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23日星期一

[G4G] Re: 产生“文怀沙”的文化基因同样可怕 / 魏英杰

 大师与伪大师的可疑标尺

中国青年报 星岛环球网 2009-02-24

  http://www.stnn.cc/cul_review/200902/t20090224_984221.html

自学者李辉在《北京晚报》发表质疑文章之后,"国学大师"文怀沙成了眼下最受关注的文化人物。李辉的文章认为:文怀沙在年龄、经历和学识三个方面,均存在造假行为。年龄和经历,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计算方法和认识角度,但在决定一个人是否具备大师资质方面,学识却是重要的衡量内容。

  道德和行为上的瑕疵对一位"大师"重要不重要也许会有人商榷,但学识方面的较真,却容不得半点马虎。

  在文怀沙"是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吗?"这一部分中,李辉引用知情者舒芜、柳白、李一氓、汤炳正等人的文章或通信,对一直被标注为"文怀沙主要著作"的《屈原集》以及《九歌今释》等作品,进行了质疑,质疑内容可以简单总结成两点,一点是这些"著作"是当时出版社领导安排的校注任务。当时包括文怀沙在内的参与编辑人员,"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而且,"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第二点是,文怀沙的译文质量有问题,"译文非常不连贯","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的了解原文","文法也欠通"。

  李辉的观点说得很明白,文怀沙的"著作"缺乏原创性,放在一般学者教授那里用于职称晋级、评评奖倒也罢了,作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这点"家底"实在说不过去。文怀沙的"家底"究竟如何,他在凤凰网的回应是,"已经出版的,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这是我最短的文章,也有编的最长的,就是《四部文明》200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从"三十三字"到"一亿四千万言",文怀沙的确可以用"有书为证"作为反击李辉的武器了,只是,这样的回击有力吗?

  中国传统对著书立说极为重视,立言(著书立说)同立德、立功并称为三不朽,从这个角度看,文怀沙的"正清和"三字外加三十字的注释,在分量上不轻于"一亿四千万言"。"正清和"字数虽少,但毕竟是集合了一生思想精粹的"立言",而《四部文明》收录的古籍原著多达一千五百六十种,文怀沙作为主编为它的出版所付出的心血不必怀疑,但作为一项集体完成的大型文化项目,主编也不过是其中的一分子,可以视为荣誉却不能据为私有。撰述和编著虽然看上去貌似相同,但前者"注重发挥新的研究成果,以推进学术之进步"和后者"着重于组织、整理已有的成果"仍有着明显的区别。

  况且今日之"编著",早已不能等同于古人精心修撰、专注精神所做的一件事了,它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可疑的词。将别人翻译过的作品拿过来更改一下句式和用词,便成了自己的编著作品,东拼西凑一批不着四六的文章结集成书,那也是编著作品。书评人王晓渔曾曝光"编著界"的两个"金童玉女"龙婧和李斯,这两位著作出版数量之多、涉猎面之广令人瞠目结舌。至于那些拿名头卖钱,在大小部头的出版物上挂以"主编"、"顾问"、"编委"等名义的"编著"者,更成为中国出版界的一大怪现状。对于这些主编是否将自己主编的作品从头到尾看过一遍,我持十分怀疑的态度。

  大师需要著作等身吗?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孔子的《论语》不过一万多字,可至今仍在影响中国人,乃至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呼吁全世界"21世纪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汲取两千年前孔子的智慧"。但在当下大师满地走的时代,著作等身的确可以当作一个门槛,把伪大师挡在门外。以最不愿意当大师的季羡林先生为例,他还出版过获得国家图书奖的24卷本的《季羡林文集》呢。没有真正经得起推敲和考量的传世著作,大师只是一顶轻飘的帽子,风一吹就飘走了。(文/韩浩月)


2009/2/24 参考消息 <go2group@gmail.com>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小沈阳告诉我们是"人死了,钱还没用完";本山大叔则认为是"人还没死,钱没了"。我来回答的话,二者皆不是。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就是人活了一辈子,到头来却发现,全部的人生都被看作是假的。这样的人生,有和没有已经无甚分别,甚至更糟。

号称"百岁老人"、"国学大师"的文怀沙先生,最近正陷入这样一场人格破产危机之中。以撰述名人传记闻名的作家李辉,近日发文公开质疑文怀沙的真实年龄、生平经历及学术水平。在李辉的笔下,文怀沙成了一名曾以"诈骗、流氓罪"入狱的沽名钓誉之徒,不仅"章太炎弟子"的身份是假的,头上戴的"楚辞泰斗"也是假的,真实水平"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

一个形将朽木的老人,挨了这么重的一块板砖,就算为人所诬陷,恐怕也要感到人生充满无尽的悲凉。因此之故,文怀沙正式回应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最后一句则为:"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这也许是最恰如其分的表达方式了。但在90%以上网调相信其造假的滔天民意下,这样的回应更像"我欲将心比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我并不准备加入这场论战,实际上也无从找出更多事实和材料来判断是非。我只是感慨,"一个都不宽恕"也许是必要的,这本身就是还原历史真相的一种方式;却不知此刻参与声讨队伍的人们是否也能够想到:假如文怀沙就是李辉笔下的那样一个人,产生"文怀沙"的文化基因不也同样可怕?

人文学术界造假风气向来就有,于今为烈。日前有网友在论坛上曝光"最雷人的一篇论文":某大学副教授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除了将"政治"二字替换为"社会",从标题到内容几乎全盘抄自另一篇论文。这位学者在一次访谈中,还笑呵呵地声称要"诚信做人嘛"。前一段时间,有朋友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泡图书馆,整出一份《当代著名作家"文革"时期作品大全》,将不少当红作家一网打尽----这些人多少都写过"应命文学"或"歌德文学"。

当然,这些都算不上什么惊天秘闻。真相一直就在那里,不管你愿不愿意去面对。所以,更该思考的是,这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是如何产生的?

在那样一个年代,也许更多应归罪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在那"特殊的年代",不仅说真话而不可得,还要逼着你说假话。活在那样的年头,生存的出路就是加入时代的精神动乱和狂欢之中----只有梁漱溟、顾准、陈寅恪等少数文化人,成为罕见的"不合作主义者"。如今呢,恐怕更多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时代的病征。无论是急功近利的学术体制,抑或浮躁不堪的社会风气,都把知识分子逼入一个"数字化管理"的学术死胡同。为了个人升迁、为了出学术成果,有些人不得不违心地制造学术泡沫,还有些人如鱼得水般地拿着糨糊、剪刀(或复制、粘贴),踏上了学术官僚的庙堂。

而贯穿不同历史时期、制造知识分子虚伪的学术人生的共同文化基因则在于----人格独立精神的匮乏。个人欲追求人格独立而不可得,或者个人并不以人格独立为生命追求,这才是这个文化共同体的致命之伤。事实上,无论生活在动荡年代或和平时期,个人精神和人格总有可能超脱于时代而独立。把一切归罪于时代因素,即便不是逃避,也是一种不尽客观的思考和态度。假如文怀沙真的是一名高龄文化骗子,时代的力量只是驱使他长年不间断表演的一个大背景。否则真的难以解释:一个人居然可以行骗如此多年而不被揭穿。

那些为文怀沙的最终"败露"而狂欢----也许还有少数为之惋惜不已的人,不知有没有想到,总体上的人格缺陷,才是更大的悲剧所在。"我们"和这个"文怀沙"也许一步之遥。甚至,"我们"不过是另一个"文怀沙"。巴金先生提倡"说真话"。有人遗憾,他的顿悟来之太晚。可是,"说真话"至今依然是作为一个人格独立的个体所匮乏的精神品质。因而这在萧乾先生那里,又成了"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但是,又有几个人能够固守这一具有妥协性的做人原则?于是,基本学术和人文底线一再退败,由此衍生的人生座右铭还有"尽量说真话,少说点假话"、"多说点真话,少说点假话"以及"不能说真话,毋宁保持沉默",等等。而每一个版本最终均指向了人格不独立的归宿。

这样一个假冒伪劣横行的学术世界,当然不会因为某些个"文怀沙"被揪出来而停摆。譬如知识界此起彼伏的造神运动,本身就是人格不独立的样本。而无论抬出一尊什么模样的文化大神,都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驯服。这样来看,出了一个"文怀沙"确实让人感到可怕;可产生"文怀沙"的文化基因不也同样让人不寒而栗?

当"文怀沙"们人格破产之时,也许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欢声雀跃,还应该有所自我反思----虽然这并不是宽恕"文怀沙"的理由。

2009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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