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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介民：论两岸关系和中国政治改革
精彩观点预览：
1. 谈到民主化的动力，如果只看中产阶级的成熟、人均GDP到达什么阶段，就做预测的话，其实并不是那么精准，因为这些都属于结构条件的层次；但民主化需要很强的主体上的动能。
2. 如果期待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未来能够站出来争取民主参政权，就须要先回答一个问题：以什么样的政治组织、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政治参与管道，可以让中产阶级参与到争取自由民主的政治运动当中。
3. 如果执着于所谓民主素养不够，就不敢进行民主改革，不敢给人民更多的自由，给人民参政权，“民主素养不足”这个说法会变成一个藉口，使得中国不但到不了民主，反而会进入更退缩的政治状态。
4. 对任何移民者或者民工，他们都有权利在他自己的国家内部自由移动，选择他的住所和职业，至于他们的迁徙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后果，这些因为大量移民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和政治社会议题，应该由国家来想办法解决。
5. 客观条件先存而不论，我觉得人民的心中要存在一种追寻乌托邦的想像和勇气，如果他们没有这种追寻乌托邦的想像和勇气，改革是不可能的。
6. 人们需要乌托邦，并且还要能够团结在一块，催生集体行动。如果只是分散开来的个体心存乌托邦，那没有用，那是唯心论，他要能够使得原本是孤立的个体乌托邦能够连结起来，成为集体力量。
7. 一方是资本和国家的结盟，另一方则是两岸公民社会的发展，从这个视野来看，两岸有很好的合作可能性，但是这个合作可能性，是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国共合作的模式完全不同的局面，我们应该开辟这个战场，让中港台的民主派的合作，产生战略的纵深。
8. 在台湾，要推动与中国大陆的连结，不是以国民党那种资本结盟的方式，而是从公民社会切入与中国的连结，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缓慢发生，长时间的互相磨合、了解和学习。这是我一贯的主张，两岸关系需要朝这个良性的方向改变。
【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
一．问：您曾提到，中国的中产阶级“站出来争取民主参政权”，可能性并不高。在您看来，中国民主化的推动者将另有其人，还是中产阶级在推动民主化方面的能力和意愿尚未成熟？
吴介民：
中国民主化推动者将是中产阶级？或另有其人？中国中产阶级推动民主的意愿是否尚未成熟？关于这组问题，我认为大致有三个重要概念需要先厘清：民主化的动力、民主转型的不同阶段、以及中产阶级的问题
第一个是民主化的动力从哪里来？
根据西方二战之后的现代化理论，一般认为中产阶级的成熟是民主化的一个重要结构性的条件。中产阶级的成熟又可以从经济水平（一般都看GDP per capita），教育水平等等方面来看。这种理论实际上提供了一个结构条件论。比如，一般预测一个国家达到中所得水平，可能促成民主化的条件就趋近成熟。 而中国目前人均GDP超过5千美元，已经是个中所得国家。但是，观察每个国家的民主化历程，都会发现它有一个具体的民主化动能（包括行动主体性 agency以及复杂的因果动态）；民主化在每一国家都是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挖掘下去，会发现它有一个（或一组）推动民主化的主要因素。
我 们观察这个主要因素，就会发现有的地方这个因素可能是宗教，比如说欧洲一些国家，例如英国；而在其他区域比如东亚，先以日本为例，它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 有一个内生性的民主动力——大正民主，但是大正民主后来受到国内外局势影响，在地缘政治变迁的作用下，军国主义浪潮上升之后，民主化的动力就萎缩掉了。之 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1]，战后日本的民主化动力从哪里来？其实是来自于占领军，日本目前的宪法是在占领军（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指导下建立的，因此它的西 式民主体制的重建，其实是一个外铄的过程。
接下来看韩国（南韩）的民主化，它内生的动因很强，而且具有某种区域渊源，全罗南道的民主化运动一直特别强劲，而“光州事件”在促进全国民主化的过程中也起了关键作用。
另外，韩国民主化还有一个因素是，从威权到民主化的过程中，一直有美军的驻扎。美军驻扎具有复杂矛盾的影响。在冷战的格局下，美军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以 支撑韩国军事威权统治的功能而存在的，像朴正熙政权能够从事威权发展主义，其实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而“光州事件”时，韩国军队开入光州血腥镇压，一般认 为至少是得到美国的“默许”。
台湾民主化也具有很强的内生性，这个内生性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党外运动（民进党于1986年成 立），再往前到五十年代末期曾经有组党运动，还有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影响。二二八事件的时期，台湾已经有一些从政的知识分子、士绅阶级具有坚强的民主 理念，而且在二二八事件中成立的委员会就已经在争取人民的参政权、自治和民主制度的建立。所以如果我们把历史的轴线拉长，就会发现台湾的民主化的动力，其 实是和台湾本土的民主化力量在面对外来的统治政权的对抗有关。背后的线索，一直存在着本土性和外来性的强劲对抗。在权力分配的层次上，国民党作为一个外来 政权，它同时涉及一个大量移民的历史过程，它从大陆把整个中华民国体制搬到台湾来，这个搬迁、流亡、重建的过程，又伴随着庞大的官僚人员和军事部门的迁 移，以及各式各样的流亡者或逃难者，包括想要逃离中共统治的人，或者有些是下层的士官兵，这些人是被拉夫过来的。[2] 所以，这样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就造成台湾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上一个重大的影响因素。台湾在1949年的时候，本地人口数大概在700万左右，之后国民党 政权所带来的人口数就有120万人（具体数字存在着不同的估计）。对于一个七百万人口的岛屿，突然增加了一百多万的人口，对生态资源的冲击是相当大的。回 到台湾民主化的内生性问题，台湾面对的是一个外来的威权政权，把它的那套体制搬了过来，这一定会产生很多摩擦，暂且抛开政治问题不看，只看人口冲击，也可 以想见这个影响是多么巨大。再加上这个政权所宣扬的意识形态和语言文化政策，和本土在地社会生活格格不入，可以想像那个被压抑、被支配、被镇压的社会潜藏 着多少的不满和创伤，多少的忿怨和痛苦。（我把国民党政权在冷战时代的属性成为“类殖民体制”。[3]）这个社会，因此潜存着丰沛的反抗能量，当支配政权 展露衰弱的迹象，当被镇压的民间社会逐渐复原、强壮的时候，就会从威权控制的弱环迸发出不满的声音。谈台湾的民主化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大的历史倾向。在这种 历史倾向和政治形势下，台湾的民主运动就一波一波的产生。早在1960年有一个《自由中国》组党运动，筹组“中国民主党”，是外省知识与政治精英中的自由 派跟本土的民主人士合作，但是那一次运动很快就被蒋介石镇压掉了，雷震自己就被关了十年。下一波组党运动还要再等超过二十五年，直到1986年民进党成立 的时候。
所以谈到民主化的动力，如果只看所谓中产阶级的成熟，人均GDP到达什么阶段，就做预测的话，其实并不精准，因为这些都属于结构条件问题，民主化需要集体行动主体上、主观上的强烈动能。
第二个是“民主参政权”的问题，就会牵涉到“政体转型”的观念（这里谈的是民主转型），即一个政体从威权转变到民主化，这个过程一般来说牵涉到两个阶段，一是自由化，另一是民主化；这是两个不同概念。有时候这两个阶段很贴近，几乎同步发生，有的时候则拉长时间发生。
我们首先看香港社会。它在英国殖民统治的晚期，就是将要到1997年的最后一、二十年间，社会的自由化程度是很高的，也就是说人民享有相当高的自由权利，受到国家机器的保障，但是香港人民基本上没有参政权，也就是说香港是一个没有民主化的自由社会。
台湾的政治自由化，有几年特别快速发展，自1986开始，一直到90年代的初期，那五、六年是属于自由化的阶段，1992年开始全面改选立法委员（之前 绝大部分立法委员都是从中国大陆跟随国民党来的老立法委员，在台湾被叫做“万年国会”），到1992年之后台湾进入民主化的转型阶段。我们如果用这个眼光 来看今天的中国，中国现在的局面是没有民主化可言，那么看看自由化，到达什么程度？现在中国人享有若干自由权利，但是还有很多权利仍被国家限缩，被国家压 制。
第三个问题关于所谓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定义很纷杂，先撇开学术上的严格定义，我们暂且将之定义为：受过良好教育、从事白领或管理工 作、家庭收入在中上水平的这个阶级、阶层、或社会群体。回过头看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有一群中产阶级，他们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包括出 钱，出力，捐款、参与街头示威游行，他们是中产阶级，但是他们不在上述这个通常意义上的中产阶级里。他们是台湾很大一群的小型企业的老板，包括台语中讲的 “黑手变头家”的一群人。[4] 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许多劳动者从学徒、师傅慢慢变成老板。很多小商小贩都算是“小头家”。他们的收入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但是他们的教育水平，在当时可能 就没有到达一般所说的中产阶级那一群人的平均水平。并且，在戒严时期，台湾的大学教育的总量控制得很严，这个社会群体在求学的阶段，一般而言也没有机会接 受高等教育，但是却不妨碍这个群体追求民主的向往。
所以，我们具体谈每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谈它的中产阶级，谈它的定义，很多特定性都要注意。 反过来看中国大陆，收入在中上水平，受过比较高教育的（大专以上），职业是教师等知识文化界、白领管理阶层、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企业老板的“中产阶级 们”，都和国家的关系很紧密，与国家有高度连带和依附性，和在台湾民主化运动中起到很大作用的“头家—中产阶级”有很大的不同。在台湾，军公教一直是国民 党的“铁票”。设想中国如果实施民主选举，军公教投票给哪个党？中产阶级支持谁？劳动阶级支持谁？农民支持谁？这个思考，会促使我们去想：中产阶级必然自 动争取民主的这个普遍命题，是否是一个“迷思”？
总之，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过去三十年，都是市场经济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受益者，到目前为止， 这个阶级当中的大部分，都是在争取公民自由权利运动当中“搭便车的人”。当然，也有若干个别运动可以见到许多中产阶级的身影，这些运动主要是和环境以及消 费者权利相关的运动，因为这些议题都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相对而言不是具有高度政治上的敏感性，风险较低。
根据中国政府每年统计的群体抗争 事件，大概每年的群体抗争事件30%都和土地徵收有关，土地徵收的主要受害者是农民；还有许多群体抗争是与城市管理有关的，就是一般民众和城管产生冲突， 所以中国这些年的群体抗争主要参与者，多是市场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下的受害者，很多时候，是这些中下阶层的受害群体的集体行动，在推动着这个国家的“事实 上的自由化”(de facto liberalization)。
所以，如果期待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未来能够站出来争取民主参政权，就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政治组织，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政治参与管道，可以让中产阶级参与到争取自由民主的政治运动当中。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答案。
二．问：很多人认为现在中国的民众还不具有很高的民主素养，也不能为自己在网络上或者现实中的言论和意见负责，例如双方都很不理性的所谓“五毛”和“反五毛”，因此实现民主的条件欠缺。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吴介民：
“五毛”，我的理解，是指国家雇用的网络评论员（打手）;是国家不信任人民，想要分化人民，才会出现这种奇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网路现象。在这个脉络底 下，民主素养是一个不相干的问题。“五毛”和“反五毛”都是在扭曲的、以及备受压抑的不民主环境下，匿名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出现的，这当中可能会出现很多言 论过激或者言词暴力。但是在一个具有文化（或文明）素养的社会，即使匿名，民众大致上也不会胡乱发言，他们会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在台湾，很多人使用代号、 笔名，在网路上写文章，他们会珍惜这个代号背后所代表的发言主体，因此他们就能够得到信任、也会被敬重。我倾向相信，只要你给人平等的权利与尊重，慢慢形 成一个公共领域，是会改善舆论品质的。民主素养问题是一个“蛋生鸡，鸡生蛋”的问题，中国社会到现在，基本上还没有体验过民主，中国人还没有在真实的民主 制度当中，去获得或感受到民主是怎么运作的，民主生活的形态是什么。台湾民主经历的发展也算是很短时间，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台湾民主的许多缺陷，因此不能无 限的吹捧台湾民主，而好和坏其实也都是相对的概念，我们知道台湾民主好在哪、问题在哪、怎么去改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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