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31日星期四

[G4G] 史洪愿:农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

史洪愿:农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

【大纪元2013年10月21日讯】69.共产党领导下农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

中共一贯宣称,在“万恶的旧社会”,广大农民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过着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他们才真正第一次翻身当家做了主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事实远不是它吹嘘的这样。正如一位线民说的:“帮共产党打天下的是农民,死的是农民,苦的是农民。共产党掌权后饿死的是农民,受苦的还是农民。”

老实巴交的“泥腿子们”做梦也没想到,靠他们起家做大的中共夺得江山后立刻就毫不留情地抛弃了他们。半个多世纪来,广大中国大农民虽然用自己的劳动血汗养活了中共各级政权和大大小小的官僚,自己却一直与贫苦为伍,在政治上更是备受独裁政府的压迫,不仅享受不到平等的公民权利,文化教育权利低下,而且没有迁移的自由,始终是中国社会“弱势中的弱势群体”。

一.经济上受尽各级政府与官僚的盘剥压榨

为了蛊惑农民跟随自己“造反闹革命”,当年中共对农民许下的一个最大的诺言就是,“革命”成功后共产党会让广大农民会过上他们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丰衣足食的“好日子”。但到头来事实究竟如何呢?

对广大农民而言,这样的“好日子”最吸引他们的无疑是“分田分地”,即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1949年建制后,为了进一步发动农民为“新生的红色政权”卖命,中共于1950年马不停蹄的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土改”。在这次“土改”中,广大农民确实分得了共产党许诺给他们的土地,但他们却并没有因此过上所谓的“好日子”。

1953年“土改”结束后,为了改变当时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中共立即着手实行“统购统销”。在中国,几千年来农产品都是随行就市,自由买卖。所谓“统购统销”则是把粮食、食油、棉花等重要农产品,统一由国家收购、销售,而国家给农民的价格则比市场价低的多。这明摆着是让农民吃亏,农民当然不肯轻易答应。于是,中共花了很大力气,几乎出动了所有的干部和公职人员,下乡深入千家万户,让农民把余粮余棉卖给国家。他们对农民说:“搭帮共产党,你们翻身份了土地,现在丰收了,应该把多余的粮食、棉花,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最后农民没有办法,只好把多余的粮食和棉花卖给国家。有的没有那么多多余的,也得从口粮中拿去一部份交给国家,结果弄的有的农民口粮都没有保证。为此一些农民当时抱怨说,共产党刚刚胜利就把他们忘了。然而,他们哪里会想到,这还仅仅只不过是他们在中共独裁统治下的厄运的开头。

为减少统购与千家万户打交道的交易成本,更方便的榨取农民的劳动果实,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中共又急不可待的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短短两三年,“初级社”就变成了“高级社”,“高级社”很快又变成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而农民只耕种了两三年的私有土地,在这场运动中则像“变戏法”一样,一眨眼就变为“集体所有”了。

可笑的是,经过动员、利诱,暗中威胁(不准入社,打入地富“另册”等),干部们坐在挂着“XX初级农业合作社”牌子的办公房里,要农民抬着一块铺上白纸的门板,上面堆满农民“自愿”献出的“大红田契”,敲锣打鼓,高高兴兴地送到办公室来……于是,第二天报纸上就刊载着“XX初级社”成立,农民踊跃加入的头版头条“新闻”。结论是:“农民们是自愿走合作化道路的。”

到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后,中共的“统购”便省事多了。县委一个电话打过去,公社干部便服服贴贴将一卡车一卡车品质上好的粮食、棉花……源源不断地运进国家仓库。

与此同时,为了备战,当时的中共学习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加大投入重工业建设的资金,他们人为的制造了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降低农产品价格,牺牲农民利益,无限度地盘剥广大农民。

到了1958年秋熟时节,为实现毛泽东“1070万吨钢铁”的狂想,中共把大陆农村的主要劳力一窝蜂都赶去大炼钢铁,结果让到手的粮食,一片片的都沤烂在田里。这一年中国粮食产量比1957年仅增3.4%。但在中共的独裁统治下,谁都怕当“大跃进的消极分子”,谁都怕成为“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于是全国上下,浮夸虚报成风,粮食产量层层加码,各级干部为保乌纱帽,把农民的口粮、饲料粮、种子粮都偷偷上交了。表面上看不到“横征暴敛”的痕迹,但“平平静静、欺上瞒下”征收之残酷性,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望尘莫及,结果导致了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间大陆举世闻名的“大饥荒”,广大地区的农民没饭吃,最后连草根树皮都啃的精光。更令人愤慨的是,大面积饥荒出现后,因为怕“影响城市形象”,怕“损害党的声誉”,中共还强制农民不准逃荒,在全国各地堵关设卡,围追堵截,抓了逃荒的农民遣送原籍或关押劳改,逼得农民只能困守家中,成批成批的活活饿死。据历史学家统计,这三年大饥荒大陆饿死的人达3500万左右,是全世界历史上和平、无大灾年代,饿死人最多的一次。

“文革”结束后,中共迫不得已搞起了所谓“改革开放”,近30年间,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官僚因此争相“先富了来了”,而广大农民的生活却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相当一部份人仍在贫困线上挣扎。

收入水准的低下是最突出的标志。据统计,2000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366元,仅相当于280多美元,基本上处于温饱阶段。截止到2000年底,大陆2073个县没有达到温饱线的占22.8%,在温饱线到小康线之间的占63.2%,在小康线到比较富裕线之间的占13.7%,而达到比较富裕线的仅占0.3%。

除了收入水准低下之外,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很缓慢。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从1996年到2001年的这6年里,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分别是1926元、2090元、2210元、2253元、2366元,6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加了440元。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4377元、5160元、5425元、5854元、6280元、6860元,6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2483元,是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数的5.6倍多。

不仅如此,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也在不断拉大。据官方新华社2004年报导,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估计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那么,在“改革开放”已近30年的今天,中国农民的生活为什么仍陷于如此境地呢?归根结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共对农民一如既往的残酷榨取,而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他们强加在广大农民身上的各种层出不穷有增无减的苛捐杂税。

资料显示:到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五,而同期农民人均的“村提留”和“乡统筹”增长了百分之十六点七,农村劳动力承担的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强制以资代劳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七!

原国务院总理朱�基曾说过:“我们目前从农民的手中收取了300亿元的农业税,600亿元的乡统筹、村提留,再加上乱收费,大约从农民手里一年起码要拿走1200亿元,甚至还要多”(引自朱�基在2002年3月15日九届人大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这样一个税费征收水准,一般要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0%左右;鉴于农村的实际税费征收是平均征收,真正务农的农民显然承担了更大比例的税费负担。据调查,个别农户交纳的税费甚至占到了其纯收入比重的50%。(见《中国百姓蓝皮书之十一--三农问题》)

农民的愤懑与无奈正如民谣俚语所说:

“七只手,八只手,都向农民来伸手。”

“你集我集他集,农民发急;你筹我筹他筹,农民最愁。”

“催粮催款催性命,防火防盗防干部。”

那么,中共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究竟有多少项?对此,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但名目之繁多,却足以令人触目惊心!

据中央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的统计,仅中央一级的机关和部门制定的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收费、基金、集资等各种档和专案,就有九十三项之多,涉及到二十四个国家部、委、办、局;而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费专案则多达二百六十九项;还有大量的无法统计的“搭车”收费。

另据《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作者的初步调查,几年前大陆农民承担的各种苛捐杂税主要包括:

“集资类有:建乡镇办公楼集资;建乡镇教学楼集资;建乡镇科技网集资;建乡镇医疗门诊部集资;建乡镇党员活动中心集资;建乡镇计划生育宣传站集资;建乡镇广播站集资;建乡镇影剧院集资;兴建乡镇企业集资;改造乡镇环境以及打击刑事犯罪经费补助集资等。

村干部及非生产人员支出有: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会计的定额补贴;民兵连长、治安委员、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村民小组长的误工补贴;兽医员、农技员、广播员、护林员、护坡员、报刊投递员、清洁卫生人员补贴;电工、水工、木工、瓦工以及村里安排的一切勤杂工的补贴等。

教育支出有:民办教师工资;公办教师补贴;校舍建设改造费;学校正常办公费;报刊图书资料费;教学仪器和文体器材设备费等。

计划生育支出有:独生子女保健费;节育手术营养费;计划生育委员补贴;计划生育小分队补贴等。

民兵训练支出有:民兵训练生活补助;民兵训练误工补助;看守枪支弹药执勤补助等。

公益事业及优抚支出有:敬老院建设;敬老院服务人员补贴;合作医疗建设;农村医务人员补贴;烈军属优待;残废军人优待;现役义务兵家属优待;老弱病残复员退伍军人优待;工伤民工照顾;困难户照顾;五保户照顾等。

此外还有交通建设义务工补贴;文明村建设用工补助;开街建集修路费、宅基规划费、房屋准建费;种子检疫费、畜禽防疫费、牲畜保槽费、架设电线费、统一灭鼠费;以及为派出所民警购置对讲机和摩托车、为司法人员添置的服装费……

有的地方,仅乡镇学校就增收有赞助费、辅导费、试卷费、资料费、扫帚费;仅喂猪一项就有生猪税、屠宰税、增值税、所得税和城建税,许多村镇不管你养不养猪,一律要按人头征收猪头税。

非但如此,几乎所有的涉农部门,列入了政府机构序列的和虽没列入却承担了政府职能的,特别是粮食、供销、金融等部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都成为政企不分并有着明显企业化倾向的组织,具有了执行政策和增加盈利的双重功能,常常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依法制定的政策规章,将不应收费的业务活动也强行收费,或搭车收费,这就越发加重了农民的各种负担。”

二.政治上牢牢的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

中共曾信誓旦旦的对农民许诺,“革命”成功后要让他们在政治上当家作主,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那么1949年中共当政后,大陆农民的政治地位究竟如何呢?中共是否兑现了当年的诺言呢?

判断一个阶层政治地位的高下,关键看它享有怎样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以及享有多少政治权利和自由,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而这些基本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恰恰是大陆农民在共产党统治下一直缺失的。

先看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两项权利是衡量农民政治地位的一项重要指标。大陆宪法虽然明确规定农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实际上却是徒有虚名,这恰好从一个侧面鲜明的反映了大陆农民政治地位的低下。

以“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和被选举为例。

首先让我们来看代表名额的分配。1953年的大陆《选举法》对农村与城市每一名“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的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按照1995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农村与城市每人所代表的人数为4:1。第6、7、8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规定按照120万农村人口推举1名全国人大代表;第8、9、10届则按照每96万农村人口选举1名全国人大代表。据《数据选举:人大代表选举统计研究》一书资料表明,1996-1999年,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全国人口近70%的8亿农民所占的席位仅占8.06%,工人占10.84%,军人占9%,干部占33.17%,知识份子占21.08%,归国华侨占1.24%,其他占16.61%。

其次,农民被选举上人大代表的可能性也不确定。在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全国人大代表总数2978名,农民代表应选668名,实选348名,实选比例仅占应选的53.7%;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总数2985名,应选农民代表815人,而实选农民代表251人,实选占应选的比例仅30.8%。据权威人士透露,历次全国人大会议中真正属于农民身份的不足5%。而在农民实现农民参政议政的另一途径“全国政协”中农民委员的席位也很不乐观。据称十届全国政协2238名委员中,真正的农民委员只有1名。

再次,大陆虽说实行的是直接选举制度,但农民只可以直接选举县乡级人大代表,而不能直接选举省、市和全国人大代表。另一方面,农民也不能直接选举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

再从所谓“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来看。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虽然名为直选,但一直都被乡镇党委和政府所操纵,被选举人一般由上级提名,或由村党支部提名。村民委员会已沦为乡镇政府权力的延伸和村党支部的下级。即使有真正经过民主选举被推选上来的村委会主任,也多会遭遇到打击报复,甚至会被乡镇政府找机会宣布罢免,给予撤换。

按理讲,真正的“国家主人”不仅应享有名副其实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且理应享有充分的结社自由,但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大陆农民却毫无这一自由可言。

首先,广大农民没有自己的维权组织。当前在大陆,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学生有学联,青年有团委、科技工作者有科协、文艺工作者有文联、工商人士有工商联、归国华侨有桥联,而8亿农民却独独没有农会,1.2亿进城农民工同样也没有农民工协会。

其次,按大陆现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农民不可能成立维权组织。中国现在不批准成立政治性团体,而只能成立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社会团体要有业务主管单位,才能到登记管理机关登记,而现实中,还要有挂靠单位,提供人才物的保障。目前,大陆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全国性组织。只有中国科协有一个下属的“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实际上也是半官方的组织,业务范围也仅限于围绕农业产业门类,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专业技术”服务和市场服务。

其实在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下,大陆农民缺失的又岂止是选举权、被选举权和结社自由呢,他们理应享有的众多政治权利和自由都与自己无缘。事实表明,在中共一手建立的所谓“新社会”里,广大农民不但没有在政治上翻身做主,而且一直被牢牢的压在社会的最低层,中共当年给农民许下的政治诺言完全是一句美丽的空话。

三、教育上享受不到应有的基本权利

教育是现代国家每个公民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也是广大农民理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中共当年也曾许诺农民说,“解放后”要让他们有书读,有学上。但中共建制后,大陆农民不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而且在教育上也一直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

仅拿“文革”之后的情况来看,大陆农村在教育上与城市明显存在着三个不平等。

第一个不平等是教育起点的不平等。

1986年9月11日颁发的《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22条意见规定:“城镇,凡国家举办的中小学新建、扩建、改建校舍所需的投资,按学校隶属关系,列入主管部门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并予以照顾。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投资,以乡、村自筹为主。地方人民政府对经济有困难的地方,酌情予以补助。”也就是说,城镇中小学属于由国家举办的学校,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建设,农村中小学则是农民自己的学校,由农民自筹资金兴办。为此,不但乡村两级教育经费要由农民上交教育附加费提供,农村学校改扩建也要靠农民集资进行,仅农民每年负担的教育经费就达300-500亿元。制度设置造成的这一不公平是城乡之间在教育上最大的不平等。

第二个不平等是城乡居民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据中国青年报1999刊载的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披露,大陆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由此可知,在城乡人口比为2:8的大陆,城乡人口实际上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尚不到8:2。按城乡人口比例来算,城市人受教育的机会是农村人的16倍。

另据中国财经报报导,1998年7月,山西省太原市公布了本年度的中专分数线的录取公告:城镇考生录取线为376分,农村考生的录取线为532分,相差的额度竟然达到了156分!据说太原市有关部门和人士的解释:大幅度优惠城镇考生的现象“年年如此”,这么做的理由是“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而在湖北的嘉鱼一中,农村孩子要比城里孩子多考出50分至80分才能进学校的大门。

而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差别,更是让人心痛,更让人大跌眼镜:北京、上海、海南等地的考生每年的录取分数线可以比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考生相差几十分甚至数百分,同样的考分,北京人可以上北大、清华,而湖北人可能仅能上个普通的二类、三类院校。

第三个不平等是接受教育的经济能力的不平等。

自从1997年高校收费并轨以来,学费连年上涨,受收入水准所限,一个一般的农村家庭根本供不起一个大学生。根据2000年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1999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为2210元,减去生产成本1150元,一个农民家庭(假设三口)可支配收入就是3450元。2000年的高校学杂费一般都在3000-4500元之间,住宿费在500-1200元之间,一些艺术类学校更高。对比即可得结论:一个一般得农民家庭即使拿出所有3450元也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人平均收入在1500以下的省有7个,1500-2000元的有5个,2000-3000元的有12个。而这些省份的农民人口却占总农民人口的77%左右,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63.91%(第五次人口普查),那么这些省份的农民人口占全国约是49%。这说明全国有一半的人上不起大学。1999年,城里人均储蓄为11538元,而农民的人均储蓄额仅1100元(见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王东京教授《为中国“三农”问题求解》,《南风窗》论坛,2002年02月04日)。

进城农民子女的教育困难同样突出。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前,在北京市的300万农民工中,6-14岁的流动儿童20万余人,而其入学率仅为12.5%,也就是说,有87.5%的流动儿童被排斥在正规学校之外。2004年秋季,北京市实行一费制,鼓励公办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并免收借读费,但是一些区县和学校却让家长自愿,交纳几百元到数万元的“自愿赞助费”,才能换到区县教育部门开具有入学通知书。

综上所述,共产党虽然出于权宜之计,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也曾给予过农民以某种好处,但从整体上和根本上来看,无论是在先前打江山的时代还是后来坐江山的时代,他们带给农民的都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灾难。八十多年来的所作所为表明,中共不仅不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而且始终都在损害和践踏农民的利益;他们也从来不曾真心为农民谋过福利,而是一直在欺骗、利用和奴役广大农民以达到自己的一党私利;他们对农民说过的种种甜言蜜语,其实都不过是为了诱骗他们为自己卖命供自己奴役所精心设计的幌子而已。 (未玩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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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大陆农民
 
大纪元网友 

'九十二年的尚黑史简而言之就是:前三十年打着“民主”的名义夺权,中二十年打着“革命”的名义抢劫,后三十年打着“改革”的名义分赃,还有就是高压维稳保护“成果”、“金蝉”脱壳暗度陈仓、贼喊捉贼嫁祸于人,而谎言与暴力则贯穿始终。

西来马劣邪教撒旦斧头帮与天对立,与神为敌,打着骗人的幌子将中华国民诱拐绑架后一步一步拖向地狱陪葬,欲知共惨鬼党私底下真正要打造的国度是什么样,北朝鲜就是它们学习赞赏、维护标榜的为国人准备的“样板房”。

这绝不是美丽谎言所描绘的“某某先锋队带领人民创造人间天堂”,恰恰相反,这是一个魔鬼统治的“人间地狱”。在这里,不讲真理,只讲强权,强权即真理,成王败寇,弱肉强食;在这里,没有民主,只有强奸民意代民做主,不搞竞选和投票,只讲“枪杆子出政权”;在这里,没有老百姓的言论自由,只有当权者的信口雌黄为所欲为;在这里,百姓如牲口,不讲人权只讲生存权,要人权须以生存权换取;在这里,不能有善良信仰,只能迷信马列邪说,臣服于共产邪教,对共产恶魔顶礼膜拜歌功颂德;在这里,黑白颠倒乾坤倒转,恶人当道好人受罪,小人猖獗贤良受辱,礼崩乐坏忠义无存,假货遍地娼妓遍街,腐败盛行黑帮横行,人人没有安全感,更别奢望幸福感......正所谓: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黑道白道无间道,道道皆为地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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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G] 中国经济状况与数据相背 地方与中央悲喜不一

中国经济状况与数据相背 地方与中央悲喜不一

看似靓丽的数据众说纷纭,同时中共各地方政府还普遍对经济下行表示了很大的担忧,三季度经济回升或昙花一现。(Photo credit should read MARK RALSTON/AFP/Getty Images)(Staff: MARK RALSTON / 2012 AFP)
【大纪元2013年10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任义报导)中共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7.7%,其中三季度增长7.8%,看似靓丽的数据众说纷纭。经济学家称不能以此判断中国经济好坏,同时中共各地方政府还普遍对经济下行表示了很大的担忧,显示三季度经济回升或昙花一现。

数据靓丽被质疑 经济回升或昙花一现

中共国家统计局在10月18日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为7.7%。其中第三季度经济增速为7.8%,相比第二季度的7.5%有较大幅度回升。公布好于预期的前三季度经济数据后,外界对中国经济的疑问仍挥之不去。

目前宏观经济分析人士的判断认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不复存在。事实上,从今年9月的部份经济数据已经出现回落看,今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速将放缓,这几乎已成定局。

大陆经济学者马光远在其名为“光远看经济”的新浪微博上表示,不能以GDP的数据来看待中国经济好坏,要有长周期的考虑。关键不是增长多少,而是质量和效益。调结构的任务仍然艰钜,产能过剩、影子银行、地方债务、房地产泡沫的风险很大。

此前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经济数据之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教授兰纪平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各项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处于下滑状态,而且很不容乐观。“经济界戏称中国有个神奇的政府部门是专门制造数据的,那就是国家统计局。”

也有不愿具名的经济学家对《大纪元》记者表达了另外一种看法:第四季度经济情况更差,但数据可能更靓丽。他解释说:“中国经济下行已经是经济界的共识,政府相关部门也知道。但年底各政府部门都存在突击花钱的现象,这样消费的数据就把整体数据拉动靓丽了,但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因此被掩盖。”

中共财政部10月18日公布的《2013年9月份财政收支情况》和此前公布的《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报告》比较,四季度中共各级财政部门将会“突击花钱”48098亿元,约占全年支出的34.44%。这一占比超过了去年同期占比约33.08%的比例。

《大纪元》记者经过对中共财政部所做预算草案的报告计算,2013年四季度将支出48098亿元,比去年同期多支出6504亿元,四季度平均每月要花16032.6亿元,大幅高于前9个月时月均支出仅10170.2亿元的规模。2013年的相关指标,已经超越了2012年有关数据,这或将是中国第四季度经济数据更靓丽的直接原因。

地方政府普遍担忧经济下行 与中央看法相悖

中共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10月18日的公开表述是,去年四季度经济增长基数会对今年四季度同比增长产生一些变化,“经济继续上行确实有些压力。”

目前大陆各省市正陆续召开前三季度经济工作会议,各地纷纷反映经济下行压力仍比较大。最高预期的贵州、云南预计前三季度经济增速也分别只有12.5%、12.4%左右,重庆则是12.4%,均与上半年持平。广东预计为8.5%,也与上半年持平,并未出现中央数据中那种加快的迹象。相反,一些指标还出现了下滑。

各地还普遍对经济下行表示了很大的担忧。其中云南省发改委判断,该省经济面临经济指标增速回落,企业生产经营仍然未走出困境,保持消费较快增长的动力不足,资金筹措依然困难,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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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G] 路透社:政治无能 中共不敢让低效企业倒闭

路透社:政治无能 中共不敢让低效企业倒闭

【大纪元2013年11月01日讯】(大纪元记者秦雨霏编译报导)尚德电力公司将获得政府1.5亿美元的救助,可能标志着无锡市政府暂时的胜利,它挣扎着维持这个城市最大的雇主不要沉没。但是路透社评论说,它凸显了中共改革策略一个奇异的弱点:不敢允许低效企业倒闭的根深蒂固的政治无能。

政府救助尚德电力

路透社10月31日报导说,随着中共领导人准备在11月中旬召开一个关键的将为未来十年建立政策框架的经济改革会议,对付广泛的工业产能过剩应该主要议题之一。

十月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计划说,它将禁止新项目并更多依赖市场机制来控制过度投资。

为了做到这点,它必须克服像无锡市这样的地方政府的冲动,无锡市政府的投资机构周三提交了一份意向书,将投资1.5亿美元到尚德电力中国子公司并重组公司。尚德已经负债17.6亿美元。

"虽然这代表了一点点前行的进展,但它对长期投资者不足以提供任何安慰。" 晨星公司的分析师Stephen Simko在研究报告中说。"尚德仍然是一个有毒的名字。"

这个协议将留给外国投资者聊胜于无的所得,也会保证尚德雇员不会断薪。

这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情形―虽然纽约上市的尚德电力三月份海外债券违约,但中共从未允许一个正式的企业债券在国内违约。

拯救不局限于大型上市公司诸如尚德和江西赛维(LDK)太阳能,而是延伸到对宏观经济并不重要的无名小卒比如化纤制造商山东海龙,超日太阳能科技,宜昌三峡全通涂镀板。

对付产能过剩缺乏政治支持

路透社引述摩根大通经济学家朱海滨说, "对付产能过剩没有政治支持。"

这种缺乏意愿造成中国的企业债务水平上升,朱海滨估计现在它达到GDP的125%。

经济学家说,中国产能过剩的大部份不是市场失败的结果,而是中共地方政客唯我独尊的野心所致。

大多数受影响的行业都直接或间接跟北京在上一个经济计划当中划定为"战略性"的行业有关,包括清洁能源,钢铁和造船业。

行政干预

路透社报导说,中共工信部副部长苏波,九月份在一个会议上说,"行政干预"行业是产能过剩最大的一个原因,并说在土地分配等领域的优惠政策扭曲了市场并制造了不公平竞争。

北京给予"战略性行业"的补贴和保护破坏了跟贸易伙伴的关系,后者常常指责中国公司倾销产品到外国市场来打压竞争对手。

这个政策在国内也制造了出售同类产品的不同公司之间破坏性的价格战,所有这些公司都因为受到他们各自地方政府的保护而免于破产。

比如在太阳能电池领域,地方政府迅速认定,组装太阳能电池板是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使得它容易启动工厂并创造当地就业。

"每一个地方政府都雄心勃勃的建立他们自己的王国。"汇丰银行中国研究部门负责人张志明说。张志明认为,北京需要遏制地方政府过度投资,指出中国的钢铁产能过剩现在超过日本的七倍,产出超过十个国家加起来的总和。

平衡经济利益和政治风险

路透社报导说,但是北京不得不平衡经济利益和全国大规模裁员将带来的政治风险。

"由于北京渴望稳定,你不能太突然的缩减这个。"张志明说。"如果你强制合并,人们将被裁员,地方经济将受到打击。"

工业信息技术部已经命令19个行业减少产能,但是似乎这个命令伴随着指导说,这样做的同时不要裁员。

航空公司合并

路透社报导说,中国航空公司被以改善服务的名义命令进行合并。航空业盈利受到小型市或省级参与者的破坏,后者只能通过残酷的价格战来竞争。

但是中央直属的某航空公司一个消息来源说,通过大手笔收购进行的重组更多是为了减少竞争,而不是提高成本效益。

"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收购小型航空公司,但是它是基于'买一送一'的方式:如果我们收购了一个好的航空公司,我们也必须收购一个不好的。"消息来源说。

消息来源说,收购航空公司被命令导入目标航空公司的整个职员并维持他们的薪资水平。如果进入的经理获得比内部经理更高的薪资,那么内部经理将相应提高薪资追平。

偷偷摸摸的救助

路透社报导说,面对疲软的全球需求,造船业是继续遭受产能过剩的另外一个行业。但是要求地方政府关闭空闲的造船厂也存在强大的阻力。

八月份,北京采取行动提高对造船公司的借贷标准,以试图饿死弱者,国内媒体报导,有一批小型造船厂已经破产。

但是打压没有持续很久,现在北京已经宣布计划要补贴"绿色造船",一些行业观察者解读它是另一轮偷偷摸摸救助的代码,其将允许疲弱的造船厂把自己更名为"绿色"以继续得到政府支持。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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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G] 血雨腥风真相 党员干部是杀人吃人肉先锋 先奸后吃 图

血雨腥风真相 党员干部是杀人吃人肉先锋 先奸后吃 图
——宋永毅:血雨腥风中的广西文革真相――读十八册《广西"文革"档案资料》

阿波罗新闻网 2013-11-01 讯】
作者:宋永毅
在广西文革的血雨腥风里直接动手和参与杀人的主要是共产党员!"非正常死亡":近二十万人 全省有近五万共产党员是杀人凶手,其中二万零八百七十五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九千九百五十六人是杀人后被吸收入党的。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达一万七千九百七十人。广西文革中最大最臭名昭著的历史耻辱——吃人肉——84%的吃人者是中共的党员或干部!发生过成百上千例黑五类和422派的妻女被强奸的案件。其中不少都先是 中共的党员干部"杀父奸女"、"杀夫奸妻"、"先奸后吃" 周恩来是始作俑者之一

图:周恩来与韦国清1960年代在广西

在广西文革的血雨腥风里直接动手和参与杀人的主要是共产党员!全省有近五万共产党员是杀人凶手,其中二万零八百七十五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九千九百五十六人是杀人后被吸收入党的。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达一万七千九百七十人。广西文革中最大最臭名昭著的历史耻辱——吃人肉——84%的吃人者是中共的党员或干部!

近年来,美国一些主要大学的亚洲图书馆陆续收藏了一套《广西"文革"档案资料》(下简称为《档案》)。这套机密档案由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自1985年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工作结束开始,到1988年12月完成出版,历时4年。这套《档案》按地县和区直机关共编印十八册,每册600-800页。它共分两大部分:第一册至第七册为"文革"大事件部分;第八册至第十八册为"文革"大事记部份。全套资料比较系统真实地记载了广西"文革"中发生的大事件、党政和各群众组织的重大活动以及广西各级党委对"文革"遗留问题清查处理情况。

"非正常死亡":近二十万人

众所周知,广西是文革的"重灾区"。当年两派武斗之惨厉、对黑五类"乱打乱杀风"之血腥,实居全国榜首之一。但对于整个文革中广西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无数的官方正式出版物一直语焉不详。只有1998年出版的《广西省志》透露了一点:"大约是八万人"。然而,在这套《档案》中,几乎每一个县市和地区的"大事件"的前言里都有非常具体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只要大约相加,便不难得出大约是十五到十六万的人死于非命。该套档案的第十八册〈广西文革大事记〉里还指出:仅在1968年7月中共的"七・三"布告发布以后,广西的军队、保守派的武装民兵等便以"镇压阶级敌人"为名,在"全区(省)共杀害和迫害致死八万五千多人"。在《炎黄春秋》2012年11期中,当年参加广西清查的公安部干部晏乐斌也写文章揭露了相近的数字:广西全省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有8.97万人","另外,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由此可见,中共的内部档案中的真相比公开出版物中的"历史"要真实得太多。当然,民间调查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还要更高一些,有近二十万之多。

广西问题周恩来是始作俑者之一

文革的广西中出了一件奇事:那就是省委第一书记和广西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是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中唯一没有倒台的省委第一把手。广西群众组织在文革初期分为反韦的4.22派(造反派)和保韦的"联指"派(保守派),韦国清自然成了整个广西文革的焦点。广西的大屠杀的源起便是他在1968年重新出任广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对反对他的造反派大肆报复,动用军队和重炮、机枪进行镇压。上面的档案里所引用的被杀害和迫害致死的八万五千人,就大多是422派或同情422派的干部和群众(所谓的黑五类)。

但在该套《档案》里,我们还发现:其实早在1966年8月24日,"中央决定免去韦国清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调任中南局任第二书记……任命乔晓光为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但更令人吃惊的是:韦并没有去中南局(广州)上任,还是在广西当他的第一书记,竟然也一直当了下来!这种情况,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和在中央没有人为韦讲话,是无法想象的。在广西的档案材料里,我们还没有发现毛泽东关于韦国清有具体的直接表态,但是周恩来却有过一系列的坚决保韦的指示。例如,1967年3月13日,韦国清在广西因为执行资反路线,当时已处于"靠边站"状态。但是周打电话给韦,指示:"广西地处援越抗美前线,要实行全面军管,你站出来当军管主任,黄永胜搞广东,你搞广西"。韦国清大叹苦经说:"现在搞得不像个样子,'站不出'来了。"周却说说:"我们做工作。"周还马上指示军区给韦国清拿一套军装穿,并要空七军派专机把韦国清送到广州。周的这一动作实在是异乎寻常:要知道韦国清当时已经是一个文职的省委书记,提出让他来当"军管主任"在全国属史无前例。但周的这一指示当然把本来就和韦关系紧密的广西军区直接推向了韦的阵营。1968年7月3日,周直接参与起草了把广西422派在韦国清的武装镇压下被迫抢劫武器的错误打成"反革命事件"的所谓"七・三"布告,并在7月24日接见广西两派时声色俱厉地指责造反派和肉麻吹捧韦国清:"韦国清同志是中央委托的广西革筹小组负责人,他在援助越南人民抗法战争中有过贡献,今天越南人民还把他看成是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老战友。你们贴出这张标语,对中央是什么态度?你这张标语是向谁宣战?是向中央'七・三'布告宣战。你想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面对越南人民的国际主义的老战友,中央这样信任他,你们还这样搞!"

正是因为周恩来以及他所代表的"党中央"对韦国清这个广西大屠杀头号刽子手的坚挺,才使韦无所顾忌地向反对他干部群众祭起了血淋林的屠刀。

党员干部是杀人、吃人肉的先锋

对不同意见干部群众,这些军代表们则动辄公开诬陷、杀戮、甚至淫人妻女,无恶不作。

这套《档案》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它彻底颠覆了中共解放军的热爱人民的"雷锋神话"。《档案》里的史实表明,在广西各地区支左的军队干部,从军区司令员到各公社武装部部长,绝大多数都策划直接指挥过大规模的杀人事件。用中共以往丑化"敌人"的套话来说,就是"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而且,

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伙同韦国清在1968年6月制造了一个莫须有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并把它诬陷为422派的黑手,因此而大开杀戒。

例如,在省一级,在地县级,军队支左人员更是血债累累。例如,在宾阳县县革委会主任、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的策划指挥下,该县乱打乱杀和逼死了3681人。灌阳县人武部政委原绍文公开支持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几天内就杀害了158人。他还给上级写报告把乱杀人罪行错误地说成是什么"就地处决、先发制敌革命行动……"。1968年2月中旬,灵山县召开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暨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有一万零六十人参加。武装部政委单英德主持开会、副部长钟沛洪作报告,军分区司令员鲁俊德作总结都公开倡导杀人,"会议期间,灵城公社勒死三人陈尸示众。与会人员纷纷去现场"参观"。至八月一日,全县斗打、乱杀、逼死共达三千二百二十人。全家遭杀绝的全县共五百二十九户。"

为了争夺革委会的领导权,许多支左军人还直接对地方干部进行陷害和谋杀。例如,据档案记载:"凌云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王德堂阴谋策划,杀害县委书记赵永禧等十一名干部、教师和学生。…王德堂在'文革'期间,不仅主谋策划危害赵永禧和干部群众,而且利用职权,先后多次强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斗的女学生共六人。如此罪大恶极的王德堂,曾被封为'支左'的好干部。"在军人政权指挥的在乱杀人中,灌阳县一些领导干部、群众作了坚决抵制,但遭到支左军人不同程度的迫害。如原县委副书记彭川,将杀人情况报告了广西军区,结果被关押五十多天,后又被人武部政委原绍文宣布为现行"反革命"。

除了掌权军人的策划指挥以外,在广西文革的血雨腥风里直接动手和参与杀人的又是一些什么人?这套《档案》也会告诉你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主要是共产党员!据文革后"处遗"(处理遗留问题——编注)核查组统计资料,广西全省有近五万共产党员是杀人凶手,其中"有二万零八百七十五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九千九百五十六人是杀人后被吸收入党的。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达一万七千九百七十人。"在1984年后"处遗"工作中,全省共有两万五千名党员被开除党籍。

更令人震惊的真相还有:共产党员不仅是杀人凶手,还是广西文革中最大最臭名昭著的历史耻辱——吃人肉的先锋。整个广西文革中,有武宣、上思、灵山、天等、贵县、横县、武鸣、隆安、都安、大新、浦北、崇左、容县、钦州等近20个县发生过惨无人道挖人肝吃人肉的野蛮事件。例如,1987年5月28日,中共武宣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撰了〈武宣县"文革"大事件〉(载《档案》第四册),其中专门有关于该县文革中发生吃活人肉的记载。据这一机密档案透露,文革中全县共有75人被挖肝吃肉。据查:参与吃人肉的有名有姓的工人农民、国家干部共有130人。其中共产党员有91人(党员干部27人;党员工人5人;党员农民59人),非党干部18人,非党工人21人。换句话说:84%的吃人者是中共的党员或干部!

灭绝人性的杀戮丧尽伦常的折磨

尽管广西的两派武斗也很激烈,但是《档案》却以令人信服的数据告诉读者:这不是非正常死亡的主要来源,因为全省直接死于武斗中的不过三、四千人而已。其余的十多万人都是死于以韦国清为代表的"红色政权"的政治迫害和直接杀戮。广西文革中的杀人手法,也以其灭绝人性的程度使人毛骨悚然。据《档案》记载:共有敲死、溺死、枪死、捅死、砍死、拖死、活割、砸死、逼人上吊、围捕杀害等数十种之多。政治迫害中的刑讯逼供的手段,也有"吊半边猪(手指和脚趾一只,绳扎、升空中半点吊)","点天灯(纸浸透煤油置头上,点火燃烧)","煎干虾(逼人到灰砂地,让烈日蒸晒,不准戴帽,不准饮茶水)","滚水淋发(受害者被捆扎后,滚水淋发)","空中飞人(绳扎拇指升天空,用人前后左右推动,曰"飞人")"和"血饵引蚂蝗(受害者被打遍体鳞伤之后,推下山塘让蚂蝗叮咬吸血)"等上百种之多。

凶手们强迫儿子当着他们的面杀害父亲。

然而,以韦国清为代表的"红色政权"对黑五类和反对派群众的迫害和杀戮,还大大超越了每一个人作为人类一员的起码伦常底线。例如,〈永福县"文革"大事记〉就有这样的记载:1968年6月2日,"在乱打、乱杀成风的情况下,永福县堡里大队革委会召开的群众批斗大会上,发生斗打死黄广荣后,又逼其子黄明新用菜刀将其父的头割下祭墓,然后又将黄明新打死的惨剧。"

成百上千例黑五类和422派的妻女被强奸的案件。其中不少都先是中共的党员干部"杀父奸女"、"杀夫奸妻"、"先奸后吃"

广西文革中发生过,还进一步劫财绝户。以下便是《档案》中的两个典型案例:"1968年6月23日,武宣街圩日,约中午时分,武宣镇对河生产队李炳龙等人用铁线把黎明启、黎中元、黎中杰的脚扣住(只能艰难的走动),还用绳子捆颈绑手。……李炳龙等人片刻即将被游斗者活活敲死。将尸体拖至黔江边,黄启焕等人剖腹取肝,割生殖器后,弃尸于黔江。同日夜间李炳龙伙同韦炳文,左伯洪、韦志华轮奸黎明启之妻,并抄家洗劫财物一空。""1968年4月2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二十四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社被杀害一百八十人,凶手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政坚打死后对其未满十七岁女儿进行轮奸,然后打死,并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阴部。"

对这些受害者活下来的妻女们来说,惨无人道的精神折磨还没有结束。他们的亲人被杀后,他们常常被干部勒令"改嫁",还要交付一大笔"改嫁费"。

〈浦北县"文革"大事记〉里就有这样的记载:1968年4月13-1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旱田大队革委主任策划杀害二十二人,杀人前,搜刮死者的家产,杀人后,规定地、富寡妇及其女儿出嫁需经过'双打'委员会批准('双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打击投机倒把)。张玉使、符冠英、何迁兰、卢秀珍等四人改嫁时被交改嫁证费和两女出嫁费八百九十四元。旱田大队杀人前后共索取受害者钱物三千零六十六元四角一分。"更有甚者,"文革"中资源县革委会共收"看守费"、"关押费"、"专政费"、"改嫁费"等罚款八万三千元,其中向死者家属征收的达三万五千元。这些钱又全部被杀人凶手们大吃大喝掉了……

何为人间地狱?广西"文革"便是。看完这套《广西"文革"档案资料》,我们才会对毛泽东的文革曾把中国引向了一个怎样的民族大劫难的有切肤之痛,才会决然唾弃今天中国的任何上下层毛派分子还要把文革作为人间天堂来继承、怀念的种种意图。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zhongkang         来源:《动向》2013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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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G] TVBS民調 71%希望台灣獨立

TVBS民� 71%希望台��立

[自由��]

[2013-10-30 19:42:42]

 

TVBS民� 71%希望台��立

〔�者�慧萍/台北��〕台�人民支持「���立」比例�新高!TVBS最新民�指出,若�岸��只有一���,高�七十一%民�希望台��立,�十八%�向�一,七十八%民�自�是台�人,�示�英九��在��文告宣布�岸不是����,�台�民意�重背道而�。

TVBS民�中心於十月廿四日至廿八日晚��行民�,���岸��,六十四%台�民�����持��,廿四%�向�立,�七%�向�一;��一步��民�,若�岸��只有一���,高�七十一%民�希望台��立,�十八%�向�一,十一%�有表�意�。

78%自�是台�人

�查���民�,若台�人、中�人二�一,高�七十八%民�自�是台�人,只有十三%��是中�人,若可��既是台�人也是中�人,五十五%民�表示是台�人,卅八%表示�者皆是,只有三%自�是中�人。

���英九��文告宣示�岸不是����,六十六%民�表示不同意,�二十%同意,另��岸�商�����,有七十一%民�表示�有信心政府可以保障台�利益。

 

71%希望�立的背後

�者�景雯/特稿

�子媒�公布了一份民�,在政府�局炒作���的�下,台�民�要求就��立�表�,而且只能有一����,居然有七十一%的受�者��台�要�立,十八%�向�一。����,排除了��效�的��,在�������不佳的此刻,非常耐人�味。

任何民�都�法�一解�,或�需要再多一些、不同�位的持�追��查,以���向。但若�一�照�民�的本身,在提供�放���,一如�往,六十四%受�者����持��最多,二十四%�向�立次之,七%�向�一。�似乎�明了,如果持�保持模糊��,台�民��以「�持��」��外交�令�避免撕破�,但若被逼著要清晰明�化�,��持��派中,有四十七%�向�立,十一%�向�一,究其成份,所��持��的��,大部分的真�意向其�是�立的��。

�何以上�查引起注意?自�近平�代�展後,�自北京愈�愈明�的推力,有意�胡���代�用的「九二共�」,逐�由「一中框架」所置�,致使�英九在���,��在第一任宣示的防守路�上跳�,不�出���角忽而呼�的�移,非����、��航�之�,都�外界感受�近平要�英九�牌,不能再「只�不政」拖延下去的�迫感。

在如此政治氛�下,�管�英九行事是��不�念民意的,但TVBS�做出台�民意��次�查新高的�果,���了「吃�弄破碗」的台�俗�。尤其,再把中�台商��正配合北京指令,大�作鼓吹服���快���因素放��,北京的此一「�得其反」,�未受�人��考�有所�解,�是�去五年少�的�象。

��二○一二年大�前夕,中�打出九二共���岸��牌,被��是���情的��一�,短短一年多後,���中的後果不如想像,��致台�民意在�心深�政治�中,���化,值得�政者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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