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简报201210（1）
摘要: 思想简报 201210 （ 1 ） 长期执政安于现状终将积重难返 人民日报评论员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执政党能否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能否唤起改革攻坚的巨大勇气，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未来，关系 到13亿人的幸福。防止精神懈怠，就必须克服改革疲劳症，不为任
思想简报201210（1）
长期执政安于现状终将积重难返
人民日报评论员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执政党能否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能否唤起改革攻坚的巨大勇气，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未来，关系 到13亿人的幸福。防止“精神懈怠”，就必须克服“改革疲劳症”，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奋力攻克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难关险隘。
最近，当国外媒体热烈讨论中国“富裕症”的时候，许多国人正通过“感受6块3”体验上亿贫困人口的生活况味。在今天的中国，不只是贫与富的反差，类似的复杂“剧情”每天都在上演，不断投射出变幻的时代剪影。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站在新的历史地平线上，身处亚洲东部这片热土的我们，无论是相比100多年前的先辈还是30多年前的父辈，都真 切地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前景，也遭遇了各种发展难题——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转型之难”到收入普遍增长之下的“分配公平”，从社会流动凸显的城乡二元结构 到物质潮流冲击下的道德困境……当人们为“中国式速度”而惊叹的时候，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式难题”如何破解。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李大钊曾经说过，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平坦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 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历程，无论是在“开除球籍”的深重忧患下毅然打开国门，还是鼓起闯的精神、冒的精神“杀出 一条血路”，抑或是在非典疫情、汶川地震、金融危机等惊涛骇浪中推动中国巨轮奋然前行，不惧风险、攻坚克难，成为社会主义中国发展进步的独特路径，化为中 国共产党人执政的精神基因。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 略机遇期。把握得好，我们就能破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顺利实现全面小康；把握得不好，我们就有可能遭遇更多更大的麻烦，使现代化事业遭遇挫折。
“中国已经走出改革初期的浅滩阶段，正站在大河中央，选择彼岸的到岸位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如此描述当今中国。中流击水，有了更开阔的行进 空间，也面临着更难测的风浪暗礁。只有永葆不惧风险的勇气，力求攻坚克难的成效，才能在浩荡的世界潮流中，乘长风破万里浪，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驶向 光明的未来。
（摘编自 人民日报2012-10-25日）
如何破解官本位，回归民本位？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两波“官员下海潮”和一波“官员上岸潮”以及持续的“公务员考试热”，标志着曾经一度淡化的官本位现象在当今中国又现回潮之势，并且愈演愈烈。
在人民论坛杂志所做的问卷调查中，65.8%的受调查者认为当前官本位现象十分严重;68.5%的受调查者择业时优先选择“党政机关公务员”。
官位为何如此让人着迷?有受调查者的观点或许表达了部分人的心声：因为当了“官”，就能够“仙及鸡犬”，就能够衣锦还乡，就能够光宗耀祖，就能够受人尊 敬。正是“当官”后的这种丰硕收益吸引了不少人为之奋斗。人民论坛杂志的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官迷”迷“官”原因前三位是“灰色收入多”、“权力效 用大”、“社会地位高”;而“为人民服务”选项却落在后面。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与“官本位”并行不悖的是“民本思想”，如《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等。回顾我们党的 发展历程，从“为人民服务”到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无不凸显出人民群众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一 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始终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而当一个社会一切决定于官、一切听命于官、一切为了做官，“官”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核心要素时，必然会严重阻碍我国政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加剧政治腐败”、“危害党的执政基础”、“损害干群关系”。
如何破解官本位，让党政干部回到群众中间，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有专家表示，中国官本位思想之所以依然存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的制度包袱沉重。只有从制度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入手，才能真正破解官本位难题。
有专家建议，防止和根治官本位意识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要不断调整和优化官员与其他职业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从利益分配层面引导社会形成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官民一致、以民为本的理念。
有专家指出，实行“官位”开放，进行公开选拔、公开竞选，使“民”可以考官、罢官，从体制层面真正把“官帽”、“官运”交给人民群众，就必然会从民畏官变为官畏民，从“官本位”变为“官本分”。
党的十八大将开启新的征程。终结官本位，回归民本位，不仅是民众的期盼，也是时代的要求。我们相信，让党员干部回到群众中去，让“为人民服务”真正成为时代强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更加广阔。
（摘编自《人民论坛》2012年10月下）
“小政府、大社会”值得鼓励
南风窗
围绕“小政府大社会”尤其是“小政府”，各种观点分歧很大。具体到我们国家，经过历次政府机构改革，单纯从“法定”的公务员数量上看，无论是国别比较还是 纵向比较，给人的印象是今天的政府已经是“小政府”。由于在诸多领域政府提供的必要管制、公共服务仍然不足，从逻辑上说，政府改革似乎是从小变大，而不是 相反。
如果进一步考察，人们便会发现，政府变小的必要性更大，这与民众和企业的主观感受高度一致。“法定”意义上的公务员数量虽小，但作为改革的“代价”，财政 供养的“干部”群体数量并不小，行政性开支有膨胀趋势。“全能式”政府的历史印记尚在，并在社会经济领域有强化的苗头，社会和经济层面对于政府“松绑”的 呼吁高涨，发展社会组织和审批制度改革就是回应这些呼吁。
也就是说，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下，未来政府改革的重点虽已不在于“法定”意义上的人员精简，但仍是围绕政府的机构“瘦身”、做减法、放权让利等，在政府变小的意义上进行，释放社会和经济的活力，遏制政府部门自我利益膨胀的趋势。
因此，如果非要说政府仍然需要变大，那也是在有限的意义上才能成立。事实上，政府要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变强变大，其前提恰恰是在整体意义上变小。政府解决了越位的问题，才有精力解决缺位、不到位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政府大社会”的地方实践值得鼓励，“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仍旧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摘编自《南风窗》2012年第22期）
中国道路是西化和孤立之外的其他选择
张维为 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道路迅速崛起，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中国发展的实践证明，中国有能力应对和处理崛起中的各种棘手问题。解读中国道路需要抓住4个重点，即思想、改革、开放、政党。
1、“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正式把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为指导各项工作的思想路线，中国因此也摆脱了东西方各种教条主义的束缚，开始了改 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实事求是”的理念使中国人经历了一个从相信“文革”时的乌托邦到相信理性和实践精神的转折。实践表明，与西方理性主义指导下的西方崛 起不一样，“实事求是”指导下的中国崛起，没有给世界带来战争，而是带来了持续的和平和大量的发展机遇。
2、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良性互动 纵观世界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变革，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保守改革模式”，即政治体制完全不动，只对经济体制进行有限的改革。第二种是“激进 改革模式”，如苏联和东欧，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进行激烈的变革。第三种是“稳健改革模式”，即中国模式，其特点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辅之以包括政 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形成各项改革之间的良性互动。而政治改革的重点，是为经济改革和民生改善铺平道路。这三种模式中，中国模式无疑是最成功的。
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利远大于弊：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充满活力，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中国的改革使中国模式可以与任何一个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竞争而胜出。
3、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战略 中国从1979年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现在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大格局。与其他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具有一种超强的学习传统。全面的对外开放已经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各种要素，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进步最快、活力最大的国家。
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有选择地借鉴别人的经验，有选择地适应外部世界，同时也积极推动国际秩序的渐进改革。在虚心学习别人长处的同时，也使我们 更准确地了解了外部世界，获得了一种更为清醒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觉，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可以为人类发展和全球治理作出更大的贡献。
4、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具有“民心向背”和“选贤任能”的理念和传统。中国执政党的历史传承从来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竞选政治，而更多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 法国汉学家西里尔•加瓦里曾这样说过：“中国两千多年来，被单一政党领导”，以前中国的领导层是通过选拔产生的“文人儒臣”，现在是通过选拔产生中共领导 层。
中国在政治改革的探索中已经把“选拔”和某种形式的“选举”结合起来。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在整个体制内推行了以政绩合法性为基础的“选贤任能”制度， 大致形成了能够致力于民族长远利益并领导民族复兴的政治精英团队。基于“民心向背”和“选贤任能”传统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展现了西方政治体制难以企及的政 策长期稳定性。
（摘编自观察者网2012年11月1日）
中共对人民有信托责任
胡德平：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耀邦之子
中共对人民有信托责任。孙中山在搞革命的时候引用了信托机制，就是“革命公司”。大家捐献投身革命，如果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目标实现，大家再来分享成果。这摆脱了农民起义做皇帝的说法，在美国和南洋很有号召力。参加革命犹如原始股，大家愿意冲锋陷阵，有钱的捐钱。
中国最大的信托组织是共产党，是国营老板。工人，农民把自己收入、自己钱都无保留的给了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有“信托责任”，要对人民和民族的命运负责，要 令社会达到“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病有所医”。不过，政府当然不是万能政府，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调动社会各阶层的活力，并不是万能地包打天下。
文革结束后，政治风波结束后，我们要追求有效率、繁荣、改革发展的局面，同时也不能减弱中共的责任，不能减弱中国共产党对全民的承诺。虽然共产党没有和农 民，工人直接订合同，但是无形的社会主义正义不能有丝毫的降低。原来实行退休制度，现在搞社保。社保的钱从哪里来？能不能持续？现在社保还是有十几万亿的 缺口，这就是共产党要负的责任。
要令社保和改革同步。其实完成同步很难，但是措施要落实，这是共产党的责任。国有企业在减员增效，但不能一次性买断工龄。天津有个好的办法，不管怎么减员增效，多出来的人市政府都兜起来，组织培训和各种就业辅导，总之没有再就业之前，政府的责任不放弃。
（摘编自《大公报》2012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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