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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禄: 我与李慎之的三次见面
李慎之老师去世,使我怅然若失,为中国失去了一个思想家而惋惜,更为自己又一次失去与他交流思想和陶冶心灵的机会而悲痛。
(一)
我与李慎之老师相识是1986年。那一年我从河北涿州借调到中科院政策所,其缘由是因为李慎之主持的全国第一次和平问题讨论会。那时中科院政策所刚刚成立,主持此事的罗伟先生安排我为他准备一篇关于科学与和平关系的论文,他安排我去见当时是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慎之老师。
那是86年春天,我正好30岁,应约到社科院来找李先生,对我来说,刚从河北到北京,尽管与北京学术界有些交流,但这次见面是我来京后见到最大的官,我心中不免有些不安与紧张。没想到见面后他十分亲切。我总想借机会把我毕业以来关于原子弹对当代社会,尤其是世界格局的影响,对核和平,对Einstein,Szilard等研究成果汇报给他。但他总是打断我,问我个人的经历,为什么会到涿州?在哪儿上大学?对人生、对当代的看法,为什么不考研究生而是在河北研究和平问题,同时他也谈了他自己对关于当官,关于年轻人,关于对我这一类年轻人的看法。可能他看我很执着,也为我身处涿州而潜心研究原子弹史、和平问题而有所欣赏。他对我讲了50年代给周恩来工作,80年代随邓小平访美等历史情况;谈话涉及面很广,并明确表示喜欢与我交流,并说可以与我做忘年之交。
第一次与他交流,给我的印象是他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并有一点清流物议的感觉,尤其是他的热情,他对人对文章批评的尖刻,又使他更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
这次见面之后,我逐步开始对中国当代史有所涉猎,之后召开的和平问题研讨会我也无缘参与,与他的联系也就断了。屡屡想去看他或给他写信,但因各种原因而作罢,我与老师与朋友们经常谈起他,尤其是90年代以来关于他的话题经常提及。
(二)
我与李慎之第二次见面是12年之后的1998年,这一年的7月7日,我们长城所举办了"知识经济与中国"专家研讨会,这次会议由林京耀先生出面邀请了几位理论家。除李慎之外参加的还有吴明瑜、朱厚泽、何伟、蔡德诚、郑仲兵等。会上的发言中李慎之并没有讲"知识经济"而是讲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他说
"全球化的必然产物是全球价值,而全球价值中占第一位的是自由。我写的关于北大的那篇文章,题目就是《宏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其中我举了中国现代学术的第一个带头人严复的话: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最大差别是'自由不自由异也'。北大之最可贵就在于它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摇篮。
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发展知识经济就更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其思想基础应当是自由主义。中国自古以来缺的就是自由。我晚年的希望就是想看到自由的精神在中国确立。
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人们认为自由就是平等,平等就是自由。现在经过二百多年,证明自由与平等还是不等值的;自由是第一价值,平等是第二价值。我国现在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如此下去将不得安宁。因此,必须要讲平等,讲社会正义,但是没有自由也就谈不上平等。我个人认为,我们一定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关键就是确立自由的价值,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制度保证。"
这次见面,因来人较多,我与他谈了几句并提到我86年对他的拜访。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当时他的发言很失望,想让他讲讲知识经济,但他自说自话,谈的都是关于自由观念。我自下海创办长城所以来行事谨慎,在整理他的发言中我给加上"自由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只把上面的话整理出来,其实他的发言比以上记录还多,我由于担心而作了删节。这一年,可能是他积极入世的关键一年,之后虽时有有关他的文章风传,在写此文时,我试图查找到他当时的发言原始记录而未果,心中即遗憾又汗颜,甚至心里骂自己因明哲保身而做了一回刀笔史。
(三)
我与李慎之第三次见面,是2003年1月17日在圆山饭店的一次春节团拜会,参加人很多,因我去的晚,随便插在一桌女士为主的桌内,巧的是朱厚泽的女儿朱玫与我相隔一人,因其与朱玫原来相识,她就介绍我座位的右邻是慎之老师的女儿,吃饭时我与朱、李谈的很多,并更多的询问慎之老师的情况,并与她谈及我与李慎之教师的缘份。饭间我去给李慎之老师敬酒时谈了十几分钟,他主动提及了1986年那次交流,问我你还在研究和平问题吗?你有些什么新的体会。我告诉他93年我就下海创办了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主要从事市场经济理论探索,已不再从事和平理论的研究,在他再次问我和平问题时,我就草草地把80年代的一些研究思考谈了谈,比如:"民主国家无战争",以及"如何创建无结构暴力的和平社会"等,走时他告诉我要关注全球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影响,并说全球化的意义、价值、影响都要深入研究,海湾战争对全球化的影响现在有些事情还弄不清楚等。由于与他女儿交流时谈及他的身体状况,我就第一次提出要在"五一"前后去他家拜访他,他十分高兴地答应了。
这次相约是在他86年相识的17年之后,我多想再与慎之老师进行一次86年那样一次深入的、精神的交流啊!我下海十年尽管有很多的体会,心中也有多种甘苦,但总觉着心中缺损了"慈悲"之心,多了利禄之意。下海十年自认为对中国了解深了,但心中对社会的关怀浅了;多想摆脱开工作上的压力,去与慎之老师谈冷战结束的意义,全球化的价值,谈谈市场经济的价值,谈谈对中国的希望,谈谈他如何从80年代的官员,反而在90年代成为思想家。可惜,这次相约成了终生的遗憾。
慎之老师的去世,声名鹊起,我与朋友也多次认真地谈起他,尤其是看了《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的文章,受到很大的震撼,5月份SARS与李慎之老师去世这二件事深深剌激了我,让我反思人生、社会、国家前途。
(本文写于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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