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被放大的"刺探台湾军情案"（原载《南方周末》）
（三）：举相机如枪 （或 拍照，还是射击？）（原载《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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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培云在台湾有一段短暂的旅行，沿途所见所闻，感慨良多。台湾东海岸的海阔天空，随处可见的出售土地的招牌，因政治宽松而呈现的"诙谐社会"，各地候选人为竞选打出的信心满满的政治广告，民间社会的蓬勃发展，以及未被中国革命人为割裂的文化传统等等都给了培云十分深刻的印象。
诗人余光中通过他的诗歌表达了几代人对大陆故土的乡愁。培云亦相信，许多生活在大陆的人对台湾也是有着某种乡愁的。且不论其他，仅以流行音乐而论，从邓丽君到罗大佑，大陆近三十年来的社会解放与观念开放，很大程度上便是得益于八十年代台湾相对开放的文化之风的吹拂。更何况，于混乱年代远走海外的胡适先生最后也是安寝在台湾。
以下是最近抽空给几家媒体写的三篇专栏文章，其他将陆续刊出。因为事多，未能一气呵成，非常遗憾。
——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一）：书香台北，知性城市（原载《新京报》）
读书、写作，时而满怀求知的旅行，这样的生活终究是无比美好的。如果途中能偶遇几家好的书店，宛若踏进一座书城，自然更是享受。而台北，无疑给了我难以言状的好感。在我看来，台北之魅力不在于"101"这样将人类丈量得越来越渺小的高楼大厦，而在于有诚品等闻名于华人社区的雅致书店，正是这些书店及其所蕴含的文明提升一座城市的品味。有朋友说，到了诚品就像到了读书人的朝圣之所。"朝圣"二字自是言过其实，但可以肯定的是，真正有品的书店，将会为我们营造了一种知性且有尊严的生活方式，一种从容而不急迫的阅读之美。
据说，几年前上海有家书店找来诚品的原班设计师构思店面，却又感叹"无法复制台北诚品独有的氛围和客人气质。"回想我在内地逛过的一些书店，有的规模也着实不小，但是从布局到书目，都难免给人一种挤迫感。谓之"挤"，是因为书店拥挤不堪，像是摆满滞销品的仓库；谓之"迫"，则是因为许多书都与"成功学"、"考试学"有关。这些书无不像庸俗的革命家一样教唆读者"成功"，在一个充满标准答案与的已知世界里冲锋陷阵，"所见即所得"。诸如号召企业向军队学习管理或者壮大，或像《送信给加西亚》那样"不问所以，只知执行"的洗脑书，似乎决意将社会训练成一座军营——就其作用而言，它们本应和雕牌洗衣粉放在一起，当洗涤用品而不是当书籍卖。
在诚品，我是有点流连忘返了。这里关于书籍的书籍，都占了整整一排书架。有意义的阅读本是要为人生休养生息的。然而，若是只为自己成功之功利目的而读书或让人读书，手握书卷者怎可能对书籍有温情与敬意？高考刚结束，网上便流传出许多有关学生集体撕书的照片。但见飘散的书屑洋洋洒洒，像是六月飞雪，纷扬满天地。那是一种难得一见的狂欢场面。在这里，本是负载知识的书籍竟成了奴役人性、使人失去自由的象征。阅读何乐之有？
诚品书店是台湾最大型的连锁书店之一，通常到晚上12点才关门。如果半夜时分想去买书，或急于查找资料，你仍有去处——台北有两家诚品分店是24小时营业。
我到中研院寻访胡适墓与胡适纪念馆，据在那里做访问学人的朋友介绍，中研院经常有学者半夜跑到研究室里来写东西。你可以从养生学的角度批评这种生活方式如何不健康，但也不得不承认，正是这些挑灯夜读的人，将他们所在的城市变成了一座充满生气的、思想不打烊的书城。印象中，在我到过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很少见到有24小时书店——通宵的多是些灯红酒绿的场所或便利店。
难怪有人到了台北后感慨：一个城市的人文素养如何，不是看购物中心有多大，剧院有多壮观，而是书市的水平。若干天前，我拜访《中国时报》社，同样惊诧于里面浓浓的书卷气。中时编辑部有一排几十米长的书架墙，上面摆满了包括中国问题研究在内的各类书籍与资料。
从巴黎到台北，在我看来，任何称得上美好的城市，不光有自由，还要有文化。从人口到面积，台北与世界上许多大都会都无法相提并论，然而正是在这里我看到了我眼中最开阔且最有人文精神的书店。诚品既是书店，又是图书馆，许多书架边上，都备好的桌椅和台灯。有人将"世界读书日"比作"爱书人的情人节"。一家向公众开放的书店，因为可以让读者流连其中，终日不归，实际上已将每一天都变成了"爱书人的情人节"。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网络书店的兴起，越来越多的购书者开始从书店撤到了家里，许多实体书店因此陆续倒闭。不是说读书人不用买裤子。两年前，当我看到巴黎拉丁区一家熟悉的老书店改卖裤子后，心底还是忍不住感伤，叹息书店凋零——尽管书与裤子对于人类来说，也许都是永恒之物。
像诚品一样，为应对网络来袭，如今许多传统书店纷纷转型成集书籍、音乐、展览、演讲活动、阅览室为一体的复合型多元文化场所。这无疑是实体书店的一种生机。就个人体会而言，虽然我已尽享网络购书的便捷，却也深知其不足。毕竟，网络书店无法为我们提供连接大地的人文风景，以及满屋人气与书香的现场感和亲近感。
（二），被放大的"刺探台湾军情案"（原载《南方周末》）
在台湾旅行的时候，也遇到些纯属巧合的事情，无意间正好做了些见证。比如，五月底闹得沸沸扬扬的大陆客"刺探台湾军情"一案，涉案主角马中飞先生便正好和我在同一参访团。此事虽已告一段落，而且也只是我访台时不期而遇的小插曲，但由于比较接近新闻当事人，了解前前后后一些细节，在此不妨做一次简单的梳理。
首先说台湾媒体的反应。对于该案的发生，显然台湾军方与检方都不愿媒体过度介入与解读。印象中转天早上当地只有《自由时报》进行了相关报道。至于是谁在第一时间将消息透露给了这份绿营报纸，军方与检方都不得而知。
《自由时报》一直标榜"台湾优先，自由第一"。欲了解其"深绿"立场，只需对比一下5月17日"呛马大游行"时台湾各报纸的报道角度与版面处理便可略知一二。当然，在倡导言论自由，有着较为平衡的意见市场的台湾社会，媒体上有各种响亮且不同的声音，本不足为奇。不过，《自由时报》对"马案"的报道还是让我大跌眼镜——不是因为此案荣登头版头条，而是因为该报的通栏的标题：《中国客 潜入军事设施偷拍》。
不难发现，透过标题里的"潜入"与"偷"，《自由时报》实际上已在检方得出相关结论之前给马中飞的拍照行为定了性。应该说，正是《自由时报》这篇"重磅"报道及其措辞，给我所在的参访团成员造成了某种心理上的不适，所以余下时日大家多在议论此案，对其他参访已无兴致。而我，虽部分理解现代传媒吸引眼球之功利与技法，但本着新闻专业主义之立场，对此新闻安排亦多有不满。
事实上，就在此前，直到当天凌晨两点，"涉案"的台方某协会负责人还在我们下榻的宾馆了解相关事宜，时而转述军方如何评估此案之严重性，比如马中飞可能要被起诉，走完所有程序至少需要一个月，最高可能判几年徒刑等等。当然，我并不觉得事态有多严重。以我连日来无心的观察，料定马中飞绝非训练有素的间谍。他充其量只是个入门未久的"摄影狂"，一个满面春风的大男孩，对异乡的风土人情总是充满了"到此一拍"的激情。而且，那张16G的存储卡也足够他随心所欲地端起相机向周围"扫射"。是故，获知他被军方扣留时我只当他"中了头彩"，在访台即将结束之时又多了番别有天地的体验。
当然，这种"不适"与"不满"与诸位过度重视媒体发言也不无关系。好在台湾舆论较为多元化，并非所有媒体都像《自由时报》这样甘做"标题党"，耸人听闻。清晨，站在台北自由广场上，我打电话给《中国时报》负责内地新闻的朋友，并谈到了这篇报道，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报道也太夸张了吧！"
这是我初次踏上台湾岛，台湾美丽的东海岸让我无法对接任贤齐歌里的"伤心太平洋"。台湾正在成长的法治与公民社会，更给了我一种托克维尔初入美利坚时的喜悦。虽然其间有部分媒体上纲上线，马中飞在获释后也向我谈到侦讯者对他"很友好，很文明，也很礼遇"，此案并未影响他对台湾的好感。至于我，由此案直接获得的体会则主要体现在两层：其一，马中飞虽"被逮一日"，当局并未完全限制其自由，他可以和我们正常通电话或发短信；其二，台湾媒体没一边倒报道此案，军方与检方虽然也是在台湾向大陆开放旅游后首次处理此类案件，表现得有点措手不及，却也未受《自由时报》相关报道之干扰。
我曾说"20世纪流血，21世纪流汗"，前一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仇怨的世纪；后一世纪是改良的世纪、和解的世纪。一个人能否走到时代的风口浪尖，终究脱离不了时势之造化。不得不承认，"马案"可大可小，关键在什么背景下发生。如果是在两岸严重对立的年代，那么这一抓捕行为完全可能酿成一起政治事件。
因为《自由时报》之报道，两岸三地媒体迅速跟进，但就目前之人心大势而言，"马案"无疑被媒体放大了。今日海峡两岸结束敌对状态，和解之旅开始启动。在此背景下，过度炒作此事也难免被定格为一种去政治化的社会猎奇，而马中飞称要状告《自由时报》，也只能是"政治的归政治，社会的归社会"。
（三）：举相机如枪 （或 拍照，还是射击？）（原载《新京报》）
在上一篇专栏文章中，我谈到"马中飞案"被媒体放大。而一个平常人，能否走到时代的风口浪尖，成为悲剧英雄或者喜剧英雄，终究脱离不了时势之造化。接下来有必要谈谈这场误会的缘起，解释今天的人们为什么那么喜爱拍照了。
区别于一般旅游团的"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一路上，我所在的赴台参访团时常会组织一些讨论或即兴演讲。只是，到下车时大家也不能"免俗"，难抑多拍些照片的冲动。
让我最感兴趣的是马先生拍照时的"超然"。比如，即使是在给别人拍留影，有时他也并不看取景框，而是将相机顶在肚皮上，然后不停按快门，"关键是做个记录"。"劈劈啪啪"，就像是一个战士，将冲锋枪端骑在腰间扫射。战地记者在前线扣动快门所获得的快感，也许不过如此吧。
而我，不但有举相机如枪的感觉，而且早有随身"挎枪"、随时"举枪"的习惯，因为这个缘故，我也损失了不少条"枪"。比如，有一次是挎"枪"出行，后在大西洋边游泳，不知不觉间，放在岸边的相机与其他衣物都被上涨的潮水淹没，待终于从水底摸出它时，这相机已经全被海水腐蚀掉了——相机变成了哑炮。又比如，有一年开会，法国前总理罗卡尔先生让我帮他和夫人拍照，我便将自己的相机递给了同行的林鸣岗先生保管，谁知这位印象派大画家一时手忙脚乱，竟没挎住我的"枪"，让它镜头朝下掉到了地上；最糟糕一次在巴黎，正当我站上高台不停地向参加游行示威的巴黎中学生"射击"时，突然被一群来自郊区的黑人学生围住，未等我回过神来，新换的相机已被他们抢走了。
相较现在的机器，那时的数码相机十分简陋。每次外出拍照时，我都会带上好多节五号电池。它们给了我一种十分深刻的印象，即每换电池时，我总有一种推子弹上膛的幻觉。难怪桑塔格会在《论摄影》一书中会强调摄影有一种"瞄准—射击"的功能。那个春日，我懊恼地站在巴黎街头，感觉自己像是被缴了械的无名战士，从此失去了战斗力。最让我惋惜的当然是那些刚拍下的几百张照片，它们在我的世界里方生方死，像锦绣年华逝去，任你千呼百唤，从此踪影杳无。
显然，卷入"偷拍军情案"的马中飞也是非常享受这种射击快感的。记得有天晚上，我们一起在台北街上行走，在路过一家仿真枪店时，马走了进去，没等店主从桌后迎上来问你需要什么，马已经左右开弓，将店墙上挂着的各式枪械拍个精光，然后"扬长而去"。前后只有几秒钟，像一场闪电式的打劫。为了体会相机所具有的这种射击功能，在日月潭时，我甚至建议同行的朋友们单手举起各自的相机，像是举枪一般挥舞欢呼。只是，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后面会有一个惊世骇俗的小插曲：就在当日下午回台北后不久，马中飞君竟因为"举枪乱射"被军方"逮捕"了。
19世纪，美学家马拉美说世间存在的万物是为了终结于书本。到了20世纪，桑塔格则不无悲伤地发现，如今万物的存在是为了终结于照片。时至今日，这不仅是个读图时代，更是个存图时代。君不见，每到一个景点，各式相机都会张开饕餮大口，尽享自然与人文之美色。没几次，主人的电脑里便装下了数以万计的照片。
然而，有时我也在想，你是否真的需要那么多照片？当你垂垂老矣，围着炉火回首往事，曾经的照片，那心灵上的投影，你能记得的又有几幅？我们都是彻头彻尾的"形象瘾君子"，然而再多照片，也许只是搜集了一些有关世界的资料，而你自己的思考又在哪里？或许，就像戈达尔的著名电影《卡宾枪手》里的农民兄弟一样，我们拿着枪走遍世界，最后只带回来了一箱子世界各地的明信片——一箱子外面世界的幻象，却与我们的人生无关。
阿尔卑斯山的入口处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慢慢走，欣赏啊!"。它时刻提醒人们不要因为匆忙赶路忽略了路边的风景。《小王子》里同样有"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心灵看"的人生箴言。然而，自从有了廉价且低成本的数码相机，人们渐渐忘记了如何细细体味旅途中的生活。在那里，缆车代替了跋涉，观看代替了观想，存储代替了翻阅……人们既不用眼睛看，却也不用心灵看，而是用相机看。许多人所谓的旅游，不过是找一个现场（多像虚拟社区！）下载照片，然后回家离线观看——当然，前提是你要有时间，而且记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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