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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o_not_rply@test.com>
Date: 2008/9/30
Subject: 每＋+日＋-精＋选 0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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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新＋闻每日精华 祝朋友们春节好！ 祝大家平安！ 目录 习近平或任军委副主席 Go back to top 三鹿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田文华（资料图片） 河北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史贵中在17日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上通报，公安机关通过对三鹿集团婴幼儿奶粉污染事件的深入调查，依据《刑法》第144、150条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三鹿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田文华刑事拘留。刑法第144条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刑法》第144条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50%以上、两倍以下罚金；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两倍以下罚金；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41条的规定，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50%以上、两倍以下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两倍以下罚金；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两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条所称假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 _(网文转载) 温＝家＝宝喜欢《沉思录》，由此能推测出大国总理的自处之难 Go back to top 来源：联合早报 曾印泉/从有关报道中得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纽约谈奶粉事件是说"我十分痛心"，并引用了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沉思录》里的一句话："请看看那些所谓的伟大的人物，他们现在都到哪里去？都烟消云散了。有的成为故事，有的甚至连半个故事都算不上。" (博××讯 b-o-x-u-n.com) 温＝家＝宝以前说过，《沉思录》这本书就放在枕边，天天在读，估计已有一百遍。而我所知道的是，这好像是他第二次在公开场合谈到这本书。由此，我们可以稍稍窥见温＝家＝宝的精神世界，对这位"平民总理"的同情之感油然而生。 当然，我要说明一下，本人说"同情"，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个意思。笔者乃"闾阎之小人"，没有资格同情泱泱大国的总理，而所谓"同"，不过"人之嗜味，盖有同焉"。 我年轻时因身子骨不好，除了找药就是找书，专门找缓解内心焦虑的书，比如老庄和佛门经书等，但这些书似都不如《沉思录》来得受用。正如许多书评所言，此书真实，深入人心。作者毕竟是皇帝，无论对生活的体验、人性的了解，还是对死亡的思考，均有一般人所不及之处。比如，书中说："他们不知道有多少事情是通过词语的偷窃、播种和购买来进行的，保持宁静吧，考察应当做什么，因为这不受眼睛而是受另一种观照力的影响。"如果不是身居高位，被群小环侍，则不可能有这种体会。 再比如："我现在拥有谁的灵魂？是一个孩子的灵魂？抑或一个年轻人、一个柔弱的妇女、一个暴君、一个家畜、一个野兽的灵魂？"如果你不是手握重权的君王，一般人也无需对自己的精神状态如此警醒。而我当年最属意的马可语录为："不要去注意别人心里在想什么，一个人就很少会被看成是不幸的。" 大国总理的自处之难 当然，《沉思录》中更多的是告诫自己的话语，作者仿佛不停地在说：事理虽然明白，但对别人及社会丑陋的那些方面需要容忍、更容忍一些。本书卷一为缅怀先人德行，卷二开首就写道："一日之始就对自己说：我将遇见好管闲事的人、忘恩负义的人、傲慢的人、欺诈的人、嫉妒的人和孤僻的人。他们染有这些品性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我----作为知道善和恶的性质，知道前者为美后者为丑的人，我也不可能迁怒于这些与我同类的人，或者憎恨他们。我们是天生要合作的，犹如手足，唇齿和眼脸。那么互相反对就是违反本性了，就是自寻烦恼和自我排斥"。 ----老天！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要这样自律尚且为难，更何况一个帝王！我不能不佩服作者胸襟的开阔。因为他，我懂得了一己情绪之渺小。 温＝家＝宝喜欢《沉思录》中的一些言论，而且是这次是在谈论三鹿奶粉事件时引述它，明言自己的职守与自期。由此我也能推测出一个大国总理的自处之难，远非常人可以承受。一家一人之衣食之责轻，常人好恶可自便。这也就是我，一百姓"同情"总理之来由。然而，比照那些充斥在官场中的虚假言辞，日常生活中个人对物欲毫无掩饰的贪婪，鄙人之同情就更为深切。为什么他们不学学自己的长官，改改呢？一个人＝权力在不断扩大，如果没有精神志趣之超升，就会既不利于肩负的重任，也不利于自己的生命。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官员们在这方面应有无数的教训。 另外，温＝家＝宝并不讳言自己喜欢古罗马的一部伦理学名著。而中－共是自有其政治理想的政党，往深里想，这也非常不容易，或许它从另一方面告诉我们，至少中－共的领袖们，欲灵魂之高洁者有人，他们确实准备实践承继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诺言。 _(网文转载) [重大警讯] 温＝家＝宝同意为美国次贷危机买单 Go back to top 中国时报大陆新闻中心综合报导 (博××讯 b-o-x-u-n.com)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廿五日出席在纽约举行的第六十三届联合国大会和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专访时坦承，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已对中国产生影响，并透露中国已经准备好支援美国渡过当前的难关。 温＝家＝宝表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前景不容乐观，而中国的金融市场已受到雷曼兄弟倒闭和美国国际集团（AIG）被接管的冲击。 温＝家＝宝说，全球金融危机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这已成了当前世界各国的主要议题。而中国除了持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存底外，也是美国政府债券的第二大持有者，中国已经准备好在全球救市举措中－共同努力，为渡过全球金融市场危机而努力。温＝家＝宝也暗示中国将支援美国渡过当前严峻的金融危机。他说，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时刻准备好与其他国际社会成员一道努力，应对挑战。 此外，温＝家＝宝并指出，对气候暖化、环境恶化、资源紧缺、疫病和自然灾害频发、恐怖主义蔓延等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全球性问题，面对当前金融、能源、粮食三大难题交织爆发的严峻局面，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置身其外，也难以单独应对。 廿七日于天津举行的「第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也呼应温＝家＝宝的话说，中国央行和银监会正与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磋商，商讨双方可能采取的合作措施，以解决金融危机。 中国是全球外汇成长最快、外汇存底规模最大的国家，其外汇存底高达一兆八千亿美元，有三分之二都投资在美国的债券。据广东《21世纪经济报导》，截至2008年年中，中国持有的各类美国国债高达五千亿美元。如果美国救市措施无效，以美元为外汇存的国家必会受到牵连，而中美因为经济命脉密切相连，中国将是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 有毒奶制品仍在销售(图) Go back to top 震惊中外的三鹿有毒奶粉，有半个月9月20日 国家质监局又公布21个厂家的 奶制品含有毒的三聚氰胺。其中蒙牛，伊利"荣登榜首"。可是今天这二个牌子的奶制品，仍然在超市销售。蒙牛还大搞买一送一的促销活动。并上国庆促销海报广而告之。让顾客晕菜，真不知道这壶里卖的什么药。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Modified on 2008/9/29) 深圳十多家臭豆腐制造工厂竟用粪水腌制 Go back to top 以臭闻名的"臭豆腐"，这一回可真是"臭名昭著"了。据报道，深圳十多家臭豆腐制造工厂为增加豆腐的臭味，竟用粪水腌制，做好的豆腐还要用布包好埋在粪堆里。3名工商人员前去查处时当场呕吐，"一人连胆汁也吐了出来"。 热卖的臭豆腐是以化学染料、馊水、污水，甚至粪水加工制成。深圳南山区五十多家小工厂，日产一千多公斤臭豆腐，不肖业者先将豆腐切块水煮，并加入黑色粉末，数分钟后豆腐全染成紫黑色，晾晒后放入盛满又黑又臭的水桶里浸泡变臭，黑水是以田螺与馊水、腐肉、死苍蝇为原料，发酵密封到长蛆，产生刺鼻臭味。若不够臭，再放进少许粪水增臭。 (博××讯 b-o-x-u-n.com) 拿大便做"食品添加剂"，如此骇人听闻，也算是将中国食品黑幕推至极致了吧，恐怕在世界人类食品史上也算是国人的一大"发明"了。真服了这些无良商人们，让人吐出胆汁的"创举"，需要的绝不仅仅是胆识，更要有过人的想像力。 有没有哪种动物连大便也吃？有，"狗改不了吃屎"。不过，这些年狗的地位提高了，狗都不吃这些东西了，现在竟给人吃，人的尊严何在？当然，被剥夺人的尊严的，不光是消费者。大家都属同类，用这些食品把同类降格，那不等于承认自己也是"XX"？ 缺德的制造者想必也决不会自产自"消"这些臭豆腐，而"不吃自己的产品"在当前中国的食品行业已然成为一种通病。在一个转型社会，原有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土崩瓦解，新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来不及建立，见利忘义，为金钱抛弃道德，这样的缺德事又岂独食品哉？ 如果把粪水都泼到制造者头上，他们也会叫屈，他们也是消费者，也是一个个骗局中的受害者，也面临着人的尊严的被剥夺。 王小波曾在《关于贫穷》一文中说，在四川，有人为了牟利，竟在大便里掺水卖到粪场，逼得管理者不得不使用专业仪器检测。连大便都有人造假，如果纯粹从产业链的角度看，谁能说用大便造臭豆腐的制造者不算受害者？ 如果不是记者亲眼所见，很难想象，很多人爱吃的臭豆腐竟是用化学原料染色再用潲水、污水甚至粪水浸泡后生产而成的。 连日来，记者到南山区一甲海边新村黑臭豆腐产销一条街卧底暗访，这一带有50多家这样的家庭作坊式黑臭豆腐加工厂，日产臭豆腐1000余公斤。 暗访中，一名老板竟称他的配方独特，要以此争创"名牌"，占领更大市场，而他的"秘制臭豆腐"配方的关键就是用潲水浸泡等损招使臭豆腐增加臭味。 衣污水溅到豆腐上 11日上午9时，记者在报料人的带领下来到了位于南山区一甲海边新村54号、55号的多个黑臭豆腐生产窝点。 记者看到，这片窝点比较偏僻，临时搭建的出租屋既是居住场所，也是生产车间。在这条不足50米的小巷，竟有十几家臭豆腐生产窝点，基本上一家连着一家。据了解，这些窝点均为家庭作坊式经营。 记者看到，由于住得密集，这里的卫生条件之差令人难以置信。在生产过程中，有一名妇女在切豆腐，另一名妇女则在旁边洗衣服，洗衣服的污水不时溅到豆腐中。记者看到，一名妇女抱着仅4个月的小孩在盛放豆腐的竹筐旁大小便。在一家生产臭豆腐的作坊门前，有一个供各家倒垃圾和污水的地方。然而，这家老板却把制成的豆腐放在垃圾旁边。 记者观察发现，在他们生产的范围内有一个公用的厕所，距最近的生产窝点仅有2米远。老板自曝"加工秘方"为了详细了解到生产过程，记者假装学艺在一边进行观察。暗访中，一名姓刘的老板打算收记者为徒，但他表示在教会记者后要收400元学费，他说他也是花了400元学来的。 记者看到，他首先将豆腐切成火柴盒般大小，放到锅里煮熟。在煮的同时，他将一包黑色粉末放锅，数分钟后，被染成紫黑色的豆腐开始出锅。 经过半个小时的晾晒，紫黑色的豆腐块再放入一个盛满黑水的桶里，浸泡大约20分钟后，豆腐块就有一股臭味了。据一名老板介绍，浸泡豆腐块的黑水中的主要原料是回收市场上废弃的田螺和潲水。这名老板进一步介绍说，仅靠这两种原料是不够的，还要再放进一些发臭的腐肉汁水。这些原料集中放在一个桶里，加卤、发酵后层层密封起来。等这些原料完全发臭直至生蛆、产生刺鼻的臭味后才可使用，从中取出一点汁水加到浸泡桶里就行。这名老板还说，如果颜色不够黑的话，再放一些黑色素和特别黑的污水。"如果还不够臭，再放进少许的粪水。"当这名老板说这句话的时候，记者还以为是听错了，这名老板又向记者重复了一遍："不过，粪水不能放多，如果放多了就会太臭，食客就会察觉，就会不买你的豆腐。"老板特意提醒记者这一点。另据报料人讲，他曾经看到这些黑心老板为使豆腐快速增加臭味，竟将豆腐用布包上后埋在粪堆下面。不久前曾吃过臭豆腐的他，看了以后几天吃不下饭。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印尼：12款中国产食品中发现毒素 Go back to top 据报道，印尼检查出中国产的饼干、糖果及饮料等共计12种食品含三聚氰胺。 (博××讯 b-o-x-u-n.com) 路透社报道称，印尼卫生部发表声明宣布，在印尼销售的19种中国产奶制品和含奶产品中，有12种三聚氰胺检测呈阳性，含量从每公斤8.51毫克到945.86毫克不等。 其中6款，包括糖果及豆奶都是非法进口。 自从中国毒奶丑闻曝光以来，印尼已经宣布暂时禁止进口中国乳制品，食品药品监管局要求各地方办事处命令下架所有中国乳制品，以备调查。 在这次毒奶粉事件中，中国卫生部证实，全国因食用含有三聚氰胺奶粉而患病的婴幼儿有5.3万人。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发布声明，对危机扩大表示担忧，希望中国当局今后会对婴幼儿食品实施更严格的监管。 迄今为止，北美、欧盟、日本、东盟多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以及台湾和香港等多数国家与地区均已不同程度地禁止进口中国奶制品和相关食品。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640000/newsid_7640300/7640350.stm 新西兰向中国出口被三聚氰胺污染的奶蛋白 Go back to top 来源：Otago Daily 新闻，新西兰出口的乳铁蛋白（lactoferrin）中含有三聚氰胺。 乳铁蛋白是新西兰出口的最昂贵的奶制品之一。它的售价高达$ 500000/吨。 (博××讯 b-o-x-u-n.com) 但是食品安全官员说，他们不知道污染是如何发生的。他们现正研究原料奶中是否也存在三聚氰胺。 该官员拒绝透到底是哪家制造商向中国出口量受污染的乳铁蛋白。他们也拒绝透露是在哪里的市场产品测试中发现了三聚氰胺。 只有3家新西兰乳品公司生产乳铁蛋白。这种牛奶蛋白被用于运动饮料、婴儿配方和当作食物补充成分销售的胶囊，以提高人的免疫系统。Fonterra 和 Westland 两公司均告诉NZ PA（注：应该是New Zealand Press Association新西兰新闻联合会）他们的产品没有卷入其中。 另外一家公司，总部设在附近的莫林斯维尔Tatuanui 的Tatua 是世界上最大的乳铁蛋白制造商。在多达14000吨的原料奶中才能提取一吨的这种牛奶蛋白。 Tatua董事长史蒂夫艾伦将媒体的询转交给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保罗McGilvary 。但他告诉NZPA直至今晚他一直在与新西兰食品安全局忙于（调查）工作。 阿伦说"这在国际上都是是非常重大的个事情"。海外对新西兰食品工业的看法（对新西兰）至关重要。把事实调查清楚很重要。 NZFSA（注：New Zealand Food Safety Authority， 新西兰食品安全部）的诚信和调查部门的主任杰夫艾伦告诉NZPA，他认为乳铁蛋白污染可能来自多个公司。 "我们仍在等待所有的乳铁蛋白制造商的正式结果，所以我不能说哪一家公司出现了问题或者哪一家没有问题。 " NZ exported melamine contamination in dairy protein One of New Zealand's most expensive dairy exports, lactoferrin, which sells for about $500,000 a tonne, has been contaminated with melamine. But food safety officials say they don't know how the contamination occurred and are now looking at whether the melamine was in the raw milk. The officials declined to say which manufacturer sent the contaminated lactoferrin to China, where the melamine was detected by in-market testing in the wake of the sale of poisoned milk as infant formula. Only three New Zealand dairy companies produce lactoferrin - a milk protein used in sports drinks, infant formulas and capsules sold as dietary supplements to boost people's immune systems - and Fonterra and Westland have both told NZPA their products were not involved. The remaining company, Tatua, based at Tatuanui near Morrinsville, is the world's biggest manufacturer of lactoferrin, and processes up to 14,000 tonnes of raw milk to extract just one tonne of the protein. Tatua chairman Steve Allen referred media queries to the company's' chief executive, Paul McGilvary, but told NZPA he had been busy working with the New Zealand Food Safety Authority until tonight. "This whole thing, internationally, is pretty major," said Mr Allen. Overseas perceptions of the New Zealand food industry were crucial and it was important to get all the facts right. NZFSA director of compliance and investigation Geoff Allen told NZPA he believed the contaminated lactoferrin might have come from more than one company. "We're still waiting for official results from all of the manufacturers of lactoferrin, so I can't say which one is in and which one is out." Yesterday Mr Allen said the authority was considering any role which might have been played in the contamination by cyromazine, an insecticide which breaks down to melamine in mammals. NZFSA has 24 livestock drenches and sprays containing cyromazine listed among registered agricultural compounds on its website. "The possible contribution of breakdown products from cyromazine is being included in the investigations that are underway.' Dr Allen had earlier confirmed that NZ lactoferrin sent to China had been contaminated with melamine. "Explanations for its presence in this case include leaching from plastic involved in processing or packaging, or other unintended outcome of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We can't say definitively where it's come from," he said. The authority was following a lot of leads, and had so far ruled out deliberate adulteration, and had "practically eliminated" contamination caused by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which is common to all three exporters. "We can see no mechanism where melamine can be introduced or produced during the process," he said. "Now, we're looking back and saying `how can it come in or be introduced in the raw material'," he said. Dr Allen said the contamination was at low levels which did not present any health risk for consumers. He questioned whether the melamine would be detectable once it was diluted when used as an ingredient in a finished product. In June, NZFSA published a list of contaminant levels it will allow in animal products, and specified a maximum permissible level of cyromazine and melamine as 0.3mg/kg in sheepmeats, and 0.15mg/kg in poultry and eggs. _(网文转载) 中国制雷射枪射击英国民航机师造成暂时失明 Go back to top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导，多架民航机最近在英国的机场降落时，由于机师被地面射向驾驶舱的雷射光束照射的暂时失明，机师被迫把操纵飞机的工作交给同僚。这些捣蛋者使用的装置是从中国进口的强力雷射枪，这些雷射枪在网路上的售价低廉到只有十英镑。 (博××讯 b-o-x-u-n.com) 过去数月发生多起类似事件后，英国警方正在积极追捕这些恶作剧的歹徒。 最近的一次事件发生于八月，一架波音737-300型客机深夜从四千英尺高准备降落卡地夫机场时，有人从跑道附近以强力绿色雷射光对著这架飞机照射，机师为之头昏眼花。 机场的消息人士说，他们研判一批不良少年从大约一英里外的小山上，对著这架客机进行足以造成致命危险的恶作剧。 除此之外，盖维克、利物浦、东米德兰与蒂赛德的机场也发生过类似的雷射攻击事件。 这些雷射光束的强度远超过建筑业、商界人士介绍产品，或是学校教学时所使用的雷射笔。 机师表示，不法之徒使用强力雷射枪可能会造成致命危险，任何人被查获以雷射光束照射飞机都应该关入监狱。 胡佳怎样赢得诺奖（华尔街日报专访滕内森） Go back to top 如何赢得诺贝尔奖： 采访斯坦Tønnesson (博××讯 b-o-x-u-n.com) 斯坦Tønnesson ，主任，国际和平研究所在奥斯陆，取得波本星期早些时候，他预测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被判入狱胡佳可能赢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不属于诺贝尔组织，但像官员在其他和平团体提名他为诺贝尔委员会。每一年，他出版他的最好的猜测对谁可能获胜，但此人不一定是相同的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或喜爱的候选人。 我们赶上了Tønnesson了解为什么胡J锦T涛超过他的名单，以及如何比赛决策过程的秘密诺贝尔委员会。 问：为什么胡佳顶端的清单？ Tønnesson ：这可能是一年时，要给予奖励某人谁是有关人＝权问题。自2003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人＝权奖，这一年里，我们有60周年的世界人＝权宣言。 所以，我开始寻找的人谁不是人＝权活动家或受到迫害。当我把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在最上面，这是出于两个原因。其中，唯一的中国谁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谁不甚至居住在中国。该委员会一定试图寻找好中国的候选人。多年来，我推测，母亲在天安门广场示×威者将获胜，但他们没有。然后是吴弘达。但是，没有任何明显的候选人。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没有预测，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因为会赢得诺贝尔委员会可能会保持沉默的令人不安的中国面前的奥运会。如果中国获得该奖项只是当时国家的感情都针对这个大的国家的时刻，它很可能受到严重知觉。 但是，现在中国有奥运会，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现在，中国将能够负担得起，并满足这样的批评。 问：请问奖以往任何时候都去人目前在监狱？ Tønnesson ：卡尔冯Ossietzky于1935年被关押在纳粹德国，从而导致暴力的爆发从希特勒。他发表了一项禁止任何德国接受了诺贝尔和平奖。 然后在1991年昂山素季韩元后，她已被逮捕。 问：选择胡佳肯定会激怒中国政府。将诺贝尔委员会要做到这一点？ Tønnesson ：委员会组成的人民选择了挪威议会。他们是资深政治家，或人有点边缘的政党，他们所代表。他们运作完全独立于政府，议会不会干扰了讨论。 有些委员会是大胆的，有些则不是。委员会说，给奖金，以卡尔冯Ossietzky是非常勇敢的。委员会说，不给奖金，以圣雄甘地是出于一些担心英国的反应。这是一种懦弱的委员会。 本委员会一直批评颁发了奖金相对没有争议的人往往工作谁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的和平。他们扩大了诺贝尔文学奖，其中包括许多领域，但还没有真正给予奖励，造成了很多的抗议世界各地。 问：胡佳已经做的工作，涉及或提高足够的生命值得和平奖？ Tønnesson ：他是非常年轻的。他还参与了一些反日示×威。这将是一个缺点。 但另一方面，我还没有真正看到其他候选人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背景下，中国有相同的道德素质，他已。许多人都陷入流亡，使他们较少有资格... 我们有一些争论在我们研究所。我的一些同事说，该委员会可能会想问题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专制政权，只有这一制度正朝着专制的方向发展。中国一直在改进方式，虽然也许有一些挫折在奥运会期间，这也许只是这一紧张的大事...我的同事说，该委员会将更有可能获奖的奖，国家正变得越来越镇压，如俄罗斯，作为一种抗议的方式提请世界注意这些消极事态发展。 有哪些成功率的预测？ Tønnesson ：我是正确的预测金大中在2000年。然后，我是正确的有关联合国和安南在2001年。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停止预测卡特，所以很惊讶于2002年。我什至从未想到2003年和2004年。我曾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和高增长我的名单上， 2005年，所以我至少有一半的权利。我完全感到吃惊时，穆罕默德尤努斯获得该奖项于2006年，尽管事实上，我已经提名自己的尤努斯代表别人。我是正确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戈尔，得到如此多的关注去年。 -杰弗里字母a.福勒 Gtalk上的机器人翻译的 对于英文盲 只能这样了 反对 2 9 支持 -------------------------------------------------------------------------------- 风卷云舒 [122.230.33.*] @ 2008-9-28 15:50:04 第一次上牛博，翻译一下，水平有限，可能有误，请谅解。 胡佳怎样获诺贝尔奖---专访滕内森 滕内森---国际和平研究协会主席，在近日接受的采访中预言中国的胡佳将获得本次诺贝尔和平奖。滕内森先生并不是诺贝尔委员会的成员，但他和其他和平组织成员一样，可以向诺贝尔委员会进行提名。每年他都会发表谁会最终获奖的预测，即使这个人有可能并不是他自己提名的或并不是呼声最高的提名者。 我们联系了滕内森先生，想了解为什么他会最看好胡佳，以及诺贝尔委员会是通过怎样的程序作出最终选择的。 华尔街日报（以下称华）：为什么您最看好胡佳？ 滕内森（以下称滕）：今年的和平奖可能会倾向于把奖项颁给一位跟人＝权有关的提名者。因为从2003年起就没有一个和平奖的获奖者是完全因为人＝权而得奖，而今年正好是国际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 所以我想寻找一位或是人＝权运动的积极分子，或是人＝权受到迫害的人。而我把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放在第一位，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至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是达赖喇嘛，但他并不住在中国。诺贝尔委员会一直在寻找合适的中国提名者。这些年我曾推测89年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母亲会获奖，但没有。然后又有一位harry Hu（不好意思，不知道是谁），但一直没有一位很显著的人能得到提名。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没有预测一位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会得奖，是因为我觉得诺贝尔委员会会比较谨慎，避免在中国奥运前去打扰中国。当中国的国民情绪完全寄托在奥运这件大事上的同时得奖，可能这个奖会被曲解。 而现在中国的奥运已经开好了，而且开得很成功，那么中国应该能够承受得起这样的批评了。 华：和平奖曾经颁给过正在狱中的人吗？ 滕：1935年Carl von Ossietzky 获得和平奖，被纳粹逮捕，并引发了对希特勒的暴力反抗事件，当时希特勒禁止任何德国人接受和平奖。然后1991年Aung San Suu Kyi在狱中获奖。 华：颁奖给胡佳会激怒中国政府，诺贝尔委员会愿意这么做吗？ 滕：委员会是由挪威国会选择的人员组成，他们是退位的政治家，或是边缘化的政治家，他们的运作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的，国会对他们的决定不能进行干涉。 诺贝尔委员会有时是大胆的，有时不是。决定把和平奖颁给Carl Von Ossietzky的那届委员会是十分有勇气的，而害怕英国的反对而不把奖项颁给甘地的那届委员会则是懦弱的。 目前这届委员会已经受到了很多批评，批评他们把奖颁给了相对而言并不是直接跟和平有关的人员，不过他们虽然把和平奖的内容放宽到了很多领域，但并没有一个奖项的颁发引起世界上的反对。 华：胡佳的所做作为是否有足够的理由得到这个奖？ 滕：胡佳还很年轻，他只是涉及到一些反日的示×威，这是他的不足之处。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大背景下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具有象他那样的品德的突出人物。有一些人被政府流放了，所以不太能选择。 在我们协会中也有一些不同意见，我的一些同事认为诺贝尔委员会只有在一个独0裁国家朝着更独0裁方向发展时才会可能把和平奖颁给这个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中国在人＝权方面有进步，虽然在奥运期有退步，但也可能只是因为奥运这件大事让中国觉得紧张的缘故。他们认为委员会可能会把奖颁给一个越来越压迫人民的国家，比如说俄国，作为对这种行为的反对并引起世界的注意。 华：您提名的人有多少机率能获奖？ 滕：2000年我猜对了金大中，2001年我猜对了安南，2002年我没有猜对卡特，2003年和2004年没有进行预测。2005年我猜对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和Mohamed ElBaradei ，所以说我有一半的猜对的。2006年Muhammad Yunus 获奖让我很惊讶，尽管他是我提名的。而去年的国际气候变化协会和Al Gore得到了广泛关注，这点我也猜对了。 莫之许 @ 2008-9-28 13:02:15 阅读(8077) 评论(39)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How to Win a Nobel Prize: An Interview With Stein Tønnesson Stein Tønnesson, the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in Oslo, made waves earlier this week when he predicted jailed Chinese dissident Hu Jia might win this year's Nobel Peace Prize. He's not affiliated with the Nobel organization, though like officials at other peace groups he offers nominations to the Nobel committee. Each year he publishes his best guess on who might win, though that person isn't necessarily the same as his own nominee or favorite candidate. We caught up with Tønnesson to learn about why Hu tops his list, and how to gam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the secretive Nobel committee. WSJ: Why did Hu Jia top your list? Tønnesson: It is probably a year when one would want to give a prize to someone who is related to a human rights issue. Since 2003, there has not been a clear human rights prize, and this year we are hav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So I started looking for people who are either human rights activists or are persecuted. When I put the Chinese dissident on top, it was for two reasons. One, the only Chinese who has ever receiv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is the Dalai Lama, who does not even reside in China. The committee must surely have tried to look for good Chinese candidates. For many years, I speculated that the mothers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ers would win, but they did not. Then there was Harry Wu. But there hasn't been any obvious candidate. In the past few years, I have not predicted a Chinese dissident would win because the Nobel Committee would probably be reticent about disturbing China before the Olympics. If a Chinese was given the prize just at a time when the nation's sentiments were geared towards this big national moment, it would probably be badly perceived. But now China has had the Olympics and it was a great success. Now China would be able to afford and meet such criticism. WSJ: Has the Prize ever gone to somebody currently in prison? Tønnesson: Carl von Ossietzky in 1935 had been imprisoned in Nazi Germany, which lead to violent outbursts from Hitler. He issued a prohibition against any German receiving the Nobel Peace Prize. Then in 1991 Aung San Suu Kyi won after she had been arrested. WSJ: Choosing Hu Jia would certainly ang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the Nobel committee want to do that? Tønnesson: The committee is constituted of the people selected by the Norwegian parliament. They are veteran politicians, or people a little bit on the margins of the political party that they represent. They operate completely independently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arliament does not interfere with the discussions. Some committees are bold and some are not. The committee that gave the prize to Carl von Ossietzky was very courageous. The committee that refrained from giving the prize to Mahatma Gandhi was motivated by some concerns about British reaction. That was a cowardly committee. The present committee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having awarded the prize to relatively uncontroversial persons who often work on issues that are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peace. They have widened the prize to include many areas, but have not really given a prize that caused a lot of protest around the world. WSJ: Has Hu Jia done work that touches on or improves enough lives to warrant a Peace Prize? Tønnesson: He is very young. He has also been involved in some anti-Japanese demonstrations. That would be a drawback. But on the other hand, I haven't really seen other candidates that are outstanding in a Chinese context that have the same kind of moral quality that he has. Many have fallen into exile, which makes them less eligible… We had some debate at our Institute. Some of my colleagues say the committee will probably want to issue the prize to a dissident 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only if that regime is moving in the authoritarian direction. China has been in a way improving, though perhaps there was some setback during the Olympics, which maybe was only nervousness with this big event… My colleagues say the committee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award the Prize to a country tha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repressive, such as Russia, as a kind of protest against this and a way of drawing the world's attention to these negative developments. WSJ: What has been the success rate of your predictions? Tønnesson: I was right in predicting Kim Dae Jung in 2000. Then I was right about the UN and Kofi Annan in 2001. By that time I had stopped predicting Jimmy Carter, so was surprised in 2002. I never even had the idea for 2003 and 2004. I had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and Mohamed ElBaradei up high on my list in 2005, so I was at least half right. I was completely surprised when Muhammad Yunus got the prize in 2006, despite the fact that I had nominated Yunus myself on behalf of someone else. I was right on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and Al Gore which got so much attention last year. –Geoffrey A. Fowler 转载自牛博网 韩平藻 余刘文：沉寂的文革青春墓地【组图】(图) Go back to top 来源：参与 作者：韩平藻 余刘文 我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 约翰一书 1：9 在重庆沙坪坝，在那座名叫沙坪坝公园寂静的围墙角落，有一遍人迹罕至与世隔绝的墓地。在113座寂寥的坟墓里，掩埋着四百多位曾在喧嚣的文革武斗中壮怀激越的红卫兵战士，为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倒下去的工农兵阶级兄弟，或因误杀而失去了生命的无辜百姓。 在他们中间有年仅14岁的少女，有被称为"校花"的女中学生，还有年轻的母亲，以及她们和更多的他们——握着冷兵器和现代自动枪械的儿子、丈夫、妻子、父亲——永远地躺在了这里。 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墓园棺木已拱，坟头芳草萋萋，这里曾经地厮杀、枪声、激昂、哀号、颂歌和罪恶都过去了，这里的一切早已被鬼针草、岁月和尘土、砖石和阴森所层层覆盖。 面对这一遍规模宏大国内唯一仅存的文革墓地，其毁存与否？一度成为让城市的领导者们棘手的政治难题。文革的复出者们发出诘难："保存墓地会使文革派性斗争的阴魂不散；"持保存意见者们认为："记住失误才不会重蹈覆辙"；也有人认为："文革墓地——确实是共和国历史上蒙羞的尴尬见证，怀疑存留有何意义？" 如今，无辜而沉默的死难者们躺在这里，继续承受着被无情的岁月所销蚀的命运。幸运的是，与这些死难者有关的人们还清醒地活着，他们中的一位（席庆生）说："这块我亲手挖掘埋葬母亲的土地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背景和依托"。而另一位当年被"8•15"派俘虏后，在这里曾掩埋过几十具尸体的"反到底"派成员何开泰（时为公安民警）却告诉记者："这儿是使我历遭清查磨难，生活坠入渊薮的伤心之地 ……" "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十五年牢" 周家瑜，男，1945年生。重大"8•15派"总负责人之一，原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常委、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6年入狱，1991年刑满释放，现无业，靠亲朋好友接济为生。 文革前，我是重庆大学3年级的学生。周家瑜坐在靠长江边的一座公寓楼的窗前平静地告诉记者。我卷入这场运动是从"四清"工作组留下来继续搞文化大革命，整我们重庆大学校长、书记郑思群开始的。1966年6月份，工作组把郑校长打倒，我不服。对郑校长，我印象很深，我是当时全校7个全优生之一，从他手里接过不少奖状；郑校长曾经在食堂当着学生的面把饭桶边，掉在地上的饭捡起来自己吃；他从不骂人，讲的是身教，以身作则。这样的校长被打倒了，我鸣不平，当场我就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关在重大阶梯教室隔离审查了一个礼拜。出来后，我自然就成了大家关注的对象。 1966年7月19日，工作组把郑校长转移，押到重大松林坡招待所继续关押。转移时被我看见了，郑校长头发凌乱，只穿着短裤、背心，打着光脚板，走在水泥路上。一位老革命、7级干部，就被他们整过来整过去，连鞋都不让穿。7月份的重庆，天有多热呵！地被太阳晒得烫脚，我看不过去，一喊就喊过来几百人。大家围着工作组的人，质问，双方僵持了一阵后就不了了之了。我再次成为了焦点人物，再次被打成为"修正主义苗子"、"反革命"。没过半个月，工作组突然宣布，郑思群校长畏罪自杀了，就在松林坡招待所里。我们学生一面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要求调查郑校长的死因，一面自发地围攻工作组。从郑校长死的那天开始，工作组就不得人心，重大师生反对工作组就有了群众基础。 为啥子叫"8•15"呢？莫名奇妙的！ 周家瑜告诉记者，66年8月15日那一天，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现重庆师大）的造反派组织，叫排炮战斗队和轻骑战斗队的负责人到重大找到我，要求我们声援支持他们。我当天就鼓动带了3000多重大的师生到了师专校，开大会声援该校造反派。这件事马上就惊动了重庆市委，市委就派了副书记、副市长辛易之来到师专校，他代表市委宣布我们的行动是错误的，命令解散。大家都不服，就在沙坪坝街上举行了游行，口号喊的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坚决贯彻"5•16通知"精神，坚决执行"16条"措施。这就是重庆文革的第一次大规模游行，也就是所谓的"8•15事件"。此后，各个单位的造反派纷纷赶工作组，都跑到重大来搬兵声援他们。"8•15"的名声坐大了，"8•15"派也就这样莫名奇妙地形成了。 1967年1月份，全国各地造反派掀起了夺权运动的"一月革命"风暴。重庆市在1月28日，共有46个造反派组织发表了《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革联会"宣告成立并掌握了全市党、政、财、文大权。 "革联会"一把手是驻军首长，副主任由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学生代表分别担任。我派了一个副司令去"革联会"当副主任，我自己没有出来掌权，但我是支持"革联会"的。 成立了"革联会"以后，有人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不要当官老爷，因此反对"革联会"。还有一种人，认为自己没有在"夺权"后当权，是被排斥了，也反对"革联会"。这些人就把一部分造反派拉出去成立了"砸派"，这部分人一开始反对"革联会"时的口号就是："砸烂革联会"，就简称"砸派"，后来才改叫"反到底"派。 当时，四川地区的文化革命斗争局面非常复杂，全川的造反派围绕"刘、张"两名干部的复出问题加剧了分化，斗争越来越激烈，以至于后来的武斗全面升级爆发。…… （六十年代初，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宜宾市委书记张西庭被李井泉主持的中－共西南局打成了反党分子。1967年6月间，刘、张平反，成了党内当然的造反派代表，复出后即被中央任命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副主任。重庆8•15派反对"刘、张"，反到底派拥护"刘、张" ） 周家瑜认为，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震撼了世界，这是悲剧，先不要说对与错，防止悲剧重演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十五年牢，我已负了责。我不同意你（记者）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观点！…… 在随后的数月内，两派对立的"派性"情绪越来越激烈，由开始的动口、动高音喇叭对骂、动笔的"文斗"逐渐演变成了抓人、斗人、打人的大规模"武斗"。 1967年4月23日，两派组织在北碚、重钢等地区发生了公开辩论，进而演变成动拳头、砸宣传车、广播器材等武斗事件。 1967年5月11日，重庆市石油学校、重庆市五一技工学校和重庆市第一机械制造学校等8•15派组织的武斗队，上千人进攻以反到底派为主的重庆市工业学校。这次大规模武斗，两派都使用了包括石头、砖块、木棍、等钝器。 1967年5月23日，两派人员在重庆石油学校发生激烈武斗。是月之后，武斗之风蔓延全市，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等处均发生了冷兵器时代的武力冲突。 1967年6月5日至8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发生武斗，全市两派分别派数千人参战，从此掀开了重庆远距离驰援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1967年7月7日，两派在市中区上清寺嘉陵江南桥头武斗，反到底派的二轻兵团动用小口径步枪打死进攻一方8•15派武斗人员2人。这次武斗事件，史称"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 1967年7月8日，反到底派武斗组织——北碚猛虎团进攻8•15派控制的红岩机器厂，双方动用小口径步枪、猎枪等火器展开攻击，死9人，伤近200人。从此重庆武斗全面升级。 1967年7月10日，重大8•15战斗团301武斗队用自制喷火器和土炮伏击重庆电机厂反到底的武斗人员，至其被喷火器烧死2人，重伤、轻伤各2人，钢钎刺死1人。301武斗队自己也被烧伤一人。在这次武斗中，301武斗队开始运用电台进行指挥联络。 1967年7月13日，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望江东方红公社与同派的重庆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在合办的《井冈山》报发表社论——《人民战争救山城》，文中以江青同志6月3日讲话提出的"对自卫的武斗不能反对"为基本观点，号召："我们必须拿起武器来"，打一场"千千万万革命人民粉碎李（井泉）任（白戈）反革命围剿的自卫反击的人民战争。" 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等接见河南省一派群众组织代表时说："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江青指示——经过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公开发表——迅速传遍全国。 1967年7月25日，8•15派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攻打位于市中区至沙坪坝公路旁（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即在此地），化龙桥山坡一侧的重庆市工业学校反到底红岩兵团。战斗从7月24日白天围攻开始，25日凌晨5、6点钟两颗红色信号弹升起，发起总攻至当日下午2时许学校被攻下，打死工业校彭世明等男生9人，重庆幼师女生1人，抓获该校反到底师生近200人，不分男女每人遭匕首刺一刀，并全部递解回重大关押受审。此次武斗中，重大301武斗队员张全兴（学生）和"战地摄影记者"唐世轩（学生）也因枪击毙命。 1967年8月3日，重庆军分区交通艇在郭家沱江面，被国营望江机器厂反到底"金猴"武斗队以封锁长江铜锣峡航道的37高炮命中击沉，解放军战士3人遇难。 1967年8月8日，国营望江机器厂、重庆长航、嘉陵机器厂反到底派三条船共同组成"军工井冈山舰队"在增援建设机床厂溯江而上的途中，经过"红港"（朝天门）码头时，双方开枪开炮，打死24人，打伤上百人，击沉长江207拖轮等船只3艘，打坏人民28号登陆艇等船只12艘。长江航运中断数月。史称重庆"8•8红港海战"。 1967年8月13日，在国营望江机器厂区郭家沱中学校园附近走马岗发生武斗，驻厂军代表，重庆军分区副参谋长张庭勤罹难，54军战士2人死亡。该厂反到底派工人武斗人员也被部队击毙了17人。 1967年8月，在重庆军工厂集中的大多数地区发生了数十起大小不等的激烈武斗，整座城市形成了两派势力割据的局面，日常生活陷于瘫痪…… 总之，从使用钢钎、棍棒、鸟枪、土炮升级到动用小口径步枪、自动步枪、轻机枪、重机枪、坦克、高炮、舰艇（除飞机以外几乎所有常规武器）；从学校、工厂、街垒巷战到区域性运动战、野战，武斗的规模越打越大，死伤的人数越来越多。1967年的的6、7、8三个月，发生武斗事件上百起，山城重庆变成了惨烈的战场。 文化革命变成了"武化革命"，死了那么多的人！你认为……？ "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周家瑜结论性地道出了经历过那个年代人人都十分熟习的这句最高指示。 "心灵上永未愈合的伤口" 申邃，男，1947年生，原重庆市工业学校学生，反到底派。1971年，在清理"5•16分子"的运动中曾被关押审查；1984年，以文革"三种人"被整肃而离职，现为自由职业者。 你是文革的亲历者，这种经历你觉得有意义吗？也许，这是现今的人们最想了解也是令你最难回答的问题，记者说道。 我本人直接经历了文革全过程，我并不是一个坚决的武斗拥护者。 申邃回忆：令我最难忘的是1968年6月28日至7月1日争夺建设机器厂的武斗，激战了三天两夜，这也是重庆文革中，最后一次区域性大规模武斗。此战之后，山城"反到底派"全线溃败，数十万人员撤退到成都和四川各地"吃支左饭"，长达数月之久，随即整个重庆成为了"8•15派"的天下。 1968年6月28日的下午，建设厂技校反到底派"3•28"战斗团的小头目"二和尚"来到我校红岩兵团驻地搬救兵。（本校已失守临时驻扎在大田湾体育馆附近的轻工局大楼）他告诉我们，"3•28"战斗团为了抢先占领建设厂，（常规武器生产厂）已经与"8•15派"打起来了。战斗已进行了几天，希望我们和其他反到底中学生组织能够派人去驰援他们。看得出来他是冒死突围，很焦急的样子…… 当时，文革武斗在重庆已持续了一年多，死去的人已经很多，中学生中早已弥漫着幻灭、厌战、涣散、甚而怕死的情绪。在"二和尚"言词恳切地诉说时，同学们都表情冷漠地注视着他，没有任何反映。我们团部几个人为了安慰他，同意开个会商量一下再说。会上，所有的勤务员都不同意"派兵"参战，大家感到，如果再有什么死人的事发生，（当时我校反到底派已死了十多个同学,到武斗全面终止时共死了17人）团部的头头们已有很重的心理压力。（怕运动后期清算）但是，眼睁睁地看着本派战友，在战场上被"8•15"消灭，我们却见死不救，从道义上说不过去，尤其感到无法面对求救的"二和尚"，他已经纠缠我们好几个小时了。思前想后，我最后提议，我愿意带队去（参战），团部可不作硬性命令，采取自愿报名，此言一出，大家眼盯着我枪伤未愈的左手，一阵沉默…… 记得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我匆匆下楼，来到轻工局大楼后门台阶上，原本在等消息的同学们冷漠地望着我，"……愿意去的，跟我上车"。眼前的同学们表情木然，大家已没有昔日的激情，更没有豪言壮语，我不敢相信还有人愿意去参加一次没有指望的武斗。呆了一会，一部分本校的和市二中的同学默默地跟着我登上一辆公共汽车。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回头一看，跟着上车的同学大约四十来人。 我们全副武装，先到了河运校，吃过晚饭，趁着便于奔袭的夜色，在"二和尚"的引领下来到建设厂靠长江边的后门附近，对上口令，他的同伴外号叫"幺妹"的在那里接应。红色的流弹在头上乱飞，我们一行人潜入到建设厂前沿阵地指挥所一个叫"三八宿舍"的楼房驻守。 在枪声不断，实行灯火管制的前沿阵地——三八宿舍里，周围是随时都会吞噬你的漆黑。大家静卧在黑暗中，一起等待着迟早总会落到哪个人头上的那个命定的结局，不知是恐惧还是虚荣的豪情，意识中突然闪现出革命烈士陈辉临刑前的那句诗——"战士的坟墓比奴隶的天堂更明亮"。血色浪漫的心理暗示，无奈的单纯也会勇敢，那个年代的全部教育刚好给红卫兵稚嫩的心灵补注了最后的亡命冲动。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走出这一步呢？ 申邃接着说：派性是一个重要的外在原因，派别利害是一个团体自觉而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给"二和尚"有个交代。还有一个内在的原因，在文革时期，特别是在武斗发生后的时期，有一种虚妄的心理情结在武斗人员中蔓延着，用当时的语言就叫："操兄弟伙"。（这是对文革最悖论、最离奇的复旧思潮——中国社会最推崇的江湖义气。）见死不救就是有违"兄弟伙义气"的行为，是最遭人唾弃、最没有面子的。现在来看，更多的是碍于这种心理引力，跟着去"玩命"的同学们早就失去了"文革的原动力"，大慨都是囿于共同的义气吧！这次行动让数名无辜的兄弟伙踏上了最后武斗的不归路，他们中间就有那个最亡命的"二和尚"。 第二天，红岩兵团团部的夏绍伦、雷午生和钟吉祥等其他战友也应该是碍于兄弟伙的义气吧，又带了几十人来支援我们。在三天两夜的战斗中死去了四人，其中一人是重庆市第二中学校高中部的优秀学生，至今我清楚地记得他的名字 ——罗德华。他在过封锁线时，头部和脚踝中弹，抬回驻地他还活着，没有战地救护，几个小时候过去了，眼睁睁地看着他嘴张得老大地呼吸，渐渐落气…… 坚持到7月1日清晨，没有救护，没有后勤补给，没有预备梯队，只能败退。当我们离开建设厂战区后，本派有八人被俘，除一人因其父亲是建设厂"八一兵团"（8•15派）的出面而得到保释外，其余的7人都被八一兵团当即枪毙了。其中就有"二和尚"。 七十年代初，我遇见原建设厂的反到底派头头周应古，我问起"二和尚"来，他淡定地说，就是你们那次撤退，他被抓住后就遭枪毙了，我感到很震惊！原来，我们清晨撤退时，他在头天晚上摸到三八宿舍对面的男单工宿舍，睡着了。慌乱中没人叫醒他，把他留给了对立派而做了枪下之鬼。 "二和尚"是建设厂的年轻工人，他所在的反到底派组织名叫"红大刀"，他招工来自四川资阳县，因无熟人说情遭此厄运。我还记得他来搬救兵时的模样：穿着一身蓝布军干服，腰间拴了根旧牛皮带，铜扣铮亮，插着一支驳壳枪。脚上穿着解放鞋，挽着一支裤管（可能是农家子弟习惯），中等个头、短发、方脸庞、神情焦灼、不善言辞，疲惫得脸色苍白。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碰见原建设厂技校反到底派"3•28战斗团"头头，外号叫"刷把"的刘正顺，才知道"二和尚"的真实名字叫刘志孝。 "刷把"还说：和他一起被枪毙的有两人我认识，一个是在建设厂照管洗澡堂的姓刘的工人，此人身有残疾——驼背，都叫他"驼子"。听说，他死的很惨，他被俘后很桀骜，对方就用铁铲来砍平他的驼背。另外一个叫陈仁的工人也被俘虏，他是撤退后又返回去叫其他"红大刀"的战友时被俘。这个老兄67年在攻打王家大山的战役中，屁股被弹片炸缺一大块成了瘸子，没有跑脱…… 这次武斗，我们撤退前也枪毙了对方4人。混战中，有两人端着枪正在工具车间三楼机床旁，为抢夺制高点，我冲进了这个车间。我发现了他们，直觉判断是"8•15"派的人。"我是八•一兵团的"，我诈称道。他俩狐疑而紧张，直勾勾地看着我，在他们犹豫时，"二和尚"和战友们蜂拥而至……押解下楼时，他俩胆怯的目光里填满了绝望，那一瞬间流露出来的无助、求生、怨恨的复杂眼神，我至今也无法忘记。看上去两人大约三十来岁左右，其中年岁大的敦实、国字脸，长着一颗结实的头颅，应该就是本厂的工人。"刷把"告诉我，那次总共俘虏了对方七人，因都是建设厂的，"温猪儿"等几个战友说情释放了三人，此两人是否在其中？ 随着岁月的流逝，莫名的良知悄悄地来到心头，——"他们当时大概都有了家？有妻室老母和儿女吧？"我时常这样反问自己。我为此懊恼而自责、内疚而忏悔，脑海中常闪现出那最后一幕的惨景，幻想着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该多好啊！那次武斗中两派无辜的亡灵时常让我悔恨而无法解脱。 重庆武斗最惨无人道的就是对立派双方都杀俘虏，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为黑暗和罪恶的一页，是文革这一代人命定的耻辱和灵魂深处无法抹去的污点，这种兽性的阵性发作难以因时间的流逝而磨灭。 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在反思，一直在抚摸着心灵永未愈合的伤口。武斗，红卫兵这一代人永远无法救赎的悲哀。 这次武斗结束后几天，1968年7月9日两派在江陵厂重燃战火。双方动用各式轻重武器展开了激战。 是月上旬，两派分别在杨家坪、大坪、重庆医学院、二四二部队、五一技校等地大规模武斗，上述地区民房、单位建筑、器材设备遭遇重创。两路口至杨家坪无轨电车网被打坏，全线停运一年多。 经过上述几次决战，重庆"8•15"派彻底控制了局势，"反到底"派全线溃败，数十万人集体分批疏散，逃离重庆。"武装割据、派性大清洗"如瘟疫一样倾轧山城。 1968年9月23日，重庆市革委、警备区发布命令，严令一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无条件上缴一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专业武斗队。 1968年10月15日，两派宣布撤销总部，解散组织。 "我跪在地上向死人请罪" 何开泰，男，56岁，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民警，原文革中"砸派"成员。现已退休，离开家庭，独居在郊区，过着很无奈的日子。自嘲生活混乱，三次拒绝采访，最后却不过"老战友"的情面，终于对我们打开了话匣。 提到沙坪坝那个文革墓地，我实在不想说，太伤感了。（沉默） 当时，我在公安局工作，公安也介入了文革，我们分局也分两派。文革前，我的岗位就在化龙桥，离工业校很近，因为一个同学的弟弟（夏绍伦）就在工业校读书，我经常去看他，文革前我们就很熟，后来运动开始了，加上观点相同，我自然就加入了他们学校这一派。（反到底——砸派） 1967年7月24日下午，他们学校的同学拦截了一辆路过的嘉陵厂"8•15"派的车辆，并扣押了随车人员和一位驻厂军代表。我向来不主张乱抓乱打，经我的劝告他们把人放了，因当天时间晚了，军代表就没有走得成继续被扣押着。 晚上，我得到情报：听说重大"8•15"派抢了武装部，得到了许多军用装备，并且准备攻打我们这边学校。因为工业校所在地华龙桥是重庆大学（8•15派）去市中区的必经之道，所以从战术上考虑非拔掉这个钉子不可。 这天晚上，大家都很紧张。凌晨3点钟左右时，我看见夜空中升起了3颗红色信号弹，知道"8•15"派已经把我们包围了。大约4点钟，我就听见了枪声，从声音判断有冲锋枪、机枪，还有少数土制炸弹。这些火力一直在外围打到了天亮。我们这一边只有冷兵器，仅有4支小口径步枪，其中3支不能使用，只有一支可以打。对方不摸底不敢轻易来进攻，以为我们沉着打埋伏。我和另一个工业校的学生（彭世明）趁着夜色，曾爬到大楼的房顶去观察，当我和他的头刚冒出屋脊时，那个同学脑门眉骨中了一枪，后来也死掉了。 早晨7点多钟有几位解放军人员以"制止武斗"为名进入了我们坚守的办公大楼 ，解放军进来后，了解到我们的虚实,一定转告了8•15派的武斗指挥，在当时，重庆驻军（54军 ）以"支左"为名，实际上是站在8•15派一边的。当他们走后8•15派大胆地进攻开始了，下午2点来钟他们攻破了我们坚守的大楼。 进攻开始后，记得其中有一发土制炮弹打到了楼房三楼的一个窗台边上，当场就炸死了重庆幼师的一个女生，其余死掉的同学都是8•15派的武斗人员冲上楼后被乱枪打死的。这次武斗我们总共被打死了10个学生，他们也死了一个。（此战重大专职301武斗队实际死亡二人） 我成了8•15的俘虏。从7月25日到10月1日国庆节前几天，我当了两个多月的俘虏。在此期间，我被押解到沙坪坝公园内挖过十几次墓，主要是处理、掩埋那些对方不愿处理的尸体，都是些高度腐烂，臭气熏天的尸体。我们要跪在这些尸体前，首先低头向尸体"请罪"，然后清洗创口，注射"福尔吗啉"，给尸体打扇子驱赶蚊虫、苍蝇…… 管理我们这些俘虏，还要负责埋尸体的人叫郑志胜，他是重大的学生，出生成分不好，为了证明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主动要求做这份最脏、最苦、最没人愿意干的工作。 当时，8•15派想在那里建立自己这派的烈士陵园，郑为了争取表现，一方面非常真诚地同情本派的死难者，另一方面又绞尽脑汁地残酷折磨对立派的俘虏。我们都很恨他，背后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尸长"。 我记得，郑志胜有四次等我们俘虏挖好坑，把棺材放下去后，他突然要我们全部都跪在坑边，他指挥别人从背后向我们开枪，我以为自己要被陪葬了…… 他耍的这一套叫"假枪毙"，但我们不知道哪一次是真哪一次是假，我亲眼看见他毙掉过一个女俘虏。 我后来听说，郑志胜分配到新疆，文革结束后被抓了回来，因有血债。开始就关押在我同学的单位，大家都知道我在郑手下当俘虏的经历，都怂恿我趁机报复整他一把，但我没有整过他一次。我始终认为，我和他之间没有个人恩恩怨怨，大家遭罪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 这段非人的遭遇对我影响太大了，我目睹了人在极端状态下人性恶的、丑陋的一面，它粉碎了别人的生活，使人看不到希望，尊严的丧失导致了信念的幻灭，这也是使我后来的生活变得无所谓的原因之一吧！ "校花"之死 陈国英，女，1951年生，重庆市第二十九中校67届初中生，现在重庆市儿童医院工作。 记者在墓地上发现了保存最完整的一幅碑文，极具代表性，摘抄如下："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嘉华（鲁迅语）。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明瑜、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织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 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你们英雄的身躯，尤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立碑系"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 记者从二十九中校友录上查到3个同学的地址，通过她们辗转找到了陈国英，她是欧家荣、唐明瑜、余志强、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六人死难现场事件的唯一幸存者，她十分友好地接待了突兀来访的记者。 一提起当年二十九中"校花"的唐明瑜，和唐明瑜的其他三位同学一样，陈大姐不胜唏嘘！她说："唐明瑜那时才十六岁，身高一米六几，热情大方、漂亮 ，特别擅长跳舞。我唱歌挺好的，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她加入了战斗团，在一起唱歌、跳舞搞宣传，大家都挺好玩，根本就不可能想到死亡。结果一下子四个女生，两个男生都死了。杨武惠死的时候才只有十四岁"。 陈国英回忆道："67年8月4日，中午，很热，我正在家里午休，当时我家就在今天的"女人广场"商城位置。三个女同学来叫我，说去帮8•15派的一个指挥部搬家，从杨柳街财贸俱乐部搬到外贸大楼。中午1点钟左右，我们坐了一辆解放牌汽车，就停在俱乐部门口，东西都装完了，只是一些棉絮、文具用品、纸张，没有一件武器。因为天气很热，我们五个女生嘴里都含着冰糕，大家都穿着短袖衫和裙子、凉鞋。 我们刚爬上车，手中都拿着冰糕，枪声响了。我是最后一个上的车，听见枪声很急，感觉火力很猛，我下意识地觉得如果不跑，肯定要遭打死，我立即跳车，跑进了俱乐部大院。两个好心的陌生人给了我一件军衣，叫我快穿上，我穿好了军装，他们就托举我翻围墙；翻过去了我搞不清方向，居民赶紧给我指路，我才朝着俱乐部反方向的路，从杨柳街——五一路——依仁巷，一口气跑到了重医附二院。到了医院才晓得自己受伤了，一对长辫子被子弹打断，右手臂被子弹射穿，拉开了一道口子，当时满身是血，脑子一片空白"。 出院后，陈国英退出了战斗团宣传队。 1967年3月17日，陈国英清楚地记得，她和二十九中的同学们被下放到乌江边的彭水县插队落户，坐船去的。"我是那条船上年纪最小的，当时很绝望，我是哭得最凶的一个，真的很伤心。" 江水茫茫，辞别山城。两年来的血雨腥风化作了无尽的伤感，18岁的陈国英在十八年后才调回了重庆，"想起来，就像做了一场噩梦"。 朱孝云，女，77岁，退休工人，独居。1967年8月4日，她17岁的独生儿子余志强死了。34年来，她一直没有去过那片墓地，她也一直坚持没有换过房子，"怕娃儿回来，找不到我……" 2001年3月11日上午，好心的陈国英大姐领着记者，在临江门的一个老式房的门洞里找到了余志强的母亲朱孝云老人。当她听见陈国英亲切地喊她——伯妈，并说出我是余志强的同学时，她一把就紧紧地抱着陈国英，"儿啊儿的恸哭起来"。 34年过去了，这位痛失爱子的母亲却无时无刻不在怀念17岁的独生儿子。因为已伤心的无力，才让她没有了恨，才无奈地活着，仅有怀念的伤逝，才隐忍至今。她颤巍巍地打开被层层包裹着儿子的红卫兵团员证，抚摸着儿子生前唯一的一张照片，不断地哭诉，"我的娃儿好乖啊，他死的好可怜啊！"17岁的余志强身着那个年代流行的海魂衫，英俊而迷人。 满头白发的朱孝云每天守望在当街门洞里，卖着矿泉水和棉花糖之类的小食品贴补家用，打发着悲苦的余年。 两个少年目睹母亲被杀 席庆生，男，1952年生，民营企业高级职员；席庆川，男，1954年生，重庆市美术公司摄影师。 1967年8月24日，他们兄弟俩目睹了母亲黄培英被杀。尔后，年幼的他们在沙坪坝公园内亲手掩埋了自己的妈妈，那一年母亲才33岁。 1967年8月24日，天气很热，母亲带着我们从九龙坡区滩子口，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的家中出发，准备去到重钢李子林投奔亲戚，因为我们家住的地方武斗越来越厉害。 上午10点钟左右出发，步行抄小路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时，大约11点钟，这时突然枪声响了，第一枪是是打我，因为我走在最前面，母亲走在中间，他（席庆生）人小走得慢，在后面跟着。只觉得身边的子弹乱飞，地上的土被打得卜卜的飞扬起来，我有武斗的经历，赶紧喊卧倒，自己同时就倒在了地，这时刻我就听见母亲啊地叫了一声。我随声掉过头来一看，母亲正痛苦万分地撑着胸部倒在了地上，我不顾一切地扑到她的身旁，大声地叫妈妈！妈妈！我抱着她的头，看见血汩汩地从她捂胸的手上流下来，两眼直直地盯着我，话已经说不出来。我马上撕开身上的白汗衫，准备包扎。这时，对面又用高射机枪朝我们扫射，我马上用白汗衫朝对方狂舞，表明我们是和平居民，但枪声未停，我只好卧倒在地，弟弟此时吓得躲在海椒地里。枪声一停，我又爬过去看母亲，她已完全断气了。子弹是从左乳下射进去，从右腰部穿出。我和弟弟都没有哭，茫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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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may fool all of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you can even fool some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
but you can't fool all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
－－Abraham Linco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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