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君如几个问题
看了共识网登载的李君如答记者问《我们当然要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很有启发，现就以下几个问题向李君如求教：
第一个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哪个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李君如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中，社会化生产及其人格化代表工人阶级是这对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
至于这个基本矛盾应该怎样解决，采用什么方法去消除，历史已经或正在做出正确的回答，在这里不做深入探讨。对"社会化生产及其人格化代表工人阶级是这 对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说法，很有搞清楚之必要。这句话有三个问题：一是，对"社会化生产及其人格化代表工人阶级"怎么理解？"工人阶级"是"社会化 生产的人格化代表"吗？如果说"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人格化代表还比较贴切的话，说工人阶级是社会化生产的人格化代表就让人匪夷所思了。二是，究竟是说"工 人阶级是这对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呢，还是说"社会化生产及其人格化代表工人阶级"都是这对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是指前者，在逻辑上还说得过去，如果 是指后者，社会化生产怎么会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呢？三是，众所周知，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人格化的资本家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他们那个阶级即 资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命脉，他们是统治阶级，工人是被统治阶级，这种关系是很明显的，用不着论证。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在面对 社会化生产挑战时"，才有能力"通过政策调整和一些改良措施来缓和矛盾，延长资本主义的生存"。难道被统治阶级也能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吗？伟大领袖告诉我 们，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矛盾的性质。如果工人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那岂不是说工人阶级成了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成了被统治阶级，还有什么资本主义可言？
第二个问题是：应如何正确理解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问题？
有人提出中国共产党从在野党转变为执政党以后就应该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适时完成这个转变才能从以革命为中心转化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因为没有能 够适时实现这个转变，所以才发生了那么多不该有的斗争，耽搁了经济建设。君如认为"这个转变的发生，不是要摆脱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体系，而是要摆脱 过去我们不合时宜地夸大阶级斗争的错误。它要求我们全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包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建设理论，研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关于经济和各方面 建设的重要成果，更要研究中国环境下通过我们自己的创新实践而形成的建设经验。"。主张把革命和建设结合起来，反对把两者割裂开来，原则上是对的。但具体 说来，应该分清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成为执政党的初期，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结，"三座大山"还没有完全推倒，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再革命 岂不是半途而废？第二种是在掌权以后如何"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毛泽东语）。怎样 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确实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原则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蒋介石国民党的覆辙就很难避免。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条历史 定律，应该汲取前车之鉴。因此，建立以权力制约权力和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就摆在了执政党的面前。获得了权力，又要受制约受监督，不能"大权独揽""和尚 打伞――无法无天"，这就需要革自己的命。执政权既不是共产党自己单枪匹马夺得的，也不仅是工人阶级领导取得的，而是以农民为主的解放军英勇奋斗流血牺牲 挣得的。因此，只有建立起归人民所有的新政权，事事处处为人民着想，主动接受人民的监督，政权才能巩固，才能维持长久。在改革开放以后新形势下，建立这样 的新体制就显得特别重要、特别必要！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不是研究经济建设的理论和经验，而是政权建设的理论和经验，其中包括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政党（我们对它 们的称呼）长期执政的理论和经验，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就需要执政者革自己的命，还权于民，放弃不该有的权力。只要这样做了，中国共产 党就会以廉洁之身亮相于世界，防止因"腐"而败，重蹈蒋介石国民党的覆辙。因此，不能笼统地说成为执政党以后就不再革命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但要继 续完成推翻"三座大山"的未竟事业，而且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前还要敢于革自己的命，从绝对的权力中摆脱出来。
第三个问题是：党的领导与为人民服务是什么关系？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这个根本宗旨表明人民是被服务的对象，共产党是提供服务的政治集团，作为服务者应该根据人民的需要提供服 务内容和采用人民满意的服务方法，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强迫人民接受。这种提供服务和接受服务的关系，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公仆与民众的关系，人民是主人，有权 选择仆人和具体的服务内容及服务方法，仆人必须听从主人使唤，而不是相反。服务得好，主人满意，赞扬几句，继续服务，反之就另换新人。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 与人民的正常关系，摆正这个关系，执政地位就会得到巩固，反之就有危险。
中国共产党与人民除了上述关系以外，还有另一种关系，那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这种关系在根本大法――宪法――中已经 写明，全中国人民以及各种组织机构都必须遵守，不得有误，否则就会背上反党的罪名，轻则受到批判，重则锒铛入狱或被取缔。
工农商学兵为什么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因为共产党掌握着真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会走向繁荣富强，才会从黑暗走向光明；还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对党的执政地位，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这样一来，"党的领导"就同"为人民服务"发生了矛盾，颠倒了为人民服务的关系。如何才能把两者统一起来呢？这就需要对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有个正确的认识。
何谓"领导"？顾名思义是带领、引导的意思。中国共产党掌握着真理，懂得社会发展规律，有资格有能力带领引导人民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带领和引导能 强制推行吗？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吗？如果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当成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又何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何把两者统一起 来？这确实是需要搞清楚的原则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何谓"协商民主"？
李君如在谈到民主时说："在民主问题上，我们多年来都比较重视研究西方民主理论，重视'选举民主'。但我们也应该重视自己的民主传统，研究中国人在民 主政治发展历史上的思想财富。比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原始社会后期，处理政事包括在权力授受时，我们实行的就是与古希腊民主不一 样的民主制度。在《尚书・尧典》、《尚书・舜典》中记载，凡是举国大事，尧、舜都要召集"四岳"或"十二有牧"、"四岳群牧"开会，这些会议实际上是酋长 会议。重大问题的决策都经酋长会议，由尧、舜这样的部落领袖与酋长们协商决定，实行协商民主而非选举（票决）民主。在中国古代经典中也有"选"这个字，比 如"选贤与能"，但这个"选"不是选举之"选"，而是推选之"选"。在英文中，相对应的是election和selection两个词。这两种方式都是民 主的方式，但选举的方式是票决，推选的方式是协商。舜被推选为部落领袖，就是尧在"四岳"会议上经与酋长们协商推选出来的。它和摩尔根描写的雅典民主有相 似的地方，都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但又有不一样的地方，雅典民主是选举民主，尧舜时期却是协商民主。所以，今天推进中国民主政治改革，我们既要学习西方在 民主问题上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也应该重视自己的经验和传统。"
应如何理解这大段论述呢？第一，"协商"等于"协商民主"吗？协商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为了取得共识交换意见的一种方式，参与协商的各主体虽然是平等 的，但参与协商者不一定是"民"或民意代表，它以取得意见一致为目的，达成一致就签订协议，共同遵守，否则就各行其是，互不干扰。协商民主则不然，各协商 主体之间虽然也是平等的，但参与协商者必须是"民"或者是民意代表，不以协商一致为目的，而是以多数人的意见做决定；如果是民意代表之间进行协商，必须是 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不能是任何组织或个人指定的。协商只有落实到"民主"上，即"以民为主"上，才属于协商民主，不然的话，如果只是自上而下征求意见， 最后的决定仍然由征求意见者做出，那就只能是民主作风，而不属于协商民主，不是民主政治。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或立法院决定问题，民意代表各抒己见就是协商的 过程，但最后表决还是以多数人的意见做决定，因为这些多数代表的意见反映了他们所代表的多数民众的意见和要求，从根本上仍然是选民做主，即民主。如果代表 不能反映他所代表的那部分选民的意见和要求，就会失去民众的信任，下次就会落选。第二，"选举"与"推选"有什么区别？李君如认为协商属于"推举"，它不 同于"选举"。但问题在于由谁推举和由谁决定。如果是只能由确定的个人或某个组织推荐给具有决定权的民众，由后者最后做出决定，这也是一种民主形式，但不 是高级的民主，而是有限民主；如果是由意见不同的民众或民众代表分别推荐给广大民众，由后者最后做出决定，就是比较高级的民主。把选举和推举对立起来并不 科学，问题在于由谁去推举，由谁最后作出决定。我国古代"由尧、舜这样的部落领袖与酋长们协商决定"重大问题，显然并不属于民主，甚至古希腊城邦的"民 主"也不属于真正的民主，因为两者都只是少数人决定重大问题，部落成员和奴隶是被排除在外的。难道这样的民主传统也值得继承吗？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要继 承和发扬远古时期的所谓"协商民主"，岂不是把历史拉向后退吗？把"自己的经验和传统"限定在五千年以前的尧舜时代，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民主政治的探索 只字不提，岂不是舍近求远吗？
第五个问题是：我国目前的社会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哪个阶段上？
李君如是坚定地共产主义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情有独钟，值得敬佩。笔者也是有四十五年党龄的中共党员，为实现党的纲领奋斗了几十年。但是，对有关社 会主义的问题仍然不甚明了。例如，中国共产党从建党那天起就以实现共产主义（包括它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为奋斗目标，可是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又重提要 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难道以前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是为并不明确的目标而奋斗的吗？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在搞清楚了吗？
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告诉我们，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它只能孕育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能孕育在前资本主义 社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已经孕育了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它还没有孕育，比它们落后的国家有什么条件建设比他们更高级的社会？十月革命一声炮 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可是他们走了七十四年又走回去了，东欧也发生了巨变。我国也感到苏式社会主义走不通，因此 才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然仍然属于社会主义，就应该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向往所设想的那个无限美好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 对未来美好社会的设想能够实现吗？我国具备那些条件吗？未来更高级社会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究竟是靠人们的思维"设想"出来的，还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 的高度后自然生成的？如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孕育更高级的社会，我们凭什么去建设那个新社会？当那个新社会还没有出现时，谁会知道那是什么样子的社 会？我们能到未来社会去看看吗？显然不能！我国目前正在建设或已经建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究竟是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级的社会，还是处于较低阶 段的社会？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认定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五个序列中，我国目前的社会究竟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哪个阶段上？苏联第五任领导安德罗波夫曾向手下 人尖锐地提出："要大家把现在究竟生活在什么社会问题弄个明白…必须重新判定国内已有制度的本质，它在人类历史上所处的地位。"（雷日科夫《大国悲剧》） 可惜没等到回答就去世了。李君如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吗？我们期待着。
最后一个问题是：难道还有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吗？
李君如文章的大标题"我们当然要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确实很形象生动。言外之意还有"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难道"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也是 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只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个发展阶段，不可能穷尽真理，其中有些认识是绝对真理长河中的一部分，有些会被新的认识所代替，但绝不属于 "臭的、死的"，这是要分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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