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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阿:由刘翔当选政协委员想到的
--当前社会的民生问题（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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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晚上打开电脑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消息：世界跨栏王刘翔顺利当选，此外世界冠军邓亚萍等人也入选；据报道，今年年仅25岁的刘翔应为本届最年轻的全国政协委员。联想到之前诸多文体明星以及电台主持都成了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而有所感慨，故撰文一篇以志其事。
曲阿:由刘翔当选政协委员想到的
--当前社会的民生问题（十四）
一个有序的社会贵在社会成员能够各展所长、各尽所能，因而每个成员的行为都有其一般的限度，否则就成为无序，社会也就失范了。例如，D.米勒就指出，即使一个人在特定领域对社会作出了再大贡献，"但是在承认应得的同时不能损害地位的平等性；退休的将军应当被授予奖章，但不应当得到额外的选票或者享受特殊的医疗照顾"。然而，目前国内却流行着一种"赢者通吃"规则，一个在某领域具有某种优长的人往往把这种权威性拓展到替她乐于，从而占据了他根本不具优势的地位；正因为他本身在新的职位上根本不具优势，于是也就根本不能实现古人所倡导的"在其位尽其事"。正因为"赢者通吃"规则与无责任的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根深的自我强化效应；显然，这正如霍尔瓦特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连着货币……在国家主义社会，职位连着职位"，一般来说，像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一种公共领域的职位，这种职位需要专门的知识和高度的社会责任，从而往往是那些具有较高社会性的社会精英担任。这里我们必须区分社会精英的含义，所谓社会精英就是那些不以个人私利为念而关怀社会整体利益的人；而且，由于社会精英要处理整个社会的事务，因而需要具有渊博学识，能够认识到人类社会现存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的取向，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具有那些理性化程度较高的人。事实上，只有这些具有高度理性的人才可以洞悉社会的内在秩序，如卢梭所说，"现代哲学家只承认法是为有精神的生灵制定的规则。……他们把自然法的权限限于惟一一种具有理性的生物，也就是说限于人。但是，……如果不是一位思维缜密的推理家，不是一位学问高深的玄学家，就不可能理解自然法，因而也无法遵守它。这正说明，人类社会为了建立社会，肯定运用了一些智慧，也只有寥寥数人才可能有，而且他们还得费很大气力才能获得"。
也正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往往依赖于理性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精英，正是由这群精英把他们的思维传授给理性程度低的人，从而更好地利用社会资源；同时，正是由于只有少数人才能首先洞悉自然秩序，那么他们就有引导社会的发展的能力和责任。例如，Z.鲍曼就写道，"哲学家们是被赋予了直接接近纯粹的、没有被狭隘的利益所蒙蔽的理性通道的群体，因此它们的任务就是发现哪些行为是指示明智的人去做的行为。发现以后，他们就与'人们熟知'的权威一起将结果传达给理性天赋不够、不能自己发现的人"。正是基于这种社会性的差异，长期以来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强调贤人政治，这也就是由一些较高理性的人来引导社会的发展。
在西方，古来的大多数学者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穆勒、马克思以及哈耶克等都主张贤人政治和专家政治，特别是支持给予接受教育的人更多的国家治理的权利；即使被其公民所尊崇、并且今天仍受到广泛崇拜的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就被自己的历史学家所谴责，被诗人和戏剧家所嘲弄，被哲学家所拒斥。例如，苏格拉底就抨击雅典的抽签选举制，认为政治家应该是具有相应知识的人。再如，柏拉图继承苏格拉底的思想，对当时四类城邦政治——荣誉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和僭主政体逐一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出需要由具有高度理性和社会责任的哲学王来治理国家；在柏拉图看来，公共决策是一项非常专业化的职能，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国家理念的认知，才是德行最完美的人。同样，亚里士多德就批评当时的民主派，因为他们实行的民主政治允许所有的自由公民之间进行平等的分配，而对所有阶层的官员获取公民资格时却没有进行选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民主政体是共和的退化形式，和僭主政体以及寡头政体一样都是坏的形式。
显然，自从柏拉图提出良好的社会应该是由哲学王领导以后，就不断有人来鼓吹并实践这种理想，其中典型的提倡者是约翰.穆勒。当然，哲学王统治并不意味着要由哲学家来对社会事务进行直接管制，而是哲学家的思想将引导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的运行必须建立在哲学家经过反复思考之后经由一定程序所制定的制度之上，在此之前哲学家的思想必须经过长期的思辩并逐渐为一般大众所接受；显然，现代社会的民主选举的结果也往往是那些理性程度较高的精英们当选，他们领导国家和社会前进，这是一种变相的哲学王体制。
在穆勒看来，当人们从事一个有合作利益的共同事业时，往往存在两个基本要求：一是所有人都有发言权，二是每个人的发言权不必是平等；究其原因在于，合作事业中必然存在利益的冲突，而那些富有知识的明智者将会作出更为长期而正义的判断为，因而"一个拥有信念的人所拥有的社会力量等于99个只算计利益的人的社会力量"。为此，穆勒提出了一人多票制的构想：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智力超群的人应该得到额外的选票而获得额外的发言权，从而使他们对政治过程有较大的影响；相应地，穆勒主张代议制政府，而且主张比例代表制，因为他认为对自由的威胁不在于政府，而在于"多数的暴政"，只有具有少数有才智的人的利益和意见得到反映才是真正的民主政体。
正因如此，文明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国都在向文官制方向发展，如典型的议会民主制就是贤人政治的变体；事实上，西方早期的宪政主义者白哲特和戴西等都主张议会主权，如在白哲特看来，最好的政体形式就是把政治权力的杠杆交到具有对现代国家有效的政治运作来说必不可少的智力和素质的少数人手中的政体。在东方，中国的儒家也一直就强调贤人治国，因为圣贤是充分发挥了人之仁性并将"内圣"和"外王"结合起来的人物；而且，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科举取士制也反映了这一点。事实上，在中国人看来，中国古代的三皇五帝大多数都是哲学王，他们教会我们用火、建筑、耕稼等，譬如，耶稣会士白晋就将伏羲称为哲学王，而张君劢则把尧舜视为柏拉图笔下的哲学王。
要明白人的社会性在社会角色中承担的作用，我们需要结合社会性的来源以及人类参政的历史。
一方面，在早期社会，人的社会性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经验的产物，而这与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互动程度有关；例如，由于社会的互动一般与年龄成正相关，因而在所有的国家，公民的投票权都有年龄限制。一般来说，在一定年限以下的儿童是没有投票权的，这主要是从其社会化的角度考虑的：缺乏社会性，是难以形成真正具有自觉合作性的民主的。伊莱亚斯在《论文明的进程》中就认为，成人的行为要比小孩更体现人类文明的特征，"在我们的文明阶段形成的标准是以所谓'成人'的举止和孩童的举止之间的巨大差距为特征的"。当然，不同的种群在与社会互动的程度上也存在差别，譬如，我们也可以看到，黑人也曾长期被排斥在具有投票权的公民之外，其原因也就是在于那些白人优越主义者认为，作为奴隶的黑人参与社会互动的机会很少，因而社会化程度很低，从而被视为不是完全的人；事实上，由于历史造成的结果，即使到现在，黑人的社会参与度都比较低，也没有很好的合作精神。同样，一般来说，由于长期以来的男外女内的分工事实，也造成了女性与社会之间互动不足，从而造成社会性不足，因而长期以来女性也一直被排斥在国家行政之外，女性的投票权也是近代自由主义发展的产物。也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就完全否定了奴隶、外邦人和妇女的政治权力，就在于这些人与城邦的互动较少，因而缺少公民责任感，譬如，妇女因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而不能对她们的情绪作必要的控制，因而也不能被赋予公民的资格。
另一方面，社会经验的取得并不一定要通过自身的直接体验，而是可以借助间接的经验去感知自身之外的事物，而取得间接经验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教育。事实上，人的社会性与其教育程度也密切相关，如福山所说，"受过大学或更高教育的人可能会以比较友善的态度来看待世界"；因此，一般来说，受教育较多的那些人会采取更多的合作行为，较少破坏规则。究其原因在于，如缪勒指出的，成功地完成学业的年数可以度量在学校环境中进行众多合作博弈训练的数量和强度；因此，正是他们推动了法规和社会习俗，并且作为一个公民，做了许多社会期望他们做的事情。正因为如此，西斯蒙第寄希望于政府采取措施，认为社会、政府应为良好道德的建立、培养付诸努力，通过道德教育和感召力量来改变人们的自私本性，从而使自利和利他相协调；否则"每个人不顾别人的利益而只追求个人的利益。……于是最强有力的人就会得到自己所要得的利益，而弱者的利益将失去保障；……在这各种利益相互竞争的斗争，不合理的事几乎常常在邪气占上风的情况下得到社会力量的支持"。正是从社会化理性的角度上，我们认为，儒家的社会秩序——男人的地位高于女人，年长的高于幼辈，有学识的高于无知的——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因为这是特定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交往特征以及男女在所接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所决定的；事实上，也正因为凭借这种秩序，中国维持了长期的稳定，并曾广受外间赞誉。[1]不过，在教育平等化以及信息突变化的今天，这种以性别、肤色来判断其社会性以及社会责任大小的原则之适用性已经大大下降；但即使如此，并不意味着社会性程度对国家的治理已经变得完全无用了，相反，它还在以另一个方式得到更大程度的贯彻；事实上，当代世界普遍实行民主选举制，而民主选举的结果往往是选择才能高者，领导社会的也主要是经验丰富的长者，等等。
显然，民主本身是教育普及从而社会成员社会性普遍提高的产物，但是，毕竟人类社会中社会成员的社会性还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过分强调民主选择的结果，往往会导致才能配置的扭曲。正因如此，基于自由民主的集体行动还可能受到外来的干预和影响，受某些人的操纵。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够选出一个具有高度社会性的哲人来管理国家，但民主选举的结果却往往并非如此；钱穆就因发现"在美国，曾有一博学的大学教授与一汽车夫竞选而失败了"，而感慨道："选举原意，在如何获取理想人才，俾可充分代表民意。（然而）单凭群众选举，未必果能尽得贤能"。特别是，随着民主选举范围的扩大，更加难以保证选举出来的人的品质；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美国选举权受到很大限制时，选举出的华盛顿、J.亚当斯、杰斐逊、麦迪逊、门罗以及J.Q.亚当斯等人都是具有高度才智、渊博知识以及高尚品质的人，但是，随着民主选举范围的扩大，总统以及州长等的素质明显下降了。一个名叫法艾尔法国人甚至嘲讽美国总统选举说："我们法国人都明白：美国已经无药可救。他们的总统如果不是弱智，起码也是没文化的。从'密苏里的领带商'杜鲁门到'传了两代的政治骗子'小布什，中间还有卖橡胶的卡特和二流演员里根，白宫简直就是一座傻子展览馆。"
事实上，也正如米塞斯指出的，尽管民主主义者声称国家应该由少数最优秀的人来治理，但民主以及民主推选的国家首脑往往四处被人嘲笑，从而导致了"各种不同的反民主流派的追随者的人数呈有增无减之势，民主推举的最高领导人表现得越拙劣，人们对他们的蔑视心理就越强烈，因此，反对民主的人数就越多"；而且，对究竟什么是最好的或最好的一批人并没有评判标准，例如，"波兰共和国的人民把一位钢琴演奏家推选为国家首脑，因为波兰人民认为他是当代最优秀的波兰人。实际上，国家领导人必须具备的素质无异与一位音乐家必须具备的素质大为不同"。波普尔认为，在民主制下，我们在努力获得最好的统治者的同时也应尽可能地为最坏的统治者做好准备；为此，他将之称为"民主悖论"和"自由悖论"。也正是基于这种民主悖论，伟大的思想家孙中山在西方三权制衡的基础上增加了儒家传统上的考试员和监察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那些占据公共领域职位之人士的素质。
由此反观刘翔当选最年轻的政协委员一事，刘翔果真具有从事公共领域事务的能力吗？更不要说他还是最年轻的，刘翔难道是天才的哲学王吗？此事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就是国王不知。
[1] 当然，目前社会上流行着"有知识无文化"、"有文凭无能力"的说法，而且，一些从高校毕业的人在社会岗位上呈现出的功利主义心态更强烈、贪污腐败行为也更严重；但这并不是说，教育并无增进人的社会性、促进合作的功能，而仅仅反映出当前社会的教育已经被异化了，已经远远脱离了它的原初目的，因为目前是一个失范的社会，这是教育的失败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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