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人 陈杰人 【作者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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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对于2011年7月19日的苏州和杭州来说，"天堂"带上了一丝尴尬含义。
这一天，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令，前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和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因犯受贿罪，被分别执行死刑。
两个被处死的前副市长，落马前都是分管城市建设的政府官员。最高法院核准认定，许迈永犯有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等三项罪名，受贿人民币1.45亿余元，侵吞国有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利润5359万余元，违规向企业返还土地出让金7170万余元。前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被认定利用职务便利为五个单位在土地使用权的取得、置换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收受贿赂人民币1.08亿余元。鉴于两人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法院依法判处并核准其死刑。
虽然这两个被处决的贪官级别不算太高，但他们的贪腐却有一个共同点――金额过亿。也许有人会问，对他们的极刑，是否意味着中国反腐工作在贪腐金额上的标准在提高？这是一种误读，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多名贪官的贪腐金额过亿却并没有被处死，包括前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1.95亿，死缓）、前海军副司令王守业（1.6亿元，无期徒刑）、上海电气前董事长王成明（3亿元，死缓）。
回顾中国十多年来的反腐历程可以发现，有几个案例，可以称之为"标杆"：
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受贿500多万元被处死，成为改革开放后部级以上官员被处决的标杆；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被处死，竖立了国家级领导人贪腐被处死的标杆；
辽宁"慕马大案"中牵连多名高官，竖立了反腐败可以"连锅端"的标杆。
这一次，许迈永和姜人杰在同一天被处决，我认为它竖起了一个新的标杆，也体现了反腐刑事政策的一个新动向――那就是高层重新祭起重刑主义，希望借此震慑腐败。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姜人杰和许迈永之间没有联系，各处一省，最终审判和执行死刑的司法机构，一个是南京市中级法院，一个是宁波市中级法院。即便最高法院对死刑的核准令在同一天发出，但根据中国法律规定，只要接到执行命令的中级法院在一周内执行，就是合法的。换句话说，两家相隔千里的法院在同一天对姜人杰和许迈永执行死刑，并非巧合，说白了就是上头有意安排在同一天处决。
这样做，显然是有关部门希望营造"规模处决"的气氛，以此震慑贪腐犯罪。
其实这一思路，在过去多次"严打运动"中被经常使用。1996年笔者亲眼所见一次集体处决，发生于湖南娄底。7名死刑犯被五花大绑地押跪在一处垃圾堆旁，指挥员旗帜一挥，枪声四起，血溅法场，指挥执行的法官说，只有这样才能震慑犯罪。
决策者想通过规模处决来震慑贪腐犯罪，但问题是，这个方法完全不能奏效。
首先，具有贪腐能力的官员，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人。他们有见识，有对抗能力，对他们来说，多杀一个和少杀一个，威慑力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如果说死刑有威慑力，那么胡长清、成克杰、王怀忠等人的处决，早就应该吓阻贪腐犯罪了。可现实是，不管杀多少人，杀到何等级别，贪腐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更加普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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