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孔子”的日子
——从卢武铉自杀事件所想到的 黎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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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我的博客 by 黎鸣 on 5/27/09
隐恶扬善：恬不知耻、怙恶不悛
——从卢武铉自杀事件所想到的 黎 鸣
本文题目是中国汉语中的三个成语，这三个成语非常准确地反映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儒家文化传统。第一个成语反映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之“因”，或称“本质”，后面两个成语则反映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之“果”，或称后果。
世界上有三个本征的文化传统，一个是古希伯来的宗教神学的文化传统，一个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的文化传统，第三个即是古中国的自然和反自然的人学的文化传统，自然人学的文化传统是老子道德的文化传统，反自然人学的文化传统是孔子儒家的文化传统。在中国，老子自然人学的道德的文化传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被孔子反自然人学的儒家的文化传统遮蔽了，所以事实上在中国，真正盛行的就只有孔子儒家的反自然人学的文化传统。
“隐恶扬善”这个成语说的正是孔子儒家的文化传统的“因”，或“本质”。“臣为君隐”、“子为父隐”，这是《论语》中的两句名言，正是这两句名言中的“隐”字，形成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隐恶扬善”的“文化本质”。为了比较而言，我在这里不妨也谈谈古希伯来宗教神学的文化传统和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文化传统的本质：前者是“诫恶信善”（来自“摩西十诫”，实质上是以信仰为善），后者是“知恶为善”（来自柏拉图的哲学，实质上是以知识效益为善本身）。顺便指出，老子的自然人学的道德的文化传统的“本质”，恰恰是上述三者的有机的“合成”，只不过要扬弃孔子的“隐”字而改成“抑”字：“诫恶信善、知恶为善、抑恶扬善”，老子的道德观是最完备的“真善美”全息的人性“善”，这是后话。
比较上述的四个“文化传统”，最好的应是老子的自然人学的道德的文化传统，而最坏的即是孔子的反自然的儒家的文化传统，说白了，即在上述的四个文化的“本质”（“诫恶信善”、“知恶为善”、“隐恶扬善”、“抑恶扬善”）之中，最坏的即是“隐恶扬善”。为什么？最关键的即在其中的“隐”字，正是这个“隐”字，包含了两千多年来孔子及其儒家对中国文化所酿造的全部罪恶的实质。
最近发生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自杀的事件震动了世界，更震动了东亚的中国。孔子虽然说过“知耻近于勇”，然而在中国的统治者之中，真正能够做到“知耻”的人却极少极少，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可能有。为什么？因为在中国，“隐恶扬善”的儒家传统实在太浓太厚太顽固太长久。所以，卢武铉的故事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中国，连台湾也不可能，陈水扁即明显是一个不“知耻”的家伙。
什么是“知耻”？“知耻”是知道、明白、懂得坏事传千里之后所给予作坏事者本人的名声的耻辱。
什么是“耻辱”？是作坏事者的消息贯穿众人的“耳朵”和“心灵”（“耻”字的原意），并从而必然引起众人对于他的谴责、唾弃、鄙视之“辱”。
为什么中国的统治者竟然会永远都不可能“知耻”呢？俗话说，中国统治者的“脸”有“城墙”护着，或甚至他们的“脸”本身即比“城墙”还要“厚”，说得更明白一点，他们的“作恶”始终都被“城墙”遮蔽和防护着，所以，中国的统治者永远都不可能“知耻”。
什么是“城墙”？“城墙”即是武装暴力的“护卫”，更加上对老百姓思想言论的严厉的“禁锢”，凡有传播任何有背统治者消息者，坚决格杀勿论。这样一来，中国统治者所做一切坏事的消息就均不可能有“贯穿”老百姓“耳朵”、“心灵”的可能，而纵然老百姓有可能会知道一点什么，也绝对会噤若寒蝉，甚至装聋作哑，而口不能言，这是因为时刻都受到了“格杀”和“死亡”的严重威慑。这就是孔子所主张的“臣为君隐”的“文化实质”：统治者行为不“知耻”，老百姓言说必知止；更严重的是必然会跟着出现题目中后面的两个成语：“恬不知耻”和“怙恶不悛”所描述的情景。
什么是“恬不知耻”？即不仅不知耻，还更以耻为安、以耻为能、以耻为乐。
什么是“怙恶不悛”？即明知作恶，还倚仗作恶，不仅不悔改，还更肆意妄为，以作恶为乐、为贵、为显、为（淫）威。中国成语说：“指鹿为马”、“肆无忌惮”，即此谓也。
说到底，正是孔子及其儒家的“臣为君隐”、“子为父隐”的“隐恶扬善”的文化本质，造成了两千多年来的中国统治者的“不知廉耻”，甚至永远的“恬不知耻”，并更永远的“怙恶不悛”。很显然，孔子及其儒家的“隐恶扬善”：“隐”的永远是真恶，从而放纵了中国统治者的永远的“胡作非为”、“怙恶不悛”；“扬”的永远是伪善，从而装扮了中国统治者的永远的“道貌岸然”，“恬不知耻”。永远的真恶更加上永远的伪善，其实质即是永远的“胡作非为”、“怙恶不悛”和永远的“道貌岸然”、“恬不知耻”。这就构成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全部“文化”之中罄竹难书的罪恶。请问，这样的中国“文化”，其历史想要“不停滞”，还有可能吗？
再用“隐恶扬善”的“文化本质”来检验中国现代的“文化”：为什么中国文人“喜欢”告密？为什么中国文人“喜欢”拍马？为什么中国文人不敢、不会、不能“讲理”，而却擅长花言巧语、飞短流长、搬弄是非？为什么1959年“庐山会议”讲真话的彭德怀反而丢了官？为什么“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数千万人的“事件”竟然当时的媒体鸦雀无声，看不到半点消息？……为什么到了今天网络的时代，我们的新闻媒体还严格地受到官方“人治”的管制？什么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出版事业能够经过“公民自办”而法制化、而社会化、而公共化、而市场化？我们今天的犯了巨大贪渎罪恶的“官员”能够（像韩国前总统卢武铉那样）“知耻”吗？我们今天上层人物之中的“怙恶不悛”者能够被“绳之以法”吗？……
孔子及其儒家的“隐恶扬善”的文化传统的“本质”，真是把中国人害苦了；它已经害了中国人两千多年，中国人还要继续任它为害多久？（200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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