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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08/2/20
Subject: 每＋+日＋-精＋选 0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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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新＋闻每日精华 祝朋友们春节好！ 祝大家平安！ 目录 中央党校谈政改专著出版／郑存柱整理推荐 Go back to top 中国政经体制改革尚需三十年 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等人主编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一书日前问世，其中周天勇执笔的"政治体制改革：从务实的角度出发"一文中，提出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至少需六十年才能转型成现代市场经济及高水平的政治民×主，从1979年改革开放算起，目前仍需三十年多年的改革。 周天勇认为，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从低水平民×主法制化转向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至少需要六十年左右的时间，从1979年算起，尚需三十余年。 完成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周天勇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开始到2001年，改革纵向控制的计划体制，理顺价格形成机制，从计划调节转向市场调节，调整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转型已经用了二十余年的时间。 第二阶段，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用18年时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部分。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一个现代民×主和法治的政治体制。在这一阶段剩余的13年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还会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征。 第三阶段，到2020年时，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型初步形成，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完善和成熟，人民更加富裕，国力更加强盛，民众素质得到提高，官员和公务员的素质也大为提高，在这样的基础上，从2021年到2040年，再用二十年的时间，进一步完善第二阶段形成的民×主政治制度框架，形成一个中等发达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 周天勇同时反驳了部分国外学者有关中国应当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认为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转型，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而不分每个阶段的任务和重点，笼统地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成本高、风险大，效果并不理想。 周天勇 王长江 王安岭主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出版 如果不适时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和发展,都将遇到滞后的政治体制的阻碍,这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同志们的共识。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怎么改,改哪些地方,需要认真地进行研究。热心于此问题思考的一些学者,从2006年7月开始,历时一年多,多次讨论,反复修改,通力合作,形成了这本《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教授对此书评价说:"民×主政治是一个实践和探索的过程,面对这样一项复杂而伟大的事业,谁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提出一套完善无缺的方案。恰恰相反,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使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相适应的主张,只能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形成。我本人对这种探索持鼓励和支持的态度。" 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为什么要改，改什么，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本书从研究的角度，给出了一个权威性的、完整的、务实的、建设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央政府机构的改革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大方案，政府部门逐步向"大部制、宽职能、少机构"的官方向发展。二是中方案，对国务院行政部门进行机构调整。三是小方案，政府现有的部门和机构基本不动，只进行人员增减调整，严格控制公务员总量，这三种方案各有利弊 ★著述权威性： 这本能摆在中央有关决策部门案头的研究报告，是由一支庞大的学术巨人团队用心血、汗水、智慧和胆识凝聚而成的伟著。这个研究课题组的成员包括周天勇、王长江、李良栋、马怀德、王安岭、张占斌、吴旭东等中央党校及各高校相关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教授在看完这份研究报告后，欣然作序。 ★理论前瞻性： 胡J锦T涛总书记的十七大报告中，有许多内容与2007年2月就已经完成的本课题研究的建议相吻合。比如：扩大党内民×主，人大代表城乡人口同比例，发挥信教群众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积极作用等等。 ★资政建设性： 这本研究报告还没有公开出版之前，在2006年底和2007年2月，本课题其中初步研究的八个分报告和全部报告就先后提供给有关参事决策部门参阅，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社会敏感性： 本书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必然会触及部门、机构、单位、阶层等各方面的利益，政治体制改革更是权力、资源和相关利益的一次大调整，不可能不遇到阻力，也不可能没有一定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就是一次革命。 书籍目录 《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 总论 建设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 一 、政治体制改革：从务实的角度出发 二、中国共产党的改革 三、形成权力制衡的框架结构 四、政府怎么改 五、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 六、发挥民间组织和宗教的积极作用 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通盘考虑的几个问题 八、党的十七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与提高执政能力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二：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三：政协体制改革与地区协商民×主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四：立法的民×主化及其法律监督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五：政治体制改革重心：行政体制的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六：政治体制改革应从基础做起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七：调整和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八：建设一个公平和正义司法体制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九：和谐社会中的民间组织与宗教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之十：1978年以来中国体制改革的历程与反思 [博××讯来稿] 李昌钰再度判定华南虎照为假 称与年画几乎相同 (图) Go back to top 来源：中央社 美国知名华裔国际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在华府出席一项活动中，分享他数十年来的办案经验，并再度提到中国媒体广泛报道的"华南虎"照片事件。 "中央社"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称，李昌钰仍判定照片为假。他指出，农民称在树林中拍到的老虎与年画上的老虎几乎相同，但老虎身上纹路就跟人的手纹一样，不同老虎会有不同斑纹。另外，不同时间拍摄的老虎照片姿态却相同，也不合理。 华南虎为中国面临绝种动物，去年有农民出示在树林中拍到照片，被陕西林业厅鉴定为真，多年不见的华南虎令人重现希望，但照片真伪也引起外界高度质疑。 美籍华人神探李昌钰(资料图)。 _(网文转载) 京珠高速数车相撞爆炸17人死亡 交通中断15小时 (图) Go back to top 来源：新华网 19日上午10时，京珠高速耒宜段在因重大交通事故中断交通近15个小时后恢复正常。2月18日晚，该路段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经有关部门核实，事故造成17人死亡，25人受伤。 18日19时17分左右，在京珠高速耒宜段472公里处，由南往北一辆客车（车牌号为湘Ｈ91199）与一辆苯槽车（车牌号为豫Ｒ16273）在行车道发生追尾，引起爆炸起火，并引燃行驶在超车道的一辆大货车（车牌号为豫Ｋ33701）。 苯槽车罐体破裂后液苯顺着下坡往北流淌，形成流淌火灾，同时引燃前方约20米处因故障停靠在路中的另一辆大客车。 郴州消防支队指挥中心19时17分20秒接到报警后，立即调集55名官兵、8台消防作战车辆火速赶赴现场。 医生在给重症监护室里的受伤者做检查 特约记者 刘振 摄 汪敬煦口述 江南，本名劉宜良，政工幹校肄業。曾在香港居留，著有「蔣經國傳」一書；後至美國華盛頓擔任記者。汪希苓在美國任安全局特派員期間，曾與其聯繫，又透過劉宜良的恩公夏曉華（台灣日報發行人，劉被幹校退學後，夏收容他當記者）之關係，說服劉自願爲我國工作。在此之前，劉宜良已替美國聯邦調查局和中－共從事情報工作，是個三面間諜。 劉宜良在撰寫「蔣經國傳」期間，中－共方面曾主動提供資料，鼓勵有加。後經夏曉華居間接洽，以一萬七千美金代價，將「蔣經國傳」最後兩章，有關私人生活及婚姻部分，加以修改，因此在美國出版的「蔣經國傳」，內容已作部分的修正。然而爲什麼還會發生謀殺案呢？這牽涉到竹聯幫的問題。 民國七十三年元月，政府決心清除流氓，警政單位再三重申限期自動辦理登記。當時警察或調查單位內部就有人透露消息給竹聯幫首腦陳啟禮，要他一定要去登記，但是陳啟禮因竹聯幫涉及多起殺人、勒贖案不敢去登記；爲逃避掃黑，他試圖投靠情治單位藉以脫罪，於是找上曾任老總統侍從、與官邸關係頗深的情報局局長汪希苓。 陳啟禮想了一個點子，於七十三年六、七月間，由陳啟禮同宗叔叔陳立夫和蔣緯國（中華民國梅花運動推展委員會理事長）作東，邀請我、警備總司令陳守山、情報局局長汪希苓、調查局局長阮成章等人聚餐，名義是陳啟禮願爲中華民國梅花運動推展委員會有組織的推展大陸地區的梅花運動，需要該委員會提供音樂卡片、梅花錶等宣傳品。當天我讓安全局主任祕書代表赴宴，陳守山、阮成章等也未參加。 同年七月二十八日，陳啟禮透過好友—電影製作人帥嶽峰的關係，請電影導演白景瑞（曾在義大利留學，與當時擔任駐義武官的汪希苓熟悉）出面，再次邀請我、蔣緯國、汪希苓夫婦、林文禮夫婦、張美倫（聲樂家，曾在義大利學聲樂）、蔣祖耀（香港商人，世界和平促進會會長，江南案爆發後，一般報章雜誌將其誤刊爲蔣孝武）等人聚餐，我仍未參加，陳啟禮私下向汪希苓表示願爲國家做事的意願。八月二日，陳啟禮復應白、帥二人之邀，同赴情報局台北市永康街招待所餐敍，汪希苓並介紹該局副局長胡儀敏與陳啟禮認識。餐畢交談，汪希苓提出有劉宜良者受國家之教育栽培，至海外後，竟屢次發表言論，誣衊政府，損害國家形象，陳啟禮乃表示此種人何不予以教訓，可由海外竹聯分子來辦，汪希苓亦表示俟後可相機予以教訓。八月十四日陳啟禮化名鄭泰成，前往情報局訓練中心講習，講習時間四天半。講習期間某日中午汪希苓前往探視，與陳啟禮私下談及教訓劉宜良之事，因汪希苓知劉宜良曾放言要對彼個人不利，加以當時劉宜良因準備撰寫吳國楨傳，有詆毀老總統之企圖。汪希苓乃設法予以制止。陳啟禮則認爲由其出手制裁劉宜良，可邀功於汪希苓，藉以排除被拘捕之危! 險。 七十三年九月初，陳啟禮偕吳敦啟程赴美。抵美後再聯繫時在美國之竹聯幫忠堂堂主董桂森，三人共同謀議，由吳敦、董桂森下手實施，陳啟禮策劃指揮。但因陳等對美國環境不甚熟悉，事後作案車子等工具又棄置於現場，到處留下破綻，因此美方立即循線查獲，並發現陳回台前預先製作關於作案過程的錄音帶。（後來美方也拷貝了這捲錄音帶給我方，內容和陳啟禮被捕後在調查局供述的槍殺劉宜良之經過雷同。）十一月十二日，政府實施一清專案，陳啟禮因組織不良幫派涉嫌叛亂，爲警備總司令部簽發拘票交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拘提到案。警方還在陳啟禮家中找到一本由情報局訓練中心發給的咖啡色筆記，裏面夾著一份狙殺劉宜良的詳細經過，這份報告陳啟禮是以化名鄭泰成寫的。本來要交給情報局，還沒交出已經被捕。 其實汪希苓是位很聰明、很能幹、很有天份的人，因此當警備總司令陳守山將汪希苓涉及劉宜良案情形呈報經國先生時，經國先生相當愕然，最初不敢相信，居然會有這種事發生，後來證據都有了，經國先生才接受了這個事實。 經國先生得知這件事情後，知道事態嚴重，立刻找我，詢問我可有此事？爲什麼不向他報告？我答說：「我要有具體的處理方案，才能向您報告！」經國先生歎了一口氣，說：「這件案子最後還不是會送到我這兒來！」 其後，經國先生擬具兩個處理原則，第一，絕不隱瞞，第二，依法嚴辦；並指派沈昌煥（總統府祕書長）、汪道淵（國家安全會議祕書長）、宋長志（國防部長）、郝柏村（參謀總長）和我組成五人處理小組，由沈昌煥擔任召集人，負責調查江南命案，案情任何進展皆透過小組向經國先生報告。當時某些愛護汪希苓的長官希望此案能大事化小，均未能如願。 江南案的發生，除竹聯幫求庇護外，還有一項間接因素：劉宜良被殺之前，情報局的兩名幹部公差赴美，中途經過舊金山，順道去與劉宜良連繫，結果發覺被人跟蹤，所以他們懷疑是劉宜良轉告中－共人員做的，這件事情引起情報局的極度反感。 劉宜良被殺之後，美國、香港和國內的輿論大譁，美國甚至懷疑是經國先生授意，並派大理市（劉宜良居住地）刑事組長李斯及另二名聯邦調查局人員來台了解案情，後來雖然內情逐漸明朗化，但江南案對中華民國和國家領導人卻已造成莫大的傷害。 案情的急轉直下，關鍵在我方透過一位中間人提供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發行人李怡七封劉宜良寫給情報局的信。這七封信顯示，江南從民國七十三年二月開始到十月他遇害前止，一直在給情報局寄發有關中－共與臺獨情報的資料，並詳述他向中－共駐美人員從事策反的經過，第六封信並向情報局報帳，共花費美金一千一百六十九元，甚至連每一筆錢的帳目都赫然列出，充分顯示了劉宜良生前爲情報局提供情報的證據。因爲劉宜良曾在香港工作過一段時間，與李恰頗有私交，且是該刊的長期作者，經李恰確定這些信是劉宜良的親筆信之後，隨即在「九十年代」一九八五年二月號上公開發表，自此真相大白，外界對劉宜良的形象也就大爲改變。從而認識劉宜良是三面拿錢的諜報人員，而不再是「自由鬥士」了！事實上，李恰說他「極不願意相信這些信件的存在，也極不願意見到這些信件的發表」，但他認爲這些信件的字跡、語調、內容，「令人信服地顯示」確是江南的手筆，所以有責任予以發表，因爲他相信這「會爲江南案件提供一些具突破性的新線索」。在此我要衷心感謝在香港協助我的那位中間人。 原先左派及國內一些具前進色彩的報紙將劉宜良塑造成一個民×主自由派的人士，形象很好。劉宜良被殺，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反應非常激烈，因爲劉宜良可隨意進出中－共在美國華盛頓大使館、舊金山領事館，對其國務院、新華社人員動態一清二楚，是聯邦調查局一個主要的消息來源。在中－共方面，非常鼓勵劉宜良撰寫修訂本「蔣經國傳」，並預訂了五萬本，但劉死後，取消原訂單，因爲對中－共而言劉宜良著「蔣經國傳」本身並不重要，只是藉此機會打擊國民黨，甚至在國際間宣傳劉宜良的義士形象，直到劉宜良情報資料被公佈之後，中－共才知道劉曾親自到雲南地區，將當地軍事調動情形向中華民國報告，至此國際間恍然大悟，劉宜良原來是個三面間諜。 由於美國和中華民國之間沒有簽訂引渡條約，因此美國雖然想將陳啟禮等人引渡回美受審，但未提要求，而事實上我國沒有義務，也不能同意這種作法。汪希苓、胡儀敏、陳虎門、陳啟禮、吳敦等人經我國政府分別判刑之後，董桂森眼見情勢不對，先前已偷渡到菲律賓，此時又逃到南美。因美國與南美各國間訂有引渡條約，於是被引渡回美受審判刑。在美國監獄中也未逃過「制裁行動」，被害死在獄中。 劉宜良的太太崔蓉芝與中華民國政府間的民事官司也是拖延多年，崔蓉芝原本在舊金山開了一間禮品店，江南案發後，美國關心此案的朋友組織一個「支援劉宜良遺孀崔蓉芝委員會」，聘請律師孔傑榮，多次與我方政府就民事賠償問題接觸，由於訴訟對方—中華民國政府是個主權國家，依據國際公法勝訴頗難，後來以「人道慰問金」方式達成和解，聽說政府給付崔蓉芝五十萬美金（也有說是一百二十五萬美金）。 這個案子最令我不滿意的地方有兩點，第一，這麼重要的事情爲什麼汪希苓不和我商量；因爲無論在傳統上或現行規定上，他都應向我報告，但他沒有。等到出了那麼大的紕漏，卻要我來收拾。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爲他以爲他與官邸關係良好，但關係好並不表示經國先生對他有所指示，或容許他這樣做。這件事，我敢保證和經國先生或蔣孝武一點關係都沒有。可是外面傳來傳去，硬是要扫到蔣孝武身上。爲什麼呢？那是因爲有些人，說得嚴重點是搞宮廷政治鬥爭的人，想藉此來打擊蔣孝武。第二，當時經國先生已明顯指示要依法嚴辦，居然還有高層人員想掩護汪希苓。我對此一直無法釋懷，難道個人關係會比國家利害還要高嗎？能比經國先生的耳提面命還有權威嗎？ 這是我最不滿意的兩件事，至於其他則屬技術問題。例如，很多人反對美國司法部派人帶測謊器來和汪希苓談話，他們認爲這是危害國家主權，不應該同意。我獨排衆議，我的理由和陳文成案完全相同，我說：「我們愈不敢讓人來，人家愈以爲你有鬼、你在造假。我們有什麼可以害怕的地方而不敢議人來呢？我們根本沒有事情，爲什麼要犧牲自己，替那些壞蛋掩護呢？」 這件事情有人說是汪希苓想邀功，也有人說我膽子小，不敢做這種事，只有汪希苓才有這種魄力。我覺得這不是敢不敢的問題，而是應該不應該、可以不可以的問題。我對這個案子最大的感觸是個人私慾竟然可以超越國家利益，簡直不可思議。 綜合來說，陳啟禮這幫人犯下江南案最大的錯誤，在於妄想以關係掩護犯罪，他們以爲現在還是二、三十年代，可以靠汪希苓的身分、地位脫罪，觀念根本與時代、社會脫節。陳啟禮爲人聰明，長得又帥，在長輩面前也是彬彬有禮，他思想觀念上的錯誤，主要還是因爲書讀少了。總之，汪希苓與陳啟禮等人相互利用的結果，導致兩敗俱傷，其中損失最大的還是中華民國。 以上《江南命案》，是以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初版之《汪敬煦先生訪談錄》（新店： 國史館）同名一節內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網際網路首發◆析世鑑◆：http://b-o-x-u-n.com/hero/xsj.shtml 汪敬煦先生，民國七年（西元1918年）生，原籍浙江杭州，生長於北京。1937年入南開大學，適抗戰軍興，旋投筆從戎，入陸軍官校十四期工兵科。歷任中華民國政府軍排、連、營、團、師長，武官、工兵學校校長、工兵署長、國家安全局駐外代表、國防部後勤參謀次長、作戰參謀次長、陸軍供應司令、憲兵司令、情報局長、臺灣警備總司令、國家安全局長、總統府參軍長等職。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邓小平的"丰功伟绩"： 谁创造了亩产万斤?(图) Go back to top １９５７年在大跃进思想鼓励下，邓小平交了一篇好成绩：猛产万斤。毛泽东看了，比较幽默地把这个交给钱学森来论证其可能性。没想到钱很上道，立马就论证了是完全可能的，为邓小平打了圆场... 这是邓小平同志原创猛产万斤原始照片： 后来书记处授意下, 人民日报把照片中的邓小平换成了毛泽东发表,这大概就是现在认定的老毛搞"猛产万斤"罪证了... _(网文转载) "毒饺"后的独角戏/万生 Go back to top 万生更多文章请看万生专栏 万生 (博××讯 b-o-x-u-n.com) 今年元月间,日本自中国进口的"一口饺子"造成二千余消费者中毒,日本举国震惊. 就"毒饺"事件,日本首相以政府相关部门获得消息晚,未能防止事件扩大,向全体日本国民道歉,自认"行政有漏洞"、"施政不力",誓言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在毒源未查明前, 日本政府已经按食品安全卫生事件进行全国高度警惕. 日本外相高村正彦2月15日指出,饺子事件事关食品安全问题,牵涉到中日双方共同利益. 日本方面还暗示,饺子事件迟迟不解决,将对胡J锦T涛春季日本之行造成影响. 继去年出口到外国的数起黑心药食品卫生事件后,这又是一宗涉及中国出口食物的严重事故,假如是人为下毒的结果,甚至还是恐怖主义的行为. 中－共却依旧表现出一贯的大事化小态度,反有责怪日本人"小题大作"的意思. 2月13日,国家质量监督总局副局长魏伝忠说,从生产到出口中,认为（有毒物质）混入可能性非常低. 15号, 河北检疫局局长程方也表态 ,从生产到出口没有发现异常. 而且日本政府派到北京的调查团团长回答「周刊文春」采访时,对中方在调查工作的配合表示不满,并指出"中国根本拒绝提供已扣押的资料". 中－共官方喉舌此时尤极其能事,新华社2月14日英文电讯以"日本地方政府承认本地食品污染"为题有意误道. 新华社的报道说："分析认为德岛县的案例显示食品有可能是在日本运输和零售的过程中被污染的". 博××讯（2月15日）的报道, CCTV新闻联播中途播出日本中国水饺中毒事件最新调查结果时突然中止,改播其它内容. CCTV停止发布有关"毒饺"信息,应该是得到就此不了了之的指示. 尽管国内的粉丝渐已发觉新闻联播"洗得无味",收视率每况愈下,CCTV在海外幸亏还有一群忠实的"灌"众. 他们大抵属于文化程度较低或年龄较高的移民,而大陆的环境与贪官污吏又离他们太远,CCTV利用其思乡情和在国外的语言障碍继续免费给他们"洗到脑痿". 专制带来的心理恐惧后遗症无所不在,笔者有机会与相识的CCTV粉丝单独聊天,此唱彼和的倒也无所顾忌. 但于大庭广众时触及到中国问题,他们却鸦雀无声,任凭笔者点叙中－共专制的弊病. 而对类似"毒饺"和"九一一"的国外不幸事件,他们又幸灾乐祸,得意忘形地散发出"习洗体味". 即便在日本的同胞比日本人更喜好来自家乡的饺子,即便中国出口食品信誉受损会关系到数百万中国人的就业,专制熏陶的"体味"越洗越纯,他们效仿独0裁者和恐怖主义分子,竟鄙视同己一般的普通民众的生命尊严. 经过专制长期的灌输,他们得出了或"一士得道,鸡犬升天",或"一人犯罪,诛连九族"的可怜结论. 笔者对战后日本不争千秋,只顾一时的实用主义政客也没有特别好感,外交方面,他们充其量不过是本国商品的推销员. 套句"奥运门"胡紫微的话,"没有价值输出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强国",日本并不乏普世分享的基本价值,更有让世人欣赏的独特社会道德价值,惟独欠缺推广价值的政治家,这无疑一直是日本的悲哀. 与独0裁魔鬼打交道,让"经济去影响中国",现实却是中－共专制正在同化中国的外商. 如果一旦危机出现在两国之间,才想到以道义说服魔鬼,如此独角戏即打动不了中－共（毒饺事件）,更博不到北朝鲜独0裁者的同情（绑架人质事件）. 对日本二战的军国主义行为的痛恨,与其他中国人相比,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有过之而无不及. 日本的侵略不仅给当时的中国人留下不可原谅的罪恶,更间接地封断了中国的民×主之路,让"可以送给美国一千万中国女人"封建恶魔,附上马克思的幽灵,怀着对"皇军"的感恩戴德,轻而易举折断了在中国土壤中萌发的民×主之芽. 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客,与中－共不谋而合地要淡忘这段都不光彩的历史,反为企图美化侵华史的极右势利留出了大量的空间. 一位不敢正视历史的政客,实行利用专制弱点的玩火政治,恐怕会连自身的价值也难保. 若遇上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时,日本可是邻国里中－共最容易转嫁国内矛盾的对象,所谓的经济和二战历史共同体在专制眼下会变得一钱不值,到时独角戏甚至也无法唱下去. 2月19日于巴黎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穆正新：雷锋捐款假案（1） Go back to top 穆正新更多文章请看穆正新专栏 (博××讯 b-o-x-u-n.com) 穆正新 （2008年2月16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前沈阳军区工兵十团及其上级机关在1960年9月策划了一起"雷锋捐款"骗案。雷锋在该案中充当了忠实的执行者。 在官方版本的宣传材料中，雷锋有两次100元的捐款行为。第一笔据称捐给抚顺市的一个人民公社，第二笔是为救助辽阳水灾而汇给中－共辽阳市委的捐款。在那个大多数干部职工月收入少于50元的年代里，100元是当之无愧的大额捐款。当它们出自一个每月只有6元津贴费的士兵时，更是震撼了普通民众的心。 雷锋的大额捐款举动，引起了部队当局的重视。前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干部，雷锋剧照主要拍摄者之一张峻回忆说："1960年，我在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宣传处当宣传助理员，主要搞摄影报道工作。……一天，我们接到工兵第10团转来的两封地方来信，一封是抚顺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寄来的，说一个叫雷锋的新战士向公社捐助了100 元钱；另一封信是中－共辽阳市委寄来的，说一位叫雷锋的战士向辽阳受洪灾的群众捐助了100元钱。这两封信引起了我们对雷锋的关注。"（《军事历史》2003年第二期） 部队上级关注的结果，是雷锋的政治"起飞"。从1960年9月开始，部队安排他到各处做报告，记者也来采访。雷锋事迹的制作编写、雷锋系列剧照的设计和拍摄等活动从此开始。雷锋形象冉冉升起。可以说，没有百元捐款，就没有今天的雷锋。 有关这两笔捐款的历史资料，首先是1960年8月20日的雷锋日记。该日记说："望花区成立了一个人民公社，我把平时节约下来的一百元钱，支援了他们；辽阳市遭受了洪水的灾害，我把省吃俭用积存的一百元钱寄给了辽阳灾区人民。" 1960年9月以后，雷锋在多次演讲报告中提及这两次捐款。部分保存下来讲话文稿和录音被收入《雷锋全集》。抚顺雷锋纪念馆里保存着当年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和中－共辽阳市委对雷锋捐款行为的表扬信。此外还有一些当事人也发表回忆文章，谈及与这两次捐款有关的情况。 审视核对这些历史资料，可以肯定地说：雷锋的这两次捐款，第一次是全假，第二次也只有半真。在全假捐款一案中，雷锋所在部队机关有指示雷锋说谎的严重嫌疑。而雷锋本人忠实地执行了指示，多次对公众说谎。在"半真"的第二笔捐款中，雷锋也表现出明显的沽名钓誉的虚荣动机。雷锋在这两起捐款事件中的不光彩表现说明他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而是一个虚荣不诚实的政治投机者。 一、全假捐款 在据称是"支援人民公社"的捐款事件中，雷锋对公众谎称该公社"收下了100元"。 但当年受捐单位抚顺市和平人民公社明确否认收过雷锋捐款。收入《雷锋全集》的"和平人民公社致部队首长的信"原文是这样的："为照顾到雷锋同志的日常生活用费和对家庭的照顾，我们没有接受这些钱，只是对这位优秀战士表示了我们的谢意。" 至今未见部队方面对该公社的否认提出异议，也未见部队方面向该公社进一步查询。看来部队方面接受了公社方面的否认。而雷锋本人从未提供该公社开具的收款收据，也没有任何其他文字凭据。该公社没有收受雷锋捐款，肯定是事实。但雷锋却在1960年9月后多次报告讲话谎称该公社收下他的100元。以下是雷锋在1960年9月到1961年1月间的三次讲话摘录： 1960年9月，在题为"解放后我有了家 我的母亲就是党"的讲话中，雷锋说："两个月前的一个星期天，我上街去理发，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正在热烈庆祝望花区人民公社的成立。我想：一个新成立的人民公社，一定会有很多困难，我是一个人民解放军战士，一定要以实际行动去支援。我想到了这些，就到储蓄所取了200元钱。我到了望花区公社说明了来意，公社干部只说收下我的心意，但是不收钱。我说这钱是人民给我的，我现在把它还给人民，支援人民公社发展生产，你们一定要收下这笔钱，就像做父母的收下自己儿子的钱一样，是不必客气的。说了半天，公社只收下100元。"。 1960年11月8日雷锋在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提纲中写道："支援望花区人民公社100元；"。 1961年1月5日雷锋在辽宁省实验学校的讲话中说："我把这些钱都从银行里取出来，亲自送到了和平人民公社。当时，那个社主任不要。我说这些钱是党和毛主席给我的，过去我不但是看不着钱，连饭也吃不上。我说这200元钱是支援你们的，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就把这200元钱给你们作礼物。我再三地央求，最后，人民公社收下了100元。"。 （以上各次讲话摘录均出自《雷锋全集》。共青团中央等主办的雷锋纪念馆网站上有文件副本。网址是：http://leifeng.chinaspirit.net.cn/） 公社明确否认收款，而自己又拿不出收据，雷锋怎么能凭空说人家收了自己100块钱？ 除了受捐单位信函的否认外，还有其他证据证明雷锋这次捐款的虚假。雷锋本人关于这次"捐款"的叙述就提供了很有力旁证。他在多场报告会上所讲的"捐款"故事，在时间、地点、人物场景等所有事件要素上没有一处不出错。一个谎言的破绽能多到这个程度，还真是少见。由此也证明这是一次有组织的作案。如果没有该部队领导机关的指使和参与，入伍还不到一年的雷锋不敢这样胆大包天地当着几百上千的听众的面说假话。这种现象，与当年的"亩产万斤"一类造假活动相同，属于一种"公事公办"理直气壮的造假。它也是共产党领导下常见的事物。 二、所有事件要素上没有一处不出错 如果把雷锋的两笔大额捐款的资料进行对比，很容易看出差别来。雷锋后来给辽阳灾区的这一笔捐款事实相当清楚：有汇款单据，有收款方的确认信，有退款过程，甚至还有退款后转存的储蓄单据。来龙去脉一清二楚。但他"支援人民公社的"的这一笔"捐款"，漏洞多到不可收拾。以下列举数处： 1、捐款时间出错。雷锋声称他在1960年7月该公社成立的那天去捐款。但和平人民公社致部队首长的信里却说是"在今年5月下旬的一天里"。两者相差近两个月。产生不一致的关键点是雷锋声称他捐款那一天是公社成立的日子。事实上抚顺市城市公社化运动是在5月而不在7月。雷锋在1960年9月份作报告谈到此次"捐款"时说："两个月前的一个星期天，我上街去理发，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正在热烈庆祝望花区人民公社的成立"。9月份里讲"两个月前"，那就是7月。但和平人民公社致部队首长的信里关于抚顺市人民公社兴办时间是这样说的："在今年5月下旬的一天里，正当全市人民轰轰烈烈兴高采烈地迎接城市人民公社化的时候"。 中国城市人民公社化是一次政治运动。中－共中央1960年3月9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组建城市人民公社的风潮席卷全国。据目前所得资料看，同属辽宁省大连、朝阳等市的人民公社基本在5月里完成筹建，这与和平人民公社的信里指出抚顺市在5月下旬"迎接城市人民公社化"的进度相一致，与雷锋所说的7月不一致。雷锋显然说错了时间。 2、场景不对。雷锋描绘该公社成立时街上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热烈庆祝"的场景。但是这场景由于中－共中央文件明文规定"不要组织群众性的庆祝游行"而不可能出现。 1960年，毛泽东倡导的公社化运动开始显现恶果，大饥荒吞噬着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命。中－共中央对城市公社化运动采取了低调态度。在上述文件中，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各地不要举行庆祝游行活动："今年一年内，城市人民公社还在试办阶段，…关于组织城市人民公社的消息都不要登报，也不要组织群众性的庆祝游行"。中央既有明文指示，各地各级党委当然会照办。难以想象某个党委胆敢违抗中央指示，公然组织群众上街，搞出雷锋所说的"成千上万的人正在热烈庆祝"的景象。 雷锋描绘出虚假场面，恰证明他没有到过现场，只能凭着自己的主观想象编造场景。雷锋在编造时可能觉得，农村人民公社成立时出现了很多庆祝的景象，城市人民公社成立时也会同样地庆祝。大跃进期间中国各地的确经常举行热闹非凡的街头庆祝游行。雷锋这样推想场景99%不会推错。纯粹因为运气不好，才让他这次高度有把握的推想一头撞上了中央禁令。 3、公社的名称搞错。雷锋用了一个错误的、并不存在的公社名称，几个月后才改过来。雷锋在1960年9月和11月的报告中，都声称他的100元捐款给了"望花区公社"或"望花区人民公社"。而实际上抚顺市并不存在这个公社名称。抚顺市望花区当年是县级行政单位。望花区属下有和平、工农、田屯等等多个人民公社。但望花区自身不是"公社"。抚顺市没有一个"望花区人民公社"。雷锋使用错误公社名称数月之后才在1961年1月5日的报告文稿中改称"和平人民公社"（见前面的引文）。这个过程说明他开始时使用的公社名称是瞎编的，几个月后才落实到一个真实存在的公社名称。 雷锋自称亲自上门捐款。但他却在此后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在多场报告会上说错公社名称，这绝不是口误。雷锋描绘"捐款"过程的一些情节是很具体的。什么成千上万人上街热烈庆祝，他见状到储蓄所领出200元，然后送到公社驻地，而对方怎么推让不肯收，最后被他央求不过终于收下100元等等，讲得有鼻子有眼。怎么偏偏就不知道该公社叫什么？就算他记忆力不佳想不起来，也应该能从捐款收据上看到该公社的正确名称吧？如果他手中有收据，还会出这种错误吗？ 雷锋把一笔"捐款"给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公社"，恰说明这笔"捐款"从来就不存在。 4、"捐款"没有资金来源。1960年8月28日，雷锋在给辽阳市委的信中这样说明他当时的存款状况："现在部队每月发给我们6元钱津贴，我每月除了理发花5角钱外，余下的钱我都存到储蓄所。入伍后我把在工厂时候攒的40多元，都带到部队存到了储蓄所。我在部队短短的7个月里，又节约了津贴费30多元，到现在为止，我已储存了100元钱。"（按：40多加30多怎么也到不了100。雷锋的算术有点问题）。 即便忽略算术法则，直接引用雷锋的合计数，他到1960年8月28日总共也才有100元存款，并不足以支付两笔共200元的"捐款"。这100元存款只能实现其中的一笔。如果他在8月前把钱给了公社的话，到8月里就没有钱可以捐给辽阳灾区了。而现在我们知道他在8月28日确实捐出100元给辽阳灾区。由此证明他在此之前并没有给人民公社捐过款，除非他那时能把空气变成100元"捐"出去。 有关资金来源，还有一个很大的疑点。即雷锋"到储蓄所取了200元钱"这个情节，从未得到储蓄所方面的证实。而这本来是很容易做到的。如果雷锋开户的储蓄所能够提供雷锋在1960年7月的一个星期天从该所支取200元的纪录，无疑是对雷锋"捐款支援人民公社"说法强有力的支持。如果有这种纪录的话，当局早就公布出来大肆宣传了。至今未见这样的纪录，也证明雷锋自称什么"到储蓄所取了200元钱"是凭空捏造的情节。 5、更神的是，雷锋还能在公社党委提笔写信的两个月前就收到公社的感谢信。雷锋在1960年9月份题为"解放后我有了家 我的母亲就是党"的报告中，先介绍了自己的捐款行为。然后说："做这种事——自己应该做的事，本不想叫领导和同志们知道，因为党的恩情我永远也报答不完。谁知事后公社党委和辽阳市委都给部队来信表扬我，使我很不安……" 和平人民公社致部队首长的信落款日期是1960年11月11日，而雷锋居然在9月份就看到了信知道了公社党委"来信表扬我"，并且超前两个月就觉得"很不安"了。很特异的功能啊。这个情节让人见识到雷锋说假话的胆子奇大。他那时连假设的受捐单位都还没搞定，就敢声称连感谢信都已经收到了。此情节也证明本案的当事人先编造故事，然后再设法补充资料的恶劣行为。虽然毛主席的好战士们勇气通常比较非凡，但从当时雷锋所处情况判断，这个案件明显属于集体努力的结果。雷锋个人即便胆大包天，也没有完成骗局的能力。雷锋所在部队，才有这样的能力。 (之一完)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肥姐"沈殿霞走了，香港还会有"开心果"吗？/张成觉 Go back to top 张成觉更多文章请看张成觉专栏 香港人的开心果--艺人沈殿霞，昵称"肥姐"走了。这无疑是鼠年伊始的一个哀讯。 (博××讯 b-o-x-u-n.com) 特首迅即发出的声明令人感到贴心。镜头所见其眼圈略红，语音含悲，措辞得体而真挚，反映出市民的心声。这充分表明，"肥姐"不但在其演艺生涯中，曾经带给广大观众巨大的欢乐；她的为人也如特首所言：代表了港人的精神，因而感人至深，倍受爱戴。 清人赵翼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头一句毫无疑问是事实，但以当代艺坛而言，能称雄十年已属不易。非但如此，倘就香港演艺界而论，近20年来更呈每下愈况之势，新一代青黄不接，予人的感觉并非"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以致不能不产生"今不如昔"之慨叹。 诚然，艺术之生命在创新。一位画院大师（白石老人？）尝云："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每一颗耀眼的红星都必然有它独特的光谱。可是，若举出一些近年陆续仙去者的名字，我们就会感到，后来者目前所达到的水平，与之相差一大截。例如：陈百强`罗文`梅艳芳`张国荣等几位的歌艺，黄沾（雨字头）的歌词，似乎迄今尚无人企及。而"肥姐"在影`视`歌坛及司仪领域与众不同的形象，也很可能是后无来者。 何以艺术方面，会出现此类"将军一去，大树飘零"的景象呢？这跟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有何关系？笔者浅陋，一直茫无头绪。只是觉得，一个艺员的脱颖而出，固然离不开所处的环境，包括伯乐的赏识与扶持，但最根本的，当在其自身锲而不舍的努力拼搏，以及良好的素质。而"肥姐"备受称道的精神，也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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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may fool all of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you can even fool some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
but you can't fool all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
－－Abraham Linco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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