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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Yibao <Yibao1@gmail.com>
Date: 2008/2/23
Subject: 《议报》 242
To: Yibao <Yibao@googlegroups.com>
第342期 (2008年2月17日)
《议报》开辟作者园地
特稿
雪灾与突变
吴庸（北京）
专题
美国破获两宗中国间谍案
中国时报等
改革30年
"八十年代"是什么东西！
刘自立（北京）
唐宝林谈中国改革开放30年得与失
大众议院
权责归属，一笔算不清的糊涂帐？
杨宽兴（北京）
别再拿良心说事
胡胜华（湖北）
思想的牢笼
刘洪波（湖北）
人权与民运
历史将宣判他无罪 -- 吕耿松一案带来的启示
无常（北京）
不合法政权无权引用"颠覆罪"
李大立（美国）
民间维权
雪灾后的呼吁： 立即废除城乡户口二元制
向善而行：胡佳的命运
茉莉（瑞典）
法治的精神在遵守自愿的承诺
曾建元（台湾）
宪政与民主
张志国们能代表谁？
巩胜利（北京）
民主和专制，孰优孰劣！
安希孟（浙江）
"狡诈"是"政治行为体"的重要特征
严家祺（美国）
两岸三地
三个中国的皇帝的新衣 -- 百姓说公道
万耀球（北京）
香港的可爱与可忧
冉云飞（四川）
陈水扁呼吁大陆台商返台投资 -- 附录：陈水扁出席「2008年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新闻稿）
VOA
陈日君接班人称灵活连结梵中关系
VOA
神州百态
这是财主治国，很危险的
李志宁（北京）
鼠年说鼠
刘在中（四川）
古人的选美比赛
张鸣（北京）
媒体脉动
中国新闻监督纸上谈兵
牟传珩（山东）
让中国人感慨的两则新闻
周郎
史海钩沉
再说最早批毛的女英雄冯元春
?/SPAN>
右派个案研究：浩气长存的冯元春
冉云飞
思想文化
"08雪灾"中两种"家教文化"再搏奕
朱健国（广东）
从显性道德到隐性道德："朱学勤困境"的法哲学分析
沈阳（江苏）
反右50年
沧 海 桑 田，北 苑 怀 旧 -- 寻访北苑劳动教养收容所遗址
吴 越（北京）
毛泽东与反右
嵇伟（BBC)
公开信
致胡主席、温总理的公开信 -- 评说毛泽东千秋功罪
邓威（湖南）
商德文致中南海领导公开信
商德文
人物
兰托斯先生，您走好！ -- 附录：悼蓝托斯 丁元推崇维权风骨
韩少寒（美国）
风骨永存的王若望
郁申树
连载
北苑熔炉的洗礼
梦 波
回目录
雪灾与突变
吴庸（北京）
这次南方雪灾来势凶猛。从灾区发出的图像看，竟然把三四十米高、负重达两吨的输电铁塔压倒，据说冰雪复盖其上，负重量达50吨，焉能不倒？树林中碗口粗
大树竟然拦腰折断，这类受灾森林达全国森林面积10％，因灾减产农田达1.77亿亩，可见灾害之重。看来，这位拉尼娜真是够厉害的啊！
冰雪之灾导致社会断水断电，生活停摆，物价飞涨，人心浮动。自然界突变引发社会秩序紊乱是值得关注的。路透社记者卢伟奇从湖南郴州市发出报道：宾馆没暖
气，没热水，没熟食，没电炉。该市到2月5日已停电10天，何时修好没有音信。从记者的报道看，全城一片黑暗的日子是不会维持多久的，火车站小食店被抢
就是严重信号。这时正临年关，大批旅客着急乘车回家团圆，但京广线湖南境内被切断，京珠高速公路湖南段、奥北段被切断，24个机场关闭。因此，滞留广州
市的旅客与日俱增，20余万群众涌堵在车站广场，情绪在雨雪中翻腾。据说，广州机场滞留旅客再三等待而无着落，群情激愤而一瞬暴发，一声"砸"，一哄而
起。以"砸"发泄不满，以破坏表达愤怒，说明社会危机达到的程度。
毫无疑问，胡温对这场灾害的反应是迟钝的、无力的。他们到1月 底才感知灾情严重，赶急部署救灾，为时已晚。老实说，胡温只是把它看作一场大面积自然灾
害。比这严重的事件，比如东北某厂钢包脱落而将工人熔化的事件都不 见他们严重关注，何况这类自然现象呢！须知，他们无需为百姓生命财产损失负责，也没
有任何机制向他们追究应当承担的法律过失。相反，他们赴灾区"视察"还 有舆论为其歌功颂德。对这场灾害反应迟钝、无力不是过而是功，这就是当前的现
实。同时，中央权力结构是勉强拼凑而成的，每人把守一摊儿，各人有个人的拳 经。所以，灾情严重已经浮上台面时，温家宝只能唱独角戏。胡锦涛动员贾庆林
去贵州省灾区"视察"，贾借故推拖，只好由温家宝"代劳"。这是一个稀松、软 弱、涣散、离心的最高权力中枢，权力者各怀异志。天灾倒是他们寻求桌下伸
腿、暗中使绊的契机。用离心离德形容这伙人是最恰当不过了。再说，受灾的18个省市自治区是直接受难者，当输电铁塔倒地、大面积停电时，这些地方诸侯理
应大声疾呼、疾言救灾，实际却是不动声色，左顾右盼，看中央如何作为，看胡温手忙脚乱。这次冰雪之灾充分暴露了地方对中央的冷眼旁观态度。
自然界的突变引发了统治集团勾心斗角，展示了他们与社会对立的一面。就其面对自然灾害反应迟缓、无力而言，就其内部热衷私利、不顾百姓死活而言，就其彼
此恶斗、空耗国力而言，这种统治的腐朽性已是昭然若揭，一场社会性突变的条件在蕴蓄中。
突变，在其突然 性，出其不意；在其偶然性，超越常规；在其不备性，没有预防；在其爆炸性，引发震动。不管是自然突变还是社会突变，都具有这些特点。从
社会突变看，孙中山 革命，数度武装起义均告失败，只有在四川兴起护路运动时，武汉守军调川，乘当地守备空虚，一小支部队出其不意地发动起义，遂使大功
告成，这就是社会突变。 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看来免不了要走这种"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之路。
最近，何频先生着文《2021： 中国民主来临》，称"中国不能民主化的无数理由中，只有一条是真实的：没有任何势力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势力
可以与中国共产党竞争。"的确，民主 力量、维权上访力量目前处于分散、弱势阶段，这是客观现实，至于全社会有无力量取代中共腐朽统治，这个问题不妨从
长计议。其中的一种不应忽视的可能性就 是：偶发事件的突变性――突变产生于不知不觉的偶发事件。这样的突变发生于社会统治的薄弱环节，是统治阶层疏忽
之处，是它以为安全系数较高的领域，是它无 暇顾及的地方。而且，突发事件开始时不一定具有什么严重意义，也许，只是一位老者失足落水而亡的普通事故，
这个事故足以麻痹权力者的警惕性，但这个普通事 故却是一支触媒，挑起了群众久郁心中的块垒，继而才暴发为与政权的严重冲突。在它的偶然性背后实际潜藏
的必然性是不易发觉的。双方在最初都不以为意，但社 会矛盾的成熟性却依其必然的逻辑而导引至突变的临界点，突变才终于产生。这一过程的条件要求是相当
严格的，不是任何偶发事件均有突变的可能。现在可以认定 的条件是：（1）偶发事件具有足够警示社会的意义，它可以触动社会的普遍不满情绪。（2）统治
集团处置社会问题时犯严重错误，点燃了社会不满的烈焰而无法扑灭。（3）在事件发展的深入阶段，有群众性领袖出面引导和组织。（4）中共民主派人士在适
当时机挺身而起，实现党内外合作，共襄大业。这些条件都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认知的有限性，可能还有现在不能列举的必要条件。
这里提供一个事例，对可能发生的社会突变或者有启示作用，供关注者研究、参考：
统治集团犯严重错误，内乱外患齐至，统治力量虚弱而无法强力整合，这是暴发社会突变的有利条件。1969年， 大陆"文革"，大批当权派被整，中共组织
瘫痪；对外以美苏双强为敌，苏联欲乘机强行摧毁中国核设施，形势危殆。毛赶忙命令疏散大中城市人口与物资。中央和 北京党政机关以及文化、教育单位纷纷
散至外地，犹如难民逃亡，人心慌慌，加以各地的武斗拼杀，枪声不止，整个社会权力机制呈空虚状态。当时决定在京郊组织 战备地下指挥部，由周恩来主持；
毛移至武汉，操纵全国大政方针；林移至苏州，负责战备。毛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领导和中央退职者于10月20日前全部疏散。10月17日 宣布朱德、陈
云、叶剑英、陈毅等人的疏散地，要求疏散到不同地点后不准相互来往，不准重返北京。这些人在疏散地的行动受到限制。朱德、董必武等被疏散到广 州郊区从
化，规定散步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离开宾馆须经广州军区主管领导批准。当时被斗争的对象则是分别押送到不同的疏散地点。张闻天被要求化名"张 普"，房
前有部队设岗监视。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人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出大院要报告。军分区保卫科每月就张闻天思想、行为向上级作书面汇报。总之，此 次疏
散把中央一级的当权派，不管是未被揪出还是已被揪出，均作为被监视对象，在不同程度上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这就表明：统治集团四分五裂，统治秩序无法维
持。这种混乱状态就是社会发生突变的适当时机。
只有这项条件还 不能保证社会突变的实现，还需要社会认知这种社会状态的非理性与有害性，从而萌发对它的批判与否定的意识，产生以新的社会体制代替它的
要求。张志新、遇罗 克、王申酉、杨曦光、李一哲等等就是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深度反对旧秩序、探讨新格局的闪亮的明星。这样的明星可以举出一大串，他
（她）们成为酝酿大陆社会 突变的启蒙者。在社会上一片揪斗"走资派"的叫嚣声中，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逆反声音呢？"物极则反"的规律告诉我们，"文
革"使毛的倒行逆施发展到顶峰，它 使社会、经济、文化面临全面崩溃，因而，必然萌发其对立物即反"文革"意识，这是对"文革"逆流的反方向运动。张志
新、遇罗克、王申酋等人的觉醒表示社会 对旧秩序的唾弃和对新格局的祈求已经突破一切禁锢而诞生。当时遍布各地的地下读书会和地下刊物是烘托张志新、遇
罗克、王申酋等人崭露头角的广泛社会基础。 "文革"的荒诞性越是暴露，社会的理性认识越是成长。于是，终于出现了挺拔屹立的林昭，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
义的顾准，唤醒自由主义的李慎之，与毛泽东的专 制主义形成坚强对抗的社会意识终于树立起来。作为社会突变的鼓吹者，新的社会意识响起了鼓舞人心的进军
号角。
这里，应该特别 提到"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专门介绍过的《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朱成昭曾是地院"东方红"早期领袖，也曾
是首都"红三司"一 把手。"东方红"受命到四川押解彭德怀至京。派去的第一批人与彭谈话后，认为彭谈的是"真话、实话"，确认彭受了冤屈；派去的第二
批人了解后，同第一批人 一起回京向朱成昭汇报，商量对策。他们将与彭的谈话记录上报中央"文革"小组，结果被批为"犯严重政治错误"。中央"文革"改
派北航"红旗"赴川抓彭。朱 成昭毫不屈服，又派出百余人从北航"红旗"手中抢回彭，将彭置于朱的房间保护起来。此时，朱看到彭"绝不示人"的材料：对
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逐条 批驳以及对大跃进的保留意见，深受震动，由此产生批判中央"文革"小组的想法。他在3万 人大会上，以自我检查名义指
出：中央"文革"运动群众，中央"文革"对老干部打击面过大，中央"文革"抓人太多，中央"文革"太左等。当然，结果是以"炮 打中央'文革'"之名勒
令他闭门思过，但他的大胆突破旧思维、勇敢追求新境界的精神，显示了可贵的进步。朱成昭事件表明，派出"东方红"赴川抓彭本是偶发 事件，统治者不会预
料到这一正常举措会有什么疵漏，然而，恰恰就是在这一偶发事件中暴出了反中央"文革"的突变。这个本是偶然发生于"文革"中的一般常规 行为，由于"文
革"中必然产生的逆向因素，使这一常规行为从与彭德怀的接触中发生质变，从而使抓彭变为护彭、使维护"文革"变为批判"文革"，突变就是这 样从权力的
空隙中产生的。这一事例对我们思考大陆中国的社会转型有可能走"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社会突变之路不是很有启发意义吗？
旧制度意识到新 的社会认知是它的掘墓者，因此，它以决绝的手段凶狠地加以扑灭。张志新惨绝人寰的牺牲，林昭英勇悲壮的就义，说明旧制度对敢于向它的专
制进行挑战的新人是 何等残忍、暴虐！他们不能容忍"中国向何处去"的质疑，甚至连倡导"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也成为罪恶。两名中学生伊林、涤西仅仅
由于提出"改进无产阶级 专政、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遭镇压。上千个读书小组被他们以诬蔑不实之词、冠以"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
革命小集团"等罪名，或处决 或监禁。同时，旧制度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大肆灌输造神论，大树特树毛的绝对权威，大立特立毛的神只地位，全国开展"早请
示，晚汇报"的拜神活动。愚蠢的拜 神颂大大盖过新的社会认知，狂热的君王崇拜大大盖过理性的民主礼赞。社会意识形态的这种交锋说明社会转型条件尚未成
熟。
从那时到现在，时代的脚步迈过了30余年的步伐。在胡锦涛掌权的最后5年，我们应该如何评估社会转型的形势及转型的可能形式呢？这是亟需给予解答的课题
吧？（2008.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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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回目录
美国破获两宗中国间谍案
中国时报等
美国破获两宗中国间谍案
2008.02.12
星期一，美国联邦司法部逮捕及起诉四名间谍，三名华人和一名国防部官员，其中一人是抗日名将薛岳的女婿。他们涉嫌替大陆收集美国售台武器和太空科技的高
度机密军事情报。美国司法部形容，中国近年从事间谍活动的积极程度直逼冷战时期。(李荣添报道)
美国联邦司法部表示，第一宗间谍案，涉及两名华人和一名国防部官员。联邦调查局于星期一，他们准备交易前，将他们拘捕。其中一名华人，是五十八岁持有美
国绿卡、姓名译音叫郭台生的台湾移民，据台湾《联合报》报道，他是国民党抗日名将薛岳的女婿。联邦调查局人员，在他位于新奥尔良的家中，搜出大量证
据。
司法部的起诉书指，郭台生涉嫌由2006年一月至今，替大陆政府搜集美国国防资讯。当局指他借着营商的关系，与多位美国政府官员打关系，特别与在国防部
国防安全合作署，负责武器系统分析工作的贝格森关系密切，每隔数月相约于餐厅见面。
据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指，其中一次，郭台生在餐厅将一\x{53e0}\x{53e0}的一百元美金现金交给贝格森，以换取国防机密资料，当中大部份是美
国向台湾出售的军备的资料，然后多次透过电邮，与身处北京的大陆官员A联络，再由一名同样持有美国绿卡，现年三十三岁，受雇于郭台生公司，姓名译音为康
玉新的中国籍女子，将资料转交大陆政府。
两名华人被控以"合谋传送美国国防机密资料予外国政府"，如果罪名成立，最高会被判终身监禁。
至于向郭台生提供资料的国防部官员贝格森，原本是美国海军国际办公室C4I计划的负责人，后来转到国防安全合作署担任分析师，他拥有可以接触敏感最高机
密资料的权利，而且对台湾国防部"博胜案"、即是台湾军方近十年的军事整合计划，包括向美国购买武器的内容，了如指掌。他一旦定罪，最高判处十年监
禁。
至于另一宗间谍案，当局起诉一名七十二岁，译音锺东范的美籍华人，他是波音公司前程师，在加州洛杉矶被捕。当局指他由1985年到2003年期间，多次
到中国大陆讲学，并窃取波音飞机公司有关航天飞机，C17军机和最大型卫星计划"三角洲火箭"等秘密资料，交予大陆政府。起诉书披露，他早于1979年
开始，已与中国航空局官员有多次书信往来，更曾经表示渴望为"祖国作出贡献"。
这次是美国司法部罕有地在一天内宣布两宗与大陆有关的间谍案，助理检控官温思坦表示，全球有一百度个国家正设法得到美国的军事秘密和技术。他特别指出，
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特别积极地，有条理地从事间谍活动，其程度直逼冷战时期。
本台多次致电中国外交部，但一直未能联络到。
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表示，中国在美国的间谍活动是否更积极，外界很难估计，但相信中国近年对美国售台军备，较以往更加关注。他说：美国出售甚么武器给台
湾，北京方面当然很关注，一来作为战略上的评估，究竟有否一些超越了防卫性武器的界线呢！若果超过了，或含含糊糊，北京方面的军事部署又会如何对正下药
呢！这些从军事部署的角度而言，是相当关注的。
美国近年多次破获与大陆有关的间谍案。去年九月，联邦司法部以间谍罪起诉两名华人，指他们盗取美国一间大型通信器材生产商，和台湾台积电美国分公司的电
脑芯片设计，卖给中国军方。而在零六年五月，三名华人，涉嫌窃取一些，被视为高度敏感的美国海军战舰技术资料，由洛杉矶经香港运返中国，三人出发时于洛
杉矶机场被捕。(李荣添报道)
中国时报2008.02.13
博胜案美助我强化资电作战新装备
（吴明杰）
美方这次破获共谍所涉入的「博胜案」，是美军协助国军整合三军指管通情监侦系统（Ｃ４ＩＳＲ）的一套信息平台，也是强化国军资电作战的最新装备。
「博胜案」在民国八十八年由美国当时总统柯林顿政府批准，全案长达十二年、预算超过五百亿台币，预计民国一百年完成。
在「博胜案」以前，国军旧有的指管通情系统，缺乏共同的信息链路，要发挥所谓的联合作战十分困难。甚至仅是在海军内部，因分为大成、Link-W和
ASN-150等不同系统，不同型船舰就算编成舰队，舰与舰之间也无法通联；空军系统亦复如是。
在「博胜案」构建后，除让国军陆海空原本混乱的指管通情系统得以整合外，也因美军使用相同的信息平台，使台美间的战情系统顺势得以进行连结，未来甚至还
可进一步建立影像式的军事热线，并进行实时的战场图像和情资交换。
中国时报2008.02.13
博格森以为情资给台…不料郭转售中共
彭志平／综合报导
据传抗日名将薛岳的女婿郭台生，在美国因涉嫌将机密转售给中共而遭到逮捕。据了解，同案涉案人美国国防部官员博格森原以为他提供给郭的讯息，是传递到台
湾方面，讵料郭却转售给中共。郭台生目前拥有中华民国与美国双重国籍，他在美国和北京都有办公室。
根据美国方面调查，郭台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Ａ」联系频繁。而这名Ａ官员的姓名，还出现在美国其他间谍案被告的电话通讯录中。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控，郭台生在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Ａ」从广州或香港的ＩＳＰ用「○○九」、「ｈｋ○○九」或「○○九ｈ?ｋ」的电子邮件后，
会在廿四小时内以「台生之友」通讯中，最后三码相对应的电话号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Ａ」接触，两人之间的通讯，还必须用可解码的软件处理。
起诉书说，博格森与郭台生去年三月三日见面，讨论台湾提升军事通讯能力的「博胜案」和通讯安全问题。博格森「透露有关美台通讯安全的信息，要求郭与台湾
官员分享，并请郭安排跟台湾国防部官员会面。」两人谈话内容经太平洋美军司令部情报主管判定含有机密信息。
从去年三月三日到博格森、郭台生和康雨新三人在今年二月十一日被捕之前，博格森和郭台生至少会面四次，博格森应要郭求提供了有关美国全球信息网络
（Global Information Grid）等情报。
中国时报 2008.02.13
华裔美籍波音员工涉间谍案查麦大智案时已盯上钟东凡
彭志平／综合报导
▲美国联邦调查人员早在2005年秋天，调查另一宗美籍华裔工程师麦大智案时，便发现钟东凡也涉及间谍罪而展开调查（美联社）
曾在波音公司担任工程师的华裔美国公民钟东凡，因涉入间谍罪等罪名遭到逮捕。据了解，美国联邦调查人员早在二○○五年秋天，调查另一宗美籍华裔工程师麦
大智案时，便发现钟东凡也涉及间谍罪而展开调查。
至于要求钟东凡提供机密的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则为国有企业，也是中共航空武器的主要研发制造商，解放军最先进的歼十战斗机，就出自该公司手
笔。
美国司法部在十一日公布的起诉书指出，中共航空业官员（应指中国航天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官员顾维豪等人）从一九七九年起就开始给钟东凡寄发「任务」信件，
指示钟东凡搜集具体的技术信息，其中包括与航天飞机和各种军用、民用飞机相关的数据。钟东凡曾在一封给顾维豪的回信中表示，愿意为「祖国」作出贡献。
美国检方称，钟东凡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九六年服务于洛克威尔国际（RochwellInternational）。洛克威尔国际的防卫和航天部门于一九
九六年被波音公司收购，钟东凡随该部门转到波音公司，直到二○○二年退休。不过，第二年他又以承包商身分返回波音，直到二○○六年才离开。
钟东凡除了涉嫌向中共传递相控阵雷达的机密信息外，起诉书还列举了另外两项技术。一种是用于发射载重火箭的美国下一代火箭推进器「三角洲四型」，这种重
型火箭需要一种被称为TailServiceMast装置，在火箭升起后向其尾部发动机提供液态燃料。另一种是波音为美国空军、英国皇家空军和加拿大空
军所生产的Ｃ─１７全球霸王运输机，这种运输机主要用来把军队和军用物资迅速运送到美军基地。
起诉书说，在写给中共情报官员的众多信件中，现年七十二岁的钟东凡提及他搜集到的工程手册，并把包括洛克威尔公司禁止对外泄露的有关Ｂ─１轰炸机在内的
工程手册传送给中共。
钟东凡提供航天信息的对象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生产多款军、民用飞机。战斗机包括歼五到歼八系列，以及枭龙新型歼击机等；轰炸机包括ＦＢＣ─１、轰
六、飞豹歼击轰炸机等等。此外，该集团亦生产空对空飞弹，如ＰＬ─９。
中国时报2008.02.13
郭台生案未来5年美台军售北京看透透
刘屏／华盛顿十二日电
郭台生案对美国及台湾的影响极大，未来五年，美国可能出售哪些武器给台湾，台湾方面都没有把握，但经由郭台生的「努力」，北京当局却全部了然于胸。从
「现在进行式」到「未来式」，中共从来没有这么熟悉台湾的重要军事采购。
国军要买什么，固然由台湾申请，但准或不准，操于美国之手。可是郭台生要求博格森提出未来五年的清单，在金钱诱惑下，博格森照办，再由郭台生转给中共。
所以未来五年，美国卖什么给台湾，台湾方面没有把握，北京却十分清楚。
虚虚实实美可能泄假情报
了解案情的人士指出，本案对美国及台湾的影响极大，因为郭台生提供北京的两大「成果」，博胜案属于「现在进行式」，未来五年军售计划则是「未来式」，都
是攸关台海安全至巨，不但金额高、期程长，而且极为敏感，相关人士一向口风极紧，没想到被中共「看透透」。
博格森被郭台生看上，不但因为他在军售部门任职分析师，更是因为他曾担任美国海军「指管通情」的主管，不论「现在式」或「未来式」，都是极为恰当的人
选。
ＦＢＩ眼睁睁地的看着博格森泄密？就好像之前，ＦＢＩ任由博格森把「博胜案」的最新机密提供给郭台生？
熟悉军事交流的人士表示，情况未这么糟，因为间谍案往往是虚虚实实，美方既然知道博格森泄密，说不定将计就计，让博格森接触到一些不实的情资，从而混淆
中共耳目。
这种作法以往屡见不鲜。因此郭台生案究竟对台湾造成多大损失，外界未必明了。
若损害严重我不排除求偿
吴明杰?台北报导
对于美国司法部破获牵涉对台军售「博胜案」的中国间谍案，我国防部十二日表示，已成立项目小组实施损害评估与管制。另据了解，由于美台双方在「博胜案」
签有保密协议，如果泄密造成我方严重损害，军方内部研究不排除向美方提出求偿要求。
不过对于求偿的可能性，另有熟悉美台军售的官员认为，由于「博胜案」为美国政府对台军售案，并非商售案，不同于商业上泄密即违约并可求偿的做法，如果真
要求偿，对象是美国政府而非厂商，成功机会很渺茫。
另据军火界人士透露，负责承包国军「博胜案」的美商洛克希德马汀总公司，昨天对这起间谍案也大叹自己是受害者，并强调泄密的是美国军方官员，相关责任应
由五角大厦担负。但就他们所了解，这起间谍案的泄密程度其实并不严重。
公开前我已掌握损害有限
据指出，这起由中国官员透过美籍台湾移民郭台生等，向五角大厦官员博格森刺探台湾「博胜案」内容的间谍案，我方在华府公开案情前已透过管道掌握，因此整
个危机处理已先一步进行。
据军方内部初步评估，郭台生透过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ＤＳＣＡ）博格森（GreggW.Bergersen）能掌握的「博胜案」内容机密等级不高，对我
损害状况应该有限。
但据了解，由于泄密源头管道在美方，我方已随即派员前往五角大厦了解泄密程度和范围，并要求美方派员来台来协助进行损害评估和管制。目前军方评估的方案
中，包括要求美方负责进行软硬件更新，甚至也评估因违反保密协议依约向美方求偿。
中国时报2008.02.13
郭案ＦＢＩ全都录铁证如山
刘屏／华盛顿十二日电
上紧发条▲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韦因斯坦等官员11日在华府举行记者会，说明破获两起间谍案，4名涉案人在美涉嫌为中共当局窃取军事机密。（美联社）
博格森：「我另外给你的信息，我是非常、非常、非常小心的。那是机密的，……不过我会让你看……所有你要的笔记，你都能拿走」。郭台生：「我很感激，我
很感激」。博格森：「我要是失风，我想不会啦。但是万一，我铁定被炒鱿鱼，还要坐牢。我违反了所有规条」。
这是ＦＢＩ掌握的郭台生案证据之一。两年来，两人每隔几个月就在餐厅见一次面，地点包括华府近郊的维州亚历山大、赌城拉斯韦加斯、南卡州的查尔斯顿、维
州的劳顿郡。他们的电话内容、电子邮件，全部遭到ＦＢＩ监录。两人租车开往华府近郊的杜勒斯国际机场，ＦＢＩ全程录像。
呈堂证据显示，ＦＢＩ探员亲眼看到郭台生把一迭美钞塞进博格森的上衣口袋里，都是百元面额。前述对话即是这次交付款项后的谈话内容。
根据ＦＢＩ的证词，郭台生从二○○六年元月开始为中共当局搜集国防机密。关键人物之一是中共的「官员Ａ」。郭台生从博格森处取得美国对台军售的机密资
料，透过康雨新转交给「官员Ａ」，「官员Ａ」则提供金钱给郭台生，再由郭分给博格森及康雨新。整个过程，ＦＢＩ及美国军方探员十分清楚。例如去年三月三
日，郭、柏在华府亚历山大市的餐厅晚餐，讨论博胜案和台湾的通讯安全。席间，柏要求郭安排柏与台湾的国防部官员会面。
又例如四月七日，两人在拉斯韦加斯会面，谈话过后，一道欣赏音乐会。ＦＢＩ说，「郭台生在三月廿一日先买了两张票，计美金五百九十七点四五元」。
为求慎重，ＦＢＩ曾把两人谈话全文送交太平洋美军司令部查核，司令部的情报部门证实谈话内容涉及机密。
侦办过程中，ＦＢＩ不但锁定郭、柏、康、「官员Ａ」等人的电话及电邮，甚至把郭的独生女的电话也列入监控范围。ＦＢＩ还潜入郭台生的住处，把计算机硬盘
拷贝一份带走；也曾潜入两人在拉斯韦加斯的旅馆房间内搜索，掌握诸多证据。
至于「官员Ａ」，美国很清楚他背景与过去行径，视他为累犯。ＦＢＩ证词指出，此君在广州、香港都有据点，郭台生则在北京有个办公室。证词显示，郭说过，
自己每次到北京都和「官员Ａ」见面，因为「中央指示他好好照顾我」。
十一日清晨五点半，一片漆黑中，大批办案人员荷枪实弹，并且多数是自动武器，掩至博格森的家里，当时博格森正准备出门运动。博格森的妻子也在家里。办案
人员逮捕博格森后，花了五个小时，带走计算机及大批设备、文件。美国媒体报导说，柏的妻子高声说，「我的丈夫是无辜的」，只是ＦＢＩ显然不这么认为。
中国时报2008.02.13
军火界：郭是上不了台面的小角色
刘屏／华盛顿十二日电
郭台生据传是前国军抗日名将薛岳的女婿。不过对于郭台生这号人物，熟悉美台军售的军方官员几乎都闻所未闻。有军火业人士说，郭台生只是上不了台面的小角
色，不是什么大人物。
卅年余年前，郭台生在台湾是颇有名气的网球好手，尤擅双打，在若干重要比赛中常有佳绩，甚至有机会代表国家进军台维斯杯。
移民美国后，在新奥尔良一带从事过餐饮、家具等业，也担任过网球教练。据认识他的人指出，他与美籍人士来往较多，与华人较少联系。因为老丈人等关系，他
与台湾军方有些联系，也曾数度到华府，希望与军方驻美人员打交道，但没有什么成效。
ＦＢＩ认为，郭台生现在开设的家具公司，其实是掩人耳目。例如「康雨新」受雇于家具公司，名义上是从郭台生领薪水，其实是郭台生从中共「官员Ａ」拿钱，
再发给康雨新。
吴明杰台北报导
郭台生据传是前国军抗日名将薛岳的女婿。不过对于郭台生这号人物，熟悉美台军售的军方官员几乎都闻所未闻。有军火业人士说，郭台生只是上不了台面的小角
色，不是什么大人物。
我军方官员也表示，未曾听过郭台生的名字，在华府也没听过「薛岳的女婿」这号人物。
郭台生生活低调少与人互动小镇住20年邻居没进过他家
来源：东森新闻
记者李睿嘉、黄河综合报导／移民美国的台湾商人郭台生涉嫌为中国窃取美国军事资讯，在纽奥良市被捕，由于郭台生可能掌握美国对台军售武器等重要机密，联
邦探员己经从他在刘易斯安纳州的家中带走许多箱证据。跟郭台生相处数十年以上的邻居，听到消息都表示难以致信。(博讯boxun.com)
涉嫌向中国提供美军间谍情报的台湾移民郭台生，曾经在一家高尔夫球俱乐部开过餐厅．他所居住的地方是一个叫做候玛的小镇，距离纽奥良市，开车大约需要一
个小时。从台湾移民美国已有二十年之久，平时生活低调，而且很少跟当地华侨有互动，注重隐私的他，想吃中国料理的时候，就连去家附近的中餐馆也都是先打
电话点好菜，然后外带回家吃。
刘易斯安纳州候玛镇一家中餐馆业者说：「他有来的时候，都打电话进来，然后来拿一下，就这样子。」
根据一位与郭台生住在同一条街上的华侨表示，郭台生住的区域相当好，附近也有不少华人居住在同一区。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籍邻居表示，郭台生和他的太
太在这个小镇至少住了二十年，待人友善，不过没有任何邻居进去过郭台生的家里，都是站在屋子外面聊天。
台湾驻美代表吴钊燮表示，这起中美间谍案己经进入美国联邦司法调查，他不方便做任何评论。不过对于已经入籍美国公民的郭台生，为何又同时持有中华民国护
照，令人百思不解。
美破获两起华裔间谍案最长卧底近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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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12日报导】(大纪元记者毕儒宗报导)美国司法部十一日下午宣布破获两起不相关的华裔间谍案，目前共逮捕了三名华裔及一名美国国防部分析
员。被捕的华裔中，两人是美国公民一人为中国公民。他们被控提供美国国防机密给中国政府。
联邦调查局(FBI)探员十一日在加州Orange市逮捕了72岁的华裔美籍工程师钟东方(Dongfan' Greg' Chung﹐译名)及在维吉
尼亚州亚历山大市逮捕了51岁的「国防安全合作署」(Defense Security Cooperation Agency)的武器系统政策分析员
葛瑞格‧博格森(Gregg William Bergersen)。
此外，居住在纽奥尔良市(New Orleans)的两名华裔嫌犯，58岁的美国公民郭台山(TaiShan Kuo﹐译名)及33岁的中国公民康于兴
(YuXin Kang﹐译名)也已被联邦政府拘留。
钟东方被以八项「经济间谍」罪、一项「阴谋进行经济间谍」罪、一项「未登记即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一项「阻碍司法」及三项「对调查人员做出不实证词」
起诉。郭台山及康于兴则被以「阴谋将国防信息散布给外国政府」。
钟自1973年起任职于航天工程公司洛克威尔(Rockwell)，至1996年该公司被波音公司收购后成为波音公司的一员。他拥有机密级安全级别
(Secret security clearance)，能接触机密文件。钟2002年自波音退休，2003年回到波音担任顾问，直到2006年离
开。
调查人员发现，钟自1979年起就开始与中国政府接触，多年来将关于美国航天飞机、C-17军事运输机及代尔它四型火箭(DeltaIV)的机密资料及
24本关于B-1轰炸机的技术手册交给中国政府。此外﹐钟还多次到中国将美国航天飞机及其他太空计划的内容传授给中国工程师。
据了解钟属于麦大智间谍集团的外围份子，调查人员发现在中国官员的建议下，钟利用麦大智传递机密数据。在一次回复中国官员的信件中，钟表示有为「祖国
(motherland)」效力的愿望。
为了避免引起怀疑，钟还与中国官员讨论，以邀请他的艺术家太太到中国的艺术学院访问为由，让他可以陪太太到中国。
郭台山来自台湾，在纽奥尔良地区以销售家具为掩护，与包括博格森在内的美国国防部人员建立关系。中国公民康于兴则是在郭及中国官员间的联系人。
博格森多次将关于美国在未来五年内出售台湾武器的细节交给郭，并自郭手中收到数目不详的金钱。博格森被调查人员跟监并被录下他要求郭台山一定要保守秘
密，「我将进监狱，我不想进监狱」。
若罪名成立，郭台山及康于兴将面临终生监禁﹔博格森则将面临十年的刑期。钟东方的每一项罪名则面临至少15年刑期及25万美元的罚款。
麦大智在间谍罪名成立后，其配合他担任间谍的家人面对被驱逐出境的处境，钟东方﹑郭台山及康于兴的家人可能将面临同样下场。
负责国家安全的司法部助理部长康尼斯‧韦恩斯登(Kenneth L. Wainstein)说︰「今天的案子显示，在后冷战时代，外国间谍仍然是美国
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
司法部发言人迪恩‧柏德(Dean Boyd)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及苏联间谍是目前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他说︰「司法部完全根据案
子的证据办案，华裔涉嫌近来几个间谍案」
2/12/20085:15:03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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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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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是什么东西！
刘自立（北京）
李慎之
徐良英
有一个朋友近来和我说起，何以六四只反官倒，不反体制，还帮助共产党抓起反毛者，来了一个保皇派和民主派的天然联合？
我们先从一个现象开始入手。这个现象就是，八十年代的威权主义说＋党的改革说＝自由主义说，是否摒弃了民主。
这个课题不是我的发明。在李慎之先生去世五周年之际，拜读他和许良英先生二人的信通，可以察觉这个课题。这个课题是这部通信集的一种内容，被载于兹，可
以参考。（见《许良英与李慎之通信集》。民间印刷。）
这个观点之争，被许老说成是：关于要民主，还是要"宪政"之争——民主和宪政之歧义，是不是存在——所谓宪政主义，是不是迎合了威权主义——所谓威权主
义是不是在共党领导下，来一个摒弃或者最终摒弃民主的"护法运动"。这个争执当然非常重要，重要到连民主也会受到官方和精英的挑战。这个精英主义，按照
许先生说法，就是不要民主，而要所谓"宪政"和"护法"——请注意：这里，假惺惺者们把专制主义的新加坡方式和邓的极权主义中共方式，横加混淆，鱼目混
珠，结果导致一塌糊涂。这个一塌糊涂论，有几点：一，中共国可以不要民主，而要胡、赵，要党领导这场政治改革——任何民间的政治力量只是在体制内玩耍
——他们还说，民间，本来也没有任何什么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共党；就是"无取代论"——所以，唯此唯大、唯老胡、老赵＋老邓——那么，现在是谁呢？！
二，他们说，不要设想来一个真正的政治改革，而是要在共产党"实践真理"说的前面，做到"坚持"和"猫论"，或者党的民主社会主义。
三，这个改革说的价值论，就是王元化说过的"新启蒙"，和五四无关的所谓"启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运用共党"软实力"、使世界中国化。
于是，四，他们把所谓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切割于五四，借鉴于一二九的所谓"新启蒙"运动，做成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他们延续
了陈伯达、艾思奇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之"新蒙蔽"运动。于是，在八十年代，自由主义真谛，在这些混淆论者的笔下，产生变形。这个影响的发效，就是六
四民运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个"伟大功绩"，是由八十年代精英分子直接导致的杰作。
我们的根据，来自李慎之先生和许良英先生的说法。
他们在90代和00年代初叶有关于此的讨论，是这样说的——
"王元化的所谓'新启蒙'究竟要把中国引向何方？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1988年前后，他看中了北京的金**……他1987年初从美国回来经香港接受
《百姓》半月刊陆铿的采访，说了这样两断令人震惊的胡话：1、美国人是物质丰富、精神空虚，因此中国的改革不仅是中国一国的事，还要解决全世界的精神生
活问题。2、1986年国内学潮平息了，现在可以放手搞改革了！到了1988年他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声称：民主仅是一个'朦胧的理想'，我们不知道
他是什么。我曾当面驳斥他：是你自己没有读过民主的书，不懂民主是什么，怎么可以说人家也不懂。他倒是老实承认了。
这种人很会钻营巴结权贵（如邓力群），又善于投机取巧，很有蛊惑人心的本领。他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中有一本《走向现代化国家之路》，结论中竟然提出：
落后民族要实现现代化，只有依靠'专制的铁腕'。这是吴**1989年初提出'新权威主义'的先声。当时我写过几篇驳斥文章，内地报刊都拒绝刊
登。"（许良英信函，2001年11月21日）
接到李慎之回复后，许又言——
"1989年初听说王元化要搞一套'新启蒙丛书'，对其具体内容一无所知。直至1993年包遵信出狱后找我交谈中才知道当年王元化的'新启蒙'与五四的
启蒙精神不是一回事。……据他自己说，他是90年代经过反思后否定了五四，以后他似乎也没有再用过'新启蒙'这个口号"。（许良英信函，2001年12
月1日）
而李慎之坚定认为，"不过你说八十年代初王元化提出'新启蒙'竟是否定五四的新启蒙却使我大感惊讶。我不能想像除了回到五四以外还能有什么'启
蒙'。"（李慎之信函，2001年11月21日）（关乎这一点，我们严重保留意见。主要根据是吴宓对于五四摒弃孔孟之仁道，采纳法家；摒弃希腊民主价值
论，采纳马克思进行的当时之批判——在1920年。见《会通派如是说》徐葆耕着）
这些说法，对于八十年代、我们称之为不但诗歌朦胧，政治学原则同样朦胧的现实，做出了提示。于是，我们才说，六四，国人的整体觉悟和学生觉悟，正好原出
此道——这个道数的原则或者精髓就是：由党来领导民主自由。幻想于兹的教训是什么？就是六四！全面地、过分地、偏执地肯定八十年代的所谓"启蒙"，祸害
在此。六四十九年以来，中国政治生态，始终是八十年代学界思维的产物。这个东西，依然鼓噪精英政治加宪政主义。这些东西的现在表现是，要在政治以外层
面，争得宗教自由，施行维权运动；要施行非暴力主义原则，而漠视官方暴力前提；主张由共党做为领导政改主体，等等。这些说法和做法，于六四时代的运作如
出一辙！
于是，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分析，越来越明显。
这个分歧就是，一方认为，要继续由共党或者某些精英（改革派）掌控政治改革——这是对八十年代所谓"启蒙运动"的无效重复。我们认为，这些精英力量很难
启动中国真正的政治改制。换言之，六四运动的天真烂漫之政治原则，全部起源于八十年代的威权主义误导——而这个东西，在经过九十年代的挣扎不死以后，现
在，正在沦为新一轮的乌托邦幻觉。其终旨，就是用"宪政主义"排斥真正的民主内涵，并和党内所谓"改革派"，形成一道新的党文化防线，以期在将来发生变
故的时候，继续其共党不死运动，共党改革运动，共党清官运动，等等。
许师言——
"他（指刘军宁——自立注）几年前用'宪政'取代'民主'的说法，对青年政治学者影响很大。不到一个月前还有人向我大谈'宪政革命'，'宪政运动'，我
给他泼冷水，他说我'迷信民主'！实在可笑！现在看来，对民主进行反启蒙的，不仅是官方和御用学者，还有那些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许
信，2002年12月31日）刘，据说以后放弃了这个看法。
而在另一方，我们否认在中国可以实行这种由"改革对象"完全控制的官场改革。这个历经三十年的改革，现在完全破产。制定包含革命在内的某种选项，也许已
经摆上日程——是不是应该争取这个选项，还要研讨。
故此，我们现在认真阅读李、许二师的信通，真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因为，他们涉及了这个概念的重大区别：民主，或者"宪政"——这是一个问题；且不可
用"宪政"（共产党宪法框架）压制民主。
这个课题难道不够重大，不值得深入探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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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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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宝林谈中国改革开放30年得与失
英国《每日电讯报》着名记者及军事历史学家SIR MAX HASTINGS 采访唐宝林记录
唐：你的这个题目有一个缺点，就是走两个极端，得与失，实际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没有变化，没有得也没有失，我归纳为六个不变：
1、专制政治制度没有变；
2、国家的指导思想没有变，仍然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列宁教条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衍生物——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胡锦
涛的"和谐社会"思想。
3、军警是中共用来镇压人民不满的工具没有变。军队总是忠于党，不忠于人民，"党指挥枪"。"六四事件"就是一个证明。
4、人民没有选举权没有变。人民没有权力选择可以信任的国家领导人，而是由前任领导人指定的，甚至像封建皇帝那样隔代指定，如爷爷指定孙子当接班人那
样。 四年一次的全国党代表及人大代表选举搞得轰轰烈烈，但是这些代表和他们选出的各级领导人，都是指定的，选举是完完全全、认认真真走过场，为了显示
100% 的投票率，可以把票箱提到病人的床边。但是选举人，根本不认识他们所选举的代表，代表及领导人也不向选民做任何承诺，人民也无权评论领导人四
年一任的工作 成绩，更无权再选别的领导人。过去我们批评和讽刺美国选举不过是华尔街老板轮流推出民主党和共和党出来欺骗美国人民，可是我们却这种轮流
工作都没有做，几十年一贯制——一党专政。
5、人民没有《宪法》上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罢课、罢工的自由，没有变。中共善于欺骗人民，打倒国民党的革命时，对人民说是为了建设民
主的新中国。可是建国后，比国民党还要国民党。
6、落后的国民性没有变。陈独秀在上世纪初指出的人民能最大限度地忍受专制制度欺压，一切不幸都归罪于"自己的命不好"，不愿抗争。这种落后的国民性也
没有变，就是"好死不如烂活着"。六四 屠城可以忍受；农民工背井离乡做苦力，三年不发工资可以忍受，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国民性？而日本与你们西方人相
反，日本是"烂活不如好死"，所以日本的自杀 率是世界上最高的。我两次访问日本，参观大学图书馆，竟然发现有自杀研究的图书专架，图书之多，令人惊
讶，可见自杀是学者的一个研究热点。大报上也经常公 布自杀人数，数量惊人。这样就可以迫使政府不断地改善民生。同时也使国民精英化，适者生存，不适者
自然淘汰。所以，日本成为世界上一流强国，不是偶然的。 你们西方人是"天赋人权"，"不自由宁可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都皆
可抛"。这样的国民性，自然也会推动国家向福利社会前进。这 些30年改革不变的因素是中国国情的主导方面。
先谈谈30年改革得的方面：
1、经济高速增长，工资增长10倍
30年最大的成果是经济上高速增长，这是最大的得。特别是近几年，GDP以每年8-9%的速度增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也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
这与历史上的德国、日本法西斯政权时代一样，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一样，都可以在经济上产生奇迹。
就我个人来说，改革开放前，64年大学毕业工资56元，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大学）教当时的大学必修课评为助教时，工资64元。当时大学教授和研
究 员是300-500元。而我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研究员，每月总收入是3400元（其中，包括100元的国务院发的对社会科学特殊贡献奖）。如
果在 职，可以达到5000-8000元。如果拿到好的课题，补贴会更多。
经济上的收入改革后比改革前长了约10倍。但即使这样，在中国总的人口经济状况中，我的收入大概处于中下的档次。由于物价也涨得很厉害，若家人遇到重大
变 故，也难以应付。如我老伴。五年来得了脑血栓，并伴有糖尿病、高血压、股骨颈骨折等疾病，最后导致全身瘫痪已经一年多。除了医疗保险报销部分一般性
的药费 外，已经自费花去近20万元。不仅把自己的积蓄耗尽，还把自己的住宅卖掉，另租便宜的房子住。
这种事，如果发生在比我更困难的工农家庭，早就家破人亡了。因为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与你们西方不一样。按工龄长短，按比例只报销一般的药品。真正好药和
进口药及手术耗材，都要自费。
2、出现了一个中间阶层
由个人联系到整个社会，还有一个得是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群——以白领阶层为核心的中产阶层（他们多是外企、中外合资、中资大企业中的职员，影视和体育明星
等）。他们的月收入大概在5000至10000元左右。这个中间阶层的出现，将是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一股巨大的力量。因为他们需要像西方民主 制度那样，
保障与发展现有的生活水平。自然，他们也不希望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来改变现状。所以，他们最希望和平改革。广大贫苦群众，不到万不得已，也是这个 愿望。
过着优裕生活的上层阶级和统治阶级，自然也希望"和谐社会"，不希望"暴力冲突"。所以，整个中国的主流思想是"和平演进"——在生活稳定的基础上 变
革提高。
3、出现了一批"两头真"干部
这些干部都是1949年前真心地参加共产党干革命的，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并在新中国担任过各种领导职务，但是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种种罪
恶，使他们产生了各种疑惑。有的在各次运动中受到很大的磨难，改革开放后，中共在做法上被迫改变毛泽东的许多做法。于是这些干部猛醒，重新为民主 而斗
争。所以，他们称为"两头真干部"。30年来，这些干部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去世，现在在世的都已经八、九十岁。人数已经很少了，但他们用自己亲身经
历和反省留下的思想和文字，是极其宝贵和深刻的，对后人具有极大的启蒙作用，将照亮中国前进的方向。这批干部近年兴起了一个"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大力
宣传如北欧几个福利国家的成功经验，因为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大多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继续，是执行马、恩晚年的思想——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
义。中国早晚要走上这样的道路。
4、出现了一个星星之火的维权运动
工农群众，有些地方和有些时候，在被逼得无法生存时，开始武装暴动，并有知识分子和律师参加和维权；有些人被冤屈得难以忍受时，也拿起法律武器进行抗
争。 这些被称为维权运动的星星之火，这些年此伏彼起，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但这是人民觉醒的最高表现。不过千万不能夸大这个运动的力量，不过是死水微
澜，未能达 到目的。乐观地说是"青苹之末"，是未来的希望。这些星火燎原时，落后的国民性就克服了。
5、改变了领导干部终身制
政治上，最大的得是由于邓小平下台时带头，改变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不像毛泽东，从1935年上台，一直干到1976年去世，连续当领袖41年，没有任
何 力量可以改变他的个人独裁的倒行逆施。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至多连任两届八年。这个制度对于中共克服统治危机，延长统治寿命，具有重大意义。因
为"新官 上任三把火"，新的领导人上台后，总要采取一些新政策，克服上任领导人造成的社会弊和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官民的冲突缓和下来。改革初期，胡、
赵新政，克服 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遗留的统治危机，使中共得以重生。现在的胡、温新政，也使工农大众与贪官污吏与奸商们之间的贫富悬殊的严重冲突，得到
缓和。所以称为"建立和谐社会"。
如果这样，几年一次出现一、二个开明的领导人，推行"改良主义"政策，那么，中共就能克服一个又一个危机，出现类似日本式的"一党统治，两派轮流"的
模 式。因为在长期的中共一党专政的历史中，中国不可能出现一个有执政能力的在野党上台执行。可惜的是，中共历来不承认党内有派。毛泽东虽然说过"党外
无党， 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是他把一切派别，都视为"反革命"铲除了。现在的民主改革派中，也有这种"日本式民主"的主张，但是要法定
如此，还要等很长的时间。
6、消除了人民的恐怖生活
社会生活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得，是人民消除了像盖世太保和克格勃式的恐怖生活，人们至少可以自由的思想，在私下里议论当局的失策和罪恶，不用担心有人告
密。因为文化大革命和六四 事件，使所有的人都看清了这个党和这个制度的真面目，任何告密者与被陷害者一样，都没有好下场，没有人再愿意当它的密探；毛
泽东时代，人们不能有与党不同 的思想，就是思想都不自由，有了这种思想就要向组织上汇报，进行自我检讨。连思想都不自由，哪还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
呢。如果追求这些自由（私下里说也 不行，因为隔墙有耳，到处都有告密者），就是反党、反革命，就会受到不断的批判和打击，直到处死，历次运动中，还要
不断受到惨无人道的折磨，让你生不如 死。许多人如右派、右倾、文化大革命中的九类分子就是这样。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因为无知者最聪明，
知识分子最愚蠢，不如工农 文盲大老粗。因为工农大众最听共产党的话，容易受党的愚弄，57年反右派运动，就是《人民日报》一篇通栏大文章《工人说话
了》，把几十万知识分子一下子打 成反革命。明明是毛泽东精心策划的阴谋，却把责任推在工人身上。还有收拾文化大革命残局，也是靠"工宣队"、"军宣
队"（穿军装的农民）。从安源大罢工，湖南农民运动开始，毛泽东是最善于利用工农大众打倒敌人和不同意见者，为自己的私利服务的。
可是，改革30年，工农依然处在最底层，特别是下岗工人和农民工，是赤贫者，绝对贫困化。对共产党的不满最大。现在再发生重大事件，工、农首先是个掘墓
人。
7、人民有了与外界接触的自由
还有一个很大的得，是对外开放。过去是对外封闭，人民出国访问、旅游、留学、投资、移民是不允许的，也不允许在家中私自接受外国学者和朋友，否则会说你
卖 国、泄露国家机密、投敌叛变等罪名，处以极刑。我们近代史所在50-60年代有一位自学成才的天才学者叫沈元，因为57年北大反右派运动中，以莫须
有罪名 打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堪折磨，把脸涂黑了化装成黑人闯进某国使馆，以求生，被中国警卫拦住，立即以叛国罪处以死刑。关于他的详细事
迹，今年第一期香港《争鸣》杂志有报道。而开放后，人民有了出国活动的自由，我曾两次去日本讲学，并且10几次接受外国学者、记者的采访。不过，对外开
放 有利也有弊，使许多贪官污吏利用权利，得以把巨额国家资产、人民的血汗很容易地转移到国外银行的秘密账户，将来中共垮台时也难以追回。也使许多犯罪
分子容 易逃亡外国，不能引渡回国得到应有的惩罚。
8. 学术上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动。
特别是改革初期胡耀邦、赵紫阳时代。我所从事的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研究、中国托派研究、宋庆龄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研究，所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着作，由
于 有丰富的新史料，在当时比改革前相比说了许多真话，有新观点，连续得到了八个优秀论文和优秀着作一等奖，从而比较顺利地晋升为副研究员、研究员并获
得国务 院颁发的对社会科学特殊贡献奖。而在毛泽东时代，我研究的这些课题，许多是禁区。
9. 各级体校蓬勃发展，培养大量尖子，使中国成为体育强国
中国过去被称为"东亚病夫"，现在成为全世界公认的体育强国。主要是在这30年中实现的。这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也是中共改善统治
形 象所需要的。所以现在全国上下一致为开好奥运会而努力。当然，体育这样速成，主要是体校培育尖子的结果，并不是全体国民体质提高的结果。
关于30年改革失去的和失败的方面
经济上，正如安徽省政协常委企业家汪兆钧在中共十七大给胡温写的一封公开信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经济的所谓"高速增长"，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犯罪的。
它"糟蹋资源，破坏环境，少数人赚钱，多数人受害，给儿孙留下巨大灾难，必然遭到严重的惩罚"。
1、资源浪费，矿难不已。例如煤矿资源的胡乱开采，不仅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恶性矿难连连发生，活埋几十、几百人的事件，屡屡发生。
2、环境污染，损害人民健康。过去让在天安门西望，可以看见远郊西山的风景，现在看不见了。环境污染使人们失去了新鲜的空气和温暖的阳光，严重影响到人
们的健康，癌症和脑血栓等疾病成倍增长，而且年轻化。许多社会精英早逝。
3、经济收入失去了公平性，出现了极其严重的贫富差距。据说80%的社会财富掌握在8%的富豪手中。英国财经网报道:对中国大陆财富所做的最新调查显
示， 以美元来计算，中国至少有34万5千名百万富翁和108名资产超过10亿的富翁。中国这些富豪，主要是贪官污吏及其亲属子女、与官吏勾结的奸商，
特别是那 些能从官员手中得到批条的地产商。他们廉价购得一块地，然后把地上的居民强行拆迁，然后盖起高档公寓或别墅高价出售，或者建筑显示执政官业绩
的城市标志性 的大型建筑。而批条子的官员就会得到巨额的回扣。如此贪官污吏与奸商勾结，共同富裕，产生许多富豪，有的披着合法的外衣，列入国内外各种
富豪排行榜。多数 是因为他们是非法所得的富豪，分开列入排行榜的很少，而且他们的财富一般都转入国外银行，很难查清。这些富豪，与离乡背井到城市里来
盖高楼大厦的农民工， 劳苦一年、甚至三年得不到一分工资的赤贫阶层比，成为中国最丑恶的现象，贫富悬殊。
所以，改革30年，经济上失去了以前的"均贫"，虽然贫困不好，但有点公平性，大家的心态还好；现在的"贫富悬殊"，就是说在经济繁华的下面，掩盖着极
其丑陋的内涵。许多下岗工人、农民赤贫化了。
在城市里，由于城市的改造，市中心建起只给富人住的高档住宅，大批工人和贫民传统的低矮狭小的住宅被强行拆迁，所给的拆迁费，只能到远郊区购房，或经济
适 用房及廉租房，上班的远离工厂，光路上就花三四个小时；由于工厂私营化，下岗工人更惨，30-40岁时，工龄买断，得几千到几万元，失业了。如果不
能及时 找到新的工作，就成为贫困户。如家中有重大变故，就走投无路。
农民更糟，贪官污吏和奸商的圈地运动，使他们失去了土地，到城市里来又不给工资，成了最不安定的因素，动乱不已。
农民为了勉强度日，把自己多余的宅基地卖给城市里的人盖住房，十几年来在北京亦庄形成了一个画家村，那些画家或买不起商品房或对商品房的格式不满意，自
己 设计有较舒适的住房和工作室，最近，国家说土地是国家的，农民买地违法，要收回。于是有好几个地方，农民、建房户和维权的律师结合，进行抗争，发表
宣言， 要求收回土地权。这种维权运动，有暴力事件的，当然都被军警镇压下去，但有关的官员也被撤职，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4、打击贪官污吏，重在包庇大者。中国人口，农民最多，农民不安定，中共统治就会出现危机，胡温上台后，就在低收入人群中施些善政，同时打击贪官污吏和
奸 商，缓和了矛盾，挽救了中共的统治。但是，打击贪官污吏和奸商只打击已经罪恶滔天、在群众面前无法包庇的分子，不打击还能包庇或会严重影响中共形象
的分 子，如江泽民、李鹏、贾庆林及他们的亲属子女等，都有极严重的经济问题，但是他们有政治局常委、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豁免权，不能动的。中共十六大
时，贾自认 问题严重，请求辞职，江说：你不干，就完蛋得更快（因为失去了豁免权）。于是十六大时贾没有下，十七大时更成了第四号人物。
最近发生一件怪事，广东某人银联卡上只有170元，他想银行柜员机上取100元，结果不小心输入时加了一个0，吐出了1000元。而机器有故障，他查账
时 发觉只扣了1元钱。此人有点不老实，没有立即通知银行纠正，而是连续取走17.5万元人民币，结果被判盗窃罪，无期徒刑。而上海首富周正毅与上海邦
官吏勾 结，查明非法所得3.2亿美元，但由于贪官污吏的包庇，却判刑17年。如此巨大落差的案情和判刑，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可见这样的法制社会，简直
是"无法无 天"，于是引起抗议浪潮。
5、领导干部经济收入不透明，拒绝廉政建设。人民实行廉政建设，有人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议建立公开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竟然在投票表决时，被多
数人所否决。这暴露了中国贪官污吏层次之高，人数之多，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远远超过国民党时代的四大家族。
6、一切向钱看，道德沦丧。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造成的贪官污吏和奸商的暴富，引导社会一切向钱看。为此可以不择手段，许多人走向犯罪之
路， 女青年甚至卖淫。据最近一个武汉地区大学生的调查，女大学生卖淫者多得惊人，至少有8～10%从事这个行当，如果加上那些只陪聊陪玩不上床的，估
计接近 1/4。培养社会精英的是这样，其他层次的人，可想而知。而这正是中共的统治所需要的，让他们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国家前途和人民的命运。
7，为民主而斗争要受到惩罚。就我们社科院退休人员而言，在同类人员中，工资是比较低的。有一种说法，因为我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在意识形态上，总是站
在中央政权的对立面，如"六四 事件"，说我们社科院"总指挥部"，天安门的学生是受我们操纵的，如逃亡在美国的严家琪、最近逝世的包遵信，还有已经去
世的副院长李慎之。他们不过是支持 学生运动，是正义的，可是在中国专制制度下是罪恶。要受到惩罚。其实社会科学主要是研究意识形态的，有良心的学者，
当然要反专制，反腐败，为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而奋斗。所以当局把我们当作异类、社会的不安定分子，在经济上极力压制我们。前二年，我们的工资还要
低，所以一些着名的退休人员、社会科学家签名，几次向中央写集体抗议书，才慢慢加到目前的水平。
当局的要求是社会科学要为现实政治服务，在研究课题上，同为社会科学，若为中共现实政治服务，如阐释中共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歌颂中共如何英明伟大，
歌 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理论，如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有很高的津贴和高档次出版的自由。所以，他们
会说： 谁说中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那些拍马屁的伪书，是很有自由的。
例如，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正在主编一本题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论拉丁美洲》，沿用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编《毛泽东语录》方法（这是一种现在在中国已经变得很臭方法，是不学无术的一种典型），编一本更加荒唐的语录，而且据要员宣布，同类的书还要编七
本，参加的主编、副主编者竟然是一批学术名流，各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可见中国社科院从原来的民主 先锋，已经堕落成一只御用吹鼓手。而且，李慎明在
该书序言中竟闭着眼睛宣扬什么"社会主义全球化论"，胡说："社会主义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替代时 机已经显现"。如此明目张胆地拍领导人的马
屁，实际上别有用心，因为他利用手中的特权，设置这个课题，有大量的经费补贴——课题费。
这样的课题一般是中央或社科院领导钦定的所以，在出版和经费上有优厚的待遇，在观点上完全与中央保持一致。
与此相反，在发展科学和知识分子的良心上必须要进行研究的课题，特别是一些研究已经被中共颠倒了的是非的问题和歪曲、掩盖了真相的历史问题的论着，不仅
不 能发表和出版，还要受到惩罚。如我写的《中国托派史》，因为它是中共历史上唯一的反对派，中共胜利前就把其打成反革命。中共胜利时，更将其成员全部
逮捕， 判以重刑。其实他们与中共的分歧只是在抗日和反国民党方法上的分歧。我写此书，以丰富的原始资料，加以平反。结果在大陆不能出版，只得到台湾出
版。还有陈 独秀，因为在1927年斯大林领导的中国革命（小部分通过陈独秀中央）失败，陈独秀成了替罪羊，陈独秀不服转向托派，于是他被开除出党，判
定其多项大罪 行：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取消派、汉奸、叛徒、反革命等等。当我收集到最原始的资料，一一加以否定，最后否定到"右倾机会
主义"时，就被中 央禁止了，我主持的陈独秀研究会，被取缔了。同样，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能歌颂，不能批驳。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共
产党自己的决议承认了的，但是，民间批判不允许。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有在安徽人民出版社获得五个一工程奖。但因为其中有我撰写的批
判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报到中央，五个评委，四个同意，一个是毛派分子，不同意，一票否决，未得全国的五个一工程奖
我受到的挫折是轻的，那样涉及到敏感问题或批判当前中共领导人着作，国内不能出，到境外出版，在国内销售，还会以"泄露国家机密"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
封 杀，逮捕，判刑。这样的文字狱，每年都有许多起。前不久有中宣部禁止八本书出版的决定，其中有着名作家袁鹰的书。其实其中没有任何反党和泄露国家机
密的内 容。
8、有些重大决策，主观颟顸。在自然科学上，一般问题上，中共不敢胡来，比较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强度科学发展观，科学发明容易转化为生产力，所以经济有
如 此的发展。但有时在一些重大的关系到领导人的政绩问题上，就会胡来蛮干，如李鹏当权时的黄河三门峡水电站的建设，力排科学主张，现在造成中华民族史
最大的 灾难之一。胡温搞的长江三峡水电站工程，历史上没有的大规模移民，等，正在显示出同样大的民族灾难。
9，最大失败是政治改革停步不前。总的来说，30年前后，专制政体没有变化，但在统治方式上时松时紧。改革初期，胡、赵时期和现在胡、温时期，似乎松一
些，其他时期专制得紧一些，甚至发生八九年"六四"屠城事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但，不管怎么松，怎么紧，宪法上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结
社的自由，是没有的。因此也就没有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李鹏在位时，强调人权主要是"生存权"，他无知到把人降低到动物了。要知道，人类正在为濒危
动物争取"生存权"，而他号称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共产党政府，也只为人民谋"生存权"。你说混账不混账。
所以，全国一致公认，30年改革，在政治改革上是踏步不前。这是中共最大的失败，也是它的最大危机，连越南都不如。
10，青年学生爱国与革命先锋队传统精神的丧失。30年另一个最大的失败之一是1919年"五四运动"至1989年"六四事件"、中国青年学生争民主、
争自由、反专制、反腐败，这种强烈的、爱国的、革命先锋队精神的丧失，这种近代最伟大的民族传统的丢失。这是邓小平"六四" 屠城的结果，是对中华民族
之魂的砍杀，是邓小平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最大的罪恶。现在我所接触到的青年学生，只关心毕业后如何挣钱，因为铁饭碗（国家包分配） 的砸碎，竞争激烈和贫
富悬殊的惊人，再加上学生"毕业就是失业"的威胁，迫使学生首先为生存而奋斗，没有心思关心政治，更不去思考国家前途和命运。而这是 中共最需要的；少
数忧国忧民的青年精英，往往受到最严厉的迫害。
S问：你认为你这一代能看到中国的民主化吗？
唐：不能！！总结以上，中国现在的形势是复杂的。你们西方政治家，预测中国局势爱走两个极端：一是认为中国危机严重，中共政权很快就会垮台；一是认为中
共每次遇到危机，会像资本主义制度那样自我调节，因此每每能度过难关，中共政权会长治久安。邓小平搞六四镇压，说过一句话，一场镇压，"给我20年稳
定"，现在他的愿望实现了，并且大大超期了。那是因为六四 镇压时，工人农民没有起来，军队受了欺骗，说是到北京镇压"暴徒叛乱"，对中共也是忠诚的。
现在大不一样了。但几年一次出现的比较开明的领导人，会缓和矛 盾。胡温现在就在做这个工作。但是，专制政体不解决，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危机。历史发
展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而充满着偶然性。如果国内和国际有 突发事件发生，中共的政权能不能维持，就难说了。否则，由于以下因素，中共的政权会
维持得很长：
一、中共有强大的足以镇压人民起义的军警力量，党指挥枪，军队忠于党，绝不忠于人民；二、隔几年，一些比较开明的领导人出现，纠正一些很不得人心的政
策，缓和人民的不满；三、不到生活不下去不反抗的落后的国民性；四、欧美民主国家不可避免的衰退所反衬出的中国的崛起的假像，帮助中共欺骗和镇压人民有
理由——中国比西方民主国家还好，你们还要民主吗？还羡慕西方国家吗？
从现在看，在国内发生如"西安事变"、国际上发生"世界大战"，这样的突发事件，可能性很少，所以，我对国家民主化的前途是悲观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专制
统治能"长治久安"，而是"长治不安"。
采访时间：2008年1月27日 地点：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
（转自《顶顶华闻》）
作者简介：
唐宝林，1939年生，上海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革命史研究工作，重点研究陈独秀、中国托派、宋庆龄、"一•二
九" 运动等问题。主要着作有：《试论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论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宋庆龄
传》（主 笔）、《深谷幽兰——战时"国母"风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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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每日电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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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责归属，一笔算不清的糊涂帐？
杨宽兴（北京）
朱建国先生的"温家宝悖论"一说揭示了近年来的一种现实矛盾：一方面，领导人越来越善于表现亲民和勤政姿态；另一方面，权力的不作为却在大面积地危害着
民众 的生活。朱建国先生以发生在春节前的南方冻灾为例，引用了国家气象局副局长许小峰先生令人震惊的公开讲话："我们在去年12月份曾经给国家发过一
个报告，就是说要警惕突发的暴风雪天气对我们国家造成的影响。当时我们依据的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说在东太平洋出现了，我们叫做拉尼娜现象。"
而冻灾发生后网络上流传的一篇文章同样可以证明权力者的失职，2005年第24期《电网技术》刊载黄强、王家红、欧名勇的文章《2005年湖南电网冰灾
事故分析及其应对措施》，文章的引言部分写到："2005年2月7日至17日春节前后，一场历史上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天气突袭湖南，持续的大强度冰冻使
湖南电网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先后发生了电力线路冰闪跳闸、倒塔断线事故。因不堪重负3条500kV线路倒塔24基、变形3基；6条220kV
线路倒塔18基、变形9基； 其它电压等级线路也遭到了严重破坏。面对恶劣的自然灾害，湖南省电力公司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修，同
时国家电网公司也迅速组织有关专 家亲赴事故现场调查情况，研究对策。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事故得到了有效控制，没有引起电网瓦解。"由此可见，不仅国
务院对于国家气象局的预警置若罔闻， 这次冻灾的重灾区湖南省政府以及国家电网也根本没有吸取刚刚过去的2005年冻灾教训，未能在2005年冻灾之后
及时提升电网安全性能，未能在2008年的冻灾来临时及时采取对策，致使2005年没有瓦解的电网终于在2008年实现了必然的瓦解。
朱建国先生的"温家宝悖论"一说向全社会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权力及权势者究竟应该如何履行其职能？除了亲民姿态的作秀和事后的会议、指示、视察、慰
问、表彰，他们究竟能否塌塌实实地变事后补救为事先预防？在国家气象局的预警和2005年湖南冻灾的事实面前，这本是权力正常范围内的责任！
也 许我没有理由怀疑温家宝总理的道歉和眼泪，但以中国幅员之辽阔，即使总理每天都奔波在路上，又能处理几件具体行政事务。"温家宝悖论"这一概念的意
义在于 让我们意识到：每一种权力都应各守其位，各负其责，总理也好，省长也好，都不应该越权。越权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意义上的侵占上级或平级同
僚的权力， 另外一种便是越俎代庖地为下级擦屁股，以一国总理之位，如果每每要亲临现场行使本属省长、市长的权力，那么，这一权力系统的效率是大可质疑
的。
也许，"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抱怨使我们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最高权力者的难处，但另一方面更应该看到，在权力构成的主要部分——人事权和财政权——
上，近年来的总体趋势是权力在向中央政府集中：财政收入持续大幅上涨，而这当中国税比例过大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有报道说2007年 底许多中央部委发愁
手里的钱花不掉，拼命想办法突击花钱；权力布局中，越来越多的中央空降干部掌握各省市的书记、省（市）长职位，我没有做过详细统计，但 书记、省（市）
长均为"空降部队"的省市在明显增加。既然在人事和财政上对地方的控制能力明显提高，那么，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确实令人感到不解。
现 实中，我们隐约能够听到中央与地方的相互抱怨，中央怪罪地方不肯积极执行中央政令，地方则抱怨分税制下的地方财政缩水和不该完全由地方政府负责的各
种社会 矛盾。不可否认，中央最高领导的亲民姿态和地方官员发展当地经济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界定来自中央与地方不同的需要，宪政制
度的缺失是 个级权力相互掣肘与抱怨的根本原因，而且，即使从最积极意义上看，权力者的亲民或勤政显然都过多地带有领导人的个人风格，也就是说，亲民或
者不亲民，勤政 或者不勤政，选择权都在官员本人，均无制度保障。
制度保障落实到官员身上，至少包括选举和责任追究环节。在中国目前政治现实下，别说总理和省长，就连镇长都不可能是真实选举的产物，短期内我不敢奢望中
国会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同样，谁又能指望责权相应的官员追究制度建设？
由 于这种权力责任的模糊，官员们并不需要在科学和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决策，也无法借助一个健康有序的权力体系完成自己的职责：下级不太可能公开指责上级
的失 职，上级也不会轻易惩处下级官员的失职行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无论哪一级的官员都要直接面对民众的选票和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
而这一假设是不存在的，所以，权力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笔算不清的糊涂帐。于是，通过一些"自主创新的新愚民策"来应付民间的质疑，便成为一种权力者的普遍
做法。由于长期愚民政策的毒害，这样的"新愚民策"往往还会以戏剧化的情节赢得一些民间的叫好。
当官员满足于这样的叫好并自我欣赏，权力之于社会的正常功用便被扭曲了，借助于现代媒体的表演行为便替代了成熟、负责的权力决策，而这才是对权力最可
怕、最根本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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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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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拿良心说事
胡胜华（湖北）
中国人有一个普遍的毛病，就是凡事爱讲良心。讲得最厉害的，要数"这个人的良心被狗吃了！"、"他挖个坑把良心埋了起来！"、"不讲良心，天打雷
劈！"之类。但讲来讲去，最后不讲良心的人，良心既没有被狗吃掉，也没有被埋掉，他本人更没有被雷劈死，而讲良心的人，则多半徒呼负负而已。这些徒呼负
负的人，他们对良心的看重和追问，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竟不知道，良心其实并不存在，他们所凭借的，只不过是一相情愿的虚幻的约定而已。可笑的是，如果
一般老百姓这样，我们不会见怪；但知识分子也这样讲，就未免感情用事，失之糊涂了，如果这种感情用事，放在政治判断上，则不止是糊涂，简直就是幼稚
了！
2月12日，何三畏（《南方人物周刊》主笔）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政治是个良心活儿》一文，就是一个糊涂幼稚的例子。文中引述了一段故事：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面临解除报禁，邵玉铭先生是"新闻局长"。今年新春时节，本人在报纸上看到一段他回忆当年事的口述，不禁感慨系之。其中一个情
节是，当年台湾艺人凌峰到大陆拍电视连续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影响很大。"这时我们所谓的安全单位常常打来电话，说凌峰拍的都是大陆光明的一面，应该
拍一些阴暗面，让我去跟凌峰交涉。我没有那么笨，我去交涉的话，让凌峰传出去我会更丢人。我们的政府虽然已经开放，但是，有些官员心理上还没有适应开
放"。
何三畏说：
这一段话殊堪玩味。它关涉到一个常识，可是在我们看来又很"陌生"的概念，即政治良心。"体谅"当时的情况，邵"局长"要去跟凌峰先生打这个招呼，似乎
也不是说不过去。而邵先生没有那么做的原因，只是他"没有那么笨"。那么他有多"聪明"呢？我认为，他意识到那正是一个历史变革的关头，开放新闻是历史
进步所向，具有正面的人类价值，跟它作对的后果将是"会更丢人"。一个"更"字，逻辑上含有他当时的自知之明，已经是觉得在"新闻局长"任上，做的是
些"丢脸"的事情！所憾我看到的文字比较简略，在这个节骨眼上没有展开，但究竟他当初是不是这样想的，也只是一个良心问题，我们姑妄听之吧。
这里的逻辑推论是不错的。邵玉铭此人，在台湾新闻局长任上，也一度是"文化杀手"，所做丢人之事，亦不在少，何三畏说他"已经是觉得在'新闻局长'任
上，做的是些'丢脸'的事情！"，是可以成立的。不过，若说邵玉铭不去打招呼是有政治良心，则大为可议。试问如果邵玉铭有政治良心的话，那他充当"文化
杀手"时，又是什么心呢？所以，与其说是邵玉铭的良心使然，不如说是民众的抗争所致。——没有民众的抗争压力，良心又算老几哉？
事实上，良心根本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以这样一个东西来约束政治人物的恶行，如果不是一种奢望，至少也是相当冒险的。而且，人心深不可测，当一个人在
做善举或者不做坏事时，你如何能肯定他的心就一定是良的？
以施舍为例。一个人在街上，看见脏兮兮的乞丐，于是给了一百元钱，在旁人看来，这个人有良心的。但是，事实并不尽然。也许这个人只不过是为了表现给女朋
友看他大方有爱心而已，像这种情况，你能说这个人是有良心的吗？又或许是因为这个人厌恶乞丐想让他快点滚开别污染自己的视线，像这种情况，你能说这个人
是有良心的吗？
又如贪污。一个官员没有收受献款，在老百姓看来，这个官员是有良心的。但是，事实并不尽然。也许这个官员图名不图利，就像《老残游记》里的清官，像这种
情况，你能说这个人是有良心的吗？又或许是因为这个官员觉得自己已经贪得够多了可以收敛下，像这种情况，你能说这个人是有良心的吗？
何况，良心是因时因地而异的。在西方人看来，信仰上帝、感谢上帝是有良心的；在阿拉伯人看来，男人三妻四妾是有良心的。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妇女节烈是有
良心的。……凡此种种，都属有良心，这样一说来，良心岂不就没个准了吗？
由此可见，良心云云，在概念上，讲不通；在事实上，也靠不住。何三畏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谴责中国人说：
政治人物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扪心自问，都不会承认政治是需要良心的，并且恰恰相反，你说"政治是反良心的"，则无论上智下愚，都会点头称是。盖中国人相
信政治本是无情物，政治是一种斗争，一切残酷都只是手段，一切手段都只是为了斗争，一切斗争的牺牲都不应该由个人负责。而最终，一切都将死无对证，一切
都没有报应，上帝面前没有清算，良心跟天国一样缥缈。以中国的民间意识和官员操守来看，鳞次栉比的都是马基雅维利的传人。
他知道中国政治是没有良心可讲的。但是，感情作用之下，他还是要讲，所以当他看到邵玉铭"妓女从良"，他便觉得良心之可贵：
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的政治人物，即便"打来电话"的只是"兄弟单位"而不是上级命令，也会"努力推进"而"绝不手软"，并且会加码落实。所以，像邵玉铭先
生那样，作为一个"新闻局长"，还怕"丢人"，即便只是基于个人利益上的机会主义选择，也在事实上顺应了人类良心的要求，从而给国家和民族减少了一份历
史的负资产，增添了一份现实的清洁，实属可嘉。做官的思维没有泯灭邵先生的良知，使他得以面向未来，因此在后来的时代，他即便百无用处，也不至于被"彻
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其实，政治上讲究权术、斗争，中国人和外国人是心同此理的，固无分什么文化背景也。何三畏说"以中国的民间意识和官员操守来看，鳞次栉比的都是马基雅维
利的传人"，显然是一种不公平的苛责。要知道，在性质上，政治人物本来就是脸厚心黑，跟政治人物讲良心，岂非缘木求鱼、对牛弹琴？岂非政治幼稚病？而将
民众的权益虚设在政治人物的良心上，岂不又太悬了吗？正有鉴于此，西方人不讲什么良心不良心，他们通过觉悟与奋斗，建立起了民主制度，并且精益求精，政
治人物再怎样马基雅维利，都必须按规矩来，看民众的脸色行事，否则要么下台，要么进监狱。这就是要"负责"、要"对证"、要"报应"、要"清算"。何三
畏动情地说"做官的思维没有泯灭邵先生的良知，使他得以面向未来，因此在后来的时代，他即便百无用处，也不至于被'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殊不知
道，真正使邵玉铭"得以面向未来"，不是邵玉铭的良心，而是当时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这就是邵玉铭所说的"我们的政府"已经开放！也正是何三畏所指出
的"那正是一个历史变革的关头，开放新闻是历史进步所向"！如果不是政府已经开放，在邵玉铭这种官僚看来，报效党国，执行命令，以三民主义统一大陆，才
是最大的政治良心，难道不是这样吗？
所以，要避免"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的政治人物"作恶，当务之急，不是要讲究良心、不是要呼吁官员要有良心，这些都是靠不住的，而是要加紧建立现代民主政治
体制，实行宪政，这才是一刀见血的办法。除此之外，都是一相情愿的糊涂和幼稚，没有伸头的机会，只有被耍或挨刀的可能。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五日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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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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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牢笼
刘洪波（湖北）
思想解放，归根到底是解除思想禁锢，"让思想冲破牢笼"。
思想的牢笼，既包括人自身的观念习惯，包括社会的观念传统，也包括体制性的观念控制。对于个人而言，思想更多地受到哪一座牢笼的禁锢，因人而异。
但对社 会而言，思想禁锢毫无疑问更多地来自于观念传统尤其观念控制。解除思想禁锢，主要是让思想冲破社会的观念传统和体制性的观念控制。
冲破社会的 观念传统，一定会面临这样的质疑：难道传统没有价值，只能作为被抛弃的对象吗？显然，任何一个社会，传统既是社会的文化记忆，也是强大
的观念现实。作为文 化记忆，抛弃是轻率而且荒谬的；作为观念现实，抛弃也是不可能的。然而，惟其是一种文化记忆，传统可能会成为思想的惯习，使人很难
走出记忆的设置；惟其是 一种观念现实，传统可能会早已模板化地处理了一切问题，使人不知不觉地套用思想模板而放弃乃至拒绝创造的可能。
越是辉煌的传统，越容易让人沉 醉其间，形成对自身独特性的自恋。传统不仅是人是确认文化归属的标准，也是获得自我肯定的来源。辉煌的传统不仅使人
在回想历史的荣耀之中得到满足，而且使 人将传统作为一种万应良药。面临冲击时，传统被视为"保国保种"的法宝；有所作为时，传统被视为"创造奇迹"的
根由；处于困惑中，传统被视为无所不有的资 源；畅想未来时，传统被视为世界大同的保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定期地陷入"国粹主义"的迷思，它既让我们
省思发展的延续性，也使一些人加固了"汉家自有 制度"的情怀，"儒教共和国"、"现代仁政"乃至"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文化的世纪"之类的宏伟设想由此而
生。
体制性的观念控制，更加深入地影响 到人的思想状态。传统不过是一种向后的拉力，而且也未必不可以作为我们回望来路的镜鉴，体制性的观念控制则是思
想的阻挡物，它强制性地划定思想的允许范 围，给出思想的规定线路，构造了思想的语言屏障，让人一旦处身其间则如入魔阵，既能乐此不疲地自说自话，又能
乐此不疲地指斥别人，而人一旦要离开这种境 地，脱离这种游戏，则立即会受到各种非难，遭到各种惩戒。
应该说，与传统相似地，体制性的观念控制也构造了一套"特殊性"话语，它既是一种解 释，也被描述为一幅蓝图。作为解释，它说明为什么我们与众不
同；作为蓝图，它将与众不同作为追求。它对观念加盖检疫章，合格或者不合格，合法或者不合法， 不合格和不合法的观念将被回炉再造，而观念与人不可分地
结合在一起，所以回炉再造的便是一个又一个人。与传统相似地，体制性的观念控制也构造了一个足以沉 醉其间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大家各呈其妙地猜想原
义，如同儒者回味和揣摩圣人的本意，而放弃了自身作为一个思想主体、一个生活主体、一个创造主体的能力。
"让思想冲破牢笼"，需要充分重视那些思想已经冲破牢笼的人们所形成的认识成果，而不是固守基于观念传统或观念控制所形成排异反应。那些思想已经
冲破牢 笼的人们所形成的共同观念、共同准则、共同价值，应当是人类共有的财富，而不应被视为适应于特异气候的果实。我们至少相信，"让思想冲破牢
笼"、思想解 放、心灵自由这些话语，就是对人类来说普遍有效的，而非对某些民族或某些社会来说不需要。我们至少相信，民主、平等、和平、正义、人道等
等是值得信奉的， 而非对某些民族或某些社会来说可有可无。而这些正是在人类思想解放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果。
无可否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每个社会都有自己 的特性，但思想解放需要打破对历史的沉迷和对特性的崇拜。历史文化和社会特性决定了每个民族
和每个社会将会产生区别于他人的发展道路，但是夸大这种区别不 免陷入文化相对主义的怪圈，人们在这种怪圈中自我论证、循环论证，思想就会被酱缸熏染。
如果一种文化中某些成分虽具特性，却不过是观光的材料，看稀奇的对 象，例如小脚，例如烟枪，例如凌迟，例如"人君无过举"，那是不足坚持的。如果一个
社会中某些成分虽具特性，却不过是被人同情的要素，例如权大于法，例如 "官员如父母"，例如"官大表准"，例如十亿人只有一个大脑，那是应该改变
的。
一个国家产油多少、产煤多少、产粮多少是重要的，但信守怎样的价值观，人的权利、精神与思想处在怎样的状态更加重要，因为这不仅影响是人的发展水平
的标志，也是人是否能够获得发展的前提，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上一些地方人们更加容易被饥荒、战乱击倒。
思想解放，就要还回人思想的权利，清除思想的牢笼，放弃对特异性的自恋，拥抱人类普遍价值。基此，我们可以也必然具有特性，只是这种特性不再作为同
情和看稀奇的对象，而是被世界认可和尊重。2008-2-2（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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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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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将宣判他无罪
--吕耿松一案带来的启示
无常（北京）
2月5日， 多日来笼罩在杭州上空的雪霾是那样的阴冷沉重，这一天，杭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宣判浙江异议作家吕耿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四
年，剥夺政治权 利一年。法官读完判决书后，没有按照法定程序交代上诉权利，询问当事人是否上诉，就立即命令法警带走吕耿松。而吕耿松非常愤怒，在法庭
上高喊民主万岁！在 举国上下欢庆着奥运年的时候，在临近春节的日子里，在千万返乡的民工依旧受困于冰天雪地之际，看到这一消息，这种专断无理的判决除
让人感到气愤外，就是诸 多的启示。
首先，它给人们带来的启示是，这是典型的现代文字狱，它与封建时代所制造的文字狱从形式到内涵完全一致，是那样相似。"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不就是旧
时的 "有心谋逆"吗？古代刀笔吏所惯用"寻章摘句，查找疑似"，然后被指为大逆不道、谤讪诋毁而定谳，与今天杭州司法处心积虑地从吕耿松19篇文章摘
出的470句话而定罪，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这让人想到了廖沫沙先生的那句名诗："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那么多的贪官污吏在中国大地上优
哉游哉，活得很舒服，政府非但不管还加以保护，对正直人士的几篇网文却视为"危害国家"而横加定罪，投入监牢，这不是专制思维又是什么？
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与公民权益没有保障。正如一千多名中国和海外的维权人士、作家、学者和律师联名给胡锦涛的信中所言"吕耿松先生是有信念、有良知的中
国知 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投身自由民主事业，为人民权利呼吁，为国家、民族的未来建言，所作所为没有丝毫违反宪法和法律。"中国政府口口声声说中国没
有思想 犯，没有政治犯，可是这些被抓被判的异议人士哪一个不是因为思想获罪，不是因为政见不同而坐牢的？一个津津乐道自己在经济发展中如何起到了世界
龙头作用的 国家，因言治罪而被关押的人数也是世界第一，这让每一个中国人为之蒙羞。
吕 耿松铿锵有力的自我辩护，让人们看到了一种情怀。在以前，也读过几个民运人士的辩护词，但他们自我辩护的主旨，还是在为自己的言行回护，说明自己没
有反 党，没有反政府。吕耿松所做得，不是自我辩护，而是声讨专制，痛斥腐败，开篇就是"今天我站在这里受审，不仅是我个人和家庭的不幸，也是这个国家
的不 幸。"他不仅是在辩护，还是在讨伐，在控诉，在谴责，有着我们早先读过李卜克内西《控诉法西斯》的语势，像布鲁诺在中世纪宗教裁判厅的呐喊，正如
辩护词中 所疾呼的："真正应该接受审判的是那些制造文字狱的人，是中南海那帮长着花岗岩脑袋的人。"吕耿松在法庭上所表现出的大义凛然，令人思索，令
人振奋，让人 感到这是现代中国的真正脊梁。
吕 耿松一案让人看到，从共产主义旧营垒杀出来的勇士，把世道看的最透，把制度看的最真。吕耿松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浙江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教师，鉴于现
行体制 下官场贪弊腐朽、人权横遭侵凌、社会伦理败坏、百姓民不聊生的现实，毅然脱离警界，凭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追求自由民主的信念，以自由撰稿人的身
份在互联网 上发表了许多鞭笞腐恶独裁、倡导自由民主的文章。这与"两头真"的那些老人一样，每次站出来针砭时事，都是那么的鞭辟入理，深入内核。
从 吕耿松的辩护词中，还让人感受了一种精神的力量，如圣雄甘地所说的那样，"任何政府都不可能逼迫那些内心渴望自由的人违背意志而向强权致敬。"现
在，党和 政府的控制无处不在，它利用权势和利益所收买的良知也越来越多，可是还有人能够站出来说话，抨击政府的专制腐败。吕耿松辩护词中有一句一言中
的大的话： "也许是中共政权自己觉得它确实应该被推翻，所以杯弓蛇影，别人一批评它，就说别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可以说，官方对一个说真话的耿
介之士的报复， 只能使这个腐败的社会积累更多的邪恶，让所谓的"和谐社会"露尽原形。
由 此，又受到启示，想到了小时候读到的卡斯特罗的那本着名的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里面的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书的名字却牢牢记住了。卡
翁是因 为攻打"蒙卡达"兵营、企图推翻巴蒂斯塔政权而受到审判的，但他面对历史，还坚信自己无罪。现在把这句话送给只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而因言
获罪的吕耿 松吧，虽然是一个人和一个政府的对决，但相信历史终将会站在他这一边的。
历史将宣判你无罪！
草于鼠年初一、万家灯火之夜
附一：我的自我辩护及法庭最后陈述
吕耿松
（浙江异议作家吕耿松先生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件于2008年1月22日在杭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在法庭上，吕先生对被控罪名发表了自我辩护，但是由于
法庭的阻挠，他的这篇自我陈述被多次打断，没有进行下去。）
今天我站在这里受审，不仅是我个人和家庭的不幸，也是这个国家的不幸。人类文明已经进入21世 纪，中国的统治者还在用文字狱这种野蛮、落后的手段来迫
害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并动用法庭这种现代文明的产物，对无辜者进行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式的审判， 因而今天对我的审判，也是法庭的不幸，因为它使法庭
蒙受了耻辱。前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布哈林在批判沙皇政府镇压知识分子时曾说过："一个民族的脑袋不停地被 人砍掉，这个民族还能生存下去吗？"用布哈林的
话来形容中国的现实并不过分，中共政权正在扬沙皇俄国政府的角色。因此，真正应该接受审判的是那些制造文字 狱的人，是中南海那帮长着花岗岩脑袋的
人。
起 诉书指控我在境外网站上的造谣、诽谤等方式发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署名文章，从而构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毫不讳言这篇文章是我写的。
但是只 是我阐明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而不是犯罪。必须指出的是，我没有"造谣、诽谤"。我一向治学严谨，所发表的文章都有大量、充分的论据和证
据。举例来 说，我对中共现政权批评得比较尖锐的是选举制度和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认为中国的选举是人为选举，"人民代表"实际上是官员代表。这有
大量的事实证 明。2007年12月28日《杭州日报》刊登的一条资料表明：本届上海市人民代表中厅级以上领导干部328名，工人33名，农民13名。
而在该市上一届人大代表中，厅级以上领导干部377名，工人12名，农民9名。这组数字是中共官方媒体提供的，已经能说明问题，无疑支持了我的观点。
在 我的文章中，有些学术性的讨论也被公诉机关用来证明我"煽动推翻国家政权"。例如，我在《有感于陈水扁总统唱国歌》一文中提出："如果一定要我找出
一个唯 一合法的政府，那么以历史学的观点看，以法统的层面看，这个唯一合法的政府只能是中华民国政府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关于中共政权合法性
的讨论，这 个问题是历史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世界上许多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在研究这问题，我对这个问题提出一己之见，也完全是一种学术
探讨。正如我在 《独裁的白皮书》一文中提出中共先政权"是武力夺取政权的僭主"，这仍是一个学术问题。"僭主"一词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学术用语，它指
的是古代希腊历史上 一些不靠选举而靠武力夺取政权的城邦国家，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叫"霸王"。我用这个词来形容中共先政权，也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之上
的。
总之，我绝对没有"造谣、诽
From: Yibao <Yibao1@gmail.com>
Date: 2008/2/23
Subject: 《议报》 242
To: Yibao <Yibao@googlegroups.com>
第342期 (2008年2月17日)
《议报》开辟作者园地
特稿
雪灾与突变
吴庸（北京）
专题
美国破获两宗中国间谍案
中国时报等
改革30年
"八十年代"是什么东西！
刘自立（北京）
唐宝林谈中国改革开放30年得与失
大众议院
权责归属，一笔算不清的糊涂帐？
杨宽兴（北京）
别再拿良心说事
胡胜华（湖北）
思想的牢笼
刘洪波（湖北）
人权与民运
历史将宣判他无罪 -- 吕耿松一案带来的启示
无常（北京）
不合法政权无权引用"颠覆罪"
李大立（美国）
民间维权
雪灾后的呼吁： 立即废除城乡户口二元制
向善而行：胡佳的命运
茉莉（瑞典）
法治的精神在遵守自愿的承诺
曾建元（台湾）
宪政与民主
张志国们能代表谁？
巩胜利（北京）
民主和专制，孰优孰劣！
安希孟（浙江）
"狡诈"是"政治行为体"的重要特征
严家祺（美国）
两岸三地
三个中国的皇帝的新衣 -- 百姓说公道
万耀球（北京）
香港的可爱与可忧
冉云飞（四川）
陈水扁呼吁大陆台商返台投资 -- 附录：陈水扁出席「2008年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新闻稿）
VOA
陈日君接班人称灵活连结梵中关系
VOA
神州百态
这是财主治国，很危险的
李志宁（北京）
鼠年说鼠
刘在中（四川）
古人的选美比赛
张鸣（北京）
媒体脉动
中国新闻监督纸上谈兵
牟传珩（山东）
让中国人感慨的两则新闻
周郎
史海钩沉
再说最早批毛的女英雄冯元春
?/SPAN>
右派个案研究：浩气长存的冯元春
冉云飞
思想文化
"08雪灾"中两种"家教文化"再搏奕
朱健国（广东）
从显性道德到隐性道德："朱学勤困境"的法哲学分析
沈阳（江苏）
反右50年
沧 海 桑 田，北 苑 怀 旧 -- 寻访北苑劳动教养收容所遗址
吴 越（北京）
毛泽东与反右
嵇伟（BBC)
公开信
致胡主席、温总理的公开信 -- 评说毛泽东千秋功罪
邓威（湖南）
商德文致中南海领导公开信
商德文
人物
兰托斯先生，您走好！ -- 附录：悼蓝托斯 丁元推崇维权风骨
韩少寒（美国）
风骨永存的王若望
郁申树
连载
北苑熔炉的洗礼
梦 波
回目录
雪灾与突变
吴庸（北京）
这次南方雪灾来势凶猛。从灾区发出的图像看，竟然把三四十米高、负重达两吨的输电铁塔压倒，据说冰雪复盖其上，负重量达50吨，焉能不倒？树林中碗口粗
大树竟然拦腰折断，这类受灾森林达全国森林面积10％，因灾减产农田达1.77亿亩，可见灾害之重。看来，这位拉尼娜真是够厉害的啊！
冰雪之灾导致社会断水断电，生活停摆，物价飞涨，人心浮动。自然界突变引发社会秩序紊乱是值得关注的。路透社记者卢伟奇从湖南郴州市发出报道：宾馆没暖
气，没热水，没熟食，没电炉。该市到2月5日已停电10天，何时修好没有音信。从记者的报道看，全城一片黑暗的日子是不会维持多久的，火车站小食店被抢
就是严重信号。这时正临年关，大批旅客着急乘车回家团圆，但京广线湖南境内被切断，京珠高速公路湖南段、奥北段被切断，24个机场关闭。因此，滞留广州
市的旅客与日俱增，20余万群众涌堵在车站广场，情绪在雨雪中翻腾。据说，广州机场滞留旅客再三等待而无着落，群情激愤而一瞬暴发，一声"砸"，一哄而
起。以"砸"发泄不满，以破坏表达愤怒，说明社会危机达到的程度。
毫无疑问，胡温对这场灾害的反应是迟钝的、无力的。他们到1月 底才感知灾情严重，赶急部署救灾，为时已晚。老实说，胡温只是把它看作一场大面积自然灾
害。比这严重的事件，比如东北某厂钢包脱落而将工人熔化的事件都不 见他们严重关注，何况这类自然现象呢！须知，他们无需为百姓生命财产损失负责，也没
有任何机制向他们追究应当承担的法律过失。相反，他们赴灾区"视察"还 有舆论为其歌功颂德。对这场灾害反应迟钝、无力不是过而是功，这就是当前的现
实。同时，中央权力结构是勉强拼凑而成的，每人把守一摊儿，各人有个人的拳 经。所以，灾情严重已经浮上台面时，温家宝只能唱独角戏。胡锦涛动员贾庆林
去贵州省灾区"视察"，贾借故推拖，只好由温家宝"代劳"。这是一个稀松、软 弱、涣散、离心的最高权力中枢，权力者各怀异志。天灾倒是他们寻求桌下伸
腿、暗中使绊的契机。用离心离德形容这伙人是最恰当不过了。再说，受灾的18个省市自治区是直接受难者，当输电铁塔倒地、大面积停电时，这些地方诸侯理
应大声疾呼、疾言救灾，实际却是不动声色，左顾右盼，看中央如何作为，看胡温手忙脚乱。这次冰雪之灾充分暴露了地方对中央的冷眼旁观态度。
自然界的突变引发了统治集团勾心斗角，展示了他们与社会对立的一面。就其面对自然灾害反应迟缓、无力而言，就其内部热衷私利、不顾百姓死活而言，就其彼
此恶斗、空耗国力而言，这种统治的腐朽性已是昭然若揭，一场社会性突变的条件在蕴蓄中。
突变，在其突然 性，出其不意；在其偶然性，超越常规；在其不备性，没有预防；在其爆炸性，引发震动。不管是自然突变还是社会突变，都具有这些特点。从
社会突变看，孙中山 革命，数度武装起义均告失败，只有在四川兴起护路运动时，武汉守军调川，乘当地守备空虚，一小支部队出其不意地发动起义，遂使大功
告成，这就是社会突变。 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看来免不了要走这种"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之路。
最近，何频先生着文《2021： 中国民主来临》，称"中国不能民主化的无数理由中，只有一条是真实的：没有任何势力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势力
可以与中国共产党竞争。"的确，民主 力量、维权上访力量目前处于分散、弱势阶段，这是客观现实，至于全社会有无力量取代中共腐朽统治，这个问题不妨从
长计议。其中的一种不应忽视的可能性就 是：偶发事件的突变性――突变产生于不知不觉的偶发事件。这样的突变发生于社会统治的薄弱环节，是统治阶层疏忽
之处，是它以为安全系数较高的领域，是它无 暇顾及的地方。而且，突发事件开始时不一定具有什么严重意义，也许，只是一位老者失足落水而亡的普通事故，
这个事故足以麻痹权力者的警惕性，但这个普通事 故却是一支触媒，挑起了群众久郁心中的块垒，继而才暴发为与政权的严重冲突。在它的偶然性背后实际潜藏
的必然性是不易发觉的。双方在最初都不以为意，但社 会矛盾的成熟性却依其必然的逻辑而导引至突变的临界点，突变才终于产生。这一过程的条件要求是相当
严格的，不是任何偶发事件均有突变的可能。现在可以认定 的条件是：（1）偶发事件具有足够警示社会的意义，它可以触动社会的普遍不满情绪。（2）统治
集团处置社会问题时犯严重错误，点燃了社会不满的烈焰而无法扑灭。（3）在事件发展的深入阶段，有群众性领袖出面引导和组织。（4）中共民主派人士在适
当时机挺身而起，实现党内外合作，共襄大业。这些条件都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认知的有限性，可能还有现在不能列举的必要条件。
这里提供一个事例，对可能发生的社会突变或者有启示作用，供关注者研究、参考：
统治集团犯严重错误，内乱外患齐至，统治力量虚弱而无法强力整合，这是暴发社会突变的有利条件。1969年， 大陆"文革"，大批当权派被整，中共组织
瘫痪；对外以美苏双强为敌，苏联欲乘机强行摧毁中国核设施，形势危殆。毛赶忙命令疏散大中城市人口与物资。中央和 北京党政机关以及文化、教育单位纷纷
散至外地，犹如难民逃亡，人心慌慌，加以各地的武斗拼杀，枪声不止，整个社会权力机制呈空虚状态。当时决定在京郊组织 战备地下指挥部，由周恩来主持；
毛移至武汉，操纵全国大政方针；林移至苏州，负责战备。毛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领导和中央退职者于10月20日前全部疏散。10月17日 宣布朱德、陈
云、叶剑英、陈毅等人的疏散地，要求疏散到不同地点后不准相互来往，不准重返北京。这些人在疏散地的行动受到限制。朱德、董必武等被疏散到广 州郊区从
化，规定散步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离开宾馆须经广州军区主管领导批准。当时被斗争的对象则是分别押送到不同的疏散地点。张闻天被要求化名"张 普"，房
前有部队设岗监视。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人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出大院要报告。军分区保卫科每月就张闻天思想、行为向上级作书面汇报。总之，此 次疏
散把中央一级的当权派，不管是未被揪出还是已被揪出，均作为被监视对象，在不同程度上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这就表明：统治集团四分五裂，统治秩序无法维
持。这种混乱状态就是社会发生突变的适当时机。
只有这项条件还 不能保证社会突变的实现，还需要社会认知这种社会状态的非理性与有害性，从而萌发对它的批判与否定的意识，产生以新的社会体制代替它的
要求。张志新、遇罗 克、王申酉、杨曦光、李一哲等等就是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深度反对旧秩序、探讨新格局的闪亮的明星。这样的明星可以举出一大串，他
（她）们成为酝酿大陆社会 突变的启蒙者。在社会上一片揪斗"走资派"的叫嚣声中，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逆反声音呢？"物极则反"的规律告诉我们，"文
革"使毛的倒行逆施发展到顶峰，它 使社会、经济、文化面临全面崩溃，因而，必然萌发其对立物即反"文革"意识，这是对"文革"逆流的反方向运动。张志
新、遇罗克、王申酋等人的觉醒表示社会 对旧秩序的唾弃和对新格局的祈求已经突破一切禁锢而诞生。当时遍布各地的地下读书会和地下刊物是烘托张志新、遇
罗克、王申酋等人崭露头角的广泛社会基础。 "文革"的荒诞性越是暴露，社会的理性认识越是成长。于是，终于出现了挺拔屹立的林昭，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
义的顾准，唤醒自由主义的李慎之，与毛泽东的专 制主义形成坚强对抗的社会意识终于树立起来。作为社会突变的鼓吹者，新的社会意识响起了鼓舞人心的进军
号角。
这里，应该特别 提到"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专门介绍过的《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朱成昭曾是地院"东方红"早期领袖，也曾
是首都"红三司"一 把手。"东方红"受命到四川押解彭德怀至京。派去的第一批人与彭谈话后，认为彭谈的是"真话、实话"，确认彭受了冤屈；派去的第二
批人了解后，同第一批人 一起回京向朱成昭汇报，商量对策。他们将与彭的谈话记录上报中央"文革"小组，结果被批为"犯严重政治错误"。中央"文革"改
派北航"红旗"赴川抓彭。朱 成昭毫不屈服，又派出百余人从北航"红旗"手中抢回彭，将彭置于朱的房间保护起来。此时，朱看到彭"绝不示人"的材料：对
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逐条 批驳以及对大跃进的保留意见，深受震动，由此产生批判中央"文革"小组的想法。他在3万 人大会上，以自我检查名义指
出：中央"文革"运动群众，中央"文革"对老干部打击面过大，中央"文革"抓人太多，中央"文革"太左等。当然，结果是以"炮 打中央'文革'"之名勒
令他闭门思过，但他的大胆突破旧思维、勇敢追求新境界的精神，显示了可贵的进步。朱成昭事件表明，派出"东方红"赴川抓彭本是偶发 事件，统治者不会预
料到这一正常举措会有什么疵漏，然而，恰恰就是在这一偶发事件中暴出了反中央"文革"的突变。这个本是偶然发生于"文革"中的一般常规 行为，由于"文
革"中必然产生的逆向因素，使这一常规行为从与彭德怀的接触中发生质变，从而使抓彭变为护彭、使维护"文革"变为批判"文革"，突变就是这 样从权力的
空隙中产生的。这一事例对我们思考大陆中国的社会转型有可能走"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社会突变之路不是很有启发意义吗？
旧制度意识到新 的社会认知是它的掘墓者，因此，它以决绝的手段凶狠地加以扑灭。张志新惨绝人寰的牺牲，林昭英勇悲壮的就义，说明旧制度对敢于向它的专
制进行挑战的新人是 何等残忍、暴虐！他们不能容忍"中国向何处去"的质疑，甚至连倡导"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也成为罪恶。两名中学生伊林、涤西仅仅
由于提出"改进无产阶级 专政、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遭镇压。上千个读书小组被他们以诬蔑不实之词、冠以"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
革命小集团"等罪名，或处决 或监禁。同时，旧制度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大肆灌输造神论，大树特树毛的绝对权威，大立特立毛的神只地位，全国开展"早请
示，晚汇报"的拜神活动。愚蠢的拜 神颂大大盖过新的社会认知，狂热的君王崇拜大大盖过理性的民主礼赞。社会意识形态的这种交锋说明社会转型条件尚未成
熟。
从那时到现在，时代的脚步迈过了30余年的步伐。在胡锦涛掌权的最后5年，我们应该如何评估社会转型的形势及转型的可能形式呢？这是亟需给予解答的课题
吧？（2008.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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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回目录
美国破获两宗中国间谍案
中国时报等
美国破获两宗中国间谍案
2008.02.12
星期一，美国联邦司法部逮捕及起诉四名间谍，三名华人和一名国防部官员，其中一人是抗日名将薛岳的女婿。他们涉嫌替大陆收集美国售台武器和太空科技的高
度机密军事情报。美国司法部形容，中国近年从事间谍活动的积极程度直逼冷战时期。(李荣添报道)
美国联邦司法部表示，第一宗间谍案，涉及两名华人和一名国防部官员。联邦调查局于星期一，他们准备交易前，将他们拘捕。其中一名华人，是五十八岁持有美
国绿卡、姓名译音叫郭台生的台湾移民，据台湾《联合报》报道，他是国民党抗日名将薛岳的女婿。联邦调查局人员，在他位于新奥尔良的家中，搜出大量证
据。
司法部的起诉书指，郭台生涉嫌由2006年一月至今，替大陆政府搜集美国国防资讯。当局指他借着营商的关系，与多位美国政府官员打关系，特别与在国防部
国防安全合作署，负责武器系统分析工作的贝格森关系密切，每隔数月相约于餐厅见面。
据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指，其中一次，郭台生在餐厅将一\x{53e0}\x{53e0}的一百元美金现金交给贝格森，以换取国防机密资料，当中大部份是美
国向台湾出售的军备的资料，然后多次透过电邮，与身处北京的大陆官员A联络，再由一名同样持有美国绿卡，现年三十三岁，受雇于郭台生公司，姓名译音为康
玉新的中国籍女子，将资料转交大陆政府。
两名华人被控以"合谋传送美国国防机密资料予外国政府"，如果罪名成立，最高会被判终身监禁。
至于向郭台生提供资料的国防部官员贝格森，原本是美国海军国际办公室C4I计划的负责人，后来转到国防安全合作署担任分析师，他拥有可以接触敏感最高机
密资料的权利，而且对台湾国防部"博胜案"、即是台湾军方近十年的军事整合计划，包括向美国购买武器的内容，了如指掌。他一旦定罪，最高判处十年监
禁。
至于另一宗间谍案，当局起诉一名七十二岁，译音锺东范的美籍华人，他是波音公司前程师，在加州洛杉矶被捕。当局指他由1985年到2003年期间，多次
到中国大陆讲学，并窃取波音飞机公司有关航天飞机，C17军机和最大型卫星计划"三角洲火箭"等秘密资料，交予大陆政府。起诉书披露，他早于1979年
开始，已与中国航空局官员有多次书信往来，更曾经表示渴望为"祖国作出贡献"。
这次是美国司法部罕有地在一天内宣布两宗与大陆有关的间谍案，助理检控官温思坦表示，全球有一百度个国家正设法得到美国的军事秘密和技术。他特别指出，
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特别积极地，有条理地从事间谍活动，其程度直逼冷战时期。
本台多次致电中国外交部，但一直未能联络到。
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表示，中国在美国的间谍活动是否更积极，外界很难估计，但相信中国近年对美国售台军备，较以往更加关注。他说：美国出售甚么武器给台
湾，北京方面当然很关注，一来作为战略上的评估，究竟有否一些超越了防卫性武器的界线呢！若果超过了，或含含糊糊，北京方面的军事部署又会如何对正下药
呢！这些从军事部署的角度而言，是相当关注的。
美国近年多次破获与大陆有关的间谍案。去年九月，联邦司法部以间谍罪起诉两名华人，指他们盗取美国一间大型通信器材生产商，和台湾台积电美国分公司的电
脑芯片设计，卖给中国军方。而在零六年五月，三名华人，涉嫌窃取一些，被视为高度敏感的美国海军战舰技术资料，由洛杉矶经香港运返中国，三人出发时于洛
杉矶机场被捕。(李荣添报道)
中国时报2008.02.13
博胜案美助我强化资电作战新装备
（吴明杰）
美方这次破获共谍所涉入的「博胜案」，是美军协助国军整合三军指管通情监侦系统（Ｃ４ＩＳＲ）的一套信息平台，也是强化国军资电作战的最新装备。
「博胜案」在民国八十八年由美国当时总统柯林顿政府批准，全案长达十二年、预算超过五百亿台币，预计民国一百年完成。
在「博胜案」以前，国军旧有的指管通情系统，缺乏共同的信息链路，要发挥所谓的联合作战十分困难。甚至仅是在海军内部，因分为大成、Link-W和
ASN-150等不同系统，不同型船舰就算编成舰队，舰与舰之间也无法通联；空军系统亦复如是。
在「博胜案」构建后，除让国军陆海空原本混乱的指管通情系统得以整合外，也因美军使用相同的信息平台，使台美间的战情系统顺势得以进行连结，未来甚至还
可进一步建立影像式的军事热线，并进行实时的战场图像和情资交换。
中国时报2008.02.13
博格森以为情资给台…不料郭转售中共
彭志平／综合报导
据传抗日名将薛岳的女婿郭台生，在美国因涉嫌将机密转售给中共而遭到逮捕。据了解，同案涉案人美国国防部官员博格森原以为他提供给郭的讯息，是传递到台
湾方面，讵料郭却转售给中共。郭台生目前拥有中华民国与美国双重国籍，他在美国和北京都有办公室。
根据美国方面调查，郭台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Ａ」联系频繁。而这名Ａ官员的姓名，还出现在美国其他间谍案被告的电话通讯录中。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控，郭台生在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Ａ」从广州或香港的ＩＳＰ用「○○九」、「ｈｋ○○九」或「○○九ｈ?ｋ」的电子邮件后，
会在廿四小时内以「台生之友」通讯中，最后三码相对应的电话号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Ａ」接触，两人之间的通讯，还必须用可解码的软件处理。
起诉书说，博格森与郭台生去年三月三日见面，讨论台湾提升军事通讯能力的「博胜案」和通讯安全问题。博格森「透露有关美台通讯安全的信息，要求郭与台湾
官员分享，并请郭安排跟台湾国防部官员会面。」两人谈话内容经太平洋美军司令部情报主管判定含有机密信息。
从去年三月三日到博格森、郭台生和康雨新三人在今年二月十一日被捕之前，博格森和郭台生至少会面四次，博格森应要郭求提供了有关美国全球信息网络
（Global Information Grid）等情报。
中国时报 2008.02.13
华裔美籍波音员工涉间谍案查麦大智案时已盯上钟东凡
彭志平／综合报导
▲美国联邦调查人员早在2005年秋天，调查另一宗美籍华裔工程师麦大智案时，便发现钟东凡也涉及间谍罪而展开调查（美联社）
曾在波音公司担任工程师的华裔美国公民钟东凡，因涉入间谍罪等罪名遭到逮捕。据了解，美国联邦调查人员早在二○○五年秋天，调查另一宗美籍华裔工程师麦
大智案时，便发现钟东凡也涉及间谍罪而展开调查。
至于要求钟东凡提供机密的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则为国有企业，也是中共航空武器的主要研发制造商，解放军最先进的歼十战斗机，就出自该公司手
笔。
美国司法部在十一日公布的起诉书指出，中共航空业官员（应指中国航天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官员顾维豪等人）从一九七九年起就开始给钟东凡寄发「任务」信件，
指示钟东凡搜集具体的技术信息，其中包括与航天飞机和各种军用、民用飞机相关的数据。钟东凡曾在一封给顾维豪的回信中表示，愿意为「祖国」作出贡献。
美国检方称，钟东凡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九六年服务于洛克威尔国际（RochwellInternational）。洛克威尔国际的防卫和航天部门于一九
九六年被波音公司收购，钟东凡随该部门转到波音公司，直到二○○二年退休。不过，第二年他又以承包商身分返回波音，直到二○○六年才离开。
钟东凡除了涉嫌向中共传递相控阵雷达的机密信息外，起诉书还列举了另外两项技术。一种是用于发射载重火箭的美国下一代火箭推进器「三角洲四型」，这种重
型火箭需要一种被称为TailServiceMast装置，在火箭升起后向其尾部发动机提供液态燃料。另一种是波音为美国空军、英国皇家空军和加拿大空
军所生产的Ｃ─１７全球霸王运输机，这种运输机主要用来把军队和军用物资迅速运送到美军基地。
起诉书说，在写给中共情报官员的众多信件中，现年七十二岁的钟东凡提及他搜集到的工程手册，并把包括洛克威尔公司禁止对外泄露的有关Ｂ─１轰炸机在内的
工程手册传送给中共。
钟东凡提供航天信息的对象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生产多款军、民用飞机。战斗机包括歼五到歼八系列，以及枭龙新型歼击机等；轰炸机包括ＦＢＣ─１、轰
六、飞豹歼击轰炸机等等。此外，该集团亦生产空对空飞弹，如ＰＬ─９。
中国时报2008.02.13
郭台生案未来5年美台军售北京看透透
刘屏／华盛顿十二日电
郭台生案对美国及台湾的影响极大，未来五年，美国可能出售哪些武器给台湾，台湾方面都没有把握，但经由郭台生的「努力」，北京当局却全部了然于胸。从
「现在进行式」到「未来式」，中共从来没有这么熟悉台湾的重要军事采购。
国军要买什么，固然由台湾申请，但准或不准，操于美国之手。可是郭台生要求博格森提出未来五年的清单，在金钱诱惑下，博格森照办，再由郭台生转给中共。
所以未来五年，美国卖什么给台湾，台湾方面没有把握，北京却十分清楚。
虚虚实实美可能泄假情报
了解案情的人士指出，本案对美国及台湾的影响极大，因为郭台生提供北京的两大「成果」，博胜案属于「现在进行式」，未来五年军售计划则是「未来式」，都
是攸关台海安全至巨，不但金额高、期程长，而且极为敏感，相关人士一向口风极紧，没想到被中共「看透透」。
博格森被郭台生看上，不但因为他在军售部门任职分析师，更是因为他曾担任美国海军「指管通情」的主管，不论「现在式」或「未来式」，都是极为恰当的人
选。
ＦＢＩ眼睁睁地的看着博格森泄密？就好像之前，ＦＢＩ任由博格森把「博胜案」的最新机密提供给郭台生？
熟悉军事交流的人士表示，情况未这么糟，因为间谍案往往是虚虚实实，美方既然知道博格森泄密，说不定将计就计，让博格森接触到一些不实的情资，从而混淆
中共耳目。
这种作法以往屡见不鲜。因此郭台生案究竟对台湾造成多大损失，外界未必明了。
若损害严重我不排除求偿
吴明杰?台北报导
对于美国司法部破获牵涉对台军售「博胜案」的中国间谍案，我国防部十二日表示，已成立项目小组实施损害评估与管制。另据了解，由于美台双方在「博胜案」
签有保密协议，如果泄密造成我方严重损害，军方内部研究不排除向美方提出求偿要求。
不过对于求偿的可能性，另有熟悉美台军售的官员认为，由于「博胜案」为美国政府对台军售案，并非商售案，不同于商业上泄密即违约并可求偿的做法，如果真
要求偿，对象是美国政府而非厂商，成功机会很渺茫。
另据军火界人士透露，负责承包国军「博胜案」的美商洛克希德马汀总公司，昨天对这起间谍案也大叹自己是受害者，并强调泄密的是美国军方官员，相关责任应
由五角大厦担负。但就他们所了解，这起间谍案的泄密程度其实并不严重。
公开前我已掌握损害有限
据指出，这起由中国官员透过美籍台湾移民郭台生等，向五角大厦官员博格森刺探台湾「博胜案」内容的间谍案，我方在华府公开案情前已透过管道掌握，因此整
个危机处理已先一步进行。
据军方内部初步评估，郭台生透过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ＤＳＣＡ）博格森（GreggW.Bergersen）能掌握的「博胜案」内容机密等级不高，对我
损害状况应该有限。
但据了解，由于泄密源头管道在美方，我方已随即派员前往五角大厦了解泄密程度和范围，并要求美方派员来台来协助进行损害评估和管制。目前军方评估的方案
中，包括要求美方负责进行软硬件更新，甚至也评估因违反保密协议依约向美方求偿。
中国时报2008.02.13
郭案ＦＢＩ全都录铁证如山
刘屏／华盛顿十二日电
上紧发条▲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韦因斯坦等官员11日在华府举行记者会，说明破获两起间谍案，4名涉案人在美涉嫌为中共当局窃取军事机密。（美联社）
博格森：「我另外给你的信息，我是非常、非常、非常小心的。那是机密的，……不过我会让你看……所有你要的笔记，你都能拿走」。郭台生：「我很感激，我
很感激」。博格森：「我要是失风，我想不会啦。但是万一，我铁定被炒鱿鱼，还要坐牢。我违反了所有规条」。
这是ＦＢＩ掌握的郭台生案证据之一。两年来，两人每隔几个月就在餐厅见一次面，地点包括华府近郊的维州亚历山大、赌城拉斯韦加斯、南卡州的查尔斯顿、维
州的劳顿郡。他们的电话内容、电子邮件，全部遭到ＦＢＩ监录。两人租车开往华府近郊的杜勒斯国际机场，ＦＢＩ全程录像。
呈堂证据显示，ＦＢＩ探员亲眼看到郭台生把一迭美钞塞进博格森的上衣口袋里，都是百元面额。前述对话即是这次交付款项后的谈话内容。
根据ＦＢＩ的证词，郭台生从二○○六年元月开始为中共当局搜集国防机密。关键人物之一是中共的「官员Ａ」。郭台生从博格森处取得美国对台军售的机密资
料，透过康雨新转交给「官员Ａ」，「官员Ａ」则提供金钱给郭台生，再由郭分给博格森及康雨新。整个过程，ＦＢＩ及美国军方探员十分清楚。例如去年三月三
日，郭、柏在华府亚历山大市的餐厅晚餐，讨论博胜案和台湾的通讯安全。席间，柏要求郭安排柏与台湾的国防部官员会面。
又例如四月七日，两人在拉斯韦加斯会面，谈话过后，一道欣赏音乐会。ＦＢＩ说，「郭台生在三月廿一日先买了两张票，计美金五百九十七点四五元」。
为求慎重，ＦＢＩ曾把两人谈话全文送交太平洋美军司令部查核，司令部的情报部门证实谈话内容涉及机密。
侦办过程中，ＦＢＩ不但锁定郭、柏、康、「官员Ａ」等人的电话及电邮，甚至把郭的独生女的电话也列入监控范围。ＦＢＩ还潜入郭台生的住处，把计算机硬盘
拷贝一份带走；也曾潜入两人在拉斯韦加斯的旅馆房间内搜索，掌握诸多证据。
至于「官员Ａ」，美国很清楚他背景与过去行径，视他为累犯。ＦＢＩ证词指出，此君在广州、香港都有据点，郭台生则在北京有个办公室。证词显示，郭说过，
自己每次到北京都和「官员Ａ」见面，因为「中央指示他好好照顾我」。
十一日清晨五点半，一片漆黑中，大批办案人员荷枪实弹，并且多数是自动武器，掩至博格森的家里，当时博格森正准备出门运动。博格森的妻子也在家里。办案
人员逮捕博格森后，花了五个小时，带走计算机及大批设备、文件。美国媒体报导说，柏的妻子高声说，「我的丈夫是无辜的」，只是ＦＢＩ显然不这么认为。
中国时报2008.02.13
军火界：郭是上不了台面的小角色
刘屏／华盛顿十二日电
郭台生据传是前国军抗日名将薛岳的女婿。不过对于郭台生这号人物，熟悉美台军售的军方官员几乎都闻所未闻。有军火业人士说，郭台生只是上不了台面的小角
色，不是什么大人物。
卅年余年前，郭台生在台湾是颇有名气的网球好手，尤擅双打，在若干重要比赛中常有佳绩，甚至有机会代表国家进军台维斯杯。
移民美国后，在新奥尔良一带从事过餐饮、家具等业，也担任过网球教练。据认识他的人指出，他与美籍人士来往较多，与华人较少联系。因为老丈人等关系，他
与台湾军方有些联系，也曾数度到华府，希望与军方驻美人员打交道，但没有什么成效。
ＦＢＩ认为，郭台生现在开设的家具公司，其实是掩人耳目。例如「康雨新」受雇于家具公司，名义上是从郭台生领薪水，其实是郭台生从中共「官员Ａ」拿钱，
再发给康雨新。
吴明杰台北报导
郭台生据传是前国军抗日名将薛岳的女婿。不过对于郭台生这号人物，熟悉美台军售的军方官员几乎都闻所未闻。有军火业人士说，郭台生只是上不了台面的小角
色，不是什么大人物。
我军方官员也表示，未曾听过郭台生的名字，在华府也没听过「薛岳的女婿」这号人物。
郭台生生活低调少与人互动小镇住20年邻居没进过他家
来源：东森新闻
记者李睿嘉、黄河综合报导／移民美国的台湾商人郭台生涉嫌为中国窃取美国军事资讯，在纽奥良市被捕，由于郭台生可能掌握美国对台军售武器等重要机密，联
邦探员己经从他在刘易斯安纳州的家中带走许多箱证据。跟郭台生相处数十年以上的邻居，听到消息都表示难以致信。(博讯boxun.com)
涉嫌向中国提供美军间谍情报的台湾移民郭台生，曾经在一家高尔夫球俱乐部开过餐厅．他所居住的地方是一个叫做候玛的小镇，距离纽奥良市，开车大约需要一
个小时。从台湾移民美国已有二十年之久，平时生活低调，而且很少跟当地华侨有互动，注重隐私的他，想吃中国料理的时候，就连去家附近的中餐馆也都是先打
电话点好菜，然后外带回家吃。
刘易斯安纳州候玛镇一家中餐馆业者说：「他有来的时候，都打电话进来，然后来拿一下，就这样子。」
根据一位与郭台生住在同一条街上的华侨表示，郭台生住的区域相当好，附近也有不少华人居住在同一区。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籍邻居表示，郭台生和他的太
太在这个小镇至少住了二十年，待人友善，不过没有任何邻居进去过郭台生的家里，都是站在屋子外面聊天。
台湾驻美代表吴钊燮表示，这起中美间谍案己经进入美国联邦司法调查，他不方便做任何评论。不过对于已经入籍美国公民的郭台生，为何又同时持有中华民国护
照，令人百思不解。
美破获两起华裔间谍案最长卧底近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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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12日报导】(大纪元记者毕儒宗报导)美国司法部十一日下午宣布破获两起不相关的华裔间谍案，目前共逮捕了三名华裔及一名美国国防部分析
员。被捕的华裔中，两人是美国公民一人为中国公民。他们被控提供美国国防机密给中国政府。
联邦调查局(FBI)探员十一日在加州Orange市逮捕了72岁的华裔美籍工程师钟东方(Dongfan' Greg' Chung﹐译名)及在维吉
尼亚州亚历山大市逮捕了51岁的「国防安全合作署」(Defense Security Cooperation Agency)的武器系统政策分析员
葛瑞格‧博格森(Gregg William Bergersen)。
此外，居住在纽奥尔良市(New Orleans)的两名华裔嫌犯，58岁的美国公民郭台山(TaiShan Kuo﹐译名)及33岁的中国公民康于兴
(YuXin Kang﹐译名)也已被联邦政府拘留。
钟东方被以八项「经济间谍」罪、一项「阴谋进行经济间谍」罪、一项「未登记即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一项「阻碍司法」及三项「对调查人员做出不实证词」
起诉。郭台山及康于兴则被以「阴谋将国防信息散布给外国政府」。
钟自1973年起任职于航天工程公司洛克威尔(Rockwell)，至1996年该公司被波音公司收购后成为波音公司的一员。他拥有机密级安全级别
(Secret security clearance)，能接触机密文件。钟2002年自波音退休，2003年回到波音担任顾问，直到2006年离
开。
调查人员发现，钟自1979年起就开始与中国政府接触，多年来将关于美国航天飞机、C-17军事运输机及代尔它四型火箭(DeltaIV)的机密资料及
24本关于B-1轰炸机的技术手册交给中国政府。此外﹐钟还多次到中国将美国航天飞机及其他太空计划的内容传授给中国工程师。
据了解钟属于麦大智间谍集团的外围份子，调查人员发现在中国官员的建议下，钟利用麦大智传递机密数据。在一次回复中国官员的信件中，钟表示有为「祖国
(motherland)」效力的愿望。
为了避免引起怀疑，钟还与中国官员讨论，以邀请他的艺术家太太到中国的艺术学院访问为由，让他可以陪太太到中国。
郭台山来自台湾，在纽奥尔良地区以销售家具为掩护，与包括博格森在内的美国国防部人员建立关系。中国公民康于兴则是在郭及中国官员间的联系人。
博格森多次将关于美国在未来五年内出售台湾武器的细节交给郭，并自郭手中收到数目不详的金钱。博格森被调查人员跟监并被录下他要求郭台山一定要保守秘
密，「我将进监狱，我不想进监狱」。
若罪名成立，郭台山及康于兴将面临终生监禁﹔博格森则将面临十年的刑期。钟东方的每一项罪名则面临至少15年刑期及25万美元的罚款。
麦大智在间谍罪名成立后，其配合他担任间谍的家人面对被驱逐出境的处境，钟东方﹑郭台山及康于兴的家人可能将面临同样下场。
负责国家安全的司法部助理部长康尼斯‧韦恩斯登(Kenneth L. Wainstein)说︰「今天的案子显示，在后冷战时代，外国间谍仍然是美国
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
司法部发言人迪恩‧柏德(Dean Boyd)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及苏联间谍是目前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他说︰「司法部完全根据案
子的证据办案，华裔涉嫌近来几个间谍案」
2/12/20085:15:03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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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时报》
回目录
"八十年代"是什么东西！
刘自立（北京）
李慎之
徐良英
有一个朋友近来和我说起，何以六四只反官倒，不反体制，还帮助共产党抓起反毛者，来了一个保皇派和民主派的天然联合？
我们先从一个现象开始入手。这个现象就是，八十年代的威权主义说＋党的改革说＝自由主义说，是否摒弃了民主。
这个课题不是我的发明。在李慎之先生去世五周年之际，拜读他和许良英先生二人的信通，可以察觉这个课题。这个课题是这部通信集的一种内容，被载于兹，可
以参考。（见《许良英与李慎之通信集》。民间印刷。）
这个观点之争，被许老说成是：关于要民主，还是要"宪政"之争——民主和宪政之歧义，是不是存在——所谓宪政主义，是不是迎合了威权主义——所谓威权主
义是不是在共党领导下，来一个摒弃或者最终摒弃民主的"护法运动"。这个争执当然非常重要，重要到连民主也会受到官方和精英的挑战。这个精英主义，按照
许先生说法，就是不要民主，而要所谓"宪政"和"护法"——请注意：这里，假惺惺者们把专制主义的新加坡方式和邓的极权主义中共方式，横加混淆，鱼目混
珠，结果导致一塌糊涂。这个一塌糊涂论，有几点：一，中共国可以不要民主，而要胡、赵，要党领导这场政治改革——任何民间的政治力量只是在体制内玩耍
——他们还说，民间，本来也没有任何什么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共党；就是"无取代论"——所以，唯此唯大、唯老胡、老赵＋老邓——那么，现在是谁呢？！
二，他们说，不要设想来一个真正的政治改革，而是要在共产党"实践真理"说的前面，做到"坚持"和"猫论"，或者党的民主社会主义。
三，这个改革说的价值论，就是王元化说过的"新启蒙"，和五四无关的所谓"启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运用共党"软实力"、使世界中国化。
于是，四，他们把所谓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切割于五四，借鉴于一二九的所谓"新启蒙"运动，做成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他们延续
了陈伯达、艾思奇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之"新蒙蔽"运动。于是，在八十年代，自由主义真谛，在这些混淆论者的笔下，产生变形。这个影响的发效，就是六
四民运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个"伟大功绩"，是由八十年代精英分子直接导致的杰作。
我们的根据，来自李慎之先生和许良英先生的说法。
他们在90代和00年代初叶有关于此的讨论，是这样说的——
"王元化的所谓'新启蒙'究竟要把中国引向何方？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1988年前后，他看中了北京的金**……他1987年初从美国回来经香港接受
《百姓》半月刊陆铿的采访，说了这样两断令人震惊的胡话：1、美国人是物质丰富、精神空虚，因此中国的改革不仅是中国一国的事，还要解决全世界的精神生
活问题。2、1986年国内学潮平息了，现在可以放手搞改革了！到了1988年他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声称：民主仅是一个'朦胧的理想'，我们不知道
他是什么。我曾当面驳斥他：是你自己没有读过民主的书，不懂民主是什么，怎么可以说人家也不懂。他倒是老实承认了。
这种人很会钻营巴结权贵（如邓力群），又善于投机取巧，很有蛊惑人心的本领。他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中有一本《走向现代化国家之路》，结论中竟然提出：
落后民族要实现现代化，只有依靠'专制的铁腕'。这是吴**1989年初提出'新权威主义'的先声。当时我写过几篇驳斥文章，内地报刊都拒绝刊
登。"（许良英信函，2001年11月21日）
接到李慎之回复后，许又言——
"1989年初听说王元化要搞一套'新启蒙丛书'，对其具体内容一无所知。直至1993年包遵信出狱后找我交谈中才知道当年王元化的'新启蒙'与五四的
启蒙精神不是一回事。……据他自己说，他是90年代经过反思后否定了五四，以后他似乎也没有再用过'新启蒙'这个口号"。（许良英信函，2001年12
月1日）
而李慎之坚定认为，"不过你说八十年代初王元化提出'新启蒙'竟是否定五四的新启蒙却使我大感惊讶。我不能想像除了回到五四以外还能有什么'启
蒙'。"（李慎之信函，2001年11月21日）（关乎这一点，我们严重保留意见。主要根据是吴宓对于五四摒弃孔孟之仁道，采纳法家；摒弃希腊民主价值
论，采纳马克思进行的当时之批判——在1920年。见《会通派如是说》徐葆耕着）
这些说法，对于八十年代、我们称之为不但诗歌朦胧，政治学原则同样朦胧的现实，做出了提示。于是，我们才说，六四，国人的整体觉悟和学生觉悟，正好原出
此道——这个道数的原则或者精髓就是：由党来领导民主自由。幻想于兹的教训是什么？就是六四！全面地、过分地、偏执地肯定八十年代的所谓"启蒙"，祸害
在此。六四十九年以来，中国政治生态，始终是八十年代学界思维的产物。这个东西，依然鼓噪精英政治加宪政主义。这些东西的现在表现是，要在政治以外层
面，争得宗教自由，施行维权运动；要施行非暴力主义原则，而漠视官方暴力前提；主张由共党做为领导政改主体，等等。这些说法和做法，于六四时代的运作如
出一辙！
于是，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分析，越来越明显。
这个分歧就是，一方认为，要继续由共党或者某些精英（改革派）掌控政治改革——这是对八十年代所谓"启蒙运动"的无效重复。我们认为，这些精英力量很难
启动中国真正的政治改制。换言之，六四运动的天真烂漫之政治原则，全部起源于八十年代的威权主义误导——而这个东西，在经过九十年代的挣扎不死以后，现
在，正在沦为新一轮的乌托邦幻觉。其终旨，就是用"宪政主义"排斥真正的民主内涵，并和党内所谓"改革派"，形成一道新的党文化防线，以期在将来发生变
故的时候，继续其共党不死运动，共党改革运动，共党清官运动，等等。
许师言——
"他（指刘军宁——自立注）几年前用'宪政'取代'民主'的说法，对青年政治学者影响很大。不到一个月前还有人向我大谈'宪政革命'，'宪政运动'，我
给他泼冷水，他说我'迷信民主'！实在可笑！现在看来，对民主进行反启蒙的，不仅是官方和御用学者，还有那些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许
信，2002年12月31日）刘，据说以后放弃了这个看法。
而在另一方，我们否认在中国可以实行这种由"改革对象"完全控制的官场改革。这个历经三十年的改革，现在完全破产。制定包含革命在内的某种选项，也许已
经摆上日程——是不是应该争取这个选项，还要研讨。
故此，我们现在认真阅读李、许二师的信通，真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因为，他们涉及了这个概念的重大区别：民主，或者"宪政"——这是一个问题；且不可
用"宪政"（共产党宪法框架）压制民主。
这个课题难道不够重大，不值得深入探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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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回目录
唐宝林谈中国改革开放30年得与失
英国《每日电讯报》着名记者及军事历史学家SIR MAX HASTINGS 采访唐宝林记录
唐：你的这个题目有一个缺点，就是走两个极端，得与失，实际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没有变化，没有得也没有失，我归纳为六个不变：
1、专制政治制度没有变；
2、国家的指导思想没有变，仍然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列宁教条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衍生物——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胡锦
涛的"和谐社会"思想。
3、军警是中共用来镇压人民不满的工具没有变。军队总是忠于党，不忠于人民，"党指挥枪"。"六四事件"就是一个证明。
4、人民没有选举权没有变。人民没有权力选择可以信任的国家领导人，而是由前任领导人指定的，甚至像封建皇帝那样隔代指定，如爷爷指定孙子当接班人那
样。 四年一次的全国党代表及人大代表选举搞得轰轰烈烈，但是这些代表和他们选出的各级领导人，都是指定的，选举是完完全全、认认真真走过场，为了显示
100% 的投票率，可以把票箱提到病人的床边。但是选举人，根本不认识他们所选举的代表，代表及领导人也不向选民做任何承诺，人民也无权评论领导人四
年一任的工作 成绩，更无权再选别的领导人。过去我们批评和讽刺美国选举不过是华尔街老板轮流推出民主党和共和党出来欺骗美国人民，可是我们却这种轮流
工作都没有做，几十年一贯制——一党专政。
5、人民没有《宪法》上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罢课、罢工的自由，没有变。中共善于欺骗人民，打倒国民党的革命时，对人民说是为了建设民
主的新中国。可是建国后，比国民党还要国民党。
6、落后的国民性没有变。陈独秀在上世纪初指出的人民能最大限度地忍受专制制度欺压，一切不幸都归罪于"自己的命不好"，不愿抗争。这种落后的国民性也
没有变，就是"好死不如烂活着"。六四 屠城可以忍受；农民工背井离乡做苦力，三年不发工资可以忍受，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国民性？而日本与你们西方人相
反，日本是"烂活不如好死"，所以日本的自杀 率是世界上最高的。我两次访问日本，参观大学图书馆，竟然发现有自杀研究的图书专架，图书之多，令人惊
讶，可见自杀是学者的一个研究热点。大报上也经常公 布自杀人数，数量惊人。这样就可以迫使政府不断地改善民生。同时也使国民精英化，适者生存，不适者
自然淘汰。所以，日本成为世界上一流强国，不是偶然的。 你们西方人是"天赋人权"，"不自由宁可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都皆
可抛"。这样的国民性，自然也会推动国家向福利社会前进。这 些30年改革不变的因素是中国国情的主导方面。
先谈谈30年改革得的方面：
1、经济高速增长，工资增长10倍
30年最大的成果是经济上高速增长，这是最大的得。特别是近几年，GDP以每年8-9%的速度增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也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
这与历史上的德国、日本法西斯政权时代一样，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一样，都可以在经济上产生奇迹。
就我个人来说，改革开放前，64年大学毕业工资56元，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大学）教当时的大学必修课评为助教时，工资64元。当时大学教授和研
究 员是300-500元。而我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研究员，每月总收入是3400元（其中，包括100元的国务院发的对社会科学特殊贡献奖）。如
果在 职，可以达到5000-8000元。如果拿到好的课题，补贴会更多。
经济上的收入改革后比改革前长了约10倍。但即使这样，在中国总的人口经济状况中，我的收入大概处于中下的档次。由于物价也涨得很厉害，若家人遇到重大
变 故，也难以应付。如我老伴。五年来得了脑血栓，并伴有糖尿病、高血压、股骨颈骨折等疾病，最后导致全身瘫痪已经一年多。除了医疗保险报销部分一般性
的药费 外，已经自费花去近20万元。不仅把自己的积蓄耗尽，还把自己的住宅卖掉，另租便宜的房子住。
这种事，如果发生在比我更困难的工农家庭，早就家破人亡了。因为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与你们西方不一样。按工龄长短，按比例只报销一般的药品。真正好药和
进口药及手术耗材，都要自费。
2、出现了一个中间阶层
由个人联系到整个社会，还有一个得是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群——以白领阶层为核心的中产阶层（他们多是外企、中外合资、中资大企业中的职员，影视和体育明星
等）。他们的月收入大概在5000至10000元左右。这个中间阶层的出现，将是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一股巨大的力量。因为他们需要像西方民主 制度那样，
保障与发展现有的生活水平。自然，他们也不希望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来改变现状。所以，他们最希望和平改革。广大贫苦群众，不到万不得已，也是这个 愿望。
过着优裕生活的上层阶级和统治阶级，自然也希望"和谐社会"，不希望"暴力冲突"。所以，整个中国的主流思想是"和平演进"——在生活稳定的基础上 变
革提高。
3、出现了一批"两头真"干部
这些干部都是1949年前真心地参加共产党干革命的，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并在新中国担任过各种领导职务，但是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种种罪
恶，使他们产生了各种疑惑。有的在各次运动中受到很大的磨难，改革开放后，中共在做法上被迫改变毛泽东的许多做法。于是这些干部猛醒，重新为民主 而斗
争。所以，他们称为"两头真干部"。30年来，这些干部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去世，现在在世的都已经八、九十岁。人数已经很少了，但他们用自己亲身经
历和反省留下的思想和文字，是极其宝贵和深刻的，对后人具有极大的启蒙作用，将照亮中国前进的方向。这批干部近年兴起了一个"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大力
宣传如北欧几个福利国家的成功经验，因为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大多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继续，是执行马、恩晚年的思想——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
义。中国早晚要走上这样的道路。
4、出现了一个星星之火的维权运动
工农群众，有些地方和有些时候，在被逼得无法生存时，开始武装暴动，并有知识分子和律师参加和维权；有些人被冤屈得难以忍受时，也拿起法律武器进行抗
争。 这些被称为维权运动的星星之火，这些年此伏彼起，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但这是人民觉醒的最高表现。不过千万不能夸大这个运动的力量，不过是死水微
澜，未能达 到目的。乐观地说是"青苹之末"，是未来的希望。这些星火燎原时，落后的国民性就克服了。
5、改变了领导干部终身制
政治上，最大的得是由于邓小平下台时带头，改变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不像毛泽东，从1935年上台，一直干到1976年去世，连续当领袖41年，没有任
何 力量可以改变他的个人独裁的倒行逆施。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至多连任两届八年。这个制度对于中共克服统治危机，延长统治寿命，具有重大意义。因
为"新官 上任三把火"，新的领导人上台后，总要采取一些新政策，克服上任领导人造成的社会弊和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官民的冲突缓和下来。改革初期，胡、
赵新政，克服 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遗留的统治危机，使中共得以重生。现在的胡、温新政，也使工农大众与贪官污吏与奸商们之间的贫富悬殊的严重冲突，得到
缓和。所以称为"建立和谐社会"。
如果这样，几年一次出现一、二个开明的领导人，推行"改良主义"政策，那么，中共就能克服一个又一个危机，出现类似日本式的"一党统治，两派轮流"的
模 式。因为在长期的中共一党专政的历史中，中国不可能出现一个有执政能力的在野党上台执行。可惜的是，中共历来不承认党内有派。毛泽东虽然说过"党外
无党， 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是他把一切派别，都视为"反革命"铲除了。现在的民主改革派中，也有这种"日本式民主"的主张，但是要法定
如此，还要等很长的时间。
6、消除了人民的恐怖生活
社会生活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得，是人民消除了像盖世太保和克格勃式的恐怖生活，人们至少可以自由的思想，在私下里议论当局的失策和罪恶，不用担心有人告
密。因为文化大革命和六四 事件，使所有的人都看清了这个党和这个制度的真面目，任何告密者与被陷害者一样，都没有好下场，没有人再愿意当它的密探；毛
泽东时代，人们不能有与党不同 的思想，就是思想都不自由，有了这种思想就要向组织上汇报，进行自我检讨。连思想都不自由，哪还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
呢。如果追求这些自由（私下里说也 不行，因为隔墙有耳，到处都有告密者），就是反党、反革命，就会受到不断的批判和打击，直到处死，历次运动中，还要
不断受到惨无人道的折磨，让你生不如 死。许多人如右派、右倾、文化大革命中的九类分子就是这样。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因为无知者最聪明，
知识分子最愚蠢，不如工农 文盲大老粗。因为工农大众最听共产党的话，容易受党的愚弄，57年反右派运动，就是《人民日报》一篇通栏大文章《工人说话
了》，把几十万知识分子一下子打 成反革命。明明是毛泽东精心策划的阴谋，却把责任推在工人身上。还有收拾文化大革命残局，也是靠"工宣队"、"军宣
队"（穿军装的农民）。从安源大罢工，湖南农民运动开始，毛泽东是最善于利用工农大众打倒敌人和不同意见者，为自己的私利服务的。
可是，改革30年，工农依然处在最底层，特别是下岗工人和农民工，是赤贫者，绝对贫困化。对共产党的不满最大。现在再发生重大事件，工、农首先是个掘墓
人。
7、人民有了与外界接触的自由
还有一个很大的得，是对外开放。过去是对外封闭，人民出国访问、旅游、留学、投资、移民是不允许的，也不允许在家中私自接受外国学者和朋友，否则会说你
卖 国、泄露国家机密、投敌叛变等罪名，处以极刑。我们近代史所在50-60年代有一位自学成才的天才学者叫沈元，因为57年北大反右派运动中，以莫须
有罪名 打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堪折磨，把脸涂黑了化装成黑人闯进某国使馆，以求生，被中国警卫拦住，立即以叛国罪处以死刑。关于他的详细事
迹，今年第一期香港《争鸣》杂志有报道。而开放后，人民有了出国活动的自由，我曾两次去日本讲学，并且10几次接受外国学者、记者的采访。不过，对外开
放 有利也有弊，使许多贪官污吏利用权利，得以把巨额国家资产、人民的血汗很容易地转移到国外银行的秘密账户，将来中共垮台时也难以追回。也使许多犯罪
分子容 易逃亡外国，不能引渡回国得到应有的惩罚。
8. 学术上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动。
特别是改革初期胡耀邦、赵紫阳时代。我所从事的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研究、中国托派研究、宋庆龄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研究，所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着作，由
于 有丰富的新史料，在当时比改革前相比说了许多真话，有新观点，连续得到了八个优秀论文和优秀着作一等奖，从而比较顺利地晋升为副研究员、研究员并获
得国务 院颁发的对社会科学特殊贡献奖。而在毛泽东时代，我研究的这些课题，许多是禁区。
9. 各级体校蓬勃发展，培养大量尖子，使中国成为体育强国
中国过去被称为"东亚病夫"，现在成为全世界公认的体育强国。主要是在这30年中实现的。这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也是中共改善统治
形 象所需要的。所以现在全国上下一致为开好奥运会而努力。当然，体育这样速成，主要是体校培育尖子的结果，并不是全体国民体质提高的结果。
关于30年改革失去的和失败的方面
经济上，正如安徽省政协常委企业家汪兆钧在中共十七大给胡温写的一封公开信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经济的所谓"高速增长"，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犯罪的。
它"糟蹋资源，破坏环境，少数人赚钱，多数人受害，给儿孙留下巨大灾难，必然遭到严重的惩罚"。
1、资源浪费，矿难不已。例如煤矿资源的胡乱开采，不仅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恶性矿难连连发生，活埋几十、几百人的事件，屡屡发生。
2、环境污染，损害人民健康。过去让在天安门西望，可以看见远郊西山的风景，现在看不见了。环境污染使人们失去了新鲜的空气和温暖的阳光，严重影响到人
们的健康，癌症和脑血栓等疾病成倍增长，而且年轻化。许多社会精英早逝。
3、经济收入失去了公平性，出现了极其严重的贫富差距。据说80%的社会财富掌握在8%的富豪手中。英国财经网报道:对中国大陆财富所做的最新调查显
示， 以美元来计算，中国至少有34万5千名百万富翁和108名资产超过10亿的富翁。中国这些富豪，主要是贪官污吏及其亲属子女、与官吏勾结的奸商，
特别是那 些能从官员手中得到批条的地产商。他们廉价购得一块地，然后把地上的居民强行拆迁，然后盖起高档公寓或别墅高价出售，或者建筑显示执政官业绩
的城市标志性 的大型建筑。而批条子的官员就会得到巨额的回扣。如此贪官污吏与奸商勾结，共同富裕，产生许多富豪，有的披着合法的外衣，列入国内外各种
富豪排行榜。多数 是因为他们是非法所得的富豪，分开列入排行榜的很少，而且他们的财富一般都转入国外银行，很难查清。这些富豪，与离乡背井到城市里来
盖高楼大厦的农民工， 劳苦一年、甚至三年得不到一分工资的赤贫阶层比，成为中国最丑恶的现象，贫富悬殊。
所以，改革30年，经济上失去了以前的"均贫"，虽然贫困不好，但有点公平性，大家的心态还好；现在的"贫富悬殊"，就是说在经济繁华的下面，掩盖着极
其丑陋的内涵。许多下岗工人、农民赤贫化了。
在城市里，由于城市的改造，市中心建起只给富人住的高档住宅，大批工人和贫民传统的低矮狭小的住宅被强行拆迁，所给的拆迁费，只能到远郊区购房，或经济
适 用房及廉租房，上班的远离工厂，光路上就花三四个小时；由于工厂私营化，下岗工人更惨，30-40岁时，工龄买断，得几千到几万元，失业了。如果不
能及时 找到新的工作，就成为贫困户。如家中有重大变故，就走投无路。
农民更糟，贪官污吏和奸商的圈地运动，使他们失去了土地，到城市里来又不给工资，成了最不安定的因素，动乱不已。
农民为了勉强度日，把自己多余的宅基地卖给城市里的人盖住房，十几年来在北京亦庄形成了一个画家村，那些画家或买不起商品房或对商品房的格式不满意，自
己 设计有较舒适的住房和工作室，最近，国家说土地是国家的，农民买地违法，要收回。于是有好几个地方，农民、建房户和维权的律师结合，进行抗争，发表
宣言， 要求收回土地权。这种维权运动，有暴力事件的，当然都被军警镇压下去，但有关的官员也被撤职，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4、打击贪官污吏，重在包庇大者。中国人口，农民最多，农民不安定，中共统治就会出现危机，胡温上台后，就在低收入人群中施些善政，同时打击贪官污吏和
奸 商，缓和了矛盾，挽救了中共的统治。但是，打击贪官污吏和奸商只打击已经罪恶滔天、在群众面前无法包庇的分子，不打击还能包庇或会严重影响中共形象
的分 子，如江泽民、李鹏、贾庆林及他们的亲属子女等，都有极严重的经济问题，但是他们有政治局常委、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豁免权，不能动的。中共十六大
时，贾自认 问题严重，请求辞职，江说：你不干，就完蛋得更快（因为失去了豁免权）。于是十六大时贾没有下，十七大时更成了第四号人物。
最近发生一件怪事，广东某人银联卡上只有170元，他想银行柜员机上取100元，结果不小心输入时加了一个0，吐出了1000元。而机器有故障，他查账
时 发觉只扣了1元钱。此人有点不老实，没有立即通知银行纠正，而是连续取走17.5万元人民币，结果被判盗窃罪，无期徒刑。而上海首富周正毅与上海邦
官吏勾 结，查明非法所得3.2亿美元，但由于贪官污吏的包庇，却判刑17年。如此巨大落差的案情和判刑，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可见这样的法制社会，简直
是"无法无 天"，于是引起抗议浪潮。
5、领导干部经济收入不透明，拒绝廉政建设。人民实行廉政建设，有人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议建立公开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竟然在投票表决时，被多
数人所否决。这暴露了中国贪官污吏层次之高，人数之多，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远远超过国民党时代的四大家族。
6、一切向钱看，道德沦丧。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造成的贪官污吏和奸商的暴富，引导社会一切向钱看。为此可以不择手段，许多人走向犯罪之
路， 女青年甚至卖淫。据最近一个武汉地区大学生的调查，女大学生卖淫者多得惊人，至少有8～10%从事这个行当，如果加上那些只陪聊陪玩不上床的，估
计接近 1/4。培养社会精英的是这样，其他层次的人，可想而知。而这正是中共的统治所需要的，让他们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国家前途和人民的命运。
7，为民主而斗争要受到惩罚。就我们社科院退休人员而言，在同类人员中，工资是比较低的。有一种说法，因为我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在意识形态上，总是站
在中央政权的对立面，如"六四 事件"，说我们社科院"总指挥部"，天安门的学生是受我们操纵的，如逃亡在美国的严家琪、最近逝世的包遵信，还有已经去
世的副院长李慎之。他们不过是支持 学生运动，是正义的，可是在中国专制制度下是罪恶。要受到惩罚。其实社会科学主要是研究意识形态的，有良心的学者，
当然要反专制，反腐败，为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而奋斗。所以当局把我们当作异类、社会的不安定分子，在经济上极力压制我们。前二年，我们的工资还要
低，所以一些着名的退休人员、社会科学家签名，几次向中央写集体抗议书，才慢慢加到目前的水平。
当局的要求是社会科学要为现实政治服务，在研究课题上，同为社会科学，若为中共现实政治服务，如阐释中共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歌颂中共如何英明伟大，
歌 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理论，如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有很高的津贴和高档次出版的自由。所以，他们
会说： 谁说中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那些拍马屁的伪书，是很有自由的。
例如，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正在主编一本题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论拉丁美洲》，沿用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编《毛泽东语录》方法（这是一种现在在中国已经变得很臭方法，是不学无术的一种典型），编一本更加荒唐的语录，而且据要员宣布，同类的书还要编七
本，参加的主编、副主编者竟然是一批学术名流，各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可见中国社科院从原来的民主 先锋，已经堕落成一只御用吹鼓手。而且，李慎明在
该书序言中竟闭着眼睛宣扬什么"社会主义全球化论"，胡说："社会主义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替代时 机已经显现"。如此明目张胆地拍领导人的马
屁，实际上别有用心，因为他利用手中的特权，设置这个课题，有大量的经费补贴——课题费。
这样的课题一般是中央或社科院领导钦定的所以，在出版和经费上有优厚的待遇，在观点上完全与中央保持一致。
与此相反，在发展科学和知识分子的良心上必须要进行研究的课题，特别是一些研究已经被中共颠倒了的是非的问题和歪曲、掩盖了真相的历史问题的论着，不仅
不 能发表和出版，还要受到惩罚。如我写的《中国托派史》，因为它是中共历史上唯一的反对派，中共胜利前就把其打成反革命。中共胜利时，更将其成员全部
逮捕， 判以重刑。其实他们与中共的分歧只是在抗日和反国民党方法上的分歧。我写此书，以丰富的原始资料，加以平反。结果在大陆不能出版，只得到台湾出
版。还有陈 独秀，因为在1927年斯大林领导的中国革命（小部分通过陈独秀中央）失败，陈独秀成了替罪羊，陈独秀不服转向托派，于是他被开除出党，判
定其多项大罪 行：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取消派、汉奸、叛徒、反革命等等。当我收集到最原始的资料，一一加以否定，最后否定到"右倾机会
主义"时，就被中 央禁止了，我主持的陈独秀研究会，被取缔了。同样，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能歌颂，不能批驳。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共
产党自己的决议承认了的，但是，民间批判不允许。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有在安徽人民出版社获得五个一工程奖。但因为其中有我撰写的批
判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报到中央，五个评委，四个同意，一个是毛派分子，不同意，一票否决，未得全国的五个一工程奖
我受到的挫折是轻的，那样涉及到敏感问题或批判当前中共领导人着作，国内不能出，到境外出版，在国内销售，还会以"泄露国家机密"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
封 杀，逮捕，判刑。这样的文字狱，每年都有许多起。前不久有中宣部禁止八本书出版的决定，其中有着名作家袁鹰的书。其实其中没有任何反党和泄露国家机
密的内 容。
8、有些重大决策，主观颟顸。在自然科学上，一般问题上，中共不敢胡来，比较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强度科学发展观，科学发明容易转化为生产力，所以经济有
如 此的发展。但有时在一些重大的关系到领导人的政绩问题上，就会胡来蛮干，如李鹏当权时的黄河三门峡水电站的建设，力排科学主张，现在造成中华民族史
最大的 灾难之一。胡温搞的长江三峡水电站工程，历史上没有的大规模移民，等，正在显示出同样大的民族灾难。
9，最大失败是政治改革停步不前。总的来说，30年前后，专制政体没有变化，但在统治方式上时松时紧。改革初期，胡、赵时期和现在胡、温时期，似乎松一
些，其他时期专制得紧一些，甚至发生八九年"六四"屠城事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但，不管怎么松，怎么紧，宪法上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结
社的自由，是没有的。因此也就没有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李鹏在位时，强调人权主要是"生存权"，他无知到把人降低到动物了。要知道，人类正在为濒危
动物争取"生存权"，而他号称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共产党政府，也只为人民谋"生存权"。你说混账不混账。
所以，全国一致公认，30年改革，在政治改革上是踏步不前。这是中共最大的失败，也是它的最大危机，连越南都不如。
10，青年学生爱国与革命先锋队传统精神的丧失。30年另一个最大的失败之一是1919年"五四运动"至1989年"六四事件"、中国青年学生争民主、
争自由、反专制、反腐败，这种强烈的、爱国的、革命先锋队精神的丧失，这种近代最伟大的民族传统的丢失。这是邓小平"六四" 屠城的结果，是对中华民族
之魂的砍杀，是邓小平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最大的罪恶。现在我所接触到的青年学生，只关心毕业后如何挣钱，因为铁饭碗（国家包分配） 的砸碎，竞争激烈和贫
富悬殊的惊人，再加上学生"毕业就是失业"的威胁，迫使学生首先为生存而奋斗，没有心思关心政治，更不去思考国家前途和命运。而这是 中共最需要的；少
数忧国忧民的青年精英，往往受到最严厉的迫害。
S问：你认为你这一代能看到中国的民主化吗？
唐：不能！！总结以上，中国现在的形势是复杂的。你们西方政治家，预测中国局势爱走两个极端：一是认为中国危机严重，中共政权很快就会垮台；一是认为中
共每次遇到危机，会像资本主义制度那样自我调节，因此每每能度过难关，中共政权会长治久安。邓小平搞六四镇压，说过一句话，一场镇压，"给我20年稳
定"，现在他的愿望实现了，并且大大超期了。那是因为六四 镇压时，工人农民没有起来，军队受了欺骗，说是到北京镇压"暴徒叛乱"，对中共也是忠诚的。
现在大不一样了。但几年一次出现的比较开明的领导人，会缓和矛 盾。胡温现在就在做这个工作。但是，专制政体不解决，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危机。历史发
展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而充满着偶然性。如果国内和国际有 突发事件发生，中共的政权能不能维持，就难说了。否则，由于以下因素，中共的政权会
维持得很长：
一、中共有强大的足以镇压人民起义的军警力量，党指挥枪，军队忠于党，绝不忠于人民；二、隔几年，一些比较开明的领导人出现，纠正一些很不得人心的政
策，缓和人民的不满；三、不到生活不下去不反抗的落后的国民性；四、欧美民主国家不可避免的衰退所反衬出的中国的崛起的假像，帮助中共欺骗和镇压人民有
理由——中国比西方民主国家还好，你们还要民主吗？还羡慕西方国家吗？
从现在看，在国内发生如"西安事变"、国际上发生"世界大战"，这样的突发事件，可能性很少，所以，我对国家民主化的前途是悲观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专制
统治能"长治久安"，而是"长治不安"。
采访时间：2008年1月27日 地点：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
（转自《顶顶华闻》）
作者简介：
唐宝林，1939年生，上海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革命史研究工作，重点研究陈独秀、中国托派、宋庆龄、"一•二
九" 运动等问题。主要着作有：《试论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论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宋庆龄
传》（主 笔）、《深谷幽兰——战时"国母"风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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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每日电讯报》》
回目录
权责归属，一笔算不清的糊涂帐？
杨宽兴（北京）
朱建国先生的"温家宝悖论"一说揭示了近年来的一种现实矛盾：一方面，领导人越来越善于表现亲民和勤政姿态；另一方面，权力的不作为却在大面积地危害着
民众 的生活。朱建国先生以发生在春节前的南方冻灾为例，引用了国家气象局副局长许小峰先生令人震惊的公开讲话："我们在去年12月份曾经给国家发过一
个报告，就是说要警惕突发的暴风雪天气对我们国家造成的影响。当时我们依据的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说在东太平洋出现了，我们叫做拉尼娜现象。"
而冻灾发生后网络上流传的一篇文章同样可以证明权力者的失职，2005年第24期《电网技术》刊载黄强、王家红、欧名勇的文章《2005年湖南电网冰灾
事故分析及其应对措施》，文章的引言部分写到："2005年2月7日至17日春节前后，一场历史上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天气突袭湖南，持续的大强度冰冻使
湖南电网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先后发生了电力线路冰闪跳闸、倒塔断线事故。因不堪重负3条500kV线路倒塔24基、变形3基；6条220kV
线路倒塔18基、变形9基； 其它电压等级线路也遭到了严重破坏。面对恶劣的自然灾害，湖南省电力公司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修，同
时国家电网公司也迅速组织有关专 家亲赴事故现场调查情况，研究对策。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事故得到了有效控制，没有引起电网瓦解。"由此可见，不仅国
务院对于国家气象局的预警置若罔闻， 这次冻灾的重灾区湖南省政府以及国家电网也根本没有吸取刚刚过去的2005年冻灾教训，未能在2005年冻灾之后
及时提升电网安全性能，未能在2008年的冻灾来临时及时采取对策，致使2005年没有瓦解的电网终于在2008年实现了必然的瓦解。
朱建国先生的"温家宝悖论"一说向全社会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权力及权势者究竟应该如何履行其职能？除了亲民姿态的作秀和事后的会议、指示、视察、慰
问、表彰，他们究竟能否塌塌实实地变事后补救为事先预防？在国家气象局的预警和2005年湖南冻灾的事实面前，这本是权力正常范围内的责任！
也 许我没有理由怀疑温家宝总理的道歉和眼泪，但以中国幅员之辽阔，即使总理每天都奔波在路上，又能处理几件具体行政事务。"温家宝悖论"这一概念的意
义在于 让我们意识到：每一种权力都应各守其位，各负其责，总理也好，省长也好，都不应该越权。越权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意义上的侵占上级或平级同
僚的权力， 另外一种便是越俎代庖地为下级擦屁股，以一国总理之位，如果每每要亲临现场行使本属省长、市长的权力，那么，这一权力系统的效率是大可质疑
的。
也许，"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抱怨使我们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最高权力者的难处，但另一方面更应该看到，在权力构成的主要部分——人事权和财政权——
上，近年来的总体趋势是权力在向中央政府集中：财政收入持续大幅上涨，而这当中国税比例过大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有报道说2007年 底许多中央部委发愁
手里的钱花不掉，拼命想办法突击花钱；权力布局中，越来越多的中央空降干部掌握各省市的书记、省（市）长职位，我没有做过详细统计，但 书记、省（市）
长均为"空降部队"的省市在明显增加。既然在人事和财政上对地方的控制能力明显提高，那么，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确实令人感到不解。
现 实中，我们隐约能够听到中央与地方的相互抱怨，中央怪罪地方不肯积极执行中央政令，地方则抱怨分税制下的地方财政缩水和不该完全由地方政府负责的各
种社会 矛盾。不可否认，中央最高领导的亲民姿态和地方官员发展当地经济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界定来自中央与地方不同的需要，宪政制
度的缺失是 个级权力相互掣肘与抱怨的根本原因，而且，即使从最积极意义上看，权力者的亲民或勤政显然都过多地带有领导人的个人风格，也就是说，亲民或
者不亲民，勤政 或者不勤政，选择权都在官员本人，均无制度保障。
制度保障落实到官员身上，至少包括选举和责任追究环节。在中国目前政治现实下，别说总理和省长，就连镇长都不可能是真实选举的产物，短期内我不敢奢望中
国会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同样，谁又能指望责权相应的官员追究制度建设？
由 于这种权力责任的模糊，官员们并不需要在科学和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决策，也无法借助一个健康有序的权力体系完成自己的职责：下级不太可能公开指责上级
的失 职，上级也不会轻易惩处下级官员的失职行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无论哪一级的官员都要直接面对民众的选票和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
而这一假设是不存在的，所以，权力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笔算不清的糊涂帐。于是，通过一些"自主创新的新愚民策"来应付民间的质疑，便成为一种权力者的普遍
做法。由于长期愚民政策的毒害，这样的"新愚民策"往往还会以戏剧化的情节赢得一些民间的叫好。
当官员满足于这样的叫好并自我欣赏，权力之于社会的正常功用便被扭曲了，借助于现代媒体的表演行为便替代了成熟、负责的权力决策，而这才是对权力最可
怕、最根本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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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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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拿良心说事
胡胜华（湖北）
中国人有一个普遍的毛病，就是凡事爱讲良心。讲得最厉害的，要数"这个人的良心被狗吃了！"、"他挖个坑把良心埋了起来！"、"不讲良心，天打雷
劈！"之类。但讲来讲去，最后不讲良心的人，良心既没有被狗吃掉，也没有被埋掉，他本人更没有被雷劈死，而讲良心的人，则多半徒呼负负而已。这些徒呼负
负的人，他们对良心的看重和追问，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竟不知道，良心其实并不存在，他们所凭借的，只不过是一相情愿的虚幻的约定而已。可笑的是，如果
一般老百姓这样，我们不会见怪；但知识分子也这样讲，就未免感情用事，失之糊涂了，如果这种感情用事，放在政治判断上，则不止是糊涂，简直就是幼稚
了！
2月12日，何三畏（《南方人物周刊》主笔）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政治是个良心活儿》一文，就是一个糊涂幼稚的例子。文中引述了一段故事：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面临解除报禁，邵玉铭先生是"新闻局长"。今年新春时节，本人在报纸上看到一段他回忆当年事的口述，不禁感慨系之。其中一个情
节是，当年台湾艺人凌峰到大陆拍电视连续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影响很大。"这时我们所谓的安全单位常常打来电话，说凌峰拍的都是大陆光明的一面，应该
拍一些阴暗面，让我去跟凌峰交涉。我没有那么笨，我去交涉的话，让凌峰传出去我会更丢人。我们的政府虽然已经开放，但是，有些官员心理上还没有适应开
放"。
何三畏说：
这一段话殊堪玩味。它关涉到一个常识，可是在我们看来又很"陌生"的概念，即政治良心。"体谅"当时的情况，邵"局长"要去跟凌峰先生打这个招呼，似乎
也不是说不过去。而邵先生没有那么做的原因，只是他"没有那么笨"。那么他有多"聪明"呢？我认为，他意识到那正是一个历史变革的关头，开放新闻是历史
进步所向，具有正面的人类价值，跟它作对的后果将是"会更丢人"。一个"更"字，逻辑上含有他当时的自知之明，已经是觉得在"新闻局长"任上，做的是
些"丢脸"的事情！所憾我看到的文字比较简略，在这个节骨眼上没有展开，但究竟他当初是不是这样想的，也只是一个良心问题，我们姑妄听之吧。
这里的逻辑推论是不错的。邵玉铭此人，在台湾新闻局长任上，也一度是"文化杀手"，所做丢人之事，亦不在少，何三畏说他"已经是觉得在'新闻局长'任
上，做的是些'丢脸'的事情！"，是可以成立的。不过，若说邵玉铭不去打招呼是有政治良心，则大为可议。试问如果邵玉铭有政治良心的话，那他充当"文化
杀手"时，又是什么心呢？所以，与其说是邵玉铭的良心使然，不如说是民众的抗争所致。——没有民众的抗争压力，良心又算老几哉？
事实上，良心根本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以这样一个东西来约束政治人物的恶行，如果不是一种奢望，至少也是相当冒险的。而且，人心深不可测，当一个人在
做善举或者不做坏事时，你如何能肯定他的心就一定是良的？
以施舍为例。一个人在街上，看见脏兮兮的乞丐，于是给了一百元钱，在旁人看来，这个人有良心的。但是，事实并不尽然。也许这个人只不过是为了表现给女朋
友看他大方有爱心而已，像这种情况，你能说这个人是有良心的吗？又或许是因为这个人厌恶乞丐想让他快点滚开别污染自己的视线，像这种情况，你能说这个人
是有良心的吗？
又如贪污。一个官员没有收受献款，在老百姓看来，这个官员是有良心的。但是，事实并不尽然。也许这个官员图名不图利，就像《老残游记》里的清官，像这种
情况，你能说这个人是有良心的吗？又或许是因为这个官员觉得自己已经贪得够多了可以收敛下，像这种情况，你能说这个人是有良心的吗？
何况，良心是因时因地而异的。在西方人看来，信仰上帝、感谢上帝是有良心的；在阿拉伯人看来，男人三妻四妾是有良心的。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妇女节烈是有
良心的。……凡此种种，都属有良心，这样一说来，良心岂不就没个准了吗？
由此可见，良心云云，在概念上，讲不通；在事实上，也靠不住。何三畏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谴责中国人说：
政治人物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扪心自问，都不会承认政治是需要良心的，并且恰恰相反，你说"政治是反良心的"，则无论上智下愚，都会点头称是。盖中国人相
信政治本是无情物，政治是一种斗争，一切残酷都只是手段，一切手段都只是为了斗争，一切斗争的牺牲都不应该由个人负责。而最终，一切都将死无对证，一切
都没有报应，上帝面前没有清算，良心跟天国一样缥缈。以中国的民间意识和官员操守来看，鳞次栉比的都是马基雅维利的传人。
他知道中国政治是没有良心可讲的。但是，感情作用之下，他还是要讲，所以当他看到邵玉铭"妓女从良"，他便觉得良心之可贵：
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的政治人物，即便"打来电话"的只是"兄弟单位"而不是上级命令，也会"努力推进"而"绝不手软"，并且会加码落实。所以，像邵玉铭先
生那样，作为一个"新闻局长"，还怕"丢人"，即便只是基于个人利益上的机会主义选择，也在事实上顺应了人类良心的要求，从而给国家和民族减少了一份历
史的负资产，增添了一份现实的清洁，实属可嘉。做官的思维没有泯灭邵先生的良知，使他得以面向未来，因此在后来的时代，他即便百无用处，也不至于被"彻
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其实，政治上讲究权术、斗争，中国人和外国人是心同此理的，固无分什么文化背景也。何三畏说"以中国的民间意识和官员操守来看，鳞次栉比的都是马基雅维
利的传人"，显然是一种不公平的苛责。要知道，在性质上，政治人物本来就是脸厚心黑，跟政治人物讲良心，岂非缘木求鱼、对牛弹琴？岂非政治幼稚病？而将
民众的权益虚设在政治人物的良心上，岂不又太悬了吗？正有鉴于此，西方人不讲什么良心不良心，他们通过觉悟与奋斗，建立起了民主制度，并且精益求精，政
治人物再怎样马基雅维利，都必须按规矩来，看民众的脸色行事，否则要么下台，要么进监狱。这就是要"负责"、要"对证"、要"报应"、要"清算"。何三
畏动情地说"做官的思维没有泯灭邵先生的良知，使他得以面向未来，因此在后来的时代，他即便百无用处，也不至于被'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殊不知
道，真正使邵玉铭"得以面向未来"，不是邵玉铭的良心，而是当时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这就是邵玉铭所说的"我们的政府"已经开放！也正是何三畏所指出
的"那正是一个历史变革的关头，开放新闻是历史进步所向"！如果不是政府已经开放，在邵玉铭这种官僚看来，报效党国，执行命令，以三民主义统一大陆，才
是最大的政治良心，难道不是这样吗？
所以，要避免"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的政治人物"作恶，当务之急，不是要讲究良心、不是要呼吁官员要有良心，这些都是靠不住的，而是要加紧建立现代民主政治
体制，实行宪政，这才是一刀见血的办法。除此之外，都是一相情愿的糊涂和幼稚，没有伸头的机会，只有被耍或挨刀的可能。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五日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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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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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牢笼
刘洪波（湖北）
思想解放，归根到底是解除思想禁锢，"让思想冲破牢笼"。
思想的牢笼，既包括人自身的观念习惯，包括社会的观念传统，也包括体制性的观念控制。对于个人而言，思想更多地受到哪一座牢笼的禁锢，因人而异。
但对社 会而言，思想禁锢毫无疑问更多地来自于观念传统尤其观念控制。解除思想禁锢，主要是让思想冲破社会的观念传统和体制性的观念控制。
冲破社会的 观念传统，一定会面临这样的质疑：难道传统没有价值，只能作为被抛弃的对象吗？显然，任何一个社会，传统既是社会的文化记忆，也是强大
的观念现实。作为文 化记忆，抛弃是轻率而且荒谬的；作为观念现实，抛弃也是不可能的。然而，惟其是一种文化记忆，传统可能会成为思想的惯习，使人很难
走出记忆的设置；惟其是 一种观念现实，传统可能会早已模板化地处理了一切问题，使人不知不觉地套用思想模板而放弃乃至拒绝创造的可能。
越是辉煌的传统，越容易让人沉 醉其间，形成对自身独特性的自恋。传统不仅是人是确认文化归属的标准，也是获得自我肯定的来源。辉煌的传统不仅使人
在回想历史的荣耀之中得到满足，而且使 人将传统作为一种万应良药。面临冲击时，传统被视为"保国保种"的法宝；有所作为时，传统被视为"创造奇迹"的
根由；处于困惑中，传统被视为无所不有的资 源；畅想未来时，传统被视为世界大同的保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定期地陷入"国粹主义"的迷思，它既让我们
省思发展的延续性，也使一些人加固了"汉家自有 制度"的情怀，"儒教共和国"、"现代仁政"乃至"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文化的世纪"之类的宏伟设想由此而
生。
体制性的观念控制，更加深入地影响 到人的思想状态。传统不过是一种向后的拉力，而且也未必不可以作为我们回望来路的镜鉴，体制性的观念控制则是思
想的阻挡物，它强制性地划定思想的允许范 围，给出思想的规定线路，构造了思想的语言屏障，让人一旦处身其间则如入魔阵，既能乐此不疲地自说自话，又能
乐此不疲地指斥别人，而人一旦要离开这种境 地，脱离这种游戏，则立即会受到各种非难，遭到各种惩戒。
应该说，与传统相似地，体制性的观念控制也构造了一套"特殊性"话语，它既是一种解 释，也被描述为一幅蓝图。作为解释，它说明为什么我们与众不
同；作为蓝图，它将与众不同作为追求。它对观念加盖检疫章，合格或者不合格，合法或者不合法， 不合格和不合法的观念将被回炉再造，而观念与人不可分地
结合在一起，所以回炉再造的便是一个又一个人。与传统相似地，体制性的观念控制也构造了一个足以沉 醉其间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大家各呈其妙地猜想原
义，如同儒者回味和揣摩圣人的本意，而放弃了自身作为一个思想主体、一个生活主体、一个创造主体的能力。
"让思想冲破牢笼"，需要充分重视那些思想已经冲破牢笼的人们所形成的认识成果，而不是固守基于观念传统或观念控制所形成排异反应。那些思想已经
冲破牢 笼的人们所形成的共同观念、共同准则、共同价值，应当是人类共有的财富，而不应被视为适应于特异气候的果实。我们至少相信，"让思想冲破牢
笼"、思想解 放、心灵自由这些话语，就是对人类来说普遍有效的，而非对某些民族或某些社会来说不需要。我们至少相信，民主、平等、和平、正义、人道等
等是值得信奉的， 而非对某些民族或某些社会来说可有可无。而这些正是在人类思想解放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果。
无可否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每个社会都有自己 的特性，但思想解放需要打破对历史的沉迷和对特性的崇拜。历史文化和社会特性决定了每个民族
和每个社会将会产生区别于他人的发展道路，但是夸大这种区别不 免陷入文化相对主义的怪圈，人们在这种怪圈中自我论证、循环论证，思想就会被酱缸熏染。
如果一种文化中某些成分虽具特性，却不过是观光的材料，看稀奇的对 象，例如小脚，例如烟枪，例如凌迟，例如"人君无过举"，那是不足坚持的。如果一个
社会中某些成分虽具特性，却不过是被人同情的要素，例如权大于法，例如 "官员如父母"，例如"官大表准"，例如十亿人只有一个大脑，那是应该改变
的。
一个国家产油多少、产煤多少、产粮多少是重要的，但信守怎样的价值观，人的权利、精神与思想处在怎样的状态更加重要，因为这不仅影响是人的发展水平
的标志，也是人是否能够获得发展的前提，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上一些地方人们更加容易被饥荒、战乱击倒。
思想解放，就要还回人思想的权利，清除思想的牢笼，放弃对特异性的自恋，拥抱人类普遍价值。基此，我们可以也必然具有特性，只是这种特性不再作为同
情和看稀奇的对象，而是被世界认可和尊重。2008-2-2（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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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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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将宣判他无罪
--吕耿松一案带来的启示
无常（北京）
2月5日， 多日来笼罩在杭州上空的雪霾是那样的阴冷沉重，这一天，杭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宣判浙江异议作家吕耿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四
年，剥夺政治权 利一年。法官读完判决书后，没有按照法定程序交代上诉权利，询问当事人是否上诉，就立即命令法警带走吕耿松。而吕耿松非常愤怒，在法庭
上高喊民主万岁！在 举国上下欢庆着奥运年的时候，在临近春节的日子里，在千万返乡的民工依旧受困于冰天雪地之际，看到这一消息，这种专断无理的判决除
让人感到气愤外，就是诸 多的启示。
首先，它给人们带来的启示是，这是典型的现代文字狱，它与封建时代所制造的文字狱从形式到内涵完全一致，是那样相似。"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不就是旧
时的 "有心谋逆"吗？古代刀笔吏所惯用"寻章摘句，查找疑似"，然后被指为大逆不道、谤讪诋毁而定谳，与今天杭州司法处心积虑地从吕耿松19篇文章摘
出的470句话而定罪，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这让人想到了廖沫沙先生的那句名诗："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那么多的贪官污吏在中国大地上优
哉游哉，活得很舒服，政府非但不管还加以保护，对正直人士的几篇网文却视为"危害国家"而横加定罪，投入监牢，这不是专制思维又是什么？
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与公民权益没有保障。正如一千多名中国和海外的维权人士、作家、学者和律师联名给胡锦涛的信中所言"吕耿松先生是有信念、有良知的中
国知 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投身自由民主事业，为人民权利呼吁，为国家、民族的未来建言，所作所为没有丝毫违反宪法和法律。"中国政府口口声声说中国没
有思想 犯，没有政治犯，可是这些被抓被判的异议人士哪一个不是因为思想获罪，不是因为政见不同而坐牢的？一个津津乐道自己在经济发展中如何起到了世界
龙头作用的 国家，因言治罪而被关押的人数也是世界第一，这让每一个中国人为之蒙羞。
吕 耿松铿锵有力的自我辩护，让人们看到了一种情怀。在以前，也读过几个民运人士的辩护词，但他们自我辩护的主旨，还是在为自己的言行回护，说明自己没
有反 党，没有反政府。吕耿松所做得，不是自我辩护，而是声讨专制，痛斥腐败，开篇就是"今天我站在这里受审，不仅是我个人和家庭的不幸，也是这个国家
的不 幸。"他不仅是在辩护，还是在讨伐，在控诉，在谴责，有着我们早先读过李卜克内西《控诉法西斯》的语势，像布鲁诺在中世纪宗教裁判厅的呐喊，正如
辩护词中 所疾呼的："真正应该接受审判的是那些制造文字狱的人，是中南海那帮长着花岗岩脑袋的人。"吕耿松在法庭上所表现出的大义凛然，令人思索，令
人振奋，让人 感到这是现代中国的真正脊梁。
吕 耿松一案让人看到，从共产主义旧营垒杀出来的勇士，把世道看的最透，把制度看的最真。吕耿松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浙江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教师，鉴于现
行体制 下官场贪弊腐朽、人权横遭侵凌、社会伦理败坏、百姓民不聊生的现实，毅然脱离警界，凭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追求自由民主的信念，以自由撰稿人的身
份在互联网 上发表了许多鞭笞腐恶独裁、倡导自由民主的文章。这与"两头真"的那些老人一样，每次站出来针砭时事，都是那么的鞭辟入理，深入内核。
从 吕耿松的辩护词中，还让人感受了一种精神的力量，如圣雄甘地所说的那样，"任何政府都不可能逼迫那些内心渴望自由的人违背意志而向强权致敬。"现
在，党和 政府的控制无处不在，它利用权势和利益所收买的良知也越来越多，可是还有人能够站出来说话，抨击政府的专制腐败。吕耿松辩护词中有一句一言中
的大的话： "也许是中共政权自己觉得它确实应该被推翻，所以杯弓蛇影，别人一批评它，就说别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可以说，官方对一个说真话的耿
介之士的报复， 只能使这个腐败的社会积累更多的邪恶，让所谓的"和谐社会"露尽原形。
由 此，又受到启示，想到了小时候读到的卡斯特罗的那本着名的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里面的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书的名字却牢牢记住了。卡
翁是因 为攻打"蒙卡达"兵营、企图推翻巴蒂斯塔政权而受到审判的，但他面对历史，还坚信自己无罪。现在把这句话送给只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而因言
获罪的吕耿 松吧，虽然是一个人和一个政府的对决，但相信历史终将会站在他这一边的。
历史将宣判你无罪！
草于鼠年初一、万家灯火之夜
附一：我的自我辩护及法庭最后陈述
吕耿松
（浙江异议作家吕耿松先生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件于2008年1月22日在杭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在法庭上，吕先生对被控罪名发表了自我辩护，但是由于
法庭的阻挠，他的这篇自我陈述被多次打断，没有进行下去。）
今天我站在这里受审，不仅是我个人和家庭的不幸，也是这个国家的不幸。人类文明已经进入21世 纪，中国的统治者还在用文字狱这种野蛮、落后的手段来迫
害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并动用法庭这种现代文明的产物，对无辜者进行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式的审判， 因而今天对我的审判，也是法庭的不幸，因为它使法庭
蒙受了耻辱。前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布哈林在批判沙皇政府镇压知识分子时曾说过："一个民族的脑袋不停地被 人砍掉，这个民族还能生存下去吗？"用布哈林的
话来形容中国的现实并不过分，中共政权正在扬沙皇俄国政府的角色。因此，真正应该接受审判的是那些制造文字 狱的人，是中南海那帮长着花岗岩脑袋的
人。
起 诉书指控我在境外网站上的造谣、诽谤等方式发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署名文章，从而构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毫不讳言这篇文章是我写的。
但是只 是我阐明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而不是犯罪。必须指出的是，我没有"造谣、诽谤"。我一向治学严谨，所发表的文章都有大量、充分的论据和证
据。举例来 说，我对中共现政权批评得比较尖锐的是选举制度和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认为中国的选举是人为选举，"人民代表"实际上是官员代表。这有
大量的事实证 明。2007年12月28日《杭州日报》刊登的一条资料表明：本届上海市人民代表中厅级以上领导干部328名，工人33名，农民13名。
而在该市上一届人大代表中，厅级以上领导干部377名，工人12名，农民9名。这组数字是中共官方媒体提供的，已经能说明问题，无疑支持了我的观点。
在 我的文章中，有些学术性的讨论也被公诉机关用来证明我"煽动推翻国家政权"。例如，我在《有感于陈水扁总统唱国歌》一文中提出："如果一定要我找出
一个唯 一合法的政府，那么以历史学的观点看，以法统的层面看，这个唯一合法的政府只能是中华民国政府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关于中共政权合法性
的讨论，这 个问题是历史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世界上许多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在研究这问题，我对这个问题提出一己之见，也完全是一种学术
探讨。正如我在 《独裁的白皮书》一文中提出中共先政权"是武力夺取政权的僭主"，这仍是一个学术问题。"僭主"一词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学术用语，它指
的是古代希腊历史上 一些不靠选举而靠武力夺取政权的城邦国家，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叫"霸王"。我用这个词来形容中共先政权，也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之上
的。
总之，我绝对没有"造谣、诽
--
You may fool all of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you can even fool some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
but you can't fool all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
－－Abraham Linco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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