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自由的發展其實是倒退 2014-11-07 01:34:14
沒有自由的發展其實是倒退
--陳志武《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
余傑
中國人文及政治題材作家（小說家、評論家、散文家），積極參與中國人權活動並公開表達自己觀點。代表作品：《火與冰》《鐵屋中的吶喊》《劉曉波傳》…等。
沒有自由的發展其實是倒退
在少數受到西方學界承認的華裔經濟學家中，陳志武是更少數的掙脫民族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束縛，敢於說出中國真相的人。（網路資料）
有些人甚至進而提倡那種更嚴厲的政治體制——否定基本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因為據說那樣能促進經濟發展（即「李光耀命題」）。事實上，全面的國際比較從來沒有證明這一命題，也幾乎找不到證據表明權威主義政治確實有利於經濟的增長。大量的實證證據表明，經濟增長更多地與友善的經濟環境而不是嚴厲的政治體制相容。
阿瑪蒂亞·森
近年來，中國模式、大國崛起、北京共識等說法，不僅在中國的官方媒體和網絡上甚囂塵上，而且在西方的媒體、學界和政界也成為熱門話題。據追蹤傳統媒體與網絡媒體新聞報導的美國「全球語言監測機構」調查，中國是過去十年最被廣泛閱讀的題材。但是，在黃禍論與崩潰論，在張牙舞爪的大紅龍與笑容可掬的熊貓之外，關於中國議題的真正清醒、敏銳、理性的觀察和分析並不多。長期執教於耶魯大學金融系的華裔經濟學家陳志武將關於中國的評論結集爲《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一書，書中部分單篇文章曾經在中國的媒體上發表過，但當集合成一本的時候，卻無法在中國正式出版。這個怪異現象本身就是對中國模式這個概念的否定性的註腳。
陳志武在中國中部湖南省的農村長大，在少年時代就親眼看到農民在自留地上拼命苦幹，在集體地上盡量偷懶的場景，這是暴風驟雨式的政治運動無法改變的人性的本質。那個時期，他也看到了政治力量如何摧毀自然、行政管制如何閹割人的本能。一九八六年赴美留學之後，他又看到一個嶄新的世界，由此重新梳理此前的信念和認識。在少數受到西方學界承認的華裔經濟學家中，陳志武是更少數的掙脫民族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束縛，敢於說出中國真相的人。
是「中國模式」，還是「西方模式」？
中國政府對鄧小平執政以來持續三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而洋洋得意，並開始將中國模式作為一種「軟實力」對外輸出和行銷。陳志武卻用最爲通俗易懂的語言，解釋了所謂的「改革開放」其實並沒有多麽了不起：「簡單地把老百姓手腳放開，釋放人要生存、要過更好日子的本性，這就是中國過去三十年來各方面新政策的主要原則，也恰恰因為這一『釋放自由』的政策主旋律，等在中國門口數十年的全球化力量也能進入中國，讓中國社會最終能儘情分享發展了兩個世紀的工業革命和全球貿易秩序的好處。」也就是説，「改革開放」並不能證明中國政府有多麽聰明睿智、英明神武，它只是表明在毛時代末期百廢待興的情形之下，鄧小平選擇了一種少幹些壞事的政策而已。對於一個幹了太多壞事的政權而言，我們不能因為它少幹一些壞事就對它感恩戴德。換言之，綁匪解開了人質被捆綁的手腳，並不意味著綁匪就不再是綁匪了。
與冷戰時代被隔絕在鐵幕背後的蘇聯及東歐共產集團不同，中國一邊實行一黨獨裁的政治制度，一邊卻巧妙地嵌入經濟全球化體系之中，也就是搭上了資本主義的便車。與亞洲四小龍所依賴的「外生型的增長模式」一樣，中國的發展並非「例外」，陳志武指出：「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驗證了『自由促進發展』的道理，中國的經歷沒有偏離其他國家的實踐所證明的規律。適合其他國家發展的制度同樣也適合於中國，人性是沒有東西方之分，也沒有中國人和外國人之分。」
作為中國政府的辯護士及利益共用者的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中國擁有得天獨厚的「後發優勢」，也就是通過模仿、通過引進非常成熟的技術，讓中國能夠比原來更加充分地利用廉價勞動力，變成世界工場。對此，中國學者秦暉諷刺性地概括爲「低人權優勢」。而在陳志武眼中，「中國通過忽視人權狀況和勞工條件、不計環境汙染所造成的成本來發展經濟」，其實是「後發劣勢」——這也是英年早逝的經濟學家楊小凱最早提出來的一個概念。
表面上看，中國成功地挑戰了普世價值，走出了一條沒有民主、憲政、法治，經濟反倒發展得更好的路子，甚至試圖讓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但是，沒有民主、憲政、法治，或許對初級階段的製造業、加工業不會造成致命影響，卻無法促成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服務業等「契約性經濟」的發展，並建立知識產權體系。美國學者、商人譚寶信在《跛腳巨人》一書中舉中國汽車工業爲例指出，中國超過美國成了世界第一的汽車消費市場，但中國的汽車工業由於缺乏創新能力，沒有一個汽車品牌有全球性的競爭能力，沒有一輛中國汽車取得在美國的銷售許可證。美國諮詢業者博斯公司二零一四年説：「嘗試建立一個高競爭力、世界級中國汽車產業的工業政策已經存在數十年，基本上它已失敗。」
中國的汽車產業和其他產業的危機，不能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來治療，所有問題最終都指向共產黨的體制。如今不能繼續沈溺在「後發優勢」的幻想中，而必須承認「後發劣勢」的事實。然而，當政者寧願重用林毅夫這樣毫無良知的「害蟲」，也不願傾聽來自陳志武的良藥苦口的忠告：「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錯過了好幾次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制度改革的機會，中國經濟要持續增長的話，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錯過的改革機會現在要補回來，在中國盡早完成那些必要的憲政民主制度改革，以糾正『後發劣勢』。」
中國傳統文化為什麼不支持資本主義精神？
陳志武在本書的第二編中，用三篇長文《對儒家文化的金融學反思》、《古代王朝的週期性興衰》和《中國人為什麼勤勞而不富有？》來探尋「中國傳統文化不支持資本主義精神」的原因。這是一個韋伯式的命題，並非中國問題專家的韋伯專門寫過一本名為《儒教與道教》的書來驗證自己的結論。或許在史料的細節上存在若幹疏誤，但韋伯的結論——儒家與道教中並不具備新教倫理中的支持資本主義的因素——是可靠的。
陳志武的專長在於金融領域，他卻不單單是一名數學家式的經濟學家，而更像是一名思想家式的經濟學家——在這一點上，他所師法的對像是被譽為「經濟學良心的肩負者」的阿瑪蒂亞·森，他的這本文集也沿著阿瑪蒂亞·森的《以自由看待發展》的思路展開。
陳志武認為，未來決定一個國家經濟模式成敗的決定性因素，不再是傳統的農業和工業，而是以金融業爲核心的服務業。但是，中國傳統文化卻不支持以金融業爲核心的服務業的發展。中國沒有像西方那樣有組織系統的宗教，中國人的生命觀是非理性的，大眾的精神世界受迷信的支配。而且，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侷限在家庭和血緣關係之中，中國的等級結構不以個人權利但以名份界定。所以，陳志武得出的結論是：如果一個國家的金融市場不夠發達，它想鼓勵個人主義也不可能實現；反之，一個缺乏個人主義的、盛行集體主義的國家，金融市場也不可能發達。
陳志武否定了某些新儒家人士「用中華文明整合世界」的奇思妙想，習近平卻如獲至寶地當作救命稻草。習近平上臺後，看到「後發劣勢」帶來的危機日漸發酵，不得不尋找解決此一危機的方法。不過，他找到的方法不是陳志武的建議——如果那樣做，他和他的黨將喪失對權力的絕對壟斷；所以，習近平選擇了一條看似安全的「回頭路」。《紐約時報》記者儲百亮在題為《習近平治國論政兼用中國諸子百家》的評論文章中指出，與幾位前任相比，習近平追溯的過去要久遠得多，他挖掘了古代治國術的豐富寶藏，以獲得支持和指導。習近平稱，自己的政策根植於中國傳統的秩序和美德。習近平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說，傳統文化「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共產黨鼓勵復興傳統，急於讓民眾抵制西方自由思想的腐蝕，他們認為這些墮落思想是造成混亂的原因。教育部在下發指導綱要，要加強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共產黨宣傳部門稱，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一部分。然而，中國的傳統文化已經失去了農業社會的經濟基礎，也缺少實現「現代轉化」的可能性，習近平向孔夫子尋求智慧的做法宛如飲鴆止渴。
重走「大政府主義」的老路，是一條窮途末路
從胡溫到習李這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政策有了重要的變化和調整：所有的政策和資源都向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傾斜，竭盡全力讓國企特別是央企「做大做強」。若幹航空母艦式的央企，依靠其絕對的壟斷地位，進入了世界五百強的行列。而從八十年代初期一直到江澤民時代，蓬勃發展的民營企業或私有企業，則受到限制和擠壓，比如活力四射的「溫州模式」如今已然風光不再。在這一經濟政策的背後，是一種「大政府主義」的思路，是一種變形的、升級版的計劃經濟，比起拖累歐洲經濟長期不振的凱恩斯主義來更是糟糕一百倍。
近年來，中國的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保障不僅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得到改善，反倒越來越惡化。中國走入了一條「沒有自由的發展就是倒退」的死胡同。在中國，經濟從來不是一個獨立的部門，經濟必須爲政治服務——在官方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破產的背景下，經濟的強勁增長爲中共政權提供了惟一的統治合法性的說辭。執政黨出於恐懼，拼命地掌控權力，也包括在經濟層面的壟斷。幾乎所有國民經濟的命脈，如電力、煤炭、石油、電信、軍工等領域，都被數十個太子黨家族瓜分。這些利益集團不願出讓已握在囊中的巨額財富，而且還要繼續掠奪。於是，中國的經濟就被這些利益集團綁架了。大型國有企業以及那些太子黨控制的半私有的企業，如同一群貪婪的吸血蟲，逐漸耗盡中國所剩無幾的資源。
對此，陳志武再次發出忠告，人們不能忘記，此前三十年中國經濟的活力所在，包括提供最多就業機會的，不是那些門面光鮮的國有企業，而是那些民營的經濟部門：「簡單地釋放自由就能帶來經濟繁榮，如此之快地提高生活水準，這當然是奇跡，但這是『自由』的奇跡，不是『大政府主義』的奇跡。」但是，當國有企業「貪天功爲己有」、而民營企業在體制內部找不到代言人的時候，誰也沒有膽量推動新的經濟政策，新一輪經濟危機的苗頭就出現了。
若沒有制度保障，中國很難完成從勞動密集型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轉化和提升。美國學者譚寶信指出，從很多國家得到的數據都顯示，最好的創新來自私人部門的研究與發展，而非來自政府。官僚最終無法猜透製造商和消費者之間無數的互動關係。因而，中國要建立創新的經濟、建立品質和富於想像力的信譽，以及培養知識的全球領導地位，就必須改革政治體制，容忍具有批判性的思考。但是，從目前的情形來看，習近平政權並不打算這樣做。
--陳志武《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
余傑
中國人文及政治題材作家（小說家、評論家、散文家），積極參與中國人權活動並公開表達自己觀點。代表作品：《火與冰》《鐵屋中的吶喊》《劉曉波傳》…等。
沒有自由的發展其實是倒退
在少數受到西方學界承認的華裔經濟學家中，陳志武是更少數的掙脫民族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束縛，敢於說出中國真相的人。（網路資料）
有些人甚至進而提倡那種更嚴厲的政治體制——否定基本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因為據說那樣能促進經濟發展（即「李光耀命題」）。事實上，全面的國際比較從來沒有證明這一命題，也幾乎找不到證據表明權威主義政治確實有利於經濟的增長。大量的實證證據表明，經濟增長更多地與友善的經濟環境而不是嚴厲的政治體制相容。
阿瑪蒂亞·森
近年來，中國模式、大國崛起、北京共識等說法，不僅在中國的官方媒體和網絡上甚囂塵上，而且在西方的媒體、學界和政界也成為熱門話題。據追蹤傳統媒體與網絡媒體新聞報導的美國「全球語言監測機構」調查，中國是過去十年最被廣泛閱讀的題材。但是，在黃禍論與崩潰論，在張牙舞爪的大紅龍與笑容可掬的熊貓之外，關於中國議題的真正清醒、敏銳、理性的觀察和分析並不多。長期執教於耶魯大學金融系的華裔經濟學家陳志武將關於中國的評論結集爲《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一書，書中部分單篇文章曾經在中國的媒體上發表過，但當集合成一本的時候，卻無法在中國正式出版。這個怪異現象本身就是對中國模式這個概念的否定性的註腳。
陳志武在中國中部湖南省的農村長大，在少年時代就親眼看到農民在自留地上拼命苦幹，在集體地上盡量偷懶的場景，這是暴風驟雨式的政治運動無法改變的人性的本質。那個時期，他也看到了政治力量如何摧毀自然、行政管制如何閹割人的本能。一九八六年赴美留學之後，他又看到一個嶄新的世界，由此重新梳理此前的信念和認識。在少數受到西方學界承認的華裔經濟學家中，陳志武是更少數的掙脫民族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束縛，敢於說出中國真相的人。
是「中國模式」，還是「西方模式」？
中國政府對鄧小平執政以來持續三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而洋洋得意，並開始將中國模式作為一種「軟實力」對外輸出和行銷。陳志武卻用最爲通俗易懂的語言，解釋了所謂的「改革開放」其實並沒有多麽了不起：「簡單地把老百姓手腳放開，釋放人要生存、要過更好日子的本性，這就是中國過去三十年來各方面新政策的主要原則，也恰恰因為這一『釋放自由』的政策主旋律，等在中國門口數十年的全球化力量也能進入中國，讓中國社會最終能儘情分享發展了兩個世紀的工業革命和全球貿易秩序的好處。」也就是説，「改革開放」並不能證明中國政府有多麽聰明睿智、英明神武，它只是表明在毛時代末期百廢待興的情形之下，鄧小平選擇了一種少幹些壞事的政策而已。對於一個幹了太多壞事的政權而言，我們不能因為它少幹一些壞事就對它感恩戴德。換言之，綁匪解開了人質被捆綁的手腳，並不意味著綁匪就不再是綁匪了。
與冷戰時代被隔絕在鐵幕背後的蘇聯及東歐共產集團不同，中國一邊實行一黨獨裁的政治制度，一邊卻巧妙地嵌入經濟全球化體系之中，也就是搭上了資本主義的便車。與亞洲四小龍所依賴的「外生型的增長模式」一樣，中國的發展並非「例外」，陳志武指出：「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驗證了『自由促進發展』的道理，中國的經歷沒有偏離其他國家的實踐所證明的規律。適合其他國家發展的制度同樣也適合於中國，人性是沒有東西方之分，也沒有中國人和外國人之分。」
作為中國政府的辯護士及利益共用者的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中國擁有得天獨厚的「後發優勢」，也就是通過模仿、通過引進非常成熟的技術，讓中國能夠比原來更加充分地利用廉價勞動力，變成世界工場。對此，中國學者秦暉諷刺性地概括爲「低人權優勢」。而在陳志武眼中，「中國通過忽視人權狀況和勞工條件、不計環境汙染所造成的成本來發展經濟」，其實是「後發劣勢」——這也是英年早逝的經濟學家楊小凱最早提出來的一個概念。
表面上看，中國成功地挑戰了普世價值，走出了一條沒有民主、憲政、法治，經濟反倒發展得更好的路子，甚至試圖讓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但是，沒有民主、憲政、法治，或許對初級階段的製造業、加工業不會造成致命影響，卻無法促成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服務業等「契約性經濟」的發展，並建立知識產權體系。美國學者、商人譚寶信在《跛腳巨人》一書中舉中國汽車工業爲例指出，中國超過美國成了世界第一的汽車消費市場，但中國的汽車工業由於缺乏創新能力，沒有一個汽車品牌有全球性的競爭能力，沒有一輛中國汽車取得在美國的銷售許可證。美國諮詢業者博斯公司二零一四年説：「嘗試建立一個高競爭力、世界級中國汽車產業的工業政策已經存在數十年，基本上它已失敗。」
中國的汽車產業和其他產業的危機，不能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來治療，所有問題最終都指向共產黨的體制。如今不能繼續沈溺在「後發優勢」的幻想中，而必須承認「後發劣勢」的事實。然而，當政者寧願重用林毅夫這樣毫無良知的「害蟲」，也不願傾聽來自陳志武的良藥苦口的忠告：「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錯過了好幾次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制度改革的機會，中國經濟要持續增長的話，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錯過的改革機會現在要補回來，在中國盡早完成那些必要的憲政民主制度改革，以糾正『後發劣勢』。」
中國傳統文化為什麼不支持資本主義精神？
陳志武在本書的第二編中，用三篇長文《對儒家文化的金融學反思》、《古代王朝的週期性興衰》和《中國人為什麼勤勞而不富有？》來探尋「中國傳統文化不支持資本主義精神」的原因。這是一個韋伯式的命題，並非中國問題專家的韋伯專門寫過一本名為《儒教與道教》的書來驗證自己的結論。或許在史料的細節上存在若幹疏誤，但韋伯的結論——儒家與道教中並不具備新教倫理中的支持資本主義的因素——是可靠的。
陳志武的專長在於金融領域，他卻不單單是一名數學家式的經濟學家，而更像是一名思想家式的經濟學家——在這一點上，他所師法的對像是被譽為「經濟學良心的肩負者」的阿瑪蒂亞·森，他的這本文集也沿著阿瑪蒂亞·森的《以自由看待發展》的思路展開。
陳志武認為，未來決定一個國家經濟模式成敗的決定性因素，不再是傳統的農業和工業，而是以金融業爲核心的服務業。但是，中國傳統文化卻不支持以金融業爲核心的服務業的發展。中國沒有像西方那樣有組織系統的宗教，中國人的生命觀是非理性的，大眾的精神世界受迷信的支配。而且，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侷限在家庭和血緣關係之中，中國的等級結構不以個人權利但以名份界定。所以，陳志武得出的結論是：如果一個國家的金融市場不夠發達，它想鼓勵個人主義也不可能實現；反之，一個缺乏個人主義的、盛行集體主義的國家，金融市場也不可能發達。
陳志武否定了某些新儒家人士「用中華文明整合世界」的奇思妙想，習近平卻如獲至寶地當作救命稻草。習近平上臺後，看到「後發劣勢」帶來的危機日漸發酵，不得不尋找解決此一危機的方法。不過，他找到的方法不是陳志武的建議——如果那樣做，他和他的黨將喪失對權力的絕對壟斷；所以，習近平選擇了一條看似安全的「回頭路」。《紐約時報》記者儲百亮在題為《習近平治國論政兼用中國諸子百家》的評論文章中指出，與幾位前任相比，習近平追溯的過去要久遠得多，他挖掘了古代治國術的豐富寶藏，以獲得支持和指導。習近平稱，自己的政策根植於中國傳統的秩序和美德。習近平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說，傳統文化「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共產黨鼓勵復興傳統，急於讓民眾抵制西方自由思想的腐蝕，他們認為這些墮落思想是造成混亂的原因。教育部在下發指導綱要，要加強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共產黨宣傳部門稱，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一部分。然而，中國的傳統文化已經失去了農業社會的經濟基礎，也缺少實現「現代轉化」的可能性，習近平向孔夫子尋求智慧的做法宛如飲鴆止渴。
重走「大政府主義」的老路，是一條窮途末路
從胡溫到習李這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政策有了重要的變化和調整：所有的政策和資源都向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傾斜，竭盡全力讓國企特別是央企「做大做強」。若幹航空母艦式的央企，依靠其絕對的壟斷地位，進入了世界五百強的行列。而從八十年代初期一直到江澤民時代，蓬勃發展的民營企業或私有企業，則受到限制和擠壓，比如活力四射的「溫州模式」如今已然風光不再。在這一經濟政策的背後，是一種「大政府主義」的思路，是一種變形的、升級版的計劃經濟，比起拖累歐洲經濟長期不振的凱恩斯主義來更是糟糕一百倍。
近年來，中國的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保障不僅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得到改善，反倒越來越惡化。中國走入了一條「沒有自由的發展就是倒退」的死胡同。在中國，經濟從來不是一個獨立的部門，經濟必須爲政治服務——在官方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破產的背景下，經濟的強勁增長爲中共政權提供了惟一的統治合法性的說辭。執政黨出於恐懼，拼命地掌控權力，也包括在經濟層面的壟斷。幾乎所有國民經濟的命脈，如電力、煤炭、石油、電信、軍工等領域，都被數十個太子黨家族瓜分。這些利益集團不願出讓已握在囊中的巨額財富，而且還要繼續掠奪。於是，中國的經濟就被這些利益集團綁架了。大型國有企業以及那些太子黨控制的半私有的企業，如同一群貪婪的吸血蟲，逐漸耗盡中國所剩無幾的資源。
對此，陳志武再次發出忠告，人們不能忘記，此前三十年中國經濟的活力所在，包括提供最多就業機會的，不是那些門面光鮮的國有企業，而是那些民營的經濟部門：「簡單地釋放自由就能帶來經濟繁榮，如此之快地提高生活水準，這當然是奇跡，但這是『自由』的奇跡，不是『大政府主義』的奇跡。」但是，當國有企業「貪天功爲己有」、而民營企業在體制內部找不到代言人的時候，誰也沒有膽量推動新的經濟政策，新一輪經濟危機的苗頭就出現了。
若沒有制度保障，中國很難完成從勞動密集型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轉化和提升。美國學者譚寶信指出，從很多國家得到的數據都顯示，最好的創新來自私人部門的研究與發展，而非來自政府。官僚最終無法猜透製造商和消費者之間無數的互動關係。因而，中國要建立創新的經濟、建立品質和富於想像力的信譽，以及培養知識的全球領導地位，就必須改革政治體制，容忍具有批判性的思考。但是，從目前的情形來看，習近平政權並不打算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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