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日星期五

[G4G] 亚太报道哈中边境哨所遭袭击纵火13人死

亚太报道

哈中边境哨所遭袭击纵火13人死

2012-05-31

据哈萨克斯坦新闻社五月三十一日报道，哈萨克斯坦和中国边境上的一个哨所三十一日被发现遭人放火烧毁，十二名哈萨克斯坦边防官兵和一名猎人被打死后焚尸，哈方就此袭击事件展开调查。

哈萨克斯坦新闻社报道说，该事件发生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负责守卫哈萨克斯坦和中国边境的“戈尔内”哨所。该哨所在30日没有按照规定同边防部队总部取得无线电联系，引起了哈萨克斯坦军方怀疑。

31日，当检查人员赶到该哈中边境哨所时发现，整个哨所已经几乎被大火完全烧毁。在废墟中检查人员发现了12名守卫该哨所的哈萨克斯坦边防军官兵和负责守护附近一个林场的猎人，共13个人的尸体。

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局长图尔干别克•斯塔姆别科夫上校星期四在阿斯塔纳就该事件举行了记者会。他对此案透露说：“该边防哨所在夏季应该有15名官兵驻防，目前只找到12名官兵的尸体，哈萨克斯坦安全局、军方和警方已经成立特别调查小组在出事地点展开调查，并开始寻找另外3名官兵的下落。”

据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星期四报道，哈萨克斯坦调查人员透露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这13个人是被打死之后，尸体被拖到一起焚烧的。检查人员一开始没有能够找到他们的武器。但在31日哈方称，他们的武器已经被找到。由于大火几乎将尸体、武器和哨所建筑完全烧毁，所以调查人员目前无法确认该哨所是否发生过枪战，13人死前是否遭到枪击。

对于整个哨所遭袭击，13人被打死焚尸事件的原因，哈萨克斯坦官方表示尚无确切版本，不希望在调查结果被确认前进行猜测。
但仍有俄罗斯媒体猜测说，此恶性突发事件应该同边境对面的中方有关。俄罗斯“世界24小时”新闻网31日报道说，该哈萨克斯坦边防哨所负责的中国边境地段，是中国公民偷越边境盗挖、盗采珍贵药材的活跃地区，该哨所经常为此拘捕抓获中国公民。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周人发自俄罗斯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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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G] 亚太报道宁波强拆数百警助威四川达州环卫工人罢工（组图）

亚太报道

宁波强拆数百警助威四川达州环卫工人罢工（组图）

2012-05-31

浙江宁波市中心的大世界海鲜批发市场星期二进行强制拆除，有商户不肯撤离，当局调动大批武警列方阵到场，有抗议者被抓。此外，四川达州市上千名环卫工人星期三因工资福利问题举行大罢工，导致全市臭气熏天，领导出面答复后，工人散去。

图片：当局派出大批人员强拆市场。（中国茉莉花革命网）

浙江宁波市政府周二出动大批人员，包括武警，特警到当地中心地带强制拆迁具有百年历史的大世界海鲜批发市场。数百名头戴钢盔的武警，特警在街头排成方阵，引来上千人围观，以为发生暴动。网上大量照片显示，当局出动人数规模声势浩大。

图片：警员包围市场，并在街头排成方阵。（中国茉莉花革命网）

据海外茉莉花网站说，大世界公司借款未还，抵押的市场房产被强制执行，所有的商户要限期搬离，很多商户艰苦经营多年，租约还未到期，装修费花了不少，一下子要搬走，又没有任何赔偿，多年心血付诸东流。大部分商户迫于政府压力早已搬走，仍有少数不愿搬离，结果十多人被捕，多人被警察打伤。

本台记者周四打电话给市政府询问情况，值班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不是很清楚，我是值班的。

附近大酒店的职员表示：这是知道的。

记者：当时场面是否很大？

对方：场面是很大。

记者：当时是否来了很多武警，特警？

对方：对的，我们同事说来了很多武警，很多警察。

旁边天一商场的人员对本台表示：大世界要拆，然后他们不让拆，声势很大，具体没有什么人员伤亡。

记者：好像有人被抓了？

对方:发生这种事肯定有人带头起哄的嘛，他肯定要控制住，这种被抓，被控制是很正常。被打伤了我就不知道了。也不是说一定会打人，就是把他们控制起来，省得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一起哄，天一广场这边一有事警察来的比较快，市中心这种情况闹起来影响不好的。

图片：大批警员在场戒备。（中国茉莉花革命网）

据悉，当局要求大世界的商户搬到相对偏远的地方，引起租户不满。

她说：他们要搬到另外一个市场去，那个市场现在为止看起来没有大世界好，大世界是市中心，他们租户肯定是看人流量来讲的，现在还没有拆，首先是让他们搬，他们不肯搬怎么拆呀。

此外，四川达州市的环卫工人为争工资福利周三发起大罢工，全市各街道垃圾遍地，臭气熏天，网上数张照片显示，大约上千名工人聚集在市政府门前，要求面见领导，大批警察在场戒备，直到下午领导出面答复后，工人才散去并于当晚复工。

图片：环卫工人发起罢工，全市各街道垃圾遍地。（中国茉莉花革命网）

本台记者周四打电话给市环卫处询问罢工原因，接电话的人员表示：是因为达州市有个意向，把环卫处交到下面一个区去管理，（工人）向市里反映不愿意交到区里去管理，向政府诉求嘛。

记者：交到区管理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啊？

对方：就会牵涉到工资和福利待遇问题。

记者：现在环卫工人的工资待遇是怎么样的？

对方;工作性质不一样，有的的确没达到月工资一千元。

图片：环卫工人聚集在市政府门前，要求面见领导。（中国茉莉花革命网）

政府出面答复环卫工人划到区里只是一个意向，具体还没有措施，到时会征求环卫工人同意。

据环卫工人向海外媒体表示，他们风吹日晒，雪打雨淋，做最苦最累的活，拿全市最低的工资，还处处遭受白眼，但他们从无怨言。现在物价高涨，每月不到一千元的工资，生活非常困难，而这位环卫处人员表示，一旦环卫处被划归区里，工人的工资待遇又会被减，而达州环卫工人因工资过低曾多次向政府提出增加工资诉求，但政府不理会，迫使工人以罢工抗议。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G4G] 亚太报道中国烟民3亿每年因烟草疾病致死超过1百万人

亚太报道

中国烟民3亿每年因烟草疾病致死超过1百万人

2012-06-01

中国卫生部发布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烟民超过3亿，每年因烟草疾病致死的人数超过1百万人。有专家表示，中国烟草行业政企不分是导致控烟难的关键。

5月31日是第25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卫生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的《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指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目前中国的吸烟人群已超过3亿，遭受二手烟危害的不吸烟人群约有7亿4千万人。目前中国每年因吸烟相关疾病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已超过1百万人，如对吸烟不加以控制，至2050年，中国每年死于与烟草有关疾病的人数将突破3百万人。

报告编篡人之一、北京“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吴宜群教授在“世界无烟日”当天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

“这个报告给中国现在的控烟形势作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达。控制抽烟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而且公众逐步对烟草和二手吸烟危害的认识也有所改变。但是总体上在控烟的法律政策方面，跟（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比起来，差距还是非常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年卫生部首次以一个部门发布告知烟草危害的这么一份报告，更具有权威性。”

北京作为中国控烟工作的试点地区，曾在1995年通过了中国第一个地方性控烟法规。2008年为举办“无烟奥运”，北京又以“政府令”的形式，颁布《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的规定》。但至今，相关规定执行难、执法弱的困境引起控烟组织的关注。吴宜群教授指出，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承诺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截止日期已超过一年，目前街头四处可见的吸烟现象显示出中国控烟效果不佳的状况。吴教授认为，中国控烟工作难以推进的原因与政府部门集烟草生产及控烟管理于一身的政企不分有直接关系：

“中国由于存在的体制问题，也是由于烟草业政企不分的原因，在24号那天有三家社会组织联合发布了一个主题报告，揭露并抵制中国烟草业对控烟的干扰。主要的原因是归结到政企不分，这也是我们控烟的困惑。”

中国卫生部的《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还指出，烟草烟雾中已知含有69种致癌物，同时吸烟对呼吸系统、心血管功能以及内分泌和生殖系统都存在有害的影响。但中国公众普遍对这一危害存在严重的认知误区。目前有3/4的人群不能全面了解吸烟对健康的危害；2/3的人不了解二手烟暴露的危害；同时大部分人也对“低焦油不等于低危害”的观点缺乏正确的认识。

广州第一医院的呼吸科主任医生曾军认为，中国控烟前景并不乐观，原因在于缺乏明确立法及执行处罚的支持。而主导中国控烟工作的政府必须在税收与保障公众健康之间做出选择：

“对吸烟引起的很多疾病都有介绍。但是总体来讲，第一，不系统；第二，不普及；第三，重视程度并不是很够。如果不通过立法或者不通过强有力的处罚力度的话，我觉得戒烟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假如说政府从烟草获得的利益大于投资到医疗的疾病预防方面支出的时候，它不会立法。假如某一天它的医疗投入远远超过从烟草公司获得利益的时候，我想它一定会立法，就看什么时间点了。”

北京“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吴宜群教授也认为，中国控烟的首要工作是要破除经济利益的干扰：

“烟草的危害这么严重，对中国来说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做到履约机制的问题。呼吁了四、五年了，由于烟草专卖局的反对，到现在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图形、警示在未来五年还是不放。烟草专卖局就是烟草总公司，它有什么权力说不放。另外一个就是烟草广告的促销跟赞助，烟草专卖局回函觉得法律已经够完善了，不需要修订。中国的控烟到底谁说了算？这样的履约机制不改变的话，中国控烟不可能有长足的进步。”

世界卫生组织将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定为“烟草业的干扰”。中国卫生部长陈竺在报告发布当天表示，烟草生产及消费持续增加的状况显示，吸烟在中国的危害有增无减，政府必须对烟草行业变相推销产品对抗控烟的问题进行严格监管。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

[G4G] 亚太报道中国3.5亿人口饮用水不达标

亚太报道

中国3.5亿人口饮用水不达标

2012-06-01

中国人大环资委官员指出，中国目前约有3.5亿人口的饮用水达不到安全标准，有近百个城市没有备用水源，水污染问题严重。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将从2012年7月1日起强制实施新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修订后的新标准中一项最大的变化是检测指标从 35项增加到106项。曾在中国全国多处水源地调研的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张文台最近表示，中国约有3亿农村人口和5千万城市人口的饮用水目前还达不到安全标准。中国大陆目前从源头到水厂再到水龙头的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存在污染。在张文台看来，要真正让人们喝上放心的水，国家需要从水源头，到水厂，再到水龙头三方面发力。

重庆的环保人士杨勇认为，过去20多年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很多国际知名品牌在中国开工厂，或者使用中国供应商，但是这些国际公司在环保问题上，往往用双重标准，对其供应商在中国的工厂的污染问题不闻不问，导致水源空气污染，

“经济发展快，但是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环境事故越来越多，这是在快速发展中应当引起重视和警觉的现象。”

中国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张文台还指出，中国水源地面临的问题，一是湿地萎缩，萎缩后的湿地失去自我净化能力。湿地萎缩主要由滥开荒种地造成。二是水资源枯竭会造成水源地的水源不充足。三是森林被破坏失去涵养水源的能力。四是水源地附近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企业排污污染水源地。

中国民间环保人士杨勇建议，中国中央政府加大投资，退耕还林，保护和恢复湿地，确保水源安全，并关闭水源地附近的“三高”污染企业，敦促国际品牌公司加强对中国供应商污染问题的监督，

“制度的建设和法律的执行非常重要。虽然有很多法律，但是政府在这方面发挥职能作用还不够，所以制度的建设包括政府职能的发挥。第二是公民的有效参与。公民的有效参与的前提就是公开透明，另外公民监督的权力以及公民自觉监督的义务，这些都需要来推进的。”

杨勇介绍说，今年4月《自然之友》等5家环保机构对中国纺织业的调查显示，中国纺织业的纤维加工量约占全球50%，纺织业每年产生的近25亿吨废水和其它污染物，污染了中国的河流、湖泊、海洋，甚至土壤和地下水。

中国近年来水污染事件频发， 2012年年初，中国就发生了两起环境污染事件。先是位于广西的龙江发生了镉污染事件，威胁了柳州市的饮用水安全。随后，江苏镇江2月初又发生了苯酚污染城市水源地事件。这两起事件因为威胁到柳州、镇江等数座城市居民的饮水安全而备受关注。
四川成都的民间环保人士杨欣认为，中国近年的突发性水污染事件有增加趋势，给各级政府敲响环保警钟，各级政府应鼓励社区和民间环保组织发挥作用，对污染企业加强监督，

“政府应该要求这些企业公开数据，让老百姓、让非政府组织（ＮＧＯ）来监督。同时，如果再进一步的话，作为品牌商也公开他们的产业链，他们的产品到底是从哪些厂里来的，也便于社会公众进行监督。”

杨欣还建议，中国各级政府环保部门对污染企业应强化监管，扩大信息公开，并以市场化手段引导企业节能降耗。消费者也应该关注厂商的环境表现，以绿色消费带动绿色生产。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G4G] 亚太报道杭州惊现“卖肾基地” 1颗肾的行价为3.5万元

亚太报道

杭州惊现“卖肾基地” 1颗肾的行价为3.5万元

2012-06-01

杭州市警方近日根据举报捣毁一个非法出售人体器官的地下窝点，前面已有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在湖南被抓获，窝点重点30名器官供应者受到警方保护。

广州的《南方都市报》5月31日报道，目前，杭州市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进一步审理，并已成立专案组调查这起案件，案件涉及的30多名肾源供体已被警方保护。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分局官方微博就此发布消息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七条规定，公布所反映的团伙行为涉嫌组织贩卖人体器官的罪行，现已组织分局刑侦大队和辖区派出所组成专案组全力开展侦查工作。

报道说，杭州这个非法肾源供养基地，从外表看一切正常，但里面却住着一群急切希望卖掉自己肾脏的年轻人。1颗健康成年男子的肾，中国国内统一的价格为3.5万元。卖肾的年轻人，目的是还债，也有人是因为嫌打工赚钱慢而想卖肾。

这起案件是因举报破获的。据1名微博名为“山姆哥”的中国网民透露，他在这个“卖肾基地”当卧底已经15天，目前“卖肾车间”里有30余名供体，其中3名供体正发往昆明、广州等地下肾脏移植点途中。他在28日上午8点半左右向警方举报。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医学专家胡宗义就此表示，首先卖肾是非法的，但中国仍存在这种非法生意；其次，到这种不符合医疗条件的地下机构去出卖肾脏的人一般身体也不会很健康，因此移植来自这种地方的肾脏移植手术也不会很安全：

“想一想什么样的人可能会做这种事儿呢？他在乎钱到这个地步了，除非是一个赌徒。这种人很有可能身体不健康吸毒的人，能不能用他的肾还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医院规定也是不允许卖肾的。除非是那种地下的地方，地下的地方做这种事情完全是拿生命做赌注了。一个大活人把肾捐给别人，在中国社会极少吧，很多亲人都不愿意，何况是一个不相识的人。卖肾本来是非法的，所以说不能通过正规渠道做这种买卖。这在哪里都不允许。这种地下的买卖它就不能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很多事情你是没有保障的，实际上就是拿着自己的生命作赌注。而且很多这种人到了绝望的地步，你就可以想象到什么程度才会绝望。身体很可能是不健康的，根本就不能用这些人的肾。”

《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说，中国大陆每年有近100万依靠透析维持生命的肾病患者。过去一年，中国合法进行的肾移植手术不足4000例，巨大的需求导致地下卖肾中介兴起，他们搭建非法网络，从中牟取暴利。据中国卫生部的统计数据，1993年至今，中国大陆共实施了59540例肾移植手术，6125例肝移植和248例心脏移植手术，器官移植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仅去年一年，肝移植手术就达2700多例，肾移植手术近6000例；加之骨髓移植、角膜移植以及其他脏器的移植手术，中国大陆全年的器官移植手术已近万例。

中国在器官移植临床数量的排名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但是，多年来，中国最大的器官供应源一直是死囚。因此，中国医学界一直无法说明器官移植手术的供体来源，也导致这方面信息不透明，以及中国回避参与有关器官捐赠等伦理问题的国际讨论。因此，当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2011年7月举行的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首次承认，目前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时，就引起轩然大波。

美国民间机构“劳改研究基金会”的负责人吴弘达，对中国的摘取死囚器官的做法做了多年的调查和揭露，他说：

“死囚犯的器官被无缘无故的摘取去牟利，这个已经三十多年了。在这以前是因为医学方面不够发达，所以没有做器官移植。但是死囚犯的器官和尸体大量的被医学院拿去做实验等。后来医学发展了，可以作为器官移植了，大量的死囚犯就被作为器官移植的来源。我们劳改基金会从九十年代就揭发了这个事情，大量的死囚犯给枪毙，但是实际上在死囚犯并没有死亡的情况下已经给他们摘掉了器官。中国的大部分的器官来源是死囚犯。中国卫生部的副部长王捷夫在2006年召开的国际器官移植的会议上承认了中国目前的器官移植的器官主要是来自于死囚犯。最近的又一次会议上，又讲死囚犯的器官是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中国是第二大的器官移植国家，有一万三千多个例子，百分之九十五是从死囚犯来的。杀人无数了。全世界把伊拉克、伊朗、阿富汗等等国家所有的死刑犯全加起来都比中国一个国家要少。”

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技术的突破，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以每年超过1000例的速度增加。1993年到2002年的十年间，中国肾移植的增长率为322％，中国呈现出一个潜在且庞大的器官移植市场，但器官移植所需供体来源不足，供需矛盾突出。中国卫生部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约有150万尿毒症病人。如果以发达国家肾移植的比例测算，中国肾移植的需求每年为5万例，而目前每年实际手术仅6000例。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G4G] 亚太报道杨琨：中国又一位银行高官出事

亚太报道

杨琨：中国又一位银行高官出事

2012-06-01

中国农业银行第一副行长杨琨近日被中纪委带走进行官方所说的“协助调查”.杨琨这位看起来前程似锦的银行高官究竟为什么被调查？

说在中国农业银行已经工作近30年，今年53岁的杨琨前程似锦是因为此前他一直被外界的业内人士视为是未来所谓 “三长”，即董事长、行长和监事长的重要候选人。中国有媒体报道说，杨琨被中纪委带走协助调查与北京发生的一家房地产企业家赌博事件有关，他的一位亲属近期也已经被带走接受调查。北京中国洞察事务监督网主编光远表示，杨琨被查肯定事出有因：

“在共产党内部只要找你调查一般的党内斗已经掌握了你很多你腐败的问题了，要不它不会调查你的。他有针对性的调查谁不调查谁。他肯定是有问题的。”

中国财新网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杨琨的问题疑点多多，中纪委的调查将会逐步解答这些疑点。天津维权人士王忠祥表示，杨琨虽然是中国国有银行股改之后被调查的最高级别银行官员，但在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闻:

“这算什么新闻，薄熙来突然都被抓起来，都被控制起来，所以这不算新闻。因为他现在的腐败程度已经很严重了，而且他们这些掌握权力的官员当中，似乎违法犯罪是很正常的事情。他们滥用权力敢于超越法律的那种程度是我们简直难以想象的。我们对照法律的话，老百姓都知道这种事情不能干，是很严重的违法乱纪。但是他们照干不误。这种事情太多了。 ”

5月10号抵达美国研习法律的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近日在美国《纽约时报》上撰文表示，中国政府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官员无法无天，中国不缺法律，缺的是法治。光远认为，腐败在中国社会中已经成为一种风气，高官贪腐有过之而无不及:

“像这种高官的贪污腐败触及到各个领域。中国的官，只要你拿出一个来，你仔细的调查他都有腐败的情况。现在是无官不贪。他不贪就不与时俱进了，他的官儿就做不成了。现在从工人、百姓只要有一点权力的人都贪。所以从穷老百姓到当官的有一点儿利大伙全得贪。现在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杨琨究竟有没有贪腐问题，现在中纪委不说，外界只有揣测和推断。以下王忠祥的推断给了我们不少“可能”的答案：

“我作为一个贫民百姓有的事是不了解不掌握。但是我可以合理地推断。它有很多案子是选择性地办案，它不是依据法律的标准去打击犯罪，惩罚犯罪人，而是可能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可能他的上级对他不满意了，可能民愤太过于暴露了，就说这事实太过于暴露了，没有办法掩盖了，造成了太大的危害，都是这样一种结果。”

盘点近十多年间的中国银行业，出事的高官不在少数。例如，两年前因受贿罪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被判死缓，2006年因受贿罪判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张恩照被判15年徒刑， 2005年因贪污罪原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刘金宝被判死缓， 2003年因受贿罪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王雪冰被判12年徒刑。难怪，中国凯迪社区网站有网友针对杨琨被调查一事在网上跟贴说：一查个个都一样。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G4G] 亚太报道王健林：与薄熙来无私交从未行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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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与薄熙来无私交从未行贿

2012-06-01

中国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近日接受海外媒体专访，否认自己与薄熙来有私人关系。王健林还表示，尽管在中国，没有几家企业敢公开说“从没行贿”，但是他保证，万达集团是靠市场发展的。

中国大连万达集团今年5月21号斥资26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二大电影院线运营商AMC，这笔中国民营企业在美国的最大收购，使得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今年4月份被停职的原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1993-2000年间曾任大连市长。被称为薄熙来金主的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 3月中旬失踪后，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他是因涉嫌经济案件被相关部门控制，互联网上则有传闻说，包括徐明、王健林在内的许多大连知名商人因卷入薄熙来案而被问话和受到调查。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5月27号刊登了对王健林的专访，题目是《具有国际眼光的建设者》。报道说，王健林身家在中国排名第六，大连万达在中国家喻户晓，价值350亿美元，开发的商住两用“万达广场”遍布中国60多个城市。现在，王健林开始走向国际，不过，王健林要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取得跟中国国内同样的成功，难度可能会很大，因为王健林的发家史体现出过去30年间中国的迅猛发展，以及这个国家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密切的政商关系。

报道说，王健林认为，万达集团能成长起来，是因为他总在设法绕过一些限制。他也承认，在部队期间建立起来的关系网也有助于他的房地产事业，因为房地产和政府打交道比较多。王健林打过交道的官员之一是曾任大连市长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王健林表示，他和薄熙来很熟悉，但他们是工作关系，没有任何私人关系。虽然王健林是一名中共党员，并担任人大代表，但他对资本主义和按规则办事深信不疑。王健林说，“在中国，没有几家企业敢公开说‘从没行贿’，没有几家敢说完全照市场规则经营。但是我们敢打包票：万达增长只靠市场。”

现居加拿大的前香港《文汇报》记者姜维平，曾在驻大连工作期间与王健林有过多次接触。对于王健林“万达增长只靠市场”的保证，姜维平评论说，

“王健林在大连主导下的万达集团应该讲是　和薄熙来在大连当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至于说他跟官员有没有金钱的问题，我想这件事情王健林自己最清楚。现在是非常敏感的时期，作为王健林我还是要劝他低调一点比较好。因为中共的权力斗争难免涉及到企业家，因为王健林现在无论怎么样为自己辩白，他也承认没有薄熙来的支持他的事业不可能发展到今天。最初他搞的房地产，薄熙来拨给他的地皮价格是很便宜的，后来薄熙来当了商务部长，王健林的事业跟着薄熙来的脚后在商务部的业务范围内那真是大展拳脚。谁都可以看到的。”

美国纽约的美华科技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谢家叶认为，在中国，政府权力渗透到各个领域，包括王健林在内的商人，不可能完全靠市场来实现企业的增长。

“尤其是房地产商人，他的发展绝对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他要地需要靠政府，他要项目也要靠政府，批文也要靠政府，质量检查，各方面的材料和部门各个方面都需要政府。他怎么可能说跟政府一点没关系，完全是按市场经济办事呢。”

报道说，王健林认为，和20世纪80年代他起家时那段混沌的时期相比，现在的中国更难出现企业家，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经济增长的快慢，而是企业家精神的流失，现在很多人没有创业的勇气，而且创业的环境也越来越有利于大公司发展，不利于小的公司的创业家的出现。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还说，王健林对许多中国商界人士决定卖掉企业、移民海外的行为，持批评态度。王健林表示，当大多数企业家都不再有奋斗精神，都卖掉公司去享受的话，那这个国家就完蛋了。姜维平认为，从王健林的发家史可以看出，中国的商人要想发达，就必须与官员搞好关系，而这种官商互相帮忙很容易造成经济上的违法问题，一旦有官员在政治斗争中失势，受到整肃，与之关系密切的商人也必然受到牵连。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中国商人普遍缺乏安全感，于是纷纷移民海外。姜维平认为，王健林斥巨资收购美国AMC集团，也反映了他内心的恐惧，所以才把资金向海外转移。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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