要在众多领域推进，但是，各个领域改革都应该围绕同一个核心问题：重新校正、调节政府与企业、与市场、与公民、与社会的关系。重新校调关系，就是要在中国形成“一臂之距”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平权化的公民社会，而这是国家长期发展的制度基础。
重新校调政府与企业、与市场、与公民、与社会的关系，需要我们建立一种现代政府制度。现代政府制度的关键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公权经由民授在未来显得十分关键。所谓“经由”，是指要经过一些能得到民众认可和保证民众参与、有时间阶段约束且能重复进行的程序，而不仅仅是重复 革命叙事和意识形态叙述。这种“经由”在当下并不必然是西方标准式的普选。重要的是，一个公权经由民授、对合法性保持信心的政府，不但能够成为一个有限政 府，也能够成为一个有能力和有理性的政府。
其次，越权能受纠处。越权的纠处机制在现代政府制度当中应该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如果没有越权纠处机制，政府必将逐步变成一个巨型怪兽，公民的财产权力、 人身权利就会受到随意践踏，经济交易和社会自由就会受到严重伤害，很难想象在这种状况下经济会持续增长、社会会走向繁荣。当下中国，一些地方部门的越权已 经到了为所欲为、触目惊心的地步，一些政府部门甚至可以自己给自己设定审批权力和控制资源的权力，竟然可以将阳光、风都能划定为自己部门控制和审批的范 围，更可怕的是，这种越权行为得不到纠处。
未来，中国应该建立起一整套越权纠处机制，包括司法审查制度、立法部门审查制度、申诉和诉讼制度，等等，使公民和各种团体都能够有畅通的渠道参与进来，从而及时和有力地纠处政府的越权行为。
第三，运作透明廉洁。一个现代政府，运作必须透明。透明不是指所有的东西都公开，但是，除了法律严格规定的真正涉及国家机密的事项，其他都应该公开。有了 基本的透明度，才能有利于民众监督政府，也才能够控制腐败。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必须要有相应的法律，和一系列配套措施。
第四，问责清晰明确。政府本质上是执行部门，现代政府的执行能力应该可以问责。问责有助于增强政府的执行能力，而有执行力的政府和政府主导是两码事。问责需要明确的功能界定和合理的权责划分，需要清晰透明的工作流程和工作规章，并应该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摘编自《中国改革》2012年第10期）
多维解析“姓社姓资”的问题
董德刚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导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名称百年未变，但具体内容却有很大差别，呈现为多种形态。社会主义有马克思设想的理想的、美好的社会主义，有北欧式富裕的、民主的社 会主义，也有某些国家贫穷的、专制的社会主义，还有改革开放以来正在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原始的、野蛮的资本主义，也有现代的、文明的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所以是多样态的，根源在于它们作为社会制度即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都以活生生的人为主体，是各种人们相互博弈、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人 的素质包括需要和能力都是发展变化的。随着人的发展变化和相互作用，人们之间的社会生活基本规则也必然发生变化。没有从来不变的人，因而也没有什么凝固不 变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变化的，应当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名实关系。
社会主义有好东西，也有坏东西，资本主义同样如此。苏联和中国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教训即坏东西，可简要概括为以下方面：一是忽视民主，奉行为民作主。二是忽视法治，盛行人治。三是忽视个人权利。
社会主义可以在人类发展中长期起积极作用的好东西包括：在理论层面上，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即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在实践层面 上，主要是四个东西：第一，注意国家宏观调控；第二，注重社会福利；第三，政府承担较多社会责任；第四，在思想道德方面，提倡集体主义，强调整体利益、公 共利益等。
资本主义无疑有不少坏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着重批判了它所造成的严重贫富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及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弊 端。当然，这些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已有较大改变。但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资本”霸权问题，即资本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起 着主导的甚至支配的作用。二是个体本位过度膨胀问题，它使社会利益常常受到忽视和损害，以至于被西方国家一些人视为资本主义的“癌症”，进而提倡“合理的 个人主义”、“有节制的个人主义”等。
同时，资本主义也有很多好东西。与社会主义对照来说，也可以简要概括为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在理论层面上，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思想是多元化的，但却普遍强调自由、平等、博爱，后来又发展为自由、民主、人权，形成了比较长期稳定的核心价值理念。
在实践层面上，第一，资本主义和社会化大生产是同时诞生的。机器大工业、现代自动化大生产是资本主义的重大贡献。第二，资本主义国家开创和发展了自由市场 经济体制。第三，资本主义国家注重民主，强调公民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强调公民授权即普选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强调对公共权力的分解与制衡，强调公民的基本 权利不容侵犯。第四，注重法治，坚持宪法至上，将社会生活特别是政府和政党行为纳入法治的轨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应当着重指出的是，许多东西虽然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但它们具有更为长远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特定性质，而是超越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属于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
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事实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是简单的一方吃掉另一方、一方消灭另一方的问题，而是既相互竞争、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相互借鉴，资 本主义吸收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借鉴资本主义长处，相互取长补短，从而生成一个新东西。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概括 起来，无非两条基本原因：一个是得益于我们自己的改革创新，得益于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发明创造，这是内因。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大胆地借鉴和吸收了资本 主义国家的许多优秀文明成果。这不仅包括经济、技术方面，而且包括民主法制、思想文化方面。
我们不应偏离这个方向，囿于“姓社姓资”的束缚，拒绝别人的好东西，而应发掘和弘扬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优势，同时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 明的先进成果，弥补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学习资本主义，超越资本主义，反思社会主义，创新社会主义，努力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好社会，推动中国跻身于世界先进民 族之林。
（摘编自《党政干部学科》2012年第3、4期）
当前压力维稳的困境与出路
◎于建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近年来，维稳成了一个政治热词。不管是媒体报道，还是官方文件，维稳这个词的出现频率都越来越高。这一方面表明社会稳定问题已经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也表明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维稳压力。
中国的社会稳定是与威权体制密切相联的“刚性稳定”，压力维稳是这种“刚性稳定”的维持与运行机制。在实践中，压力维稳面临着利益冲突加剧、维稳政策偏差、信息技术发展、维权意识增长等多方面的挑战。
在一个日益开放和民主的国家，要想得到真正的稳定，是无法依靠计划经济时期的强制与高压手段的。在社会冲突敏感期，维稳不仅需要执政智慧，更需要与社会发展阶段相吻合的新的稳定思维。
第一，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解决维稳问题，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的关系。维稳只有建立在对民众的基本权利得到确认与保护的基础上，才可 能是稳固而长久的。在当前中国，维稳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这需要首先解决利益均衡和利益表达问题。只有建立制度化的、完善的利益诉 求机制，才能更好地维权，从而才能更有效地维稳。
第二，变刚性稳定为韧性稳定。首先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使“刚性稳定”转变为“韧性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让社会 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改变目前的行政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并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制权威，让宪法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目标是使中 国县政建立在行政分权和政治分权基础上的民主自治，以此来解决威权政治的缺陷，使政治体制增加韧性。与此同时，国家还应该充分满足民众的参政意愿，切实保 障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这也是每个公民享有的基本政治权利；改进和完善政治制度，真正落实宪政体制下的公民权利，把公民的利益表达纳入体制内，是实现国家 长治久安的可靠保障。
第三，变静态稳定为动态稳定。政治学者俞可平解释说，“静态稳定”就是禁止做什么，比如老百姓有什么不满，禁止他表达，也就是以堵为主；而“动态稳定”就 是有不满说出来，如果有道理就赞成他，并进行制度调整，即以疏为主。目前，中国的社会稳定状况是典型的以压和堵为主的静态稳定，这种压力维稳是短期的，不 具备长期的持续性。执政者不可能在长期掩盖和回避矛盾中获得长治久安，大量矛盾的累积可能会导致深远的社会问题。当前，民众的权利意识正在逐渐觉醒，但缺 乏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表达机制，民众的谈判能力弱小，还经常受到权力、资本拥有者等强势群体的侵害。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不公正感和被剥夺感可能成为诱发 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要解决目前的压力维稳机制，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利益诉求机制，建立一个社会安全阀机制，让民众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让社会情绪得 到宣泄，否则就会形成“蝴蝶效应”。
第四，变“维稳”为“创稳”。当前，社会矛盾的累积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与其在压力的逼迫下进行改革，不如主动解决社会矛盾，消解社会压力，通过政治 合法性建设，建立真正稳定的社会秩序。为此，政府以及各级行动主体需要树立科学的维稳思维，变被动“维稳”为主动“创稳”。
（摘编自《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9期 ）
“地里的空气使人自由”
◎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崛起，引起西方人士的惊呼，认为这是“西方三百年未有之挑战”。根据西方理论，自由是发展的基础。在西方学者看来，西方的发展来自于其自由主义传统，中国则是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而专制主义是压抑人性、压制经济自由发展的。
有人将中国的改革开放归之于外来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引进。但是，西方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大规模进入中国是1990年代中后期，且没有任何证据表示中国改革 开放的决策依据和动力源泉是西方自由主义学说。恰恰相反，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是对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的认可。而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性则是中国千 百年来历史形成的。由此就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制度底色，这就是东方自由主义。
东方自由主义，是在东方中国自由小农经济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农民的自由状态和追求。其核心要素就是自主性和积极性。从主体看，东方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农民自由 主义，核心要素是自由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中国的农民属于自由小农，其特点表现人身自由、经济自主、社会自治、思想自在、政治自力。
与中世纪西欧的“城里空气使人自由”不同，古代中国是“地里空气使人自由”。与西方自由主义相比，东方自由主义又如下特点。
其一，西方自由主义是以作为自然人的个人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始终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根基。而东方自由主义强调个人与群体的关联，“仁者，人也”。族群（家户）主义是东方自由主义的根基。
其二，西方自由主义从抽象的人性中论证人的自由属性。“人生而自由”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东方自由主义则强调在人伦关系和社会秩序中获得个人自由，即“从心所欲不逾矩”。
其三，宗教传统的影响。西方自由主义受宗教意识影响很深。西方宗教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具有“原罪”，在世俗社会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 人。而东方自由主义没有“上帝造人”的意识，在东方中国人看来，人的生命来源于自己长辈。没有长辈就没有自己。因此，人一出生都处于各种人伦关系及其相应 的秩序当中。只有在人伦关系秩序中才能获得自由。这种秩序中心主义又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并形成巨大的历史惯性，支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尽管农民自由主义有其历史局限性，且未能进入国家意识形态主流，但它作为中国社会最大群体——农民的一种向往和追求始终存在并绵延不绝，深深影响着中国历 史进程。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也是酷爱自由的民族，且在一定历史阶段是最为自由的民族之一，而不是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所说的天生的“奴性民族”。中华 民族的主体是农民。相对于上层统治者而言，下层农民又是最酷爱自由的，是自由引导着下层人民掀起一次次对暴政的反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古老的东方自由主义也被大大提升，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元素之一。
（摘编自《学术月刊》2012年第4期）
警惕群体极化，放出中庸声音
◎郭宇宽 资深传媒人士
最近著名企业家柳传志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从来软弱，但是我不动摇”。这一句话我认为可以代表中国商人群体普遍持有的一种“中 庸”的态度。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商人天生软弱，而是做生意有时候难免要做出一些妥协。以柳传志为例，他能将联想成功地由一个小作坊做成世界上最大的PC制 造企业，每一步都是从风口浪尖上过来的。
从联想创办之初，出于体制的阻碍，柳传志不得不将联想戴上一顶红帽子，投靠在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下，后来又不得不冒着“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危险，小心翼 翼地将联想成功变成了一家股份制公司；因为给员工发放福利过高而触犯了当时的政策高压线，差点遭到刑事处罚；为了获得必要的电脑零配件，柳传志也曾默许手 下与走私人员进行交易，为此差点惹了大麻烦。可以说，柳传志一直是在钢丝上跳舞，他要是走错一步，我们可能就看不到今天的联想了。
1978年前后的一段时间，是风险和机遇并存的时期。体制稍有松动，但保守环境并未完全打碎。有一些企业家为了获得发展，采取了一些冒进的做法。从多次获 牢狱之灾的年广久，到带有黑色幽默色彩的“温州八大王”，许多企业家都成为了改革中的牺牲者。从现在的观点看，他们完全无罪，但其冒进的举动却给自己和企 业带来了灭顶之灾。这大概是为什么柳传志不得不“软弱”的原因。同时，为了把企业做好，他又不得不冒着风险温和地前进，频频打政策的擦边球。
借古喻今，柳传志同时在采访中表达了对今天中国一些问题的看法。他的观点与做企业的逻辑也是一脉相承的，表达了一种非常保守、同时很坚定的价值观。柳传志 作为一个企业家对社会问题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责任感和关怀，我非常认同。像这样中庸的观点，我觉得是负责任的，是当今中国社会最需要的。我们不能要求企业家 痛陈改革利弊，这并不是企业家的本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大部分是要做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我为柳传志先生这种观点能够发表而感到高兴，也希望这种中 庸的声音能够引起更多的讨论，让社会达成更多共识。
在今天，媒体、互联网，尤其是微博，呈现的是一种极端的舆论风向。你告诉大家一加一等于二，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没人愿意听。但如果你说一加一等于三，或者 等于零，大家的注意力就被调动起来了。在传播学中这种现象叫做“群体极化”，其含义是群体的讨论和决策往往更趋向于极端，因此也容易带来更大的风险。在微 博上，群体极化的现象非常明显，一些人的言论极端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但偏偏就有这么一群粉丝跟着起哄架秧子，唯恐天下不乱。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这一边开 始骂娘，另一边就要约架，这一边要决斗，那一边就要烧房子。如果是一个人在生活中持有这种态度，我们就要说他不正常，但在网络上这种人到处都是，反而火得 很。
有人认为人们可以很清晰地将网络声音与现实社会区别开来，但从前段时间来看，虚拟世界正在侵蚀这个社会正常的神经。长沙、西安、青岛，火光四起的场景让人 依稀看到了历史的影子。中国若要成功转型，我认为中庸的态度一定要在社会中成为主流。这也是为什么像柳传志这样的声音这么弥足珍贵。我希望柳传志这种温和 的观点能够逐渐成为中国舆论市场中的主流，而不要让舆论市场成为极端、刺激、凶狠观念的跑马场。
中国社会转型的希望，不在我们的嗓门有多高、下手有多狠，而在于像更多中庸而又温和的人日拱一卒的坚持。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2012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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