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 to you by 参考消息 via Google Reader:
| 中国人争论：户籍制度该不该尽快取消？ |
 |
| 【新闻背景】据报道，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议中国在今后三到五年里取消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户口制度。主管户口问题的中国公安部到目前为止的官方立场则是，户籍制度不会取消，但户口迁移将继续放宽。 你怎么看？ 论坛贴文： 发改委专家建议三到五年取消户口制度 公安部反对 户籍制度是最大的不公 mzhhq：户籍制度给国人的自由迁徙造成了很多限制，已成为当前最大的不公，支持发改委取消户口制度的建议，这也是实现人人平等，构建和谐社会的体现。 我持彩练当空舞：如今的户籍制度在中国已经实行了几十年，虽然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但是，社会发展如此快速，人对自由的要求程度更高，现在还在强调户籍制度，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举例来说，我在北京打工，孩子却无法在这里参加高考，回到原籍又没有人照顾，这确实让做家长的为难。 望尘笑：现在居民的流动性很大，留在原籍的比例逐渐减少，继续坚持以往的户籍制度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而且户籍制度阻止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源统筹，既不利于人才的自由流动，也很难实现社会公平，早该取消了。 oldmarktwen：公安部将户籍制度与治安状况联系在一起是懒政的表现，所谓的废除户口使治安恶化的论调更无法让人信服。很多国家都没有户口制度的约束，社会秩序照样稳定，怎么中国就不能效仿？取消户籍限制后完全可以强化身份证管理制度，只要公检法尽职尽责，取消户籍并不会影响打击犯罪。也许取消之初可能会带来一些混乱，但从长远看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我要瘦十斤：我因为没有本地户口就不能上生育险，这公平吗？人口管理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为何非要选择户籍制度？同一个国家的人却被贴上不同的标签，这本身就是一种歧视。取消户籍制度是表象，归根到底是去掉附加在户口上的各种不平等待遇。 户籍制度不该成为众矢之的 木兄：不敢想象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果取消现行的户籍政策将出现怎样的景象。如今一些发达地区的资源供应已经十分紧张了，许多甚至要靠进口，一旦取消户籍制度，人口必定会向发达地区流动，这些城市的承受能力、社会治安、城市建设等方面都将面临巨大压力。 龙阁学士：有人说公安部反对取消户籍制度是出于部门利益考虑，其实不然。户籍政策是国家管理人口的重要方式，如果取消，公安部门 小红手心：户籍制度不应取消，而应该改革。目前我国城乡差别比较大，城市的发展也不均衡，不少城市的接纳能力有限，取消户籍限制后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现象，加大社会治理的成本，所以取消户籍制度的时机尚未成熟。 晓凌：户籍制度的确逐渐暴露出它本身的弊端，但是取消了户籍制度，城乡差别就能得到彻底解决？农民的生活能得到根本改善？一味地强调与国际接轨而忽略国情，可能会得不偿失，我支持继续实行户籍管理制度。 stjuan：众所周知，目前取消"户口"的主要障碍是公民的社会保障。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其最低保障工资、养老金、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交纳的数量也不尽相同，如果取消户口，实现了自由迁徙，以上问题该如何解决？在没有想出对策之前就提出取消户籍制度，这个想法未免太草率了吧？ 渭水西风：民众提出的户籍制度影响发展、就业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实这些问题的根子也不在户籍制度上，而是如何实现社会资源的平等共享。试想一下；社会保障跟上了，城乡差别消失了，社会保障不和户口挂钩了，谁还愿意离乡背井去打工？那个时候，恐怕也就没有户籍制度的存废之争了。 【历史回顾】 ·戚本禹· 首先，我再次感谢您大老远把《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报道的复印件寄来，读了这个报道，我才知道海外正在谬传毛泽东命汪东兴暗杀田家英的流言，并且得知这种荒诞无稽的流言，竟也有许多人信以为真。流言的力量，不可忽视。 ◇ 我的诬陷置田家英于死地？ 前几年，关于田家英之死的责任，是集中在江青、陈伯达、康生以及我与关锋、王力的身上，说他的死亡是我们诬陷的结果，具体迫害他的人是关锋、王力和我。在一段时间里，大报、小报、书籍、杂志上的各种报道连篇累牍，读不胜读。这些报道除了一些确有其事的叙述，其他一大半，而且是要命的一大半，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传闻或捏造。看了这些报道，想起司马迁《报任安书》"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的话。连我们的大史学家居下流时，对铺天盖地的谤议也没有办法，我又能怎么办呢？况且，我当时还是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任何出版单位，都不能发表我的文字和谈话。我就像古罗马角斗场上失败的角斗士，除了挨打，又能怎么办！我只能以古人明训"谣言止于智者"来自我安慰了，虽然当今世界上"智者"不是很多。 但是，现在不对了，田家英之死的责任又上移了，而且移到中国过去最高的领导人毛泽东头上去了。司马迁的话要修正了，如今是"居上流者亦不易，上流谤议更多"。 杂志的报道是记者罗冰所写。据说，罗冰是香港的资深记者，被称为"大陆报道权威"，但他写的这篇东西却是马失前蹄。 据罗冰所言根据中南海的秘密档案"原来毛泽东认为田家英知道党内太多秘密，怀疑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对他很不放心。于是，汪东兴带着内卫到田家英的寓所，在汪的暗示下，内卫开枪打死了田家英。" 罗冰得到的中南海秘密档案还有编号： 一、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 １９７８．７—００６１２号 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１９８０．４—００１７４号 三、中共中央档案局 １９８０．４—００９０１４号 四、中共中央办公厅 １９８０．９—００７９７号 ◇ 秘密档案来源可疑 罗冰这四件中南海秘密档案，来源可疑。罗文中转述了这些档案的内容，但没有原件的照片。。看来，它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的假档案，罗冰上了一个大当。 文物的真伪和档案的真伪都可以鉴别清楚。 我从解放初就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接触中央的档案很多，我自己也编制过档案，在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时还管理过档案工作。据我所知，中央机关的档案，除了正式的中央红头文件是按时间用中发（年）字排号外，其他的中央文件特别是中央直属机关的文件，其编号中均应有部门类别（如中办、中纪、中组、、中宣等）与体裁等标记。而罗冰文中所列的中央文件编号，除了头一件有"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的标志外，其他则既无部门，亦无类别、体裁等标记，这是不合规范的。如果说某个文件漏写了某项标记，这是可能的。但四个文件都漏写了不只一项标记，则绝对是不可能的。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任何真实的档案，不管它是机密的，还是非机密的，其内容必然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人物、制度等情节切合，情节的真实是检验档案真伪的重要标志。情节不真实的档案，无论它编造得如何生动、骇人听闻，都是没有历史价值的伪品。 罗冰档案的第一件，即１９７８—７—００６１２号说，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的谈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 罗冰档案的第三件，即１９８０—４—００９０１４号说，汪东兴笔录交代"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转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此后，双方争吵起来，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枪，把田家英打死。 这两份档案说的是同一件事，即毛泽东指示汪东兴去同田家英作"挽救性"谈话，时间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一小时后（即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时）田家英死了。但是在怎么死的问题上，两份档案打起架来了。一个说田家英是自己开枪自杀的，一个说是汪东兴带去的内卫开枪把田家英打死的，据罗冰的档案，汪东兴的内卫名朱国华，"时任中央警卫局五中队队长，即内卫处处长"。后来，朱国华也神秘地死了，死因不明。 这件事在罗冰档案的第四件，即１９８０—９—００７９７号中说得又不一样。这份档案，据说是汪东兴向华国锋的交代。他说，"谈话中，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 这样一来，汪东兴似乎变成了一个思维混乱、语无伦次的人，今天说田家英是自杀，明天说田家英是他杀，后天又说田家英是他叫人开枪打死的。据我所知，汪东兴虽然文化修养不是很高，但有思维能力，说话也清楚，不至于像罗冰档案写的那样窝囊。 事实是，当时根本没有中央警卫局五中队的编制，所谓"内卫处"也是建国以后从未设立过的机构，中央警卫局则未曾有过开枪者朱国华这个人，当然，更没有后来神秘之死的情节。所有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虚构。 ◇ 删掉毛的指示，被江青告发 田家英被审查原因的事实真相是：１９６５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五一六通知》后的两三天，经毛泽东同志同意，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专门工作组，负责审查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三人的各种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则归军委审查，由林彪负责。此时，由陈伯达、江青呈送毛泽东的田家英删掉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指示的信件和公安部关于田家英一个特殊问题的报告，已由毛泽东批交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处理，由于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秘书的特殊地位，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彭、陆、杨审查组之外，再设一个审查小组，专门审查田家英的问题，组长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担任，组员有新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原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和我（原《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这之前，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休时，周恩来总理通知我，主席意见，由你接替田家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的工作，中央各同志均已同意。你即日把《红旗》杂志的工作交代一下，返回中央办公厅。我说，我又要写文章，又要整理中央会议文件，还要处理秘书室的工作，恐怕力不胜任，耽误大事。总理说，国务院秘书厅的童小鹏即将正式调中共中央办公厅任职，还有他的秘书许明都可以帮助你。在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三人小组时，总理还要我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要他配合中央三人小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与谢富治打交道，是在他简陋的寓所里进行的。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１日上午，安子文电话通知我：下午二时半，去这个。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合王力，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谈话。 我到组织部的时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由本禹同志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错。那时安子文在党内威信很高，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王力虽然也是中央部委的一个副部长，但对安部长的话是惟命是从。于是，我俩上了他的车，一起去中南海。当时田家英住中南海永福堂。 ◇ 周恩来指定我接替田家英工作 到达时，田家英不在家，只有夫人董边在。董边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她似乎有点紧张，说，"家英同逄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她招待我们茶水，我们坐等。果然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一看来了我们三个人，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反倒招呼他坐下，又叫董边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后安详地说："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决定即日起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给本禹，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安子文还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安子文讲完，我问了一句，主席的手稿有多少？田家英说，主席手稿都退回档案馆了，他这里只有《毛选》第五卷的排印件。 在接到安子文的电话后，我曾与汪东兴通话，告知一切。汪东兴说他会通知门卫给安部长放行，谈话后有什么问题再找他。这时我又在田家英处用红机子（中央保密电话）与汪东兴通话，告诉安部长谈话情况，要他派机要人员来协助清点文件。他派遣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机要员王妙琼到场，又指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协助我工作，但汪东兴本人没有出面。 这以后，田家英问安子文，他从那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那些错误。"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不像书刊上说的一派训斥口吻。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但未谈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也未谈公安部的报告，更没有当场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话。田家英的表现是无奈和委屈，不像书刊上说的那样激动，更没听他说一句怨恨毛泽东的话。固然，按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他知道，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王力和我以及董边和逄先知都没说什么话。在这种场合其他人也不会说什么话。 ◇ 自杀前的时间倒数 大概在下午四点钟左右，王妙琼到场，我交代他们和逄先知一起登记、清点田家英处的文件。安部长与王力分别乘车返回，我回中央办公厅甲楼找汪东兴通报情况。我说，我只负责接管田家英的工作，永福堂的警卫、人员出入和田家英的安全要由他布置人管起来。他笑了，说这些都是他的工作，当然由他负责，他早就安排了。汪东兴还说，因为中央已决定田家英停职反省，所以他要在晚上召集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开紧急会议宣布此事。他问我能否参加，我说我还要和王妙琼等一起查对田家英处的文件和《毛选》第五卷的各种资料，来不及到会。他说，那么他们先开着，以后再把开会情况告诉我。 五六点钟，王妙琼来电话，说田家英处的文件已清点完毕。她说文件早就整理过，很清楚。我叫她与逄先知办好交接手续，等星期一上班，把中央文件交机要室，来信来访文件交给我，《毛选》第五卷排印稿存放甲楼。 七点多，汪东兴召开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会议，宣布田家英停职检查，戚本禹接替工作。他在会上讲了田家英的各种错误和他同田家英的斗争，还讲了毛泽东对田家英的批评。他讲话的有些内容是我知道的，但是许多内容是我不知道的，特别是我离开中南海的两年间（１９６４～１９６６）的事情，更是我闻所未闻的。我很后悔没有去参加这个会议。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的夫人马芷荪，亦属科级以上干部，所以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 田家英深夜叫我到永福堂见面 这天深夜十一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交给我。我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他说，不，要亲自给我交代一下。我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那里。王妙琼是个勤于职守的女孩，她已经休息，但听到召唤，即刻去田家英处。 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二百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逄先知一起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拐角处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他？这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他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我从１９５０年进中南海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帮助过我。１９５７年"反右"时，我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打成反党集团为首者，他与我们共患难。此案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彻底平反，这就是闻名全党的"八司马案"。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他才敢大胆地、不顾纪律地进行违规操作。但由于我前几天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时不敢说什么话。 后来田家英的亲属和某作家写文章，说安子文谈话后的深夜，戚本禹打电话，叫田家英到他的办公室签署文件，态度很凶；田家英摔了电话，不肯签字，还骂了戚本禹等等。这些类似日本推理小说的叙述，作为无聊的街头闲谈，倒能哄哄人，但与事实全然不符。事实上，电话不是我打给田家英的，而是田家英打给我的，谈的是交代文件，这属中央交给我的工作，我没有理由态度凶恶，因而也不会有不肯签字等事情。 ◇ 立即赶到自杀现场 深夜电话事件后的第二天，即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３日上午八九点，田家英吩咐他的勤务员小陈出去买香烟和其它东西，自己则走进永福堂西厢，即毛泽东的藏书室，锁了门，然后把头悬在一根栓在两个书柜之间的带子里，自尽了。约十时许，小陈从西单回来，发现田家英自杀，他惊恐地跑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八司马之一的王象乾和行政科负责人路辉等飞快地跑到永福堂，从窗口跳进藏书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用人工呼吸和口对口吹气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于是，他们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我和汪东兴等报告，我们立即报告会议主持人。接着安子文、王力、汪东兴等坐车赶回中南海观察现场，处理后事。安子文当时还通知了董边，董边很悲伤，但她没能赶过来。 田家英在解下时，舌头外伸，脖子上有印痕，明显属于自缢。当时到现场的人，无论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还是中央领导人，谁都没有发现他身上有枪伤，也没有在毛泽东的藏书室或田家英的办公室发现任何血迹。当时所有到场的人都感到田家英不该这样，没有人幸灾乐祸的。事发后，田家英的家属和秘书仍住永福堂，也没有人发现那里有杀过人的异象。 中央来的人，在观察现场以后决定由警卫局的人把田家英的遗体送殡仪馆火化（送前征得家属同意），并由安子文、戚本禹、汪东兴分别向在京中央领导和在外地的毛泽东、江青等人汇报情况。 ５月２３日上午，人民大会堂里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列席的中央委员和各部门负责人，以及众多的年轻的警卫、服务人员都可以看到：汪东兴一早就在中央开会的现场，而且直到十点半中接到田家英死亡报告电话时，都没有离开。他难道有分身术，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里出现在两个距离七八公里的空间（中南海永福堂和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秘密档案制造者的杰作，只需"没有作案时间"这一条简单的侦察法则，就可以完全否定。 ◇ 重温暗杀基洛夫的神话 为什么要制造这样耸人听闻的《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的假档案呢？人们只要回忆一下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轰动全球的斯大林暗杀基洛夫的谣传，就可以明白了。基洛夫明明是斯大林的追随者，可是，企图打倒斯大林的人却偏要捏造事实，说斯大林因为害怕基洛夫超越他而秘密暗杀了他。许多人听信了这个编造得非常巧妙的谣传，对斯大林厌恶起来。世界性的反苏、反共、反斯大林的风潮就是如此这般地被煽动起来的。近几年，苏联共产党档案解密，人们从封存多年的档案中，弄清了基洛夫被暗杀与斯大林全无关系。但苏联已经亡国，苏共已经亡党，此时再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又有什么意义呢？ 中南海秘密档案的制造者也许从昔人的经验中得到启发，他们企图以这样的假档案推翻毛泽东的伟岸形象。但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人，至少是多数，是很难相信这批古怪的秘密档案的。因为它们与毛泽东的人格和他的一贯主张不符合。当时的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崇拜已经到了狂热的程度，以毛泽东当时的权威，即使他对田家英不满，也不需要去暗杀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田家英。当时知道党内机密最多的人应是杨尚昆、胡乔木，但直到毛泽东去世时，杨尚昆、胡乔木谁也没遭人暗杀。当时倒确实有人要杀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请示毛泽东，毛的批示是不准杀人。 ◇ 我要为这个历史要案负责 有一位不了解历史真相的朋友，在看了《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报道以后，对我说："以前他们都说你害了田家英，现在好了，害田家英的是汪东兴、毛泽东，没你什么事了。"但我看了这篇报道，没有半点高兴。虽然我早已被赶出"教门"（开除党籍已三十五年），但我从不敢忘却马克思主义的教导："事实是共产主义的出发点"，"只有在事实的基础上，只有在事实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总结历史事件"。我不能为一个对我有利的虚假报道而不顾历史事实。明明是中央令安子文为首的三人小组同田家英谈话，怎么能说是毛泽东令汪东兴同田家英谈话，而且暗杀了他？我决定如果要毛泽东承担田家英案的责任，那不如由我来承担为是。原因是毛泽东虽然批准了审查田家英，也批评过他，但没有为他作结论。而我是田家英案的具体办案人，是当时田家英案三人小组的成员，而且是这个三人小组里唯一在世的成员，我应对这件未了的历史要案承担应负的责任。至少，我当时应向安子文建议，让董边留在家中照顾田家英。我忽略了这一点，是严重失职。 田家英案的详情和一些值得追索的疑点，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的。田家英和毛泽东，田家英和彭德怀、刘少奇，田家英和杨尚昆、汪东兴，田家英和江青、陈伯达，田家英和我等等，其恩恩怨怨，是非曲直，也要细说才弄得明白。还有，田家英的真正错误和他自杀的原因，也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些，只能待有机会时再说了。 最后，我只想再补充几句话：我以为田家英案之所以被弄得扑朔迷离，除了上面说的别有用心的人在制造谣言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有几个亦应为此案负历史责任的人，却为掩饰与其个人品质有关的某些东西，不断在胡编乱造。他们过去为某种目的把田家英描绘成魔鬼，现在又为某种目的把田家英描绘成圣人。田家英不是魔鬼，也不是圣人，他有光点，也有暗点，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历史总有其显露真山真水的时候，田家英的子女也都年轻，他们总有一天会明白一切。 (刊登在 2007 华夏文摘增刊) ZT.李先念轶事 李先念是一个木匠。党内出身木匠的常委还有李瑞环。实际上，刘少奇本人也是木匠出身，至少通晓木工活。1951年夏季的一个傍晚，身为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看到中南海迎熏亭正在修缮，忍不住走过去干了起来，身边的工作人员马上抓拍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以致于我们能够透过这张老照片看到这位严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活中的有趣的一面。（《共和国重大出台前后》第三卷封一，刘少奇照片） 假如把李先念在党内的职务略微排列一下就会发现，李先念是我党不多见的能够成功的躲避政治风浪并且一直保持高位的罕见的少数几位领导人之一。而且，李先念创造下来建国后连续五届中心政治局委员的记录，至今也没有人能够破过。 李先念是从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开始到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连续五次在党的一中全会上当选的中共中心政治局委员。这个记录目前看从有政治局这个机构的正式名称开始，只有毛泽东、周恩来拥有过。非凡是建国以后的领导人更是不能和李先念相比。例如陈独秀本人是连续五届的党中心领导人，但是，陈独秀在做领导人之际，党还不是执政当局，那时候的领导人往往牺牲在前，所以，从实际意义上说不能和建国以后的领导人并列。再有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是六届到十届连续五次中心第一次全体中心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政治局委员，不过，六届一中全会和七届一中全会时，党也是在野党，还不是执政党，假如说从执政开始算起，毛泽东显然也"不敌"李先念。 李先念本人从中共中心副主席位置下来以后（主要是取消了中委主席的称呼，所以，副主席自动也就不予存在了），担任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从国家主席位置下来再继续担任政协主席。这在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核心层中只有邓小平、陈云才会享受如此殊荣，可见李先念在当时的影响和地位。 1989 年5月31日，邓小平和中心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注1】从邓小平的这段谈话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李先念所处的位置。李先念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他当时是协助邓小平、陈云负责主抓经济工作和部分外交工作。那么，一个受到党的两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重视和重用的李先念又是怎样摆脱危局、步入高层的呢？ 李先念说起来算不得毛泽东的嫡系，一度还被视作需要帮助和教育的对象。他在西路军失败以后曾经被人问及是预备回延安还是预备继续留下的时候，李先念选择了回延安，事实证实，这个选择给李先念带来了无限的生气。 李先念回到延安以后被毛泽东召见，以后李先念还和毛泽东谈了一次话，用李先念自己后来的回忆说，他的有些话毛泽东听进去了。当时延安开展的批判张国焘运动搞的很激烈。上纲上线很严重，抗大政治部直接下达给干部学员的提纲就是三条：第一，四方面军是土匪；第二，四方面军是军阀；第三，四方面军的干部都被张国焘给收买了。 抗大中对四方面军的干部很歧视，整人很厉害，不交代实质问题就让坐在一个板凳腿上，还不让起来休息，有的人还受到殴打，红四军的副军长因为愤懑不平而自杀。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心工作会议上谈及这段历史时指责林彪当时搞宗派，把持抗大，专整四方面军的干部。【注 2】1961年正是毛泽东和林彪最后一次合作的蜜月的开始，适时林彪权力炙手可热，所以，毛泽东说这番话基本上可以说是能够反映客观实际的。不过，有一点需要注重的是，林彪其人固然喜欢播弄权术、拉山头搞小圈子，但是，把持抗大整四方面军干部不能不说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办事的，只不过林彪在逢迎毛泽东的时候显得"凡事左三分"罢了。 对于抗大的这段往事，很多党内高级将领都讳莫如深，许世友直到撰写回忆录时，对于此事也没有具体提及。而为数不少的党史教科书只是告诉大家毛泽东是怎么拯救许世友的，似乎毛泽东本人并不同意整四方面军。然而，假如真的如毛泽东所言，是林彪等人图谋专政四方面军的话，那么，多年以后的许世友还在为谁掩饰真相呢？ 许世友等人被抓、被判刑，这样的气氛下，李先念还见了一次张国焘，并且最为难得的是，李先念还就从撤退鄂豫皖根据地同毛泽东认真的谈了一次，毛泽东听后说："看来不撤也不行。"【注3】消除了以往的一些误会。虽说毛泽东对四方面军的成见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可是，李先念当时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也说明李还是一个有相当勇气的人。 通过几次接触，毛泽东对李先念有了比较深的印象，加之李本人又是工农出身的干部，毛泽东对工农出身的干部有些偏爱，主要是和工农干部朴实、坚定有关，同时，工农干部也比较听话。所以，当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预备把李先念下放到129师做一个营长的方案出台后被毛泽东亲口给否决了。毛泽东对李先念表示，把李先念从一个军政委下放到营长的位置上去，不公平。他给李先念安排了去做高敬亭的参谋长。这成为以后李先念走出阴影的发仞。 尽管毛泽东有言在先，不过，对李先念的查考仍然没有结束。李先念主持的鄂豫边区以后迎来了它的新领导－郑位三。郑位三去边区是中共中心书记处给华中局的电令，这个书记处的电文的意见就是来自毛泽东。电文中的口气很生硬也很严厉，除了任命郑位三为鄂豫边区和部队的一把手以外，还严厉的指出郑位三带去的同志要对郑位三有足够的信仰，同时要求郑位三有一台直接和中心对话的电台以及严密、可靠的机要班子，电文中指出边区的机要部门已经被敌特占领云云。可以说，郑位三是顶着不折不扣的钦差帽子到达边区的。 在同郑位三的交往中体现了李先念做人的圆熟、机敏的一面，也体现了郑位三本人的难能可贵的品质的另一面。 郑位三到达边区以后传达中心和华中局的有关指示，强调巩固这一方针。我个人认为所谓的巩固方针应该是针对李先念等人的扩充队伍和扩大边区规模的情况。有人在延安告状说四方面军某些人贼心不死招兵买马，这些谰言可能得到了应有的响应。而郑位三以后虽说对李先念多加照顾，然而，这一巩固的方针始终坚持不变。这也说明了这个方针的来头实在不小。 李先念是1943年年初在蒋家楼子会议上当选为鄂豫边区党委书记和新四军五师军政委员会书记的，但是，到了冬天的时候，郑位三就来接替李先念的位置。由此可见，李先念在当选党政军一把手以后再三给中心、华中局去电请求辞去书记的职务的顾虑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边区党委成员给上面的电报中请求中心不要变更书记的人选，当时刘少奇已经答应了，可是，后来还是换上了郑位三。 换上来的郑位三倒始终没有以钦差自居，中心两次任命他为边区党政军一把手的文件，他都没有拿出来念，一直都是以华中局代表的身份出现的。而且，他对李先念、陈少敏等人还是比较尊重的，非凡是对李先念。任质斌后往返忆他去河南发展时，就是李先念出面磨郑位三给任多配备一些武装，郑后来也答应了。不少同时期的老同志以后怀念郑位三时，都提到了他在鄂豫边区的这一段做事磊落的往事。郑位三背后曾经提醒李先念吸取高敬亭的教训，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建议。 说到高敬亭的事情，不免要多说两句。以往，不少的公开资料中介绍高敬亭被杀一事时都提及毛泽东的那句话："那个高敬亭当初是不是可以不杀？"似乎给人的感觉是毛泽东并不赞同高敬亭被处决。而且也有一些书里面把高敬亭被杀的责任推给叶项二人。但是，根据当时的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的回忆，杀高敬亭的事情是蒋介石的命令下达以后军部才得知，此前根本没有与闻。那么，谁能给蒋介石直接对话商量高敬亭这个量级的人物的去留问题呢？假如高敬亭被杀仅仅是叶项二人的行为的话，那么郑位三提醒李先念要吸取高敬亭一事的教训的另外涵义又在哪里呢？毛泽东的那句反问我看包括两层意见，一个是反对杀高敬亭；一个是杀了以后有些后悔。高敬亭本人是四方面军的翘楚，而且一向横暴，他死后据说同情他的下场的人不多，高因为工作上的分歧逼死了老资格的方维夏，说起来也是一个严厉斗争的角色。但是，高敬亭的能力还是很有一些的，在部队中也有一些威望，唯一让上边感到芒刺在背的是此人独立性比较强烈。 叶挺是一个非党人士，杀高敬亭不可能由他来拍板，而项英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坚定的执行政策的教条主义者，此人固然在看待一些政治战略上有僵化的一面，但是，公然背着中心擅自行事的非凡是自主杀掉支队这一级别的领导的情况在项英的个人历史上不多见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过。而且，新四军军部的一个营长叶道志（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干部）脱离部队事件出来以后，叶本人就被仓促的枪决。这件事就是背着项英做的，以后项英还专门向周恩来反映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主张轻易杀人。从历史上的对于富田事变的处理看，项英在杀人问题上是一个比较冷静的领导干部，就是因为以后和毛泽东的种种分歧，项英仍然能够遵守一个党员应该遵守的组织纪律。可惜的是因为项英属于毛泽东点名犯了错误的干部，在新四军失败的第二天，延安就马上出台了《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可见预备工作已经由来已久，也因此过去扣在项英头上的一些不实之词也比较多，像风传的他和叶挺之间的复杂关系等，我将在另一篇《叶挺．项英．毛泽东》一文中给予具体解答，此不赘。 这里讲项英、高敬亭的这段往事就是旨在说明毛泽东当时对于来自其他山头的干部还没有完全消除戒备心理，当然对于李先念也不例外，郑位三提及高敬亭的这件事也是为了告诉李先念不要给中心和毛泽东造成一种招兵买马、独立王国的印象。而李先念对此自然心领神会。李先念在工作方法上也很有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路数，例如在对四方面军的历史评价上，李和毛泽东有很大的分歧，然而，李先念并没有在公开场合下表明这种分歧，更没有背后议论长短，而是事后找到毛泽东，在私下里交换不同的看法。从后来的反冒进到第一次庐山会议，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对于上书、背后议论等形式是很反感的，相反对于当面说清楚事实则抵触相对少一些，用毛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搞公开的，不是搞秘密的。就是李先念和郑位三之间，李也充分的尊重郑位三的地位，在郑位三提出巩固方针以后，举凡举手表决时，李先念也从不唱反调，而是背后做工作，效果也不错。这些反映了李先念能够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善于处理多重同志、上下级关系的灵活的手法，这也是李后来一直比较顺畅的缘故。 李先念在抗战期间创建根据地、解放国土面积达900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浙江省。正面抗击了日寇150000多人和伪军80000多人，建立了50000多人的正规武装和300000人的民兵武装。李先念以其个人不俗的能力表现赢得了党内的认同，毛泽东亲口对龙云说过："李先念就是我们党的青年英雄。"然而，当初曾经对李先念同中心解开误会的一度代理中共中心中原局书记的郑位三却在建国以后官场蹭蹬，仅仅给予全国政协常委等虚职，1975年文革中含冤去世。 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同其他二十多位领导人一道被选举为中共中心政治局委员，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成员之一。应该说，李先念是一位党内不多见的上马治军、下马安民的军政双才。从风尘仆仆、硝烟弥漫的战场走到共和国财经领域内的管家，李先念扮演的角色是多重的，也是比较成功的。对于建国以后日益左倾的毛泽东在主管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盲干、冒进，李先念是不以为然的，李先念说："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而只能招致损失。"毛泽东因此在反反冒进的时候，对李先念曾经加以深刻的责备，毛泽东讥讽李先念是杞人忧天，一见到李先念就说："杞国人来了。"李先念则说："我不是忧天塌天下来，而是忧几亿人没有饭吃。"虽说李先念也被迫在1958年5月，和周恩来、薄一波、陈云等人一道做了违心的检讨，可是，后来在庐山会议时还是能够不计较个人得失向毛泽东坦承自己的忧心忡忡。 在大饥荒的岁月中，李先念、陈国栋、姚依林等人下到基层去做实地考察，江苏的一个农民对姚依林说："请你带话给毛主席，借一点粮食给我们吃，秋后一定归还，否则实在吃不饱，干活没劲。"李先念随即就把这一真实的情况写信给毛泽东做了反映。在同一封信中，李先念还坦率的告诉毛泽东："目前国家的粮食库存已经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1961年到1962年粮食的收支情况看，亏空达到150亿斤。"针对这些困难，李先念提出承包的建议，不过，李先念是深知毛泽东的脾气的，所以，提的比较保守，建议一年一包。虽说如此，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建国以后在经济领域中每每与自己相左的李先念，毛泽东固然不断的敲打一下他，有时候还让他当众做检讨，然而，在毛泽东看来，在政治上，李先念是紧跟的，也是一如既往的服从与忠顺，所以，尽管李先念"小错"不断，毛泽东还是逐渐把他放在更为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去。1958年5月李先念当选中共中心书记处书记，以后又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成为经济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几位 "巨头"之一。 文革起来以后，李先念也算是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里面的核心成员之一，在二月逆流中，李先念和其他几位老同志一样拍了桌子，他指责谢富治和稀泥的同时还说当时国内的大规模的逼供信是罕见的。李先念的如此发言虽说刺耳，可也有别于谭震林、陈毅那样的尖锐，因此，在处理三老四帅时，毛泽东有了区别对待。再加上李先念检查做的很好，熟悉上也很深刻，所以，毛泽东不但没有穷追不舍，反而变相的保了李先念。三老四帅中徐向前、叶剑英、李富春或者下放或者靠边站，陈毅、谭震林则被批判，唯独李先念安然在位，协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由此也可见李先念的"内功"之深厚了。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和叶剑英成为二月逆流中绝无仅有的两个继续进入中心政治局的领导人，毛泽东当时专门保了李先念，李先念很受感动，当着全体中心委员的面，做了公开检讨，至今保留的新闻纪录电影中还能看到李先念当初痛哭流涕的表态的场面。这样一来，不但毛泽东原谅了李先念，包括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人也认为李先念态度很好，言词很恳切。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以后，李先念对邓小平保持了相当的尊重，在一次会议结束以后，李先念请邓小平先走，邓不肯，坚持要李先念先走，而且还搬出了规定，这是许家屯回忆的。然而到了1975年以后，李先念居然在毛泽东面前状告了邓小平。李先念在 1975年国庆节单独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时候对毛泽东说："最近，有一些讲话我觉得味道不对，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这是徐景贤转述王洪文的亲口所言。当时的情况是毛泽东已经对邓小平有了一定程度的不满，指出对文革老同志中有一些人第一不满足，第二要算帐，矛头直接对准邓小平。以往我们都知道是毛远新最早向毛泽东做了诋毁邓小平的汇报，实际上在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中，李先念也同样做了类似的表达。 毛泽东死后，李先念开始和叶剑英有所走动，此前叶剑英因为也犯了"错误"，已经很少有人登门了，这时，李先念不仅是活动一下彼此的关系，也是进一步向叶剑英打听一些消息。然而，在叶那里，李先念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东西，直到1976年9月，还是华国锋挽留了预备外出的李先念，让他在北京再呆上一段给中心参谋参谋，具体参谋什么，华国锋也没有告诉李。直到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完成了对四人帮的逮捕以后，李先念还如蒙鼓中，他在开会的现场问叶剑英的秘书王文理："这是开的什么会吗？"然后，后来在中心统一定调子抓捕四人帮决策过程的几位领导人名单时，还是加上了李先念的名字。从而让李先念得以和叶剑英一起成为"十月春雷"的功臣。 华国锋的短暂春秋之际，李先念由于精通经济工作，成为华国锋再度冒进的先锋，也因此受到邓小平、陈云的批评，对此李先念做了一定的检讨，背后对此却并不怎么满足，后来他对来访的许家屯说："你看看，他们计划的那么大，搞了几个洋冒进了，那时还批我们。"然而，这些并没有影响李先念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在以后的胡耀邦、赵*阳事件中，李先念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建议始终能够得到最高当局的聆听和首肯。 1992年6月21日，年已83岁的李先念寿终正寝。他和毛泽东是同一年龄谢世的，他也是红四方面军中生前位置最高、荣誉最隆、信任最深的唯一一人。
"大饥荒"年代的几个省委书记
１９５８年开始的"大跃进"造成了以后三年的"大饥荒"。在三年 "大饥荒"里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各家众说纷纭。现有的大都是根据官方的人口年鉴推算的，由于推算时使用的方法不同，结论也不同，从一千万到四千万都有。所谓官方数字，其实也不是官方正式公布的数字，而是官方认可的数字。就是有人作出了统计，在官方的报纸、刊物、文件上登出来。所以实际上只是"官方认可的数字"。丁抒的《人祸》和《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对此有客观的描述。 目前，有两点是普遍公认的：一、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１年的三年 "大饥荒"里肯定饿死了不少人；二、不论总共饿死了多少人，四川、安徽、河南、山东、甘肃是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 从全国范围来说，饿死人的责任在中央、主要在老毛。中央其他负责人当然也有责任，但是，老毛的恶劣之处在于：当其他多数人都对错误有了认识的时候，老毛却文过饰非。并且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对纠正错误的人加以残酷的打击。 除了中央的责任以外，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应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们的个人责任使该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死亡率。所以，他们理应受到更多的清算。 这五个省委第一书记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这几个人，都是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的猛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甚至是罪行有些什么样的认识，又受到了什么样的惩处。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 李井泉比老毛本人还要左，其名言是："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还扣住老毛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对此当时分管农业的四川省委副书记廖志高（１９６５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 李井泉则一直未见有任何认错的表示。１９６１年，李井泉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 文革中，李井泉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绑架；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儿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实在是很惨。但是从文革至今，从未听到任何人说过李井泉的好话。参见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官方公布的安徽死亡人数是２３７万，有人推算达８００万。曾希圣搞"大跃进"积极，后来搞"包产到户"也积极。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曾希圣没有受处分，反而于１９６２年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曾希圣在安徽搞"包产到户"救人于水火，却为此受到批判。据说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期，刘少奇主持批判曾希圣，曾希圣连个椅子都没得坐，自己端把椅子参加会议。刘少奇还扬言要把曾希圣批倒、撤职、枪毙。不因为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而是为搞"包产到户"。 １９６５年，曾希圣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安徽造反派将曾希圣从四川揪回安徽批斗时，曾希圣曾说："我在一九六二年是刘少奇斗下来的。"老毛后来也证实："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要开除曾希圣党藉"、"要置他于死地"。 曾希圣死于文革中的１９６８年，至今安徽人对曾希圣仍是毁誉皆有，见徐恒足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和茆家升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读后》。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吴芝圃先是河南省长，在"大跃进"开始后以"反右倾"为名，斗倒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自己当了省委第一书记，成为第一把手。见徐明的《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一文。 河南死人最厉害是信阳地区，河南全省死亡２００万人，信阳地区就占了１００万。为此，有１３万干部受到审查，９８３人被撤职，２７５人被判刑，其中县级以上干部５０人。但是，吴芝圃却得以从轻发落：１９６１年７月，中央任命刘建勋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１９６２年４月，吴芝圃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 他自己曾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文革中吴芝圃遭揪斗，死于１９６７年。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 有关山东的"大饥荒"，王兆军的《皱纹里的声音（之一）》中有如下描述："大量的、大量的人被活活饿死！那时的山东，真可以说是饿殍遍野，尸横村巷。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舒同先生，那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当他在济南修建毛、林、周、朱的豪华宾馆时，三分之一皮包骨头的农民正陆续走向坟墓。我的村子，黑墩屯，人口从五八年的一千五百多人降到不足一千人。死去了三分之一！这些死去的人，多是得了水肿和其他因饥饿而派生的疾病……我的妹妹也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了。" １９６１年被撤销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保留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下放到章丘县任县委第一书记，１９６３年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 有关甘肃的"大跃进"和张仲良的劣行，见甘为民的《一人说谎，全省遭殃》。 张仲良在"庐山会议"上驳斥彭德怀说："你讲得不对！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去年我们搞了五万吨！难道还不是大跃进？去年我们全省粮食也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破天荒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事实上当时甘肃就有十几个县份严重缺粮，在饿死人。为此兰州军区出动大批军车从外省紧急运粮。 据说，当中央开会时，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曾对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但张仲良却硬充胖子，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 后来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了中央，中央派监察部部长钱瑛率检查团来到甘肃。１９６０年１２月张仲良被免职，汪峰任第一书记，张仲良改任第三书记。１９６５年８月，张仲良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江苏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认为他在江苏没有犯什么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为"革命干部"的身份参加革命委员会。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要将他揪回甘肃批斗，说"张仲良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张仲良便没能进入革委会，换成了彭冲。 最后，讲一个曾希圣"大炼钢铁"的龙门阵： "大炼钢铁"时曾希圣在安徽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炼钢炉"： 将一条山沟的两头用土石封口堵死，将山上的树砍一些，推下山沟，然后把铁矿石、收来的铁器推下山沟。再砍一些树推下去，再堆一些铁矿石、铁器，这样堆上三、四层，直到把山上的树砍光。然后放火将树木点燃，烧上几天。等火熄了派人下去一看，到处是烧出来的铁疙瘩、还有没烧完的树木，没烧到的铁矿石、铁器。于是调动人马，将铁疙、铁器选出来，敲锣打鼓，运到县委去报喜：炼出了多少多少吨"好钢"。 消息传到四川，不甘落后的李井泉连忙派人到安徽去考察、学习。考察的人回来把情况一汇报，连左得不能再左的李井泉都说：曾希圣真是胡搞，这个搞法四川不能学。
|
Things you can do from here:
- Subscribe to 恒甫学社 using Google Reader
- Get started using Google Reader to easily keep up with all your favorite sites
您收到此信息是由于您订阅了 Google 论坛"参考消息(G4G)"论坛。
要在此论坛发帖，请发电子邮件到 Go2group@googlegroups.com
要退订此论坛，请发邮件至 Go2group-un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更多选项，请通过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Go2group?hl=zh-CN 访问该论坛
-~----------~----~----~----~------~----~------~--~---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