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G] 让事实作证！中共卖国行为专贴

让事实作证！中共卖国行为专贴

帖子由 西湖雅韵 >> 2012年 8月 31日 星期五 8:16 pm
最近因钓鱼岛事件，引发广大国民对领土问题的强烈关注。

为了揭穿中共的虚伪与谎言，为此本论坛整理了一个中共卖国行为历史资料专贴。

让广大的中国民众看一看，一向自诩为为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党到底是什么货色！

看完这个帖子，网友就会明白：为啥中共在钓鱼岛被人家实实在在的占领之后，说几句强硬的话，就开始说要保持国内稳定，才是真正的爱国了。

此事的现实是：钓鱼岛实实在在让日本人占据着，中共的官员在日本女优身上愉悦着。那么此等祸国殃民的恶党不认清不退出，还等待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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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由 西湖雅韵 >> 2012年 8月 31日 星期五 8:17 pm
《江泽民其人》14：黑箱作业出卖国土
第十四章 黑箱作业出卖国土 民族败类千古罪人（1999年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纪元6月13日讯】海参崴、伯力、尼布楚、庙街、外兴安岭、库页岛、江东六十四屯......这些地名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也许永远都无法消除。炎黄子孙的祖先们在中国东北曾经留下了这片肥沃的土地，而如今它们却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和屈辱。
1999年12月9日和10日，是中国人耻辱的日子。在这两天里，江泽民在北京与来访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那片本来完全可以如香港、澳门一样回归祖国的土地，却被江泽民为了个人的目的，背着全国人民，拱手奉送给俄国，断了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后路。
众所周知，中俄边界近百年来纷争不断，60年代甚至曾为此爆发战争。如果条约真的一劳永逸地和平解决了中俄边界的百年纠纷，那么可以说这是一个功盖千秋的大事，一向好大喜功、号称要发展"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江泽民，绝不会错过这个在媒体前大大露脸的机会。
但是，1999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中关于这个条约只有一个一百字的简短介绍。在江泽民委托库恩写的《江泽民传》中，对这样一件关乎国家民族的大事甚至连提都不敢提。事实上，江泽民与叶利钦的这次北京会晤在其传记中根本就找不到一丝踪影。为什么江泽民要删节历史、刻意回避这次"大国领袖"的会晤呢？
究其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条约，中间隐藏着惊天黑幕。在《议定书》中，江泽民出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宝贵领土，相当于东北三省面积的总和，也相当于几十个台湾；江泽民还将图们江出海口划给俄国，封死了中国东北通往日本海的出海口。
江泽民出卖的中国北方领土有几大块，一块是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外兴地区"，另一块是乌苏里江以东的"乌东地区"，有40万平方公里，还有就是唐努乌梁海地区，有17万平方公里，以及库页岛，有7.64万平方公里。
该《议定书》彻底否定了清朝康熙年间中国官兵浴血奋战换来的中俄边界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承认了从中华民国到历届中共政府都拒绝承认的中俄不平等条约，包括《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不仅如此，《议定书》还将大片未经签约而被沙俄强占的领土永久性地划归俄国，这其中包括1953年联合国大会表决裁定为中国领土的唐努乌梁海地区（约1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贵州省面积），还包括连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都承认是中国领土的江东六十四屯（3600平方公里，相当于香港面积的3倍多），以及自金代开始即归中国管辖、在《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明确划归中国的库页岛（7.6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台湾面积）。
中国历代政府曾尽力抵制俄国的入侵，自中华民国以来的历届中国政府也都不承认不平等条约。中共政权也曾声明并坚守："对于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的边界线，中国历届政府都未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予承认。"
这是因为，首先，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2条规定"以威胁或使用武力而获缔结"的条约无效。而中国和沙皇俄国以及前苏联签订的一系列割地赔款的条约，如《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以及《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都是属于武力威胁下的典型不平等条约，因而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比如清政府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曾经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永久割让给日本，但是因为《马关条约》属于不平等条约，所以日本战败后，中华民国政府就恢复了对台湾的主权。如果援引《马关条约》为先例，过去割让给沙俄和前苏联的土地，现在的中国政府完全可以理直气壮的讨回。其次，前苏联列宁政府也曾经正式宣布这些土地归属中国，一度要归还这些领土，这也是中国将来讨还领土的法理依据。
至于连不平等条约都没有签，却被沙俄直接侵略强占的唐努乌梁海地区、江东六十四屯、库页岛等中国领土，更是完全可以依法讨还的。但江泽民不但不讨还，反而又拱手送出去，因此被知情国人称之为"当代最大的卖国贼"。
更令人发指的是，江泽民签订的卖国条约实际上斩断了中华民族的生路。中国人的祖先留下的这片辽阔而肥沃的土地，不仅覆盖着大片原始森林，而且蕴藏丰量的矿产和石油，是未来中华民族腾飞和崛起最宝贵的生存资源。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原始荒漠及彻底荒漠化的国土约占国土总面积的33%，严重水土流失的国土约占38%，而剩下生存条件较好的国土只占国土总面积的不到1/3！中华民族的人口重心已经从中原黄河流域向东南退到沿海一弧、沿（长）江一线，背后已是大海。人口还在继续增加，耕地还在继续减少，环境还在继续破坏。中国国土对人口的承载力已逼近极限。江泽民出卖的这片辽阔富饶的土地本来是中国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希望，实际上江泽民已经把中华民族的后路彻底斩断，把炎黄子孙逼入绝境！
许多人对江泽民为什么签订卖国条约感到不可思议。本书的第二章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作为克格勃发展的远东局特务，这个身份一旦暴露，无论是江泽民还是共产党都可能会立即垮台。实际上，这也是中共内部在后来了解情况后不肯追究江泽民责任的原因。
因为领土问题牵扯到复杂的历史恩怨和民族感情，一向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但有鉴于卖国问题是江泽民另一个无法解释也无法回避的罪行，本书不得不单独开辟此章，从历史背景、国际法规定、对中国的影响、江出卖领土的背后原因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从中人们不难发现，这块本来中国可以理直气壮讨回、苏联也曾愿意归还，而且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巨大战略意义的领土，却被江泽民因为个人私利盘算而拱手相送，给中国人带来耻辱，给中国未来留下巨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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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由 西湖雅韵 >> 2012年 8月 31日 星期五 8:17 pm
1.领土主权
历史上的俄罗斯是个欧洲国家，与中国并不接壤。沙皇时代，沙俄开始侵略扩张。当时的侵略者侵入中国东北，强占黑龙江流域雅克萨等地，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康熙大帝于1685年派兵收复东北失地，两度攻克雅克萨，俄军伤亡惨重，被迫投降。1689年9月7日，沙俄与清政府在尼布楚举行谈判，并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中俄以格尔必齐河、格尔必齐河沿外兴安岭至海和额尔古纳河为界，以北属俄国，以南属中国。这是中俄双方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条约，也可作为中俄边界谈判的法律依据，然而这一条约却在江泽民的手中被彻底否定了。
1840年以后，清政府腐败软弱，沙皇俄国乘虚而入。遍观中国自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虽然不乏割地赔款的内容，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一样侵吞了如此多的中国领土。更为恶劣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被其他国家占领的中国领土绝大多数都归还了中国，唯有前苏联不但寸土未还，反而对中国进一步地蚕食侵吞。
沙俄在入侵中国的过程中，签订了十七个不平等条约，其中侵占土地最多的有三个，即《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加起来一共从中国割走超过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
《瑷珲条约》
1856年10月（咸丰六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8年5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天津告急，北京震动。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乘机率领俄国哥萨克军队直逼瑷珲城下，以"助华防英"为借口，在两艘炮舰护送下来到瑷珲城内与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会晤谈判，要求撕毁中俄《尼布楚条约》，强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在沙俄的武力威胁之下，奕山终于屈服，被迫于28日与穆拉维约夫签订了《瑷珲条约》。
《瑷珲条约》共3条。主要内容为：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瑷珲对岸精奇哩江（今俄国结雅河）上游东南的一小块地区（后称江东六十四屯）保留中国方面的永久居住权和管辖权；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原属中国内河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船只航行。
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当时没有批准《瑷珲条约》，还处分了奕山等人。
《北京条约》
1860年（咸丰十年）10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西郊，咸丰帝携后妃及亲贵逃往热河行宫（今河北承德郊外），其弟恭亲王奕欣在京，接洽议和事宜。奕欣求和心切，请求俄国驻华公使伊格那季耶夫出面调停。伊格那季耶夫乘机要挟，要求清政府同意他就领土问题所提出的要求。11月14日，奕欣被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北京条约》除了承认《瑷珲条约》以外，还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约四十万平方公里）也由共管而改为划归俄国，并规定中俄西部边界将另行重新划定，至此中国在东北丧失土地大约一百万平方公里。黑龙江口至图们江口大约40万平方公里的沿海地区也划归俄国，从而使中国失去了日本海的出海口。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早在19世纪初，沙俄就开始觊觎中国西部地区。道光皇帝在位时，沙俄就武装侵占了巴尔喀什湖东南的喀拉塔勒河、伊犁河等七河地区。咸丰四年（1854）又强占阿拉木图，把伊犁河下游一带据为己有。1864年（同治三年）9月，清政府处于外有沙俄大军压境、内有新疆回民反清举事的形势下，与沙俄在塔城谈判。在沙俄武力威胁和政治讹诈下，清政府于10月7日被迫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将中国西境的3个大湖----巴尔喀什湖、斋桑湖和伊塞克湖，连同周围广大地区，共达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占为己有。（注：前苏联解体后，现在的俄罗斯版图不同于沙俄帝国，原中国西北这些地区现在被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占有，已不属于现在的俄罗斯。）
其他不平等条约
同治十年（1871），沙俄又胁迫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条约》，随后于光绪八年至十年强迫清政府订立了5个勘界议定书，分段重新勘定了中俄西段边界。沙俄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和勘界议定书，共割占了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未经签约而被抢占的领土
沙皇俄国除了逼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北洋政府订立城下之盟，以条约的形式侵吞中华国土外，还公然使用武力对条约规定为中国领土的地区进行吞并。
1900年7月中下旬，沙俄借口中国发生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出动17万大军将《瑷珲条约》中划归中国的江东六十四屯围住，对数万居民进行凶残杀戮。女人遭到奸污，许多人被俄军烧死，逃出者不足半。一时逃出村子者在黑龙江边被俄罗斯追兵射杀，血染江水，未及过江者被一同逼入江中。江东六十四屯自此被沙俄霸占。
江东六十四屯的大屠杀是一段浸透了血泪的历史，罪魁祸首就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叶利钦为尼古拉二世举行葬礼，江泽民不但未做一声指责或抗议，竟然还主动扑到叶利钦的怀里，搂住叶利钦的脖子与其亲热，连叶利钦都感到突然和尴尬，其丑态被外国记者摄入镜头发表出来，令人不堪目睹。不仅如此，江泽民甚至到俄罗斯亲自给屠杀了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的凶残的哥萨克凶手们祭奠致敬，并在《议定书》中将江东六十四屯出卖给俄罗斯。
库页岛是中国最大的岛屿，位于黑龙江出海口之东，东面和北面临鄂霍次克海，西面隔鞑靼海峡与大陆相望。南隔宗谷海峡与日本接壤。从中国金代开始库页岛即归中国管辖。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亦规定库页岛属于中国。该岛面积7.6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台湾。1789年，沙俄的远征军杀入该岛，赶走了岛上的原住民──鲜卑族赫哲人，独吞了岛上丰富的煤矿和油矿。
唐努乌梁海，地处外蒙古西北部，北靠萨彦岭，南抵唐努山，是位于两山之间的狭长地带，总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贵州省那么大。俄国先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策划该地区独立，随后于1944年将该地区并入版图。唐努乌梁海的居民以汉人为主，从清政府、民国政府到中共毛泽东政府，历来都不承认其独立的合法性，1953年联合国大会表决亦将唐努乌梁海地区裁决为中国领土。
历届中共政府的态度
领土问题在中国是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历任领导人都不敢轻举妄动去承认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
按《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在武力威胁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没有合法性，所以对以上不平等条约，历届中国政府也都未予承认。1972年，毛泽东开始以官方名义通知前苏联及其大使馆，提出"九不平等条约论"，即坚决拒绝承认俄国强加给中国的十七个不平等条约中的九个。中国加入联合国后，毛泽东也通知联合国，中国不接受这九个不平等条约。1972年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说："苏联占领我们的领土太多太多了，其中包括沙皇帝国和红色苏联占领的。这些占领的领土我们没法数清楚，有的中国政府，比如说国民党政府和清政府，声明的比我还多。我现在要的是以国际法声明最少的部份，那都是有清楚历史根据属于中国的地方。"
1978年10月中共发言人指出，1960年至1969年苏俄夺走185平方英里中国领土，1972至1977年在新疆伊犁夺走1080平方英里领土。同时还指出：除去中俄有争议地区之外，俄又霸占中国3475平方英里土地。
1979年9月29日中国透露：新疆20个地区俄中有争议领土约有11600平方英里至29696平方英里。
1982年1月8日李先念指出，中俄边境有争议地区达9万平方公里，全被俄国占领。
简单的历史回顾说明，从沙皇俄国到苏共建政，俄罗斯一直对中国的土地进行巧取豪夺，而从民国政府到毛泽东，都没有敢承认这些条约和占领地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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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由 西湖雅韵 >> 2012年 8月 31日 星期五 8:18 pm
2.前苏联一度宣布归还强占领土
从沙皇俄国到后来十月革命后的苏联，都一直处心积虑地侵占中国的土地，但只有在苏维埃共产政权刚刚建立期间例外。因为那时的苏联不堪一击，随时都有被西方强国消灭的危险，所以列宁为拉拢中国共同抵抗苏联的敌人，一度提出要归还这些领土。
列宁在1919年发表对华宣言，声称"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1920年9月27日，前苏联政府又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宣言》）
列宁未及实践他的诺言就去世了。斯大林掌权后，先是否认那个"对华宣言"的存在，继而杀人灭口，将签署此宣言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列文．卡拉罕作为"叛国犯"枪决。
不管斯大林承认不承认，此宣言被正式签署就是合法文件，两国都必须遵守。到了江泽民掌权时却不可思议地推翻了这个宣言，把应该归还给中国的土地秘密送给了俄国。
3.未谈判先签约
中国改革开放后，吉林省一直希望打开图们江出海口，这对吉林省经济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直接关系到吉林省经济能否腾飞。
为早日实施通海计划，几年来省政府投巨资完善珲春市及周边的市政、公路、铁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多次与俄方谈判。因为当年割让图们江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等因素，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已有诚意与中方合作建港出海。正当谈判进展顺利，即将进入决策的重要阶段，江泽民却背地里在丧权辱国的"中俄东段勘界议定书"上签了字，让中方代表傻了眼。至此，图们江出海口几乎被彻底封死，吉林百姓多年来盼望的开边通海战略计划变成了一堆废纸！
一位多次参加中俄关于图们江出海口合作问题谈判的中方代表悲愤地说："每次谈判，我们都引经据典，据理力争，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没想到在具有决定性的那次重要会议上（中俄签定领土条约的同一时间段），开始时俄方代表仍同往常一样，态度比较温和，不料中途出去接了一个紧急电话，回来后就一反常态，非常强硬地拒绝合作，使非常有利于我方的谈判被迫搁浅。"
这位代表后来才知道中俄已签了领土条约，当时中央没人及时通知他们。而俄国人却立即告知了参加图们江出海口合作谈判的俄方代表，使其立即变被动为主动。据说江泽民那么痛快就在丧权辱国的"中俄东段勘界议定书"上签字，令当时在场参加领土谈判的俄罗斯人都感到十分意外。
吉林省喊了五年、并已投入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开边通海战略"，至此彻底化为了乌有。
2000年12月，在中共吉林省委制定的《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上，洋洋洒洒几万字，只字未敢再提"开边通海"之宏伟战略。
4.江泽民从每人手里抢走一亩土地
根据中国1990年《缔结条约程序法》第7条规定，有六种条约国家主席无权直接签署，而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批准，其中第一项为"友好合作条约、和平条约等政治性条约"，第二项为"有关领土和划定边界的条约"。
这里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识，只需要常识就明白了。一方面，江泽民从未经过民众选票授权，他是被中共元老看中而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因此他没有权力代表13亿中国人民去签订条约。另一方面，中国的领土归全体民众所有，而非江泽民私人土地，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岂能只由中共独裁下的"橡皮图章"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更应该在全国广而告之，必要时可通过全民公投方式决定这些领土的归属。
而中国民众对江泽民签订的中俄边界的新条约，却一直被蒙在鼓里，到今天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由于中共片面强调经济发展，造成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中国可耕地面积已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人均近2亩，减少到目前的人均1.4亩，而且还在进一步减少。江泽民割让的100万平方公里绝大部份都是极其肥沃的土地。家喻户晓的歌词"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描绘的就是东三省的沃土，而被江泽民割让的土地甚至更加肥沃，有人形象地比喻说，那里的土"攥一把都流油"。按照一平方公里合1500亩计算，江泽民出卖的国土相当于从13亿中国人每人手中夺走1亩肥沃的可耕地。
5.江泽民给中国造成的国家安全隐患
中国近代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林则徐被道光皇帝发配至新疆后，他觉察到沙俄蓄谋侵略中国的野心，临终前几个月，曾大声疾呼，告诫国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不幸的是，由于江泽民的卖国行径，我们这一代人终于见证了历史的这一幕。
军队后撤边界五百公里不设防
江泽民以军委主席的身份命令中国边防军后撤，500公里不设防，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4个国家不设防地带只有100公里宽（只有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几个地段例外）。100公里以外，这4个国家共"拥有13万兵力（其中俄军为12万人）、3900辆坦克（其中90%是俄罗斯的）、5800辆装甲战车（俄罗斯所占的份额当时和后来都是90%）、4500门大炮、290架作战飞机和434架直升机"。而中共要驻军必须在500公里之外。
这个秘密是2002年俄罗斯新闻社军事评论员维克多．利托夫金披露出来的。原因是俄国有人大叫"吃了亏"，为澄清事实，说明俄国不但没吃亏，还占了大便宜，利托夫金写了一篇文章。确实是这样，真打起仗来，人家在100公里外出击，中共军队要从500公里外出击。
利托夫金的文章透露："为了加强军事领域的相互信任，北京采取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措施，承担了单方面的义务，即：做到在与这几个国家交界的边界地区，在500公里宽的沿边地带，除边防人员外没有任何军队。对俄罗斯和其它几个独联体国家来说，这条沿边的'不设防地带'则只有100公里宽"。
文章用调侃傻瓜的口气说："俄中两国在'不设防地带'100公里宽和500公里宽这种宽度上的'不对等'，其理由说起来其实相当地简单，即我们之所以不能像中国人那样将自己的军队从边界线后撤500公里，是因为对我们来说这笔费用实在是太高了。......中国对这种状况表示理解。"
俄国那不设防的100公里地带是森林荒野，退出并不损失什么，但中国退出的那500公里宽的地带都是耗费巨资的军事设施。全部毁掉损失巨大。为何江泽民不签定个"对等"条约呢？俄国撤退费用太高，难道中国军队撤退的费用不高吗？别说中国没钱，就是有钱也不能签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
文章对俄国人透了实底："削减中国边境一带的（俄罗斯）驻军，尤其是拿它的费用同从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3国撤军的费用相比，对我们俄罗斯来说，实际上是没有花钱。"
也就是说，俄罗斯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陈兵十余万，武器足备，而江泽民竟然令中方不设防，国防国防，何防之有？
当时，驻守在那里的中国边防官兵对这个条约义愤填膺，坚决不肯执行命令。为了尽快后撤让俄国满意，江泽民把了解真相的北方边防军全部调往福建。是什么原因使江泽民如此迫不及待、一意孤行呢？库恩的书中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
库恩在年跨度"1989--1996年"的第7章用的题目是"领导地位"，清楚说明了江泽民当时的处境非常危险。此章的摘要中说，"江泽民采取了一系列战略行动巩固自己不断上升的政治实力"，"他召集了一次研究制定国防战略的秘密会议，参加人员包括总参军官和各军区司令。但其深层目的是在最近影响深远的人事变动后确保军队的忠诚。"
这个章节摘要一语道破江泽民当时的恐惧心理，江担心邓小平随时可能会把自己撤掉，于是在内部拼命送出军衔、用腐蚀军官打造自己在军队中的地盘。这还不能使江泽民安心，他希望取得俄罗斯等邻国从外部全力帮自己巩固权力。这就是江泽民为了权欲而秘密签定500公里不设防的不平等条约的一个重要原因。
地缘政治
由于地缘关系，俄罗斯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并假借合作、交流等名义伺机蚕食中国领土，窃取中国情报。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沙皇俄国以共同防御日本在亚洲的霸权为名，诱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俄密约》，又称《防御同盟条约》，取得了中东铁路的筑路权，将铁路从西伯利亚直接通过黑龙江、吉林地方修到海参崴。其目的就是可以运用"铁路征服政策"，将侵略势力渗透到中国东北，把黑龙江、吉林等满蒙地区囊括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以便最终实现吞并中国东三省的野心。后该阴谋因1904年日俄战争而破产。
1945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役已经接近尾声。前苏联、美国和英国首脑在前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为让日本尽快投降，英美敦促前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斯大林乘机胁迫民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当时在莫斯科谈判的蒋经国问斯大林，"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斯大林回答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斯大林拿出地图，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人民日报》在2001年7月31日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1958年7月，前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通报了前苏联方面的一项建议，由于前苏联的地理条件，他们的舰队活动范围受限制，而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因此希望中苏共同建立一只联合舰队，共同对付美国。对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事情，毛泽东听了之后当时就表示了不满。再联想到前日前苏联要求在中国建立中苏共管的长波电台一事，毛泽东更为光火。于是毛泽东要求赫鲁晓夫亲自来北京商谈此事。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当天与毛泽东举行会谈。毛泽东几次要求赫鲁晓夫解释什么叫"共同舰队"，而赫鲁晓夫则吞吞吐吐，无法回答，并再三表示一个舰队由两个国家来指挥是不可想像的。
俄罗斯新闻社2002年12月18日的那篇文章还透露说："有趣的是，即便在俄罗斯前国防部长伊格尔．罗季奥诺夫1997年访问北京之际，当他把中国称之为'21世纪俄罗斯的潜在对手'的时候，俄中两国互信的气氛都没有受到一点儿影响。北京方面把他的这番话仅仅看作是这位将军的权宜之计，是他'在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以便为武装力量的发展获得更多的拨款'。"
由此可见，俄罗斯从来也没有拿中国当作朋友，而是定位为"21世纪俄罗斯的潜在对手"。而江泽民竟然毫不防备，继续与俄签订边界裁军协定，命令中国国防军从已经后撤的国境线再后撤，500公里内不设防，主动实现杜金教授《基本地缘政治》一书中俄国要求建立的缓冲地带，放弃国防，给俄军大开方便之门。
6.卖国条约斩断民族生路
卖国条约对中华民族所造成的伤害，人们现在根本无法估量，它已经远远超出了民族尊严、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范畴。该条约对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将成为致命一击。2000年12月28日，一位著名作家曾在他题为"斩断民族生路的《中俄边界新约》"的文章中指出："中国之劫之难之凶之险，百年以降，唯此为大。"
这绝非危言耸听。
中国虽然号称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为世界上第三大国家，然而中国的人均可耕地面积却只有1.4亩，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美国的九分之一。中国许多地区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西边是高原，西北是荒漠，正北是草原和沙漠，东南是大海。生存条件较好的国土，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公里，仅仅占国土总面积的29%。当中国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沉迷在说"不"和"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样的呓语中时，即使是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也不得不考虑在人口密度已经接近土地、能源、淡水、矿产与森林资源承载能力的极限时，中国二十一世纪的生存空间在哪里？
在199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表面上政府是要开发西部地区的经济，改变西部地区封闭落后的局面，打破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格局，并将生态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特色产业作为西部三大发展重点。内行人却对此政策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
从30年代胡焕庸先生发现中国人口分布的胡焕庸线（指从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的近似分割中国东部人口密集区和西部稀疏区的直线）以来，中国人口分布的宏观格局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胡焕庸线的西北面积为全国64%，人口仅占5.6%；东南面积为36%，人口却占94.4%；文明重心倾斜于东南已无可置疑。近半个世纪来，中国人口重心点始终在东南靠海的一个百余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徘徊。由于人口增加、过度开发和环境恶化等因素交相作用，中国人口与文明的重心继续向生存环境较好的东南部转移。然而现在东南部地区的开发已经全部完成，继续往东南走就只能走到太平洋里去了。
"西部大开发"真的会让我们走出困境吗？就在国务院提出这一战略后不久，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一位研究员发表了题目为《中国人口分布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报告。报告中说"由于西部地区大多为高原、荒漠，土地可垦殖率低，而且远离沿海，......所以西部地区人口承载力比中东部地区低得多。......西部地区的水土流失、沙漠化等环境灾害要比中东部地区严重得多。......从人口承载力与人口压力的对比关系来说，尽管西部地区人口密度很低，但西部地区人口超载更加严重。因此西部地区相对于中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不仅不能增加，相反应该降低。"西部的人口需要继续迁移出来，东部却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我们还能退到哪里？
唯一的答案是东北。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按照国际法和平谈判收复失地的话，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民族仍将大有可为。《瑷珲条约》与《北京条约》所丧失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东北三省的面积之和，而且位于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以及乌苏里江以东，那是我们的先人留给我们的原始森林和肥沃的土地，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后契机。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生存，没有了领土这种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十几亿人的命运实堪忧虑。而江泽民却将这一片攸关国民经济发展和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问题的辽阔疆域，大笔一挥，兵不血刃地合法落入俄罗斯版图。这无疑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卖国条约。
7.江泽民出卖给其它国家的领土
对于中越、中印、中国和其它前苏联国家等领土争端的解决，中共官方媒体也从来不敢公布条约的内容，所有出卖领土利益都属于黑箱作业。
江泽民和塔吉克、吉尔吉斯以及哈萨克，签订了中塔吉边界划定协定、中吉哈边界划定协定等，基本放弃了所有争端国土。例如他与塔吉克斯坦总统赖克莫诺夫签约，将靠近帕米尔地区的27,000平方公里的争议土地出卖给塔国，而中国仅得到1000平方公里。这是塔吉克的通讯社报导了有关条约内容，才在海外曝光。
江泽民在1996年出访菲律宾，主动提出放弃南沙群岛的主权争议，共同进行经济开发。
1996年11月底，江泽民访问印度，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为中印按照现在的控制线划分边界定下基调，这就等于承认了麦克马洪线，放弃了喜马拉雅山南麓肥沃的9万平方公里领土。
1999年12月30日，江泽民批准《中国和越南陆地边界条约》，将数百位将士浴血苦战付出生命而守卫的云南老山和广西法卡山划归越南，麻栗坡的爱国忠魂将永远埋骨越南。
这里我们需要特别谈一谈钓鱼岛。
钓鱼岛的归属问题十分微妙。从历史来看，钓鱼岛理所当然是中国的领土，但问题是台湾和大陆都在声明对钓鱼岛的主权。围绕钓鱼岛发生过几件大事，一个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大清因为战败而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永久割让台湾和附属岛屿，此时钓鱼岛作为台湾岛的一部份割让给了日本。另一个是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马关条约》废除，日本对钓鱼岛占领的"合法性"也相应失效，但日本在归还台湾和澎湖列岛时，未予归还钓鱼岛，而是将其划给冲绳县管理，结果为今天的主权争议埋下伏笔。
虽然钓鱼岛本身只有几个荒岛，面积也只有6平方公里多一点，但按照199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来看，此岛屿还包含74万平方公里的"海洋经济专属区"。1967年联合国勘探发现此海域蕴藏着8百亿桶的原油，按照现在国际原油市场价格每桶50美元计算，其价值将达4万亿美元，相当于现在大陆每年GDP的四倍。
按说这么大一笔财富，江泽民如果真是为民族大计考虑，至少也应该先拿过来再说，不管是按照历史上的"先占权"、按照《开罗宣言》、还是按照《波茨坦公告》或《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收回对钓鱼岛的主权都是合理合法、名正言顺的。但是江泽民偏不，抱着"宁予友邦，不予家奴"的态度，不但自己不努力争取，对于中华民国（台湾）的努力还经常讽刺和掣肘。
在钓鱼岛问题上，江泽民完全不表态也是做不到的，原因就是钓鱼岛属于台湾的附属岛屿，其归属问题应该是和台湾共进退的，更何况台湾在这个问题上比中共强硬得多，甚至台湾的国防部副部长陈肇敏2003年年初在立法院还表示，钓鱼岛是台湾领土，如果非战不可，台军一定会维护领土完整。
这样，江泽民在宣示对台湾的主权时，就不能不顺带上钓鱼岛，但是态度之强硬和软弱却有天壤之别。江泽民对台湾从来都是"不放弃使用武力"，而当日本派出警察和直升飞机到钓鱼岛抓中国人，等于是在中国拥有主权的土地上抓人时，江泽民却通过发言人说"关于中日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我们一直主张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
在2003年，保钓人士为纪念"九一八"事变，申请了50人规模的驻京日本使馆前抗议活动，江泽民手下的警察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拒绝了申请。
江泽民以平等条约的形式，把凡是有争议的领土一律出卖，从来不经人大事先授权，更未交与全国人民讨论和投票，实为卖国贼！当他高喊"爱国"、民族主义、"反华势力"、"围堵中国"等调子的时候，最大的反华势力恰恰就是他自己。
8.江泽民是主动卖国
1999年底江泽民在签订卖国条约时，已经是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最高当权者，所以该条约的签署与否，责任全在于江自己一人。退一步讲，即使卖国条约的签署曾得到党内干政大老的暗示或人大授权，他也完全可以拒绝签字，否则就是甘当历史罪人，这里仅举两例说明。
在二战将要结束时，蒋介石希望斯大林能够出兵东北消灭侵华日军，当时去莫斯科谈判的是蒋经国和宋子文。斯大林坚持要让外蒙古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脱离民国政府而独立。蒋介石于万般无奈下，让宋子文在协议书上签字。宋子文接到电报后，立即辞去外交部部长职务。尽管协议是让外蒙公投，而非割让外蒙古，但他仍然认为他签了协议就会成为民族罪人。最后在协议上签字的是接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
另一个具有可比性的故事为大清驻俄全权公使杨儒的经历。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8月19日，一直觊觎着中国东北的俄国人认为："将额尔古纳河与阿穆尔河的右岸和乌苏里江左岸满洲的一部份归入我们的领土是绝对必要的。"9月11日，15万俄军全线越过中俄边界，将大清国数以千计的边民赶入黑龙江中淹死后迅速占领东北全境。10月1日攻占沈阳，强迫盛京将军增祺签下《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奉天交地章程》要求遣散驻守沈阳的清军，营口暂由俄国管理，拆毁东北各处炮台和军火库......
1901年1月4日，清廷命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在彼得堡办理交收东三省事宜"。杨儒为国家主权据理力争。3月25日，俄国人将杨儒关在俄外交部里威逼利诱，扬言如果还不答应俄方条件，他们就要宣布"将满洲改做俄国的一个省"。同时又引诱说，只要杨儒一签字，俄国立刻为他在彼得堡"置田若干，房屋若干，足以享用一生"。杨儒勃然变色，再次拒绝俄方威逼利诱。俄国人恼羞成怒，最后竟将杨儒从楼上扔了下去。杨儒坠地，严重受伤，满面鲜血地躺在异国的大街上。3月28日，悲愤已极的国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拒俄"集会，全国不分南北纷纷上书，反对将东北主权出卖给俄国。俄国人见势不好，怕各国乘机威胁俄国在华已有的利益，4月3日被迫声明"条约暂罢"。杨儒成为大清国在那段屈辱的历史中少有的死不低头的官员。
江泽民所处的时代和历史上签订一切不平等条约时完全不同。中国并未与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印度等国开战，更非签订城下之盟，何况中方理直，外方理屈。坚持中国固有领土不但义不容辞，而且毫无危险。以其当时身处的三位一体最高权位而言，完全可以说，江泽民是主动卖国，铁案如山。
针对海内外掀起的讨伐江泽民卖国罪行的大潮，江本人是如何应对的呢？他有没有找到推卸责任的替罪羊呢？没有。前面提到，他在自己的传记中居然把这次领土签约事件彻底隐瞒了。这是江做贼心虚的最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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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雅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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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让事实作证！中共卖国行为专贴

帖子由 西湖雅韵 >> 2012年 8月 31日 星期五 8:19 pm
9.卖国是为了隐瞒汉奸历史
中俄东西段边界从1991年开始勘察，当时正逢苏共下台，俄罗斯经济进入大萧条时期，而中国在邓小平南巡后，国力开始大发展，欧美国家与中国关系也从"六四"之后的冷冻期走向恢复。从当时国际环境来看，正是俄罗斯有求于中国的时候，中国实在没有必要、更没有理由无条件承认过去所有不平等条约，但是江泽民居然就承认了。
这让许多人对江泽民为什么签订卖国条约感到百思不解。本书的第二章曾经讲过，1945年前苏联红军突袭东北，获得土肥原贤二的全部特工系统档案，当然包括江泽民曾接受培训的青年干训班的文字及照片档案。此后在江泽民留学前苏联时，前苏联情报部门查看江泽民的档案，发现了江泽民充当汉奸的历史，便威逼利诱将其发展为远东局特务。
1991年5月，江泽民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身份出访前苏联，在参观利加乔夫汽车制造厂时，克格勃就特意安排江泽民"巧遇"当年让江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前苏联色情间谍克拉娃。江泽民曾是克格勃的远东局特务，这个身份一旦暴露，江可能立刻就会下台，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江泽民当然心知肚明，因此，不管多大的国家利益，江泽民也要跟俄罗斯做这笔交易。
而江泽民一旦签署条约，生米煮成熟饭，共产党也怕公开条约详情导致政党垮台，这是中共内部在后来了解情况后不肯追究江泽民责任的原因。江泽民知道，如果要犯错误，就一定要犯到中共一改正就相当于杀人犯投案自首的程度，这样自己反而才不会被追究责任。
2005年，曾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因为"六四事件"愤而辞职的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程翔被内地扣查。据外界传媒消息，程翔被捕是由于在《明报》发表多篇署名为"钟国仁"的文章，专栏里详细披露"中俄边界"协定的种种细节，称之为二十一世纪最荒唐的'代民做主'的丑剧。据香港报界确认，钟国仁就是程翔在《明报》专栏上的笔名。钟国仁在文章中分析了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敢向老百姓公布和解释条约的三大苦衷：一是它表示中共在这个问题上连被它讥笑为卖国而赶下台的国民党政权都不如；二是江泽民在这个问题上比共产党其他领导人都不如；三这个标志着中国正式放弃偌大一块领土的条约，从谈判的过程到最后签署，都没有公开过。
中共对民间揭露江泽民卖国的问题恼羞成怒，在许多官方网站的论坛上，"中俄边界"一度成了被封锁的关键词。中国地图出版社的地图爱好者论坛因有人谈及江东六十四屯等被江出卖的领土而居然被关闭。
10.公审江泽民或可成为讨还领土的唯一希望
尽管如此，按照1969年5月联合国通过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讨还江泽民出卖的领土还有最后一线希望，那就是"公审江泽民"！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条规定，条约以"诈欺"、"贿赂"、"强迫"、"武力威胁"所缔结者无效。
江泽民实际上是为了保住总书记宝座而以出卖领土为代价换取俄罗斯不揭露他的克格勃远东局间谍身份。在此种情况下，江泽民无论批准或签订什么条约，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都是无效的。如果江泽民在领土问题上遭到中国人民的审判，那么他签订的条约自然也就会不能算数。
所以，彻底调查江泽民签约的动机和整个过程，将其罪行公之于众并追究其法律责任，或许可以成为中国讨还北方领土的最后机会。
11.炒作黑瞎子岛掩盖卖国
1999年12月9日江泽民秘密签订的《议定书》，连当时的国防部长迟浩田都不许过问。迟浩田后来听到一些消息，问起条约的事情，结果收到的是1999年12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面官方关于此条约的只有100多字的简短介绍。
2002年10月，江泽民访问美国之前，全美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在华盛顿DC国家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江泽民公布条约内容，并表示炎黄子孙有权知道到底还有哪些土地属于中国。海内外报纸和网站广泛报导了这条消息。
几天以后，2002年10月14日和15日中共算是做了一个可笑的回应。在江氏喉舌《人民日报》网站的头版图片新闻，一个本来应该刊登国内外最重大新闻或政治动向的地方，破天荒地连续两天刊登十余幅照片，大标题为《组图：辽阔边疆神秘边界
中俄蒙边界掠影》和《组图：中俄蒙边界路漫漫 各口岸建设日日新》，未配任何文字报导。大概也是因为实在是无话可说吧。
中国国内外有许多批评者一直强烈指责江泽民在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的中俄边界谈判问题上黑箱作业，不允许民众过问和讨论。
然而，2004年10月17日后，情况忽然发生了变化。中共终于开始公开报导中俄边境问题。北京媒体报导说，中国外长李肇星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北京签署《中俄关于两国边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加上原有的《中俄东段国界协定》、《中俄西段国界协定》，使4300多公里的中俄边界"问题获得彻底解决"。
这个报导很让人费解，既然宣布签署了"两国边界东段的补充协定"，那么为何"协定"却没有公布过？更奇怪的是《中俄东段国界协定》、《中俄西段国界协定》用"原有的"一笔带过，到底"原有"到哪一年还是个谜。还有，这四个协定的内容至今没有公布出来，中俄边界问题彻底解决到什么程度更是个谜。这个谜需要由江泽民来揭谜底。
中共对于海内外追究江泽民出卖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占98%中俄东段边界的《东段协定》噤若寒蝉，而在2005年突然对于只占2%边界的《东段协定的补充书》大肆炒作，说是《补充书》拿回来了半块黑瞎子岛。其实，这是中共为了掩盖江泽民卖国罪行而应付中国百姓的一个招术。
2005年5月31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盛世良做客新华网，提出一个观点，说是"把以前失去的属于自己的领土要回来了100
多平方公里，这毕竟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在旧中国，中国从来都是丢失领土，从来没有依法要回来一小块领土，这是第一次。"这是个什么逻辑呢？好比有人被抢了
1万块钱，本来完全有理由都要回来，可有一天，对方只还了1块钱，被抢的人竟说，"好，那9999块不要了。归还1块钱毕竟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还有比这更走狗奴才的逻辑吗？
其实黑瞎子岛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时被斯大林领导的苏军占领，其本身就是中共甘当苏共走狗、赤裸裸卖国的明证。
1929年5月27日，苏俄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召集远东各地重要共产党干部举行共产国际会议，商讨对华侵略事宜。此时被中方发现，经搜查捉到苏共、中共党员39人，查收到扰乱中国秩序、企图分化中国的文件等共数万册。
1929年7月，东北地方当局根据中华民国政府要逐步在中国境内收回中国主权的决定，根据1919、1920年苏俄政府曾公开发表的"放弃一切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所有特权"的声明，宣布接管中国境内的"中东铁路管理权"。1929年8月，苏俄非但不承认自己以前的宣言和声明，而且宣布与中国断交，并调动10万大军，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华民国政府为了自卫，命张学良负责国境边防，兵分东西两路，进行阻击和抵抗。史称"中东路事件"。
同时，斯大林在1929年9月26日给中共发来了指示："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并且是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俄，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又频频发来电报，明确指出"武装保卫苏俄就是要在全国发动武装暴动"。
1929年11月，李立三在中共"二大"上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装保卫苏俄'，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时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的刘少奇称："中东路事件"是帝国主义对苏联武装进攻的开始。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60号通告，标题是"执行武装保卫苏俄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
于是中共在南方各省大搞武装暴动，牵制中华民国政府军，使之难以北调抗苏，与苏俄在北方的武装侵华里应外合。黑瞎子岛就是在这次"中东路事件"中被苏俄强占的。
苏俄侵华、占领黑瞎子岛过程中，中共为一党之私竟甘当汉奸、走狗，出卖民族利益。而如今，中共居然把只收回一小部分本来完全属于中国的黑瞎子岛称为自己的"功绩"。果真如此，婊子也可立牌坊了。
更令人愤慨的是，据《南方周末》记者近距离的环岛观察，在划归给中国的西部一部分中，基本上没有什么开发的痕迹，全是湿地以及茂密的青草和低矮树木。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报导中提到，还给中国的土地上，除了干草和鲜鱼，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俄国曾规划将黑瞎子岛分成四个区：生态区、农场区、休闲体育区和住宅区。划给中国的，是他们想作为生态区的那一块，也就是最荒凉的部分。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所所长李传勋说"不管怎么说，要开发黑瞎子岛，还需要时间和充分的论证。"
而俄罗斯得到了什么呢？一位史学家亚历山大－维甚涅夫斯基说："这些岛屿还真不是俄罗斯的。"但俄远东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普利科夫斯基说，根据两方的协定，所有哈巴罗夫斯克居民在岛上开发和使用过的设施，都留在了俄罗斯境内。
据俄罗斯媒体报导，黑瞎子岛面积300多平方公里，岛上自然资源丰富多样，70％的面积可用做耕地、割草场或者牧场，岛上栖息着珍贵的毛皮兽和水鸟，在黑龙江及其支流以及河滩湖泊中有许多种鱼类，比整个伏尔加河流域的还要多。这里现在已有果菜园15000个左右，有成千上万的市民到这里观光。岛屿每年出产4000多吨土豆，夏天可喂养1500头牛，年产奶量可达1700吨。岛上有10个农场，几个城中工业企业的旅游基地。在大乌苏里斯基岛上坐落着两个有常住人口的村庄。这些肥土沃野本来都应该归还中国，现在却把好处永远留给了俄罗斯。
这就是连俄国人都承认应该归还给中国的黑瞎子岛签约事件。拿回一块荒地，把值钱的部份彻底送给俄国，这明明是卖国，中共却把自己打扮成"英雄"。
※ ※ ※ ※
江泽民卖国的动机，同秦桧卖国求荣如出一辙：其一是力求自保，保自己的间谍历史不被公开；其二是求荣，求得俄罗斯的对自己政治权势的支持。江泽民采取了非常卑鄙的手段。中共同俄罗斯的领土谈判一直在进行，其中的关键是谈判底线的确定。江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另搞一套，把邓小平的调子当幌子，私自确立底线，黑箱作业，搞先下手为强，并尽可能封锁消息，隐藏很深，包括中共内部高层都不知详情。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高层人士，特别是军方高级将领，如迟浩田等了解到部份事实真相后，江泽民就开始耍赖，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把个人的责任与中共存亡捆绑在一起，逼人缄口。这时，面对绝对可以引发全国抗议的政府卖国行为，中共害怕了，维持权力统治成为了他们共同的最高利益。于是，2005年6月，在把大部分黑瞎子岛彻底送出、仅拿回一点儿土地后，江泽民立即指示开动国家机器，把相当于他所出卖领土万分之一面积的利益，夸大成40年谈判巨大成就，中共也上下大肆炒作，以点盖面，掩盖其真正的卖国行径，欺骗人民。江与中共沆瀣一气、互为利用找到了共同感觉。
(版权归大纪元所有，欢迎转载，不得更改)(http://www.dajiyuan.com)
6/13/2005 12:16:0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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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让事实作证！中共卖国行为专贴

帖子由 西湖雅韵 >> 2012年 8月 31日 星期五 8:22 pm
【私密档案】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条约《八尺协议》
2011-09-29 09:20 PM
【新唐人2011年9月29日讯】80年过去了，有多少人知道，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条约，不是由满清签订，不是由北洋签订，也不是民国政府签订的，而是1930年由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前身----中央苏区政权与日本关东军军部签订的《八尺条约》。在这份鲜为人知的秘密协议里，中央苏区政权赤裸裸地出钱出枪给日本侵略者，全力帮助侵略者占领东北，从而达到打击国民政府的目的。可以说，《八尺协议》的签订，直接导致了「九一八」和日本全面侵华的发生。

1928年底，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中华民国政府和平统一了全国。由于东北地区的加入，中华民国获得了空前规模的资源和工业能力，黄金十年的发展从起步开始进入快车道。从1929年第四季度起，中华民国的GDP和人均GDP开始飞速增长，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一支独秀。1930年初，民国GDP达到深陷经济危机的日本的两倍，人均GDP达到日本的40%，这一经济建设的成就即使在今天也未被超过。民富而国强，中华民国在达到全民富裕、财政盈余后，国防军事实力也开始起飞。1930年初，四艘航空母舰、四艘大型战列舰由海军上将陈绍宽主持，开始在大连、青岛和上海的军港建造，预计6年全部完工。德国帮助设计的战斗机也在沈阳造出了第一架原型机。1930年新年的美国《华尔街日报》这样评论：在传统强国欧美，陷于经济危机的泥潭而无法脱身时，东方的中国已悄然崛起，不久将超越日本成为东亚的巨人和掌控者。

于此同时，中华民国的周边国际形势也得到空前的改善，这源于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中国人民不计前嫌为日本灾民捐款，使日本社会发生了极大的震动，政界也对自甲午以来的侵华政策进行了反思。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日本也深陷其中，GDP大幅倒退，军费被迫削减，实际已无力维持侵占中国的国策。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治势力中的侵华派失势，亲华联华派上台。日本有意将中国东北南满铁路沿线的驻军全部撤回，甚至有意归还台湾，并将清朝与甲午战争的对日赔款退还给中华民国，具体方案开始在国会进行讨论。日本还愿意提供资金，派遣专家，帮助民国兴办教育和工业。1931年之前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也是中华民国的国际关系黄金期，是中华民国国民扬眉吐气、空前幸福的时期。

但这一切，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不愿意看到的。自从1927年蒋介石开始剿共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失去地盘，到1930年时，只在以瑞金为中心的赣西南、闽西一带拥有割据地区，并建立了中央苏区，成为之后建立的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前身。对于民国政府统一东北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央苏区政权并不乐意。毛泽东曾说：「民国的繁荣，归根结底只是资本主义者的繁荣，这种繁荣只是加强了全球资本主义锁链的一环。民国越繁荣，无产者的革命就越没希望，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日子也就来得越晚。」因此，中央苏区政权致力于阻止民国政府得到东北。在1929年授意苏联侵占东北发起「中东路事件」失败后，中央苏区将割裂东北、打击民国的希望转向了日本侵华势力。

1930年初，中央苏区政权开始秘密派遣代表，前往东北的日本关东军驻地和日本本土活动，与军界、政界的好战分子接触。经过数个月的初步活动，中央苏区政权的分裂东北计划与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的侵华阴谋一拍即合，并开始酝酿正式的合作。1931年春节刚过，当中华民国的四万万国民还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时，一场灾难性战争的大网已经在暗处开始编织。中央苏区的代表团，以王若飞为团长，从上海秘密登船，经过一昼夜的航行到达日本关东军控制下的旅顺，入住关东军「满铁株式会」的招待所大和旅馆。当月28日，中央苏区代表团与关东军的代表板垣征四郎在大和旅馆的小型会议厅----八尺阁，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史称「八尺协议」，又称「王板协定」。协议主要内容有：

1．中央苏区支持日本夺取东北、华北，承认其为日本势力范围；

2．中央苏区从共产国际援助经费中拿出2亿3千万金卢布，转交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由关东军参谋部分配，用于军费，以及日本国内政治公关使用。中央苏区派审计小组进驻沈阳和东京，监督经费合理使用。

3．关东军确保不晚于1931年10月开始对东北的进攻，并在未来的几年内积极夺取华北，配合中央苏区夺取中华民国的政权。

4．日本势力范围止与长江一线，即占领华北、华中后，与中共政权划江而治。

2亿3千万金卢布，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是一笔巨款。在二战以前，美元本位制度尚未建立。在金本位时代，这2亿3千万金卢布全部是金币和银币的形式。如果中国共产党能与民国政府精诚合作，将2亿3千万用于民生建设，岂非四万万国民之大幸。可惜，这笔巨款却为本已衰弱的日本侵华势力注入了血液，成为了中国四万万国民，乃至全东亚人民之大不幸。手握2亿3千万后，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并在事变前得到了中央苏区方面送来的张学良驻军地区。东三省沦陷，民国政府的一大批工业、资源基地沦入他人之后，受到了空前的打击，黄金十年因此进入迟缓期。关东军好战分子又在日本国内政界进行公关活动，亲华派受排挤，侵华派开始掌握政坛。

1932年，日本好战势力收买了东京的近卫第一师团，发动了「五一五政变」，亲华的日本首相犬养毅被杀。1936年又发动了「二二六兵变」，对华态度不够强硬的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和大藏大臣高桥是清等被杀，日本的政治天平从此不可逆地倒向侵华的错误方向。日本又将2亿3千万中的大部分重融成黄金，资助国内的企业，以重振被1929年经济危机重创的工业，尤其是军火工业，建造了大量武器装备，用在了对中国的战争中。今天，位于日本伊豆群岛的资本家族右代宫家仍然保留着昭和时代从这笔巨款中分配到的一小部分黄金，成为了罪恶的《八尺协议》的铁证。

【附记】：尽管《八尺协定》的签订十分隐秘，但纸是包不住火的。共产党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也对这种出钱出枪让侵略者打自己的行径难以理解。王明严厉地斥责毛泽东，未经共产国际同意用共产国际的经费资助第三国，违反了中苏合作纪律。1935年长征途中，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与来自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会师后，得知了1931年中央苏区与日本签订的《八尺条约》，十分愤慨，当即宣布与毛泽东分道扬镳，南下另立中央，并对北上的建议嘲讽道：「去陕北干什么？去给日寇带路吗？说是抗日，《八尺协定》谁签的？」与中央决裂的努力失败后，张国焘心灰意冷。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后，张国焘更是痛心疾首，遂于1938年投诚中华民国政府，见到蒋介石后痛心地说：「兄弟在外胡涂多年！」蒋介石赞许他知错能改的勇气，称张国焘为「共党里为数不多的良心所在」。

（原标题：中央苏区政权与日本关东军的八尺协议）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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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让事实作证！中共卖国行为专贴

帖子由 西湖雅韵 >> 2012年 8月 31日 星期五 8:23 pm
白岩松：为什么中国到处援助别国，却缺少朋友。
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们在国力并不雄厚，人民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宁可自己受穷，倾尽国力去支援一些国家，却并没有得到友谊。中国人勒紧裤带，把最好的物质奉献给我们的朋友，结果往往是反目为仇。当年在我们国家粮食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们用宝贵的外汇购买粮食支援阿尔巴尼亚，但最后两国反目为仇；我们无偿支援越南，最后却兵戎相见；我们支援朝鲜石油、粮食，却发现那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我们支援外蒙古建设，他们却把中国工人关进监狱；我们支持非洲国家建立工厂，他们却责怪中国设备落后。这些受援国家的政府和平民并没有对中国有好感，中国的牺牲和奉献得不到友谊，难道中国人是天底下最大最大的傻瓜？白岩松告诉了我们为什么。白岩松说，他到美国参观了一家报纸博物馆，这里珍藏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报纸。美国9.11恐怖袭击后，世界几乎所有9月12号的报纸头条都是关于9.11的报道，唯一只有中国的报纸头条是领导人的接见活动。白岩松感慨道，中国与世界脱节最大的是普世价值，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得不到朋友。
9月22号，温家宝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会议讲话时说，2009年底，中国免除了50个穷国的256亿元人民币债务。
温家宝还说：2008年6月底，中国累计免除亚非等49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247亿元；提供各类援款206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908亿元；对42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税目为736-1115个，占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额的98％。中国还为非洲培训了15000名各类人才，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派出医疗队，援建30所医院、100所农村学校，无偿提供防治疟疾药物。2007年底中国为增强非洲的自我发展能力，决定提供23.77亿元的无偿援助和7亿元的无息贷款......
最近几年来，中国灾难频发，汶川地震、冰雪灾害、西南旱灾、玉树地震、泥石流......灾害不断。根据相关数据，玉树地震，国家财政拨款5亿元。西南大旱灾，国家拨款1.26亿元......

　　2000年10月，在中非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政府首次宣布在两年内减免32个非洲国家总额达100亿人民币的债务。
截至05年底，减免44个发展中国家总计198笔价值约166亿元人民币债务。
2008年6月，向朝鲜捐赠了5000吨航空油和1亿元人民币，共计1500万美元。
2009年3月，提供阿富汗7500万美元贷款全部转为无偿援助。2009年全年，免除了46个国家的400多亿元债务。
2010年2月，中国国务院批准了减免伊拉克欠华债务的80%，约为68亿美元。当月，由于朝鲜货币改革失败，传中国将向朝鲜提供100亿美元援助。
2010年4月，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200亿美元贷款。

　　2010年8月，央视新闻联播同时出现两条新闻：一、为支持俄罗斯抗灾，中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二、甘肃舟曲缺乏饮用水和方便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
评论家夏小强在《如此国际主义为哪般？》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在针对初、中等教育征收高昂学费的大国，而其他大国都免费向她的国民提供；中国九亿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社会保障，世界第一。而XX却不顾民众的生活在用大把金钱买他国的欢心。
有不少网友指问：我国是发达国家了吗？中国有钱吗？有没有钱老百姓说了算。什么时候也可以减免一下自己国内穷人的债务呢？
还有网友表示，看来政府还是不缺钱，以后捐款要审慎考虑了。
前几天，中石油给日本捐款3000万，昨天又向日本无偿提供3万吨汽油，真是大手笔！总价已经接近2个亿！日本人感叹了：真是一个不错的慈善家！可四川汶川大地震看看中石油中石化做了什么？
2005年和2006年，中石化分别获得国家财政补贴100亿元和50亿元，2008年中国石化公告称，公司获得财政补贴123亿元，其中49亿元计入公司2007年补贴收入，74亿元计入2008年第一季度补贴收入。
2007年3月19日中石油昨宣布：去年盈利超1422亿元，再创历史最好水平，中石油在2005年以1333亿元的盈利首次超过汇丰成为亚洲最赚钱公司。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说："中石油是亚洲最盈利的公司，不是之一，是第一。"
2007年11月5日中石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11月19日开始作为权重股计入上证综合指数和沪深300指数。16.7元的网上申购价，48.6元的开盘价，上市开盘价几乎达到发行价的3倍，中石油股的上市，让很多人体验到了幸福的一刻。然而乐极生悲，也正是由于中石油高价开盘套牢了数不清的普通投资者。中石油、中石化，拿了那么多说不通的政府补贴，又圈了那么多股民的钱，外加"亚洲最赚钱的企业"的称号，可谓里子、面子全赚足了。国难当头，汶川地震，中国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倾举国之力，共渡难关之时，中石油、中石化，仅仅一家拿出1000万捐款。四川地震，全国人民的慷慨解囊，让世人看到大灾之中的大爱，但中石油、中石化，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如今，一个曾经对我国犯过永远不可饶恕罪行的日本受到灾害，死亡人数仅仅是中国汶川地震人数的十分之一，你就连钱带油捐了两个亿！！！而让国内民众却在用世界上几乎最低的工资加着世界上最昂贵的汽油！你们究竟还是不是中国人？这个企业究竟还是不是中国人的企业？！难道日本人是你们的亲爹？要不你们为何做出如此对敌慈悲对友刁的荒唐事？！只能有一个词可以刻画你们的嘴脸----卖国贼！
气愤！！！气愤！！！日本人地震后说我们中国不为它们捐款，居然还当场焚烧中国国旗！
（转自天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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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让事实作证！中共卖国行为专贴

帖子由 西湖雅韵 >> 2012年 8月 31日 星期五 8:24 pm
中共假言抗日以图存、 借口抗日以扩张（上）

　　一九四九年之后，在中国大陆任何一本历史教材里，都清楚明白地写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坚持八年抗战，才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历史性的谎言"，既因中共在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等各个领域实行全面专制，而使得知情者噤若寒蝉，不敢言真；又因它不厌其烦地对大、中、小学学生反复地予以强行灌输，方才使得"长在红旗下、泡在苦水里"的好几代中国人深信不疑。特别是被毛泽东和他的红色秀才们制造，并由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传播，和中共自己刻意宣传了半个多世纪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更因被冠上了"北上抗日"这样一个无限正义和无限爱国的前提，中共"长征"竟成为一曲"革命浪漫主义的英雄史诗"，足以"动人心魄"。再加上御用文人和其他文人必须岁岁年年地"放声歌唱"，小说、戏剧、电影、话剧，故事，包括民间鼓词与杂曲，都一再被指示要以它为题材进行创作和表演，以对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因此，这个墨泼的谎言就在被重复了一千次一万次以后，而成为"历史的真实"。然而，这个"历史的真实"却因为中国大陆人民自己对中国现代历史反思的不断深入，而终于迎来了被彻底揭穿真相的这一天。这个"历史的真实"就是：

一　　中国共产党失败逃亡是真，北上抗日是假

第一、日本何时侵略我国、中共何时倡言抗日

　　众所周知的是，日本阴谋侵占我国东三省的明确日期，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是故，在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那里，才会有十四年抗战之说。所谓八年抗战，其意为"八年全面抗战"，前六年是为"局部"。因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但是，在中共的历史教科书里，却从来不言十四年抗战，而只称八年抗战。那末，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间，中共在做什么？
　　一、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共是在苏俄命令下，为颠覆中华民国而发动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式苏维埃政权；是在"武装保卫苏联"的总方针下，与苏俄"里应外合"，公然地进行武装叛国，并乘"九一八"之机，分裂祖国并制造"两个中国"，成立俄属"中华苏维埃国"。对此，不仅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间的所有中共文件，都证明了这才是"历史的真实"，而且，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每一本历史教科书，甚至是御用文人的大量文艺作品，也都尽情地"歌颂"了这一"历史的真实"。
　　二、一九三零年十月，在残余军阀的一系列大规模叛乱被中华民国政府军相继荡平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因明确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正确国策，从而开始了对中共武装叛乱，特别是对中共江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围剿。这一围剿，历经五次，历时四年。如前所说，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围剿，虽因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而不得不中断。但在中共所有的党史文件和现代史教科书中，却一再地记述了中共如何"欢呼"这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却从来不曾记述他们有一言一语以提出抗日，有一言一语以要求北上东北、长城抗日，或东进上海抗日，却记载着他们如何乘国难当头，而将叛乱叛国的呼声喊得更高，并将武装叛乱叛国的行径愈演愈烈。

第二、中共失败突围是真、胜利长征是假

　　在中共的许许多多历史教科书里，都写着中共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开始了"胜利长征"。但是，同是在中共的这些教科书里，却又都明明白白地写着，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共江西中央红军曾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突围。然而，"失败突围"与"胜利长征"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因此，在同一年、同一月、甚至是在同一天内，中共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究竟是"失败突围"还是"胜利长征"呢？
　　一、中共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遵义会议"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及退出中央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单纯军事防御路线，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的结果。"中共在它对内的正式文件里承认是"失败退出"，而非"胜利长征"。
　　二、中共中央红军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仓促突围。中共《中国现代史》首先称："一九三四年三月，广昌失守之后，红军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继续实行所谓短促突击，使红军和中央苏区损失更大。整个战争形势对红军和中央苏区越来越不利。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已无可能打破敌人围攻，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01
中共《中国现代史》继之又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苏区的兴国、宁都、石城等相继失守，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02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八万六千多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萼都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湘西进军，开始长征。"并且，"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从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虽经红军英勇苦战，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是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损失过半，减至三万余人，并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博古等的左倾错误导致中央红军以至中国革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03
　　上述引言证明，一是第五次反围剿的连连失败，使中共红军"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二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逼迫中共中央领导人仓促决定"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三则明明是失败撤离，却偏要说是向"湘西进军，开始长征"。四是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并在"逃跑"中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使得"中国革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如是，中共失败逃亡、而非长征抗日的历史事实，已经无庸质疑。

第三、中共北上长征是假、南下和西上逃亡是真

　　显然，突围和逃亡是不能与进军和长征"相映生辉"的。后来，中共不过是要用"长征"和"进军"这些漂亮的言词，来掩盖它失败后的突围和逃亡罢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自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底，中共的失败和逃亡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共中央红军首先南逃湘西。中共现代史教科书承认"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目标是与二、六军团会合。二、六军团在川湘黔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策应中央红军"。04
《中国革命史荟萃》一书亦在吹嘘中证实，湘鄂川黔根据地曾"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05
　　有必要说明的是，中共中央红军之所以要南逃川湘黔边境，是因为川湘黔边境"地处边陲均距四省省会千里之外。反革命军事力量薄弱......它重峦叠嶂，江河纵横，进可以截断长江交通，退可以凭借高山峻岭，是土家、苗、白、汉等族杂居的地方......地方军阀派系林立，极不统一，有利于革命的武装割据......有利于根据地主力回旋......有利于我军在敌人矛盾交错中生存发展，有利于开辟根据地"。06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中共红三军曾乘政府军两次被迫停止和中断围剿，于一九三三年一月进入湘鄂边。是年十二月"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咸丰大村召开会议，提出创造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口号"。07
"一九三四年七月，正式形成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即成为红二、红六军团的武装割据地区。08
　　由是可知，中共中央红军是南逃湘西，意欲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图谋于川湘黔边继续实行武装割据。所谓失败突围之日，便是长征北上抗日之时，则只能是后来所"编写"的谎言。

　　第二阶段，中共中央红军被迫逃往西南企图重新建立根据地。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渡过湘江后，如果继续与二、六军团会合，就必须与五、六倍于己的敌人打硬仗，这对于只剩下三万人的中央红军，显然有覆灭的危险。这时，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单引号为引者所加），避免钻进敌军布置好的口袋，以在敌兵力薄弱的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于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决议放弃去湘西的计划，决定建立川黔边新苏区，并首先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东北根据地。"09
于是"中共中央红军才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10
　　由是可知，中共中央红军改向西南逃窜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东北新根据地，既不是北上，也不是长征，更谈不上是抗日。

　　第三阶段，中共中央红军被迫由西南向西北逃窜。中共残余红军因敌人力量薄弱而打下遵义城之后，虽然经历了"党在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11
，但是，原来欲在黔东北建立新根据地的目的，却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而不能实现。当是之时，为了不被消灭，为了能够与早已逃往川北、并建立了苏区的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12
中共中央红军曾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至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旬狼奔豕突，辗转逃窜。一渡赤水，强渡长江未成；二渡赤水，被迫退回遵义城；三渡赤水至川南不成，旋再返贵州；直至四渡赤水，经会泽越金沙江，由西康东南部的会理北上德昌、越隽，过大渡河，再经天全、金兴，方于六月十六日逃至四川西北的懋功与张部会合。
　　历史的事实是，不论是中共中央红军要由西南逃向川西北，还是张国焘早已从鄂豫皖西逃五千里而至川北，抑或是曾武装割据在川湘黔边的红二、六军团，亦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桑植向川西北突围和逃亡，以及后来他们先后在懋功和甘孜的会合，中共三大红军主力残部都不是长征，而是逃跑，都不是北上，而是西逃。既与北上抗日完全没有关系，亦从来没有喊过一句北上抗日的口号。

　　第四阶段，中共一、四两个方面军由合而裂，南北分途逃窜，毛部落脚陕北。
　　一、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共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第四方面军于逃亡途中在懋功会合，并召开懋功军事会议。在懋功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时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也只有这样做"。会上，当张国焘提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时，"张闻天起而答复，在我们没有离开瑞金前（按：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对此，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还记述说："毛泽东谈笑风生地说下去。他说他打开地图一看，西北只有宁夏这个富庶的区域，防守在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就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沙漠的阻隔了。他加重语气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一部分干部，还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13
　　张国焘说："毛泽东这篇富于风趣但又非常沉痛的讲话，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不是反感，而是同情。他所提出来的计划，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当时我们在被隔离的状态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子丹、高岗及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子丹、高岗的名字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张闻天等都说，中共中央对徐海东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陕北地区，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陕北一带是否有其他的游击队等，均毫无所知。"14
　　在懋功会议上张国焘本人也提出了三个计划，一是向川北、甘南和汉中发展的川甘康计划，二是向陕北发展、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的北进计划，三是向兰州以西河西走廊发展、以新疆为后方的西进计划。显然这三个计划均与北上抗日无关，纯粹是"求生存"的计划。用张国焘的话来说，"我们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生存和死亡"，而"我们这一群人特别坚强，不怕一切困难"的原因，是因为"志在寻求生存之道"。15
对此，中共党史专家亦说道："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两河口会议决定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并未提出去陕北。"16
　　由是可知，中共一、四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双方既未提出北上陕北，更未提出北上抗日。毛泽东提出的向甘北宁夏北进的计划，是为了打通北逃苏联的道路，而不是抗日。此时，已经是中共中央红军逃离江西八个月之后了。
　　二、一九三五年八月，即距懋功军事会议两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毛尔盖附近沙窝召开会议。这次会议一是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并称"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获得重大胜利，红军在反围剿中也获得了重大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已发生的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经适当地将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二是"曾谈到抗日问题，但没有人说应将苏维埃的现行政策，改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张国焘坦承说，"我们没有想到可以在抗日的问题上找到我们的救生圈"。17
三是鉴于"我们再停留下去，敌人更会调集较多兵力封锁我们，不让我们走出这个区域"，张国焘乃提议"红军全部进入甘南岷县临潭一带地区，再依情况决定北进或西进"。18
毛尔盖会议既未决定北上，更未决定抗日。如果有人不相信中共"叛徒"张国焘的话，那末，下文所述的事实可以证明张国焘的话不是谎言。
　　三、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间，中共红军在毛尔盖西北巴西一带与政府军接战失败，再加上一、四两个方面军之间的猜忌和毛、张的内讧，毛泽东乃率领一方面军彭德怀、林彪、叶剑英等部六千残余，以陕甘游击大队的名义，悄然逃往甘肃西南的西固附近。中共党史专家称，毛的中共中央曾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开会议，提出"放弃川陕甘方针，决定经甘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创造根据地，休整力量，但没有明确落脚点放在陕北"。直至"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的政治局党委会议上，才作出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19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毛的一方面军残余抵达陕北距延安五十公里的吴起镇。十月下旬，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称："第一，在俄界会议上，曾想到在会合后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念是没有的。第二，榜罗镇会议（由政治局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按：指徐海东和刘子丹部，后与毛部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陕北瓦窑堡会合）。第三，现在我们应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改变，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按：不是抗日）。"20
　　毛部在与陕北红军会合后，仍然坚持苏维埃"国号"，并由毛任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秦邦宪为中华苏维埃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犹如张国焘所言，"陕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啸聚之所，它的各种条件，象大海中的一个避风港，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如何，当他们处在逆境的时候，不是南走汉中秦岭巴山山脉，便是北走陕北，以待时机。这主要是地理的形势所使然"。21
毛泽东和它的中共中央最后落脚在陕北，虽为偶然，却也是"为传统所决定"。
　　另外，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在毛尔盖与毛的中央红军分裂后，却决定"南下"而非北上，自然更非抗日。其部下"忙著作南下的动员工作"，如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所说，"打到天全庐山吃大米，是我们当时激励战士的口号"。22
　　由是可知，分裂后不论是毛还是张，他们都根本没有北上抗日之心，却有继续作乱之想。毛部将逃亡终点定在陕北，是因意外地发现陕北尚存红军；张部南下逃亡，更与北上抗日南辕北辙。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逃亡整整一年后，中共各路残余红军不仅没有在言词上提出抗日，更没有在行动上进行抗日。其时，如果有人打出了诸如"北上抗日先遣队"一类的旗号，则不过是打着抗日的旗号以逃跑罢了。23
而所谓北上，所谓建立陕北抗日根据地，前者是为南下不成之后的"被逼"，后者自然是弥天大谎。遂足以证明中共"北上抗日是假，失败逃亡是真"。

（摘自：《谁是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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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让事实作证！中共卖国行为专贴

帖子由 西湖雅韵 >> 2012年 8月 31日 星期五 8:25 pm
二　　中共乘国难以图存的口号与阴谋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一、苏俄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由来、性质和转变

一、共产国际反法斯统一战线的由来和性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期东西方法西斯的兴起，给世界带来了战争的巨大威胁，亦给地跨欧亚两洲的苏联带来了浓重的战争阴影。曾经为了发动世界共产革命，更为了"自保"，而一心要在别国进行"红色颠覆"的苏俄，终于意识到必须改变其对外战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是，苏俄乃假手共产国际，改变它一贯命令和要求各国共产党在本国进行造反革命即颠覆的战略，开始要求和命令各国共产党谋求与本国政府建立反对法西斯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继续"保卫苏联"和"武装保卫苏联"。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法国共产党书记多列士的文章："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法国共产党"。《真理报》还同时发表了"争取统一战线，反对分裂"等文章，指出"共产党人完全可以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进行适当的反法西斯联合行动"。24
中共党史专家则称"苏联《真理报》五月二十三日的文章，实际上是共产国际转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信号"。25
紧接着共产国际准备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领袖王明参加了筹委会。会议通过五项议程的第二项就是"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决定具体讨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四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曼努意斯基已在共产国际"七大"筹委会上建议，统一战线的纲领应该"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个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纲领"。26
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季米特若夫就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第二项议程，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就统一战线问题提出四点意见，其中第三点便是："共产党不要对统一战线机构采取包办的态度，不要装腔作势地谈论共产党的领导权，而要在实际上实现共产党的领导。"27
　　由是可知，苏俄在假手共产国际，命令各国共产党在本国谋求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初期，其采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统一战线，又要试图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来实现共产党的领导，以使统一战线在实际上成为一个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策略及手段。这个指导思想的建立，不仅为中共早期统一战线的谋划奠定了"阳谋"的形式，更为中共后期统一战线的谋略，埋藏下了"阴谋"的方向。

二、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期策略及其形成原因
　　首先，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期策略的形成，是基于中共代表团就中共国内革命状况的报告。据中共党史专家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向共产国际和各国党报告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力量的状况作了准备。但是，王明、康生所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却远不是实事求是的。周和森（高自立）整理材料，写了一篇题为《中国苏维埃的武装力量》的文章。根据周和森所说，中国苏区遍布陕西、甘肃、四川、新疆、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河南、山西等十六省区的一千三百四十个县，并把全部中共军队分为三个部分：朱德徐向前部（指会合前的一、四方面军）；贺龙萧克部（指二、六军团）；项英部（指南方各省游击队）。这篇文章夸大了红军的力量，说正规军有四十八点五万人，游击队有九十九点五万人。周和森的文章还附有图表和游击区发展示意图。共产国际"七大"刚一开会，周和森的文章就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的联共（布）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四期上。而"中国红军粉碎蒋介石第五、第'六'次围剿后苏维埃和游击队发展示意图"（单引号为引者所加），则由中共代表团精心绘制，置放于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大厅内。28
　　其次，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期策略的形成，是因为一九三五年夏天，在得知苏俄和共产国际要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之后，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曾赶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之前，起草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据中共党史专家称：共产国际"七大"进行中，中共代表团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曾译成俄文，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若夫审阅，经同意，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文件注明日期为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所以称为"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地宣称："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另一方面八一宣言又阴险地要"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以取代正在积极抗日和正在积极准备抗日的中华民国政府。
　　必须指出的是，一九三五年夏天，中共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不仅早已失败，并且其残部的四处逃亡已历时十个月之久。此时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向共产国际"七大"所作的，完全违背事实与极度作虚弄假的汇报，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所发布的八一宣言，尤其是这个宣言所宣称的，既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颠覆国民政府；既要抗日，又要瓦解国民革命军；更要坚持抗日与反蒋并重，和蓄谋成立以中共苏维埃政府及中共红军为核心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策略；就在实际上为苏俄和共产国际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原有阴谋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战略，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事实正是如此。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之际，共产国际执委皮克即在他的工作报告中说："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采用苏维埃形式的中国革命是一个突出的事件......只有苏维埃才能使中国保持统一和独立。"为此，当谈到中共在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任务时，皮克又指出："在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要把苏维埃革命扩展到全中国去。"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日，季米特若夫在向共产国际"七大"作"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时，又明确指出："在中国，那里已经在大片的国土上建立了苏维埃区域和强大的红军。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式的进攻和南京政府的叛变，使中国人民面临民族危亡的危险。这样，中国的苏维埃就强有力地表现出中国民族斗争的反帝力量的统一中心。"然后他便以支持中共统一战线"倡议"的形式（指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问题。后来他还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周年纪念》一文中说："在中共所走过的道路上也有内部困难。它必须征服关门主义者的反抗，他们不了解在当前情况下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唯一途径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也必须反对机会主义
---- 投降主义分子，他们想放弃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后来，他的话不仅成为毛泽东以"坚持独立自主"为名，而蓄意推行消极抗战和积极扩张的"合法"借口，亦成为刘少奇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一再坚持"既要反对关门主义、又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依据。
　　一九三五年八月七日，中共领袖王明作了"讨论季米特若夫同志报告的发言"。在这个长篇发言中，他说："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当发表一项声明，向一切政党、团体、军队、群众组织和著名政治家说明情况，请他们准备参加进去组成一个统一的国防政府。"一九三五年八月八日，苏联《真理报》在报导王明发言时，曾特别地重复王明的话说："......为挽救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人民同所有的党派进行谈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提出为祖国解放和独立而建立国民政府和抗日联军。"
　　由是可知，不论是共国际秉承苏俄的意志，以要求中共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还是中共在八一宣言中激昂慷慨地宣称了他们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心，由于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决心，是在一个虚假的辉煌背景上所制造，又浸透着共产国际的阴险谋略，因此，在性质上，第一、它仍然是对于中华民国颠覆的继续。第二、它将是中共欲在统一战线的掩护下，为图存和扩张所能够找到的一个崭新阴谋策略。其后的历史发展，不仅完全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而且，由于中共阴谋运筹这一策略的成功，竟使得这一借重"民族大义"所制定的阴谋策略，及其种种阴谋行径，为挽救中共的覆亡，甚至是转而推动中国共产革命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苏俄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前期策略的转变及其原因
　　由于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日益猖獗对苏联产生了巨大威胁，由于中国的抗日对于苏联具有重大意义，还由于中共在苏俄命令下的叛乱和叛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上述原因正在促使苏俄寻求尽快地改善它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所以，由共产国际"七大"所制定的，命令中共既要建立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又要借助建立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进一步扩张中国苏维埃运动和加紧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阴谋策略，也就不得不有所改变了。共产国际开始从要求中共执行"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策略，转变为开始要求中共执行"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逐渐地将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转变成了真心要求中共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命令。
　　这个转变，在莫斯科自然比较容易为王明和中共代表团所接受。更何况，刚刚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大吹特吹了中国苏维埃运动"伟大成就"的中共代表团，又仅仅是在半个月之后，就知道了中共第五次反围剿的彻底失败，和中共残余红军正在四处逃亡的消息呢。诚如中共党史专家们所说，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之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有关长征和游击战争遭受挫折的消息，传到了共产国际......为此，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才把建立以中共为领袖的"反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变成了建立以"联蒋抗日"，即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诚如王明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所说的那样："仅仅靠红军的力量，还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从政治趋向的观点来看，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民还没有脱离其他政权和其他党派的影响，他们今天还不拥护苏维埃，而在其他政党中，国民党在当前则是一个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党。"五十年后，王明又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发表了'新形势和新政策'一文......第一次表示了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救国的想法。"

第二、莫斯科与中国境内逃亡者们在建立统一战线政策上的政治误区

　　莫斯科和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虽然因为上述原因而改变了共产国际"七大"所制定的阴谋统战策略，将"反蒋抗日"和扩展苏维埃政权及中共军队的阴谋，迅速地改变成了"联蒋抗日"和建立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是，"由于共产国际'七大'期间我党驻国际代表团发表'八一宣言'时，党中央正在长征途中，由于与共产国际电台联系的中断，无法掌握全局形势的发展，和及时了解宣言的具体内容，因而不可能对党的策略方针作出根本转变"。29
所以，时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旬，当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将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带到陕北中共中央时，所带回的仍然是共产国际"七大"所作出的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决定。而由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所改变了的、建立"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策略，却滞留在莫斯科，并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没有恢复，而造成了阴错阳差之误。
　　因此，对历经逃亡而刚刚落脚在陕北的中共来说，对在一年多的逃亡中，还从来没有想到要用抗日来作为"救命圈"的中共红军残余来说，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因为"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以至"我们当时对于这些新消息极为振奋，一致赞成这个新政策"，因为"这在中共的发展上，似乎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为"现在苏维埃走到穷途末路，非有这个改变不可"。30
于是中共党史专家乃称：林育英回到中共中央后，中共中央便发表了"一一二八"宣言，即"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该宣言宣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全国人民宣言：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是愿意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中共及其红军终于在日本帝国已经侵略我国四年之后，在历经一年多辗转逃亡，只剩下不足二万人马的窘境中，才在苏联的命令下，第一次喊出了抗日的口号，并从此开始了借抗日以反蒋、借抗日以图存和借抗日以扩张的"中国共产革命"新阶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林育英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代表团发布八一宣言的经过。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该决议称："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
---- 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论述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扩大和巩固红军根据地，"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按：不是向日本侵略者进攻的需要）"。
　　由是，中共党史专家乃称：经过瓦窑堡会议......中共中央没有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联蒋抗日"主张，而是坚持了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立场，主张"反蒋抗日"。莫斯科建立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改变，显然与中共逃亡者们的主张产生了重大政治误区。然而，这个政治误区却为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坚持误了下去。因为，诚如张国焘所说的那样，"抗日这顶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下，实现自私的勾当"。31

第三、苏俄联蒋抗日的明确化和中共反蒋抗日的阴谋运作与发展

　　由于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愈加猖狂，由于苏俄不得不重新计较自己的利害和得失，"一九三六年夏天......共产国际关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着重点已经明确地转向了团结蒋介石国民党，以便促使蒋介石政府的对日抗战"（按：蒋介石国民党的对日抗战绝不是由苏俄来促成的）。32
　　所以，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当中国发生残余军阀打着抗日旗号于两广发动叛变时，六月十日苏联《消息报》就发表了"是烟雾还是挑衅？"的署名文章，谴责中国残余军阀所发动的"两广事变"，说："事变所打起的抗日旗号，不过是控制国民政府的假面具罢了。"
　　所以，一九三六年七月，王明又在苏联发表了题为《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的文章，指出："有些人用这样的理由来反对红军与南京军队建立反日统一战线，就是他们说：中国共产党不能与旧敌蒋介石建立任何联系......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和强大的敌人，为什么中共不能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呢？"
　　但是，正是在一九三六年夏天，当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已通，苏俄对中共建立"联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已经抵达延安之时，以毛泽东为实际领袖的中共却制定了如下的阴谋策略：

一、打起抗日旗号，对外联蒋抗日，对内反蒋抗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第一次对外"放弃"了"反蒋抗日"的主张，转为"联蒋抗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即二十天之后，毛泽东却在致阎锡山的信中称："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共敌"（按：在毛的话里，这个"公敌"仍然是蒋介石而不是日本）。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陕甘党的任务讨论提纲"提出，要"准备更多抗日的力量和更顺利的条件去反对日本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三日，即在两广"六一事变"发生后数日，中共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认为："两广事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的意义......在目前形势下，抗日战争和反蒋战争是分不开的。"由是可知，中共和毛泽东不仅对两广事变的态度已经与苏俄大相径庭，而且在"反蒋抗日"还是"联蒋抗日"这个根本问题上，更已经是内外有别，即对外搞阳谋和对内搞阴谋了。

二、打着抗日旗号对外逼蒋抗日，实际反蒋抗日
　　由于中共不能公然违背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命令，所以，毛泽东的中共就对外表示"联蒋抗日"，对内坚持"逼蒋抗日"，实际上还是"反蒋抗日"。然而，蒋的抗日又何须中共来"逼迫"。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对内发出了"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文件，提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抗日与反蒋并提的口号是错误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写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由潘汉年送至南京。该书称："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是两党间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33
　　但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也就是在上述"致中国国民党书"发出五天之后，中共中央却向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这个指示说："在放弃反蒋抗日的方针之后，党的方针是逼蒋抗日"。方针承认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所以，"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的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
　　这就是说，中共不仅要在抗日的旗号下，实现与地方封建军事势力的联合，而且还要在抗日的名义下，与这些朝附夕叛的残余军阀结成反对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统一战线"。不幸的是，这个对中共来说乃是真正的"统一战线"，竟在他们终于寻找到了一个最为合适的对象
---- 军阀张学良以后，被实现了。

三、打着抗日旗号，实行西进扩张，以惨败为告终
　　因林育英回国时曾带回斯大林的指示，即"莫斯科对中共西进计划的指示"。因该指示"说到川康地区红军打进新疆的计划已经得到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共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予以必须的军火供应，并协助训练工作，使成为一支劲旅"，所以，一九三六年十月，当第四方面军与已经改编成为第二方面军的红二、红六军团，辗转抵达兰州以西的会宁，与第一方面军会合之后，中共立即决定成立以第四和第二方面军为主体的西路军，实行西进计划，夺取河西走廊，"......在政治上说来，是增加了我们与张学良在政治上联盟的资本，即红军不局限于陕北的弹丸之地，而且握甘北、甘西一带地区，这不仅可为西安的张学良保障后方，而且可以打通通往苏联的道路"。于是，张国焘又说："我们开始执行上面所拟定的军事计划......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口号就是北上抗日。"34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西路军的向西北"进军"，乃与日寇所侵占的祖国东北领土背道而驰。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旬，西路军一支约二万二千兵力，由徐向前率领从清远渡黄河向西扩张，因遭遇政府军追剿而彻底败亡，仅存七百人，后由徐带领逃入俄境，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后才陆续回到陕北。另一支由张国焘贺龙率领，约一万五千兵力，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夺取了东接陕北的宁夏同心城，因立即遭遇政府军围剿，基本被歼灭。
　　至此，中共在分途逃亡到川康、陕北之后会合的三大主力，共伍万五千人，仅剩下陕北的不足两万人马了。然而，这两万人马亦在政府军的包围之下，处在朝不保夕之中。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联张反蒋"的毛泽东，却率领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林彪等，以"中国工农红军首领"的名义，致电蒋委员长，要求"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一致抗日"。

四、利用民众抗日情绪，策划抗日救亡运动以图存
　　如前所说，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东三省直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王明在苏俄承命统一战线策略，发表八一宣言，第一次提出抗日，中共既不抗日，也从来没有为抗日而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没有发动过任何"抗日救国或抗日救亡"的运动，没有提出过任何"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要求。如果有，那也只是中共为在内地农村发动和扩大武装叛乱，旨在"武装保卫苏联"，而由中共城市地下组织借抗日的名义煽动年轻学生，以与之里应外合而已，如一九三一年秋冬由中共策划和指挥的捣毁《中央日报》、冲砸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并包围南京国民政府的"学生运动"。但是，一九三五年底，当逃亡陕北的中共中央及其红军残余，在获悉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指令以后，为了"图存"，不仅迅速地接过了"抗日"的旗号以自榜，而且立即开始策划"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企图借抗日以"图存"。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先策划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后又与北平学联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和组织一次'抗日救亡'运动"。35
实际上，则是借喊抗日以救中共之亡的运动。这便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政治背景。用中共今天的话来说，中共乃是这次"学生运动"的黑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又策动它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书全国工人，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声援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企图利用人民的爱国反日情绪，将救中共之亡的运动推向全国。用中共今天的话来说，则是阴谋制造混乱、动乱和暴乱。
　　一二九运动对中共的历史作用是重大的。用中共史家的话说就是：一二九运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有力地宣传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进一步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蓬勃开展......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后来沿着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深入到工厂、特别是深入到农村和革命队伍中去，走上了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其中许多人成了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骨干力量。"36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为中共窃据的上海文化界，中共地下党乃利用中华民国政府所给予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策划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十二月十七日，中共策划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完全按照中共口径发表宣言，提出"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明确指出"上海爱国救亡运动"是"共产党的阴谋"，并且证据确凿。但是，为中共一手操纵，并享有新闻、言论、结社之充分自由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竟立即发表"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证"，公开攻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诬蔑"。（按：这在一九四九年后直至今天的中国大陆，诚为"不敢想象"。）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中共地下党又在上海策划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联络二十余省六十多救亡团体，以所谓公正的姿态，借"成立大会"宣布："只要抗日，而不帮助任何党派争夺领导权"，实际上却在中华民国国难深重的历史时刻，在国民政府已经领导过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和正在积极准备全面抗战的情形下，为中共乘乱图存，制造了全国性的动乱、混乱甚至是暴乱。后来被证明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所谓上海七君子，实为中共制造这样一场混乱、动乱与暴乱，直至为中共救亡，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此，他们在"解放后"不仅早已供认不讳，而且炫耀不已（参见"君子"们的各种回忆文章）。

五、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名义下恢复地下组织、再造共产革命
　　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刘少奇即被派往华北，并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名义下，恢复与主持中共中央华北局，重建和发展中共地下组织，成立形形色色的所谓抗日救国团体，借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对政府和军队，尤其是对担负征剿中共红军的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进行渗透、拉拢和策反。
　　一九三六年四月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刘少奇在中共河北省委内部刊物《火线》上先后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残余 ----
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与"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等文章。他说："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已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与关键问题；与敌人营垒中可能与我们合作的成份，或者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者，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是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在这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偷换成作为暂时联盟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而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性质，又是为了反对主要的敌人
。而这个主要的敌人，显然不是日寇。
　　刘少奇还说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是从一九二七年以来，我党在策略上的最大转变......但并不改变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任务。"由是可知，这个名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实际上，不过是中共要继续实行共产革命而非进行抗日救国的阴谋策略罢了。
　　他还说："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独立的。同时，一分锺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一分锺也不能放弃用共产主义精神去教育群众与组织群众的独立工作，一分锺也不能放弃为无产阶级本身利益而斗争。"显然，中共究竟要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做些什么，刘少奇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刘少奇甚至说："在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工作，就是不能免的。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民族统一战线未形成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危险的；统一战线形成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中国的无产阶级要在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指导下，将集中全国所有的革命力量在自己的周围......"在刘少奇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是领导权问题，而不是抗日的问题，更不是民族存亡的问题。中共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将全国所有的革命力量（
按：不是抗日力量，或曰仅是打着抗日旗号的革命力量），集中在中共的周围。刘少奇作为中共白区工作模范的历史功绩，正是从这里开始建立；他作为中共领袖的地位，也正是从这里才开始得到中共全党的认同，特别是毛泽东的重视。
　　据中共现代史称，在刘少奇赴津恢复中共中央北方局不数月后，已经联系到的脱党者和新发展者，已达五千人。37
　　由于中华民国政府给了民众新闻、言论和集会、结社的很大自由，一九三六年春，中共北方局发动北平学生与少数上层知识分子，成立了由中共掌握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进一步掀起了华北"抗日救亡"的高潮；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于华北策划成立了"革命青年团体"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作为中共的外围组织，意在求解放，而非求抗日；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策动"北平学联"改名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五月，又在上海策划成立了"全国学生救国会"。学潮遂由此而叠起，中共地下组织亦由此而得以扩展。一场完全是为了救中共而非救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横行在国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并由是而制造了极大的和连续的混乱、动乱及暴乱。
　　一九三六年春夏之间，中共北方局通过各种关系派出干部到宋哲元、阎锡山、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军队中，接洽联系中上层军官，离间他们与中华民国政府及蒋介石的关系，以所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名义，劝阻他们不要"进攻"红军，直至策反他们以抗日的名义来对抗中央政府和蒋介石。一场联张反蒋"抗日"的阴谋，从此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运作；一场罔顾中华民族危亡的阴谋武装政变，就要被搬上历史舞台。

六、决策联张反蒋"抗日"，策动西安武装政变以图存
　　诚如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所说，"陕北同志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初，所找到的对象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随着这一事实而有所变化。"38
换句话说就是，"原来的联蒋抗日政策，变成了联张反蒋抗日"。39
虽然张国焘认为，张学良原来在他们的眼中是比蒋介石还要坏的反动派。这是因为刚落脚陕北的毛泽东，看到了张学良与日本有杀父之仇，看到了东北军失土恋家的心态，看到了张学良作为一个不抵抗将军所承受的巨大压力，看到了一位少年军阀的幼稚和野心，更看到了他为了以西北为根据地与蒋介石对抗，虽不重视红军，却重视中共与苏联的关系。40
当然，中共领袖们更加看到了的，乃是张学良志大、位尊却又才疏学浅、毫无经验的公子哥儿性格（参见上卷第六章兼论）。于是，"与西安的电报往来完全由毛泽东处理，他每次接到西安来电，就邀我们去谈论一番。这些电报有些是关于蒋要在西安举行剿匪会议，指示剿匪机宜，有些是关于西安和其它地区抗日运动的发展情形，我们便据此谋求对策。我们回给张学良的电报，则都是毛泽东的精心杰作，字里行间极尽打气之能事"。41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发，毛泽东立即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学良去打头阵。"42
而"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有的人主张把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43
此后，"西安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多数是报告拘留蒋氏的经过，以及南京方面的反应......张学良的来电对如何处理蒋的问题，颇表踌躇；对南京的军事压力，也颇有顾虑。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在那里草拟电报，不是独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便是赞扬他'一举手便扭转乾坤'。他的电文在说到严密看守蒋时有这么一段：'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由人民公审......'"。"毛说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毛"微笑着安慰朱德说，我和你的意见并无不同之处，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着力暗示张学良应该如何做，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说出来"。44
"我们致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除报告西安事变真相外，并指出这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45
　　然而，"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晚间到达了......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绝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如何支援；相反的，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和合作，而不是分裂和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做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其释放"。46
"斯大林电报到后，毛泽东......踱来踱去......曾很急躁地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47
　　应该说，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确已把中共策动西安事变的真相，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这也是中共联张逼蒋，并终于"逼"出西安事变的第一手证词。但如果有人不相信中共"叛徒"张国焘的话，那末，其它的相关文件和资料，特别是在大陆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著作，已有力地佐证了张的话不是谎言。
　　其一、据中共党史专家称："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当天，中央给在华北工作的刘少奇的电报中，明确指出要拥护张、杨的革命行动。"十二月十九日（即在接到莫斯科指示以后），"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虽然批评张、杨"多少采取了军事阴谋的方式，把南京置于西安的对立地位"，但总的还是肯定"西安事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要求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48
　　其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长篇社论《中国发生事变》。该文称："陕西省发生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据各国通讯社所发自中国的不完整的消息称，驻陕西省的张学良部队发动了反对南京中央政府的兵变并将政府首脑蒋介石将军扣作人质......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斯大林显然因为不了解西安事变乃为中共"联张反蒋"的阴谋所策动，所以，《真理报》才会讲出如此激烈的言词来。
　　其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总书记季米特若夫签署的电报，称："......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
　　其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苏联《真理报》报导说："西安事变发生之初，当时世界报刊均认为，事变正中日本下怀。波兰《信使晨报》甚至指出，蒋介石被扣留的消息在日本关东军中引起一片欢腾......"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联张反蒋"策略的成功，虽然一手策动了罔顾民族危亡的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但因全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和全国人民的愤怒指斥，全世界舆论的共同反对，主要是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的需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们才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将自己打扮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调停者"，实际上则是"解铃还得系铃人"，从而由中共一手导演了一出以卖国和"爱国"同为主题的新编现代历史剧。虽然这出新编现代历史剧在现实中以大团圆的局面收场，导演者不仅掩饰了罪孽，而且变成了和平的使者，但却把它悲惨的结局留给了后来的历史，留给了它苦难的中国大陆人民。

（摘自：《谁是新中国》）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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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雅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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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让事实作证！中共卖国行为专贴

帖子由 西湖雅韵 >> 2012年 8月 31日 星期五 8:26 pm
三　　中共乘国难以"扩张"的口号与阴谋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不仅为中共的"图存"带来了希望，而且为它乘国难以扩张制造了机遇。而这一切都得力于苏俄为它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毛泽东利用这个统一战线以进行阴谋策化所获得的成功。

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暂时妥协"和"积极让步"的总策略

一、暂时的妥协及其手段
　　中共所谓暂时的妥协，在实际上就是虚假的妥协，是为了在取得合法地位以后实行阴谋扩张所必须作出的让步，藉此以欺骗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一手段，就是在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两次向国民党提出"四项保证"。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其内容为：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我军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同日，中共还在延安向全国广播称："关于阶级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屡次宣言，本党当前的工作是为民族团结一致而奋斗，和实现民族联合阵线以抵抗侵略。为了这个目的，共产党曾叠次声明停止阶级斗争。而且中国共产党曾自动宣布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一切证明本党为集中力量完成民族解放的伟大使命，现在并不提倡阶级斗争。"
　　第二次是在"七七事变"之后，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又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作出了内容完全一样的"四项保证"，并且宣称："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明白表示出来，并且已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在为求得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现抗日的民族斗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云云。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二手段，则是对外高喊抗日和标榜抗日。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在中共发表上述宣言的同时，朱德在延安发表了"实行对日抗战"的讲演，称："红军没有任何地盘的野心，没有任何权利的狂欲。他的职志是抗日救国......他愿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政府的指挥，以便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无阻碍无隔阂地实现全国上下一致的对日抗战......芦沟桥的炮声响了，红军已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听从着中央政府的命令......无条件地听从这个总指挥部的指挥......"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三手段，是对外持续高喊建立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就在他对外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声称："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执行抗战的方针和上述各项政策，依靠这个联合阵线。中心关键是在国共两党的合作。"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张闻天亦公开发表文章称："两党的领导者......要能够善于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的基本原则下，用互相谅解、互相让步的方法，求得不同意见的合理解决。"49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四手段，是承认并拥护国民党蒋介石和中华民国政府，是全中国人民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正领导者。同样是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曾"真诚地"并且是"宣誓式地"写道："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共产党人要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同时坚决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张闻天也公开发表文章称："关于目前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处在领导的地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我们应该向国民党同志声明，我们是竭诚拥护现在蒋先生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的......这是全中国人民自己的政府，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中央政府......"50
　　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六大"上，毛泽东仍在他对外公开的"新阶段"报告中称："抗日战争的进行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和基干的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和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同月，中共在对外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接任务"第二条中又称："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反对一切分裂企图，反对任何汉奸傀儡政府。"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五手段，是对外热情歌颂国民党、蒋介石领导和坚持抗战，赞扬国民党的革命历史与民主建国成就，"保证并决心"与国民党一起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
　　其一、全面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的前期，中共曾一再地歌颂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抗战。甚至在它的不抗战、假抗战和真扩张已经被揭露出来，并造成抗战阵营内部的冲突时，中共仍然因为在力量上尚嫌不足，而继续歌颂国民党和蒋介石所领导的抗战。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即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仍致函蒋介石委员长称："先生领导全民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民无不景仰......敌虽凶顽，终必失败。"时至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皖南事变已经发生之后，中共仍然对外发表宣言称："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
　　其二、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曾在他公开发表的"新阶段"报告中赞扬国民党说："国民党有他光荣的历史，主要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过'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举行了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有广大的爱国的党员。所有这些，都是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十五个月来，全国各个抗日党派都有进步，国民党的进步也是显著的。它召集了临时代表大会，发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召集了国民参政会，开始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承认了各党各派合法存在与共同抗日建国，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民主权力，军事上与政治机构上的某些改革，外交政策的适合抗日政策等等，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可以预断，国民党的前途是光明的。"由是，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并对外公开的政治决议案乃称："全国政治制度正在逐步地民主化。"
　　其三、显然，要与国民党一起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就必须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当中共在延安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时，就公开地通过了"坚决实行三民主义提纲"，并将之"对外公布"。该提纲称："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使国民党、共产党、全国人民，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张闻天也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宣称："我们共产党人不但愿意在抗日问题上，在实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问题上，同国民党合作，而且愿意在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上也愿意同国民党合作，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共同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51
中共对外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还宣誓曰：为了"为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愿意再一次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对于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毛泽东亦在他公开发表的"新阶段"报告中说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争取民族解放，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的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则更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间。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和政治思想，保证着统一战线的长期性。"

二、积极的让步及其手段
　　如果说，中共所谓暂时的妥协，实际上乃是虚假的妥协，那末，毛泽东所谓的积极的让步，便在实际上和本质上对他们所谓的暂时妥协，作了最为贴切的解释。为了解释"积极的让步"的正确性，毛泽东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对他的党人作了这样的"科学说明"："'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52
显然，毛泽东在这里真正想说的是，中共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他们的"革命"而让步，而不是为了抗日而让步。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一手段，便是"既联合、又斗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当全面抗战爆发，中共正在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毛泽东就已经提出了这一"斗争"策略。不是针对日本，而是针对正在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毛泽东说："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定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53
对此，张国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毛泽东的所谓既联合、又斗争，无非是"假联合、真斗争"罢了。54
　　但是，毛泽东却对这一"假联合和真斗争"，作了"科学"的解释。他说："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
　　这是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写下的一段话。在这里，毛泽东一是十分明确地说明了所谓联合，仍然是斗争，只不过是和平的与不流血的斗争；二是毫不隐诲地指出，当"被迫"分裂而不能联合，即不能进行和平的与不流血的斗争时，中共就要进行武装斗争。而不论是和平的斗争还是武装的斗争，都不是抗日斗争，而是革命斗争，都不是针对日寇而斗，都是针对资产阶级，即正在浴血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而斗。应该说，这里岂但连一点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气味都没有了，甚至连一点抗日的气味也没有了。相反，它使人们闻到的，却已经是内战的火药味。因为，正是在抗战刚刚走向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时，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将在国难中打内战的理论准备好了。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二手段，是一再地对内强调，要"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首先，早在西安事变还没有发生前，刘少奇在他论述苏俄为中共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就已经一再地对内指出过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话（参见上文）。其次，一九三七年五月在中共于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即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中，强调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并尖锐地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按：在这里仍然是革命而非抗日）再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当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守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时，毛又一次对内坚决地说道："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呢？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呢？......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按：毛在这里所提到的投降主义是指投降国民党，不是指投降日本）此后，在抗战的漫长岁月里，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都一直把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当作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来对待，甚至当作党内的严重路线斗争来处理。难道毛和他的中共当真就忘记了，他们曾一再地承认过，唯有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才是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吗（如果在事实上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当然没有。但是，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强调并要争夺这一"领导权"的原因是：
　　其一、对外高喊服从和拥护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战，承认国民党和蒋介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当然领导，不过是中共阴阳两面政策的"阳面"，并且是为了实行"阴面"图存和扩张的需要。
　　其二、显然，抗日并不是用服从、拥护等等大话就能敷衍得过去的。当敌人真的打到山西之后，当中共红军已经接到了被派赴山西前线抗日的命令之后，中共就立即面临着"服从和拥护国民政府和最高统帅部领导"究竟是真还是假的大问题，就面临着究竟是真抗战还是假抗战的大问题。彼时，毛泽东就使出了这样一把"刹手锏"，对内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面还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的问题，即"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服从了国民党的命令开赴前线真抗日，你就是服从了资产阶级，就将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显然，这对于那些也想走上抗日前线的某些有爱国心的中共将领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紧箍咒"（参见下文）。
　　其三、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对内坚持宣称要夺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才能够既坚持中共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权"（毛泽东语），才能够在八路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时，保证在敌后建立的政权，乃是中共独裁政权，具有中华民国分裂政权的性质。这才是问题的真正要害所在，才是毛泽东所谓革命成败而不是抗日成败的关键所指。一句话，如同中共党史专家所说，"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也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55
而不是抗日取得胜利的关键。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三手段，就是坚持所谓"独立自主原则"。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在对内发出的"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中（参见下文），就已经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内容。嗣后，自洛川会议始，他一直坚持要推行他的"独立自主原则"，不仅形成了理论，并且获得了成功。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在他的"民族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险，在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牺牲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无产阶级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与其他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曲解成为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不久，毛泽东又在他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文中指出："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后来，当毛泽东在总结他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分歧和斗争的根本要害时，就曾明确地将"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独立自主"当成了他的正确路线和王明的错误路线的分水岭（详见下节）。
　　自然，毛泽东的所谓既统一、又独立，如果套用张国焘的话来说，亦无非是"假统一、真独立"罢了。
　　自然，当毛泽东已经能够公开地说出这样的话时，那也是因为他已经能够说得起这样的话了。因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虽然还不是毛泽东敢于"破裂"统一战线之时（因为一旦"破裂"，中共仍有翻船的危险），却已经是毛泽东对内的独立自主策略，在敌后扩张方面颇有斩获之日了。
　　自然，毛泽东又绝不仅仅是只要坚持空泛的"独立自主"的。他还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具体原则。这些具体原则就是：一、八路军和新四军要坚持不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要把群众工作当作中心任务。二、八路军和新四军只能坚持敌后山地游击"战"（后来则指示八路军、尤其是新四军要发展敌后平原地区的游击"战"），其主要任务乃是求得在敌后的发展和扩张。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本任务，就是建立敌后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即分裂中华民国的中共农村独裁政权（详见本卷第四章）。
　　应该说，所谓独立自主原则不过是毛泽东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阳谋背后的阴谋。然而，正是这个阴谋的确定和推行，才使得中共的所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了一篇彻头彻尾的假话；也正是这个阴谋的成功实现，才使得中共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因不抗日和假抗日，而能真发展和真扩张，从而夺取了地盘，壮大了力量，并为战后发动那一场内战"打好了重要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诚如中共党史专家们所总结的那样，"独立自主是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力量的一个手段。"56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四手段，就是在全中国军队（除中共以外）浴血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将他们在十年武装叛乱叛国中所决心要完成的三大任务 ----
发动武装暴动、煽动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改名为武装斗争，农民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实际上就是要借用抗战所给他们带来的大好历史条件，在高喊抗日和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幌子下，将他们在十年叛乱叛国中所坚持的目标，改头换面地予以合法化和大发展（详见本卷第四章）。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五手段，就是视其自身力量的变化和扩张的成就，来调整他们积极让步的程度。"七七"之后，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实行独立自主的策略，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提出阶段，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向党内发出"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从苏联归来提出"要真统战抗日"之前。这个阶段是毛泽东在党内提出并坚持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尤其是一些抗日心切的高级将领，在思想上、特别是在行动上能够贯彻执行"独立自主原则"的时期。由于毛泽东坚持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其目的基本达到（详见本卷第四章）。第二阶段是确立阶段，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自苏联归来，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在本阶段，虽然因为王明带回了斯大林要求中共真统战抗日的指示，并因为王明的坚持而在党内引起了要不要真统战抗日和要不要独立自主的争论，但由于"毛泽东高超的领导艺术"（中共党史专家语），和中共在敌后实行扩张的初步成功，而终于使得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内实行不抗日、假抗日的独立自主策略，基本上得到了全党的认同。毛泽东更是以此为转折点，将假抗日和假统战的独立自主路线，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确立和发展起来了。第三阶段，因中共力量的进一步扩张，而使假抗日和真扩张的独立自主策略，逐步从阴谋走向了"阳谋"。中共为了阴谋扩张而终于敢明目张胆地"专打友军和不打敌军"了，甚至在被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发觉后，中共已敢反咬一口，并公然宣称要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了。在本阶段，因实力的增强和地盘的扩大，再加上国民党为对日抗战而无法重开围剿，中共才日渐表现出有恃无恐与"你奈我何"的姿态。毛泽东于此一时期对党内所做的指示，还有他写下的"光辉著作"，如"共产党员发刊词"、"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均表现了与前两个阶段完全不同的口气和神气，已敢于"言所欲言和为所欲为"：什么抗战，什么救国，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全然不在他的话下，满纸上所写的竟公然是革命的武装斗争和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统一战线了（参见下文）。

第二、对外高喊抗日统一战线、对内推行革命统一战线以加速赤化运动

　　应该说，一九三八年十月至十一月间，乃是中共对外持续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对内发动和推行"革命统一战线"的真正起点。因为，在中共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巩固了权力的毛泽东已从此放开了他"坚持革命而不是坚持抗日"的胆量。同时，中共的假抗日和真扩张，至此已不再是毛泽东一人之所为，而是中共一党之所为。这是因为毛泽东的阴谋扩张路线使中共党人尝到了甜头。当然，如前所说，这自然为中共集团的整体素质所决定。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即在政府军艰苦的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终于借谈"抗日战争和战略问题"，而开始大谈起"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来了。毛泽东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领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中国革命战争在其历史进程的各个时期中有不相同的内容。然而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都是革命战争，都表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57
　　在这里，已经没有一言一语以谈抗日。相反，"抗日"已经被公然地换成了"革命"，"抗日战争"已经被换成了"革命战争"，换成了"武装夺取政权"，换成了"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毛泽东笔下的武装斗争所指，已决不是正在屠杀我们同胞的日本侵略者，而是那个正在艰苦抗日的国民党"友军"。至于毛泽东要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即发动农民战争的方法，就更不是要打击日本侵略者，而是要夺取那个正在艰难抗日的国民党政权了。一年之后，即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泽东在为《共产党人》所写的发刊词中，又全面地论述了中共应如何在抗日战争中进行"革命发展"的重大问题，即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问题。这就是中共党人在后来所说的"革命的三大法宝"。可惜的是，这三大法宝，竟没有一件法宝是用来对付日本侵略者的。
　　同时，为了在党内将"抗统"转变为"革统"，更为了将"革统"从党内"统"到党外，毛泽东乃开宗明义地说道："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而这个工程就是要"建设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因为"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58
　　两个月后，毛泽东已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地转换成了"革命统一战线"。他在大谈知识分子的问题时，已经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59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泽东又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党内指示中，将如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号下，发展中共"革命统一战线"的手段和内容予以了明确说明。他说："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的人民中间......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
　　这就是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外壳之下，所要建立的中共"革命统一战线"。其目的，自然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革命"，是为了在抗日的旗号下，继续和扩张"赤化"运动。这无疑是对中共两度"四项保证"的公然背叛和彻底背叛。
　　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并不是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发展到相持阶段，才开始在"抗统"的旗号下建立"革统"的。实际上，在中共首次提出"四项保证"，特别是在"七七事变"发生、中共再度提出"四项保证"之始，中共就已经阴险地在做着"要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准备了（详见下章）。

第三、抗统与革统的理论基础 ----"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一致性"理论

一、虚假的抗统和真实的革统需要有理论的支撑
　　毛泽东除掉在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始，就已经对内提出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究竟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的"大道理"，以压迫和说服那些想对日寇打大仗和硬仗的中共将领以外，当毛泽东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阴阳两谋"，已经对中共的图存与扩张产生了初步的效果以后，当国民党、蒋介石所领导的卫国战争在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日本狂图三月亡华的速决论已经破产之际，如果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必须趁抗日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以进行更大的"革命"扩张，他就必须拿出理论来说服他的全体党人，以实现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内建立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统一"。即为他在虚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建立中共一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奠定理论基础。

二、"阶级斗争可以调节的理论"与"一致性理论"
　　在对毛泽东来说具有转折意义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先提出了"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理论。他说："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60
这样一来，由于阶级斗争不仅存在，而且可以"调节"，因此如何停止和发动阶级斗争，与如何缩小和扩大阶级斗争，就不仅完全掌握在毛泽东和他的中共手里，而且完全可以按照毛泽东和中共的需要，来任意进行"调节"了。
　　由是，毛泽东又说道："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61
毛泽东终于找到了建立虚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建立真实革命统一战线的结合点。因为即便是民族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它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因此，中共坚持阶级斗争就没有错。同时，阶级斗争的民族斗争这种形式，又表现了阶级斗争双方在民族斗争中的一致性。所以，当中共图存、甚至是扩张的政治经济要求需要不破裂的阶级合作时，中共便可以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中共图存的目的已经达到，甚至是扩张的力量已经足够到不怕阶级合作的破裂时，中共便可以为了扩张和夺权而连友党也敢反，友军也敢打，直至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也不用喊了。因为，阶级斗争是由中共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进行调节的。
　　历史的事实是，为了充分地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在"抗统"的幌子下建立旨在夺权扩张的"革统"，当中华民国在长期艰苦抗战中已经日见其弱，中共却因不抗日和假抗日，真扩张和真卖国而日见其强时，毛泽东也就愈来愈张狂地对他的党人说道："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62
至此，毛泽东终于摊开了他的底牌：统一战线就是阶级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斗争的政策。这就等于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中共进行阶级斗争的统一战线。因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对抗战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进行阶级斗争罢了。而对这个阶级斗争进行调节的权力，便掌握在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手中。中国人民长期、艰苦和牺牲惨烈的伟大卫国战争，就是这样地被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当成了夺权、扩张和斗争以及再度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时机和条件。

第四、中共双重统战获得成功的原因及其对扩张、夺权、打天下的意义

一、中共双重统战成功的原因
　　就中共一方而言：其一、是打着抗日旗号进行欺骗的成功和打着抗日旗号以进行招兵买马的成功。其二、是打着抗日旗号以发动农民战争和建立农村独裁政权的成功。其三、是中共用高喊抗日和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诱引知识分子，主要是一批在战争年代虽失意、失路，却满怀报国热情的小知识分子们参加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成功。其四、是中共在整个抗战期间，持续使用"革命两面政策"，因假抗日和不抗日而没有遭遇战争创伤，却反而"不战而创强"的成功。其五、是中共将正规军的全部力量都用来做"发动群众"工作和建立敌后分裂政权的成功。其六、是中共在"阴面"而非"阳面"，因而能够玩尽阴谋手段所造就的成功。其七、是中共在一个相当民主的政治条件下，作为一个合法的在野党，而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争取不明真相之社会力量和不明真相之国际力量的同情，甚至能够联合和联络所有反对党派以"乘乱争民主、闹自由"的成功。其八、是中共能够将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暗渡陈仓为对内的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成功。
　　就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一方而论：其一、是中华民国政府对中共"输诚"的措置不当。具体言之，就是当中共在西安事变之后主动向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提出"四项保证"时，执政的国民党由于与中共有过所谓合作的经历和教训，因此，一方面应对中共惯用的阴阳两面政策有相当的警惕，不能予以轻信；一方面则在接受中共"输诚"的政策上，决不应该为他留下一个"独统"的陕甘宁政权和晋察冀政权，更不应该在中共的红军被改编为政府军之后，又在接受最高统帅部指挥的名义下，由中共和毛泽东享有独立指挥和绝对指挥其军队的权力。这在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全民抗战之中，为中共留下了一个可以完全不听指挥和绝对独立自主的条件，从而为中共使用阴阳两谋的策略创造了机遇。
　　其二、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因肩负着抗日的重任和保护人民的责任，于民族大义之下，不得不对中共一再地采取让步的结果。并且，在让步既不能使中共自省，又不能禁止中共的假抗日和真扩张时，却不敢"大义灭共"，而只是软弱地采取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予以限制，一则限制不了，二则只会引起反弹，三则反而授中共统战其他合法党派反对正在领导抗日的执政党以口舌。
　　其三、是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没有接受北伐前后中共在苏俄的指使和命令下，对国民党采取"挖心战术"的严重历史教训所致。在中共以高喊团结抗战和运用所谓四项保证向政府"输诚"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居然重新予共产党在后方大城市、甚至是陪都重庆宣传共产革命、共产思想及共产文化的自由，重新予共产党办报、办书店和设办事处的自由，重新予共产党借抗日为诱饵以对国民党进行渗透的自由。直至为共产党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暗渡陈仓为共产革命统一战线，和中共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和抗日的国民党军队里面发展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提供了连共产党也想象不到的"大好政治条件"。却完全没有想到，在延安和中共统治的所有地方，即所谓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却绝没有宣传三民主义的自由，绝没有中国国民党发展的自由，绝没有中华民国政府行使其权力的自由。相反，在延安长达四年半的整风运动中，在中共所领导的所谓抗日根据地中，却一直是在长期地和随时随地地"深挖"着国民党特务。仅延安一地就在整风中挖出了数千名所谓国民党特务，并因此而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直至枉杀了无数条性命。而中共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招降纳叛、收买挖心和暗结蛛网的种种做法，却在毛泽东对党内的指示、毛泽东的《选集》和中共的内部文件里随处可见。所以，当抗战胜利结束时，在国民党中，在国民革命军中，在中华民国政府的官员中，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早已结成了一张若大的网络，不仅无所不及，而且无法清除。
　　其四、由于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执政的党，是一个领导抗战的党，又是一个正在抗战中推进民主政治的党，用中共和中共领袖王明的话来说，就是"抗战中的中华民国人民已经享有了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所以，不仅她的一切表现和作为都在明处，而且，既能给人骂，又能给人反。然而，中共在野，延安在暗处，犹如费正清所言，还是一个"农村独裁政权"，既不给人骂，更不给人反。所以，你听到的便都是好听的大话和假话，不好听的真话和实话，你根本就听不到。并且，即便是你要去参观和考察，他也只给你看他要给你看的，而他不愿给你看的，你是永远也看不到。这就在不明真相的人们眼中，造成了所谓国统区有明有暗，而"共统区却是一片光明"的错觉。这就为抗战的国民党在与共产党不抗战的斗争中，带来了十分被动的局面。更为美国等所谓的国内外民主势力对共产党产生好感，和对国民党产生恶感，造成了先天的畸形效应。由是，这个执政党，当她在长期的艰苦抗战中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之后，再被那个不给人骂、更不给人反的在野党共产党，以及由它所统战的各合法民主党派所共同骂倒，直至打倒，也就是完全可能的了。今日，将台湾推向了民主和繁荣的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和在海外天天被人骂，和五十年来绝不允许任何人骂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中国大陆，在海外也鲜有人敢骂的情形，实已将这个道理对比得再清楚不过。

二、中共双重统战对其扩张、夺权和打天下的意义
　　众所周知的是，中共在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后，曾一再宣扬他们之所以革命成功，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拥有"革命的三大法宝"。即：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而所谓统一战线，就是指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内的共产革命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之所以成了中共夺权成功的法宝，是因为：没有统一战线，便没有中共对外所曾高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中共图存的达成，就没有中共扩张的实现，就没有中共对内建立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中共在中国大陆夺权的成功。此其一。
　　其二、没有统一战线，中共就失去了实现武装斗争的可能。也就是说没有了统一战线，中共就非但少了一个重要的法宝，而且少了第二个重要的法宝 ----
武装斗争。因为中共如若不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四项保证"，并获得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接受输诚"，其时中共的残余武装力量非但不能得以扩张，只怕连图存也完全不能。而图存之后，如若不继续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喊抗日，则中共的武装斗争和武装力量的发展，就失去了它的理由和来源。对此，毛泽东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已经明白地说道："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按：这个敌人是指正在领导抗战的中华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而非日寇），统一战线是实现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按：即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实行武装斗争）。"63
　　其三、正因为统一战线为中共在抗日招牌下的武装斗争即武装发展，带来了实现的可能，所以，全面抗战爆发仅只两年多，当大量的国民党官兵牺牲在对日抗战的战场上时，几乎不曾主动对日寇打过一场象样战斗的中国共产党，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仅有二万人马的中共，不仅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对内宣称"已有五十万大军活跃在敌后广大的国土上"，64
而且，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就已经明确地说道："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的大党"。65
一九四零年三月，他更在"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多年之后，当中共党史专家在总结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功绩时，曾激动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使共产党从根本上摆脱了以往狭小的处境，走向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在抗战中，共产党依靠这个统一战线，迅速地发展了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猛烈地发展了人民武装和政权，很快地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这就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有利的条件。"66
在此，除掉人人都能读得懂的某些假话、大话以外，其余的话，无非都是中共如何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图存和扩张的最好"代白和代供"。
　　其四、正是中共接受和使用了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法宝，所以，中共才有可能将前此十年中苏联所交代的三大叛乱叛国任务，即发动武装暴动、煽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在"抗日"这个不同的和国难当头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大发展。如前所说，只不过武装暴动被换成了抗日名义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被换成了抗日旗号下的农民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被换成了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罢了。由是，中共在前十年所没有能够获得成功的叛乱和叛国，便终于在全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岁月里得到了成功，或曰为成功做好了大大的准备。这一切实在应该归功于苏俄为他们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归功于日本帝国对我国长期并且是疯狂的侵略战争，归功于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在国难当头之日，敢于假抗日和真卖国的"胆略和智慧"。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究竟是否存在过的问题，历史亦终于走到了能够揭开它真相的这一天。

（摘自：《谁是新中国》）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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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雅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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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让事实作证！中共卖国行为专贴

帖子由 西湖雅韵 >> 2012年 8月 31日 星期五 8:27 pm
四　　王明的"真统战抗日"路线和毛泽东对王明
"右倾投降路线"的抵制、批判和斗争
　　如果我们已经在事实上和理论上澄清了中共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性质和特殊功能，那么，如果我们还能够将毛泽东和王明围绕着真统战抗日和假统战抗日的党内斗争厘述清楚，则中共所高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究属真假的问题，就会显得格外地清楚和明白。

第一、王明回国的原因及其坚持的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王明回国的原因
　　前文已经叙述了苏俄是怎样命令中共从"反蒋抗日"走向了"联蒋抗日"的。但是，一向听命于苏俄的毛泽东和中共，却在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对内制定、并推行了一条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统战路线。显然，这条阴谋统战路线很快就引起了斯大林的强烈不安。由于莫斯科需要中国的抗战来解除日本对它的威胁，由于莫斯科不相信中共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抗战的领导权，由于莫斯科认为蒋介石政府有了英、美、苏的支持，即便不能打败侵略者也能拖住日本，因此，斯大林才会担心毛泽东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阴谋扩张路线会惹怒蒋介石，从而造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内战的爆发和中国抗战的失败，从而陷苏联于两面作战的境地。多年以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若夫在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就曾指责说："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令我担忧......根据我了解的一切，我认为，缩小同外国占领者斗争规模的方针，以及明显地偏离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方向，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民族战争期间，这样的方针有使党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会有害地造成内战的加剧......"所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使中共不破裂统一战线，为使中共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为加强中共对共产国际政策的贯彻，乃决定派遣王明回国。斯大林在王明归国前还接见了王明一行并指示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人会淹没在民族解放的汪洋大海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67

二、王明真统战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曾指明，王明回国以后之所以坚持真统战和真抗日之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缘由，其一是为了救国，其二是为了保卫苏俄免受日本的侵略。他说："他首先指出现在抗战，确是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关键，国民党既已积极抗战，中共便应主动地与之密切合作......如果中国能够充分扩大抗战力量，给日本以长期的抵抗，这样将使日本无力向苏联进攻，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68
王明真统战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政治上和理论上认为"抗战高于一切"。一九三七年三月，王明即在莫斯科发表了"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一文，称："救中国人民的关键是将中国人民的所有力量团结成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就是要使国内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上实行合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一回国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称："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69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指出的那样，鉴于寇深祸重和对于毛泽东假抗日、不抗日的不满，并且"深怕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引起蒋介石不满"，王明又写作并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指出："目前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在于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团结。"而"团结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唯一正确方案，便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称，"要更加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就必须巩固与扩大我国两大政党
----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亲密合作"。王明认为，更加巩固和扩大两党合作的障碍，在于有一些人"忘记了抗日是目前民族统一战线的最主要的共同纲领，忘记了以抗日与否来划分友敌的最主要标准......忽略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言行准则......"。王明甚至在该文中真诚地指出："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国民党中也没有什么法西斯蒂派......国共两党应该互相监督、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共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一九三八年三月政治局会议之后，由于王明看出了建立真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障碍，是由于毛泽东为中共制定了一个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统战"策略，已经并正在得以贯彻和执行。因此，王明才又纂文指出："统一战线的核心在于国共两党的一致性，无论政治路线还是军事路线，中国共产党都不应该过多地强调自己的主张。"70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当毛泽东所制定的阴谋"抗战"策略已经得到强行贯彻，抗战阵营就要面临着公开分裂的危险之时，针对毛泽东在全会上一再地批评他"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王明要求作了题为"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仍然坚持"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强调要"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
　　其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和内容上坚持两个统一的理论。也就是"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国防军队"理论。所谓统一的国防政府，就是指以中华民国政府为统一的抗战政府；所谓统一的国防军队，就是指以国民革命军为主体的统一的抗日军队。王明说："全中国统一之国防政府的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队的创造，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大团结的开始形成，这就是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条件。"71
由是，王明又指出："关于苏维埃问题，共产党员和优秀的国民党员的了解是：变苏维埃政权为一般民主的政权，而且，这个政权将其活动同意于全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对于红军问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中的爱国志士的了解是：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这种军队在反对外敌的共同斗争中，为执行总的军事计划，应当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72
　　在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四个月之后，王明承认："中国正在成为统一的和有组织的国家。""在中国，已经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建立了全中国统一的国家政权。""已开始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这种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已经有统一的军事行动去反对共同的敌人，这就是建立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军队的基础已经有了。"73
　　中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之后，王明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宣言提出：自芦沟桥事变以来，"开始形成了我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队"。而且要进一步建立"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有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
　　由于王明坚持"两个统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所以，当他发现毛泽东坚持不听从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总部的指挥，坚决不打大仗、硬仗、运动仗，却一意要贯彻他的所谓山地游击战时，王明曾一再地要求"必须坚决确定广泛实行以运动战为主、而辅以游击战、配合以阵地战的战略方针"。74
而当他发现毛泽东以山地游击战为掩护，实际只是想建立敌后非属于中央政府的中共分裂政权时，王明则明确地指示："在八路军收复的晋察冀边区三十几个县中，一切行政系统与人事问题，都要事先征得战区司令长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国民政府的同意和批准。"75
毛泽东和他的中共自然不会听从他。
　　其三、王明承认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在努力坚持抗战救国和民主建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王明在"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周年与中国人民的对日作战"一文中说："中国以前是不断的内战，现在是和平统一了......现在中国人民和军队已在五省和上海区域，进行了将近四个月的英勇的全国武装抵抗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曾明确指出："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距民主共和国的制度还远，但人民开始有了充分的民主自由......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开始了民主化。"
　　一九三八年三月，同样是在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在他的先后两次发言中曾一再地指出："应该承认国民党现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为我国第一大政党，国民党二百万军队是抗战的主力。"76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王明在汉口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德恩时，又称："中国共产党对国民政府积极抗战的政策表示满意，中国共产党极力帮助和拥护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先生精明坚决，雄才大略，才能胜利领导全国抗战。"
　　中共党史专家嗣后在按照毛泽东的调子批判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时，曾指责王明在自己的发言、报告和文章中，"极力美化蒋介石、国民党、混淆抗日营垒的政治分野"。77
中共党史专家的指责，明确地表达了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就是要公然地将真正坚持了抗战救国的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诬陷为不抗日的政府、政党和领袖。

二、毛泽东和中共对王明"右倾投降路线"的让步、抵制、批判和斗争
　　当王明带着莫斯科的指示，斯大林的旨意，还有他对苏俄的忠诚和对自己祖国抗战前途的关心，企图改变毛泽东已经制定和中共已在执行的阴谋统战策略，并希望用真抗日和真统战来矫正毛泽东和中共的阴谋扩张路线时，他的遭遇将可想而知。然而，王明毕竟是斯大林派回来的人物，毕竟带着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而归，毕竟在党内有一定的影响，而他的真抗日和真统战的理念，又毕竟能够与党内一些爱国良知尚未彻底泯灭的党人，尤其是一些有着抗日荣誉心的军事将领，一拍即合。因此，分歧既不可免，胜负也就难有定算。它无疑将取决于实力，取决于王明和毛泽东个人之间抗争的结果，更取决于中共党人的群体政治、文化素质。
　　其一、分歧的出现和性质。诚如中共党史专家们所言，"王明回国，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严重分歧。因为王明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涉及到共产国际的方针、政策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必不可免地要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严肃的斗争......因为党内的一批军事干部自洛川会议之后，就对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等问题与毛泽东发生了分歧"。因为"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有一些军事指挥员和中央负责人对毛泽东的这一方针难以理解。他们渴望打大仗、打硬仗，主张把运动战与游击战结合起来，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几个硬仗，来提高抗日军队的士气和振奋全国民心。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恰好与党内这些同志的愿望相结合，倾向于王明的主张"。78
　　这便是分歧的由来和基础。而最能够说明这一分歧的性质的，莫过于彭德怀在《自述》中所写下来的这一段话："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79
显然，彭德怀的话既含蓄，又明确。明确在他指出了王明的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含蓄在他指出会议的精神不一致，回去后不好传达，因为毛泽东和王明的讲话不一样。这便是分歧的根本所在。
　　其二、毛泽东假让步和王明缺少政治斗争经验。据中共党史专家称，虽然"在十二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仍然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游击战方针......但在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赞成王明主张的情况下，毛泽东在王明指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的意见方面，也适当做了调整和让步。"然而，毛泽东的让步是假的，是害怕局面发生急转的一种策略。"吃了不少洋面包的王明不但对于中国的国情了解得太少，对于毛泽东的高超领导艺术也估计得太低"。因为作为"胜利者的王明不仅没有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做成一个决议......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没有形成决议"。再加上王明两次会后都去了武汉，并在武汉担任长江局领导工作，坐镇中央的仍然是毛泽东，所以，"在实际上，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也只在局部发生影响，全党执行的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80
由是，毛泽东表面上的让步，却换来了在实际上对王明路线进行抵制的胜利。
　　其三、毛泽东对王明路线开始反击和王明路线的失败。毛泽东假抗日真扩张之阴谋策略的贯彻和胜利，不仅大大增强了中共的"革命力量"，也大大地增强了毛泽东在党内说话的资本。有着"高超领导艺术"的毛泽东，终于可以不必再担心王明路线在党内对他的威胁了。用中共党史专家的话来说，就是"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中国革命的发展（按：不是中国抗日的发展），已经决定王明不能在中共'七大'登上总书记的岗位"。81
由是，毛泽东终于在六中全会上开始了对王明真统战抗日路线的公开批判和反击。毛泽东批判王明"只知道联合国民党，而他的正确主张是对国民党一面联合，一面斗争"。毛泽东总结他和王明的分歧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毛更在对会议的总结中指出："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绝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82
　　其四、毛泽东和中共对王明真抗日和真统战"罪行"的清算和斗争。四十年代伊始，毛泽东在延安开始了著名的整风运动。在这一场长达四年半的政治清洗中，王明终于被毛泽东送上了被批判和被斗争的舞台，终于变成了毛泽东最大的异己分子，他的真抗日和真统战的路线亦终于被冠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的桂冠，王明本人更被斗争折磨得痛苦不堪。特别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产国际的解散，又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彻底肃清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所以，即便是季米特若夫写信给毛泽东，指责他"现在进行的反对王明和周恩来的运动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也已经毫无作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发出了"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指示"，从此将王明宗派定为反党性质。其四条罪行：一是反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详见下章）；二是迷信国民党；三是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四是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王明终于为他的真抗日与真统战路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王明的悲剧在于：当他作为一个只认苏俄不认祖国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时，他一整套错误的、甚至是卖国的思想路线，不仅在中共党内占了上风，而且为祖国制造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也为他的党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而当他于全面抗战开始之际，因苏俄的派遣而回国以后，他虽然既认宗他的"工人阶级祖国"，也认宗他的苦难的民族，并为了执行苏俄的命令和要真心地抗战救国，而提出了一整套真抗日和真统战的正确路线。然而，他非但没有成功，反而被指责为一个"右倾投降主义者"，成为毛泽东和中共清洗的对象，并在历经被批判和被斗争的痛苦后再一次逃往苏联，直至客死在他那个"工人阶级的祖国"，并最终地和他的俄国战友们迎来了整个共产革命失败的历史命运。
　　王明的悲剧还在于，直到他死后，在他自己的祖国和他自己的党内，都没有人承认他一生当中唯一一次正确的思想和路线，这就是他在抗战期间所坚持的真抗日和真统战的正确路线。以至于直到今日，他所曾隶属的那个党的历史学家们，仍然在批判着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诋毁着他一生中曾唯一正确的爱国思想和爱国事业。这虽为王明一己的悲剧，更为中共全体的政治本质和文化素质所决定。

（摘自《谁是新中国》）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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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雅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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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让事实作证！中共卖国行为专贴

帖子由 西湖雅韵 >> 2012年 8月 31日 星期五 8:30 pm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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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假言抗日以图存、借口抗日以扩张（下）

一　　中共对外保证拥蒋抗日、对内决策日蒋火并
　　当我们已经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策略和理论的阴谋本质，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之后，我们就能够将中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行径，以及中共乘国难以一意准备夺取政权的事实认识清楚了。

第一、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对内的两个秘密指示

　　一九三七年五月，刘少奇曾在中共"白区"党的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白区党的群众工作的报告，指出"各地党组织应该在中央帮助下迅速地恢复起来，并且谨慎地认真地发展党员；要训练出大批干部分配到各条战线上去，这是党的中心工作......"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虽然于七月十五日即发表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宣言"，同一天，朱德又发表了"七一五对日进行抗战"讲话，然而，事不过半月，当国民党军队在平津对日寇的节节抵抗，已经打得十分地壮烈与残酷，第二次松沪抗战就要爆发之时，中共中央却对内秘密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指示"。这个内部指示的前言，称发出这个指示的目的，是为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这个秘密指示的主要内容是：
　　（一）政权问题第三条：在邻近游击区域周围的国民党区域，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旧关系打进旧政权中，去充当保甲长或区长及职员等等。
　　（二）土地问题第三条：要利用国民党旧有的组织，如农村复兴会、合作社等等，到里面去工作，在真正为群众谋利益的过程中去取代领导。
　　（三）武装问题：在保证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一、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二、改变番号与编制后，部队中可成立队长或副队长、政治部主任或总支部书记的党的秘密委员会，领导部队中的一切工作。三、脱离生产的小的地方性游击队，游击小组，原则上可一律变为民团，以取得合法地位，不可能时，仍可非法存在。四、赤卫队取消，有计划有组织地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或抗日游击队名义，根据党的新政策，进行独立的活动，以灵活的游击行动，去发动组织人民，建立党的秘密组织......。
　　（四）群众工作问题：二、在顺利的条件下，如果革命的群众团体还不能公开存在时，党应当根据当地的实际环境，利用一切合法的组织形式去进行组织群众的运动。三、党必须及时注意与纠正左倾关门主义与盲动主义以及右倾的尾巴主义与失掉阶级立场的投降主义的错误。四、必须有计划地去开展四周国民党区域的群众工作。
　　（五）国民革命军工作：二、利用一切机会去接近下级的官佐和士兵......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按：中共在之后历次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公开宣言中，均声称绝不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中共的秘密组织）三、顽固的反动的民团与土匪的坚持者与我们作对者，争取不可能时，可以以政治瓦解与军事进攻消灭之。
　　（六）党的组织：一、普遍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无论是苏区，还是游击区，党的组织必须全部变为秘密的组织，不必公开的干部和党员，不应在群众中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出头。对于党员，要注意秘密工作的教育和执行。对于在政权中工作的党员和左派分子，绝不要他们直接作党和群众的工作，仅能做群众工作的掩护者，只能在他们的地位上作他们能做的工作......。二、......要真正建立党团工作，一切工作经过党团。三、有组织、有计划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训练党的干部和党员，了解党的新政策。要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举办党校与训练班。
　　（七）解释工作：必须在党内外解释，同国民党求得和平妥协，需要我们长期忍耐与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我们仍应保持过去十年来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01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又对内发出了"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
　　这个原则指示的第六条称：共产党员应该以抗日积极分子的面目，参加到政府与军队中去，并取得其中的领导位置。
　　第七条称：在抗战中，应该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市民自己的合法的群众团体。或加入到已有的国民党所控制的机关（如黄色工会、农会、学生自治会等）中去工作，转变他们为这类的群众团体。利用一切方法动员群众争取民主权利，扩大政府所谓允许民主的范围，一直到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之完全取得。
　　第十一条称：同各党各派的政治斗争，是任何时候不能放弃的。但如何争取抗战顺利的问题，应该成为斗争的中心。应该到处提出党对于保证抗战顺利的具体主张与办法，批评其他党派的不彻底不坚决，以动员全国人民，环绕在我党主张与口号的周围。
　　第十二条称：用一切方法争取党的公开与半公开。但同时应该巩固与扩大党的秘密组织。
　　............... 02
　　应该说，这两份发出在七七事变刚刚发生之后的内部指示信，不仅是对"四项保证"的立即背叛和彻底背叛，而且已经将中共欲在抗日的名义下，恢复和扩张一己力量的阴谋谋略，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这里，抗日，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幌子。抗战和如何抗战，已经完全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而利用抗战的名义，利用抗战的形势，利用民众的抗战要求，利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和利用国民政府所给予的合法地位，所干的，或曰一心想要干的，无非是既要扩大中共抗战的虚假名声，又要诋毁其他真正抗战力量的影响，更要乘机打击正在艰难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这一切都无非是要乘机扩张和准备夺权罢了。二十年代中期，中共在苏俄的命令下对国民党施行挖心战术，以求发展与扩张的手段和经验，又被施展到了全民族奋起抗战的日子里。只不过此时的中共，刚刚绝处逢生，"合法"伊始，力量尚薄，无力张狂。因而不喊抗日，便不能合法和存在；不喊统战，便不能卷土重来。由是，中华民族为保存自己血脉的伟大卫国战争，便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全然变成了营造和扩张中共一党之私欲的时机、借口和手段。

第二、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洛川会议的由来及其对外和对内的两面政策

　　国民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在平津节节血战日寇的壮烈牺牲景象，不仅震撼了全国人民；第二次上海抗战、即八一三松沪抗战的爆发和惨烈，更是揪住了全国的人心。这就使得"七七"以来仅仅是对外大言抗日的中共及其军队，面临着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诚如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叙述的那样，"八月上旬，日军向平津进攻，山西已受到威胁；南京急电八路军，催促即开赴前线，受阎锡山指挥，阻止日军前进。周恩来也由南京来电，要求八路军遵命迅速开往，表示抗日的积极态度。毛泽东代朱德草拟复电，老是借故推脱，不是说补给尚待充实，就是说编制工作尚未完竣，要求暂缓出发。......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战事大规模进行，八路军出发山西前线的事，似乎不好再拖延了。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立即举行一次扩大会议，以便在八路军出发前，决定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全盘政策。"03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延安南九十公里洛川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庄举行。参加会议者，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各部首脑外，重要军政干部和重要军事将领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等都参加了会议。

一、中共洛川会议的对外宣言 ---- 阳谋
　　其一、《毛泽东选集》一九六七年版第三六六页注释载：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该宣言第八条称：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
　　其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洛川会议通过并发布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虽然该纲领包藏祸心，却宣誓曰：
　　为保卫华北和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
　　为收复平津与东北而血战到底。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反对任何的动摇和妥协。
　　其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指挥朱德、彭德怀发表就职通电称：......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除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然而，这都是表面文章。是喊给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听的。

二、中共洛川会议的对内决策 ---- 阴谋
　　其一、决策失败主义的"日蒋火并"。在洛川会议上，张闻天作为当时名义上党的最高负责人，曾在他的开场白中说："以往中共的方针是推动国民党抗战（按：国民党的抗战岂是中共推动的），现在抗战既已成为事实，就应从根本上考虑中共在抗战中的任务。"04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指证说："他（张闻天）引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采取使沙皇政府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和一切反动势力相继失败......强调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败主义策略，因此肯定必须使蒋介石失败，使日本和蒋介石都因战争而瓦解。他还说，国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便会在中途妥协（按：所以中共才要"推动"国民党抗战）。"05
张国焘继续指证说："毛泽东继张闻天之后发言，表明支持张闻天的见解。他认为日本的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绝无侥幸之理。前此中共强调武力抵抗日本，并不是认为就可以打赢，而是为解决国内矛盾所必须。他警告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伤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06
　　其二、决策"独立自主"的阴谋"抗日"策略。张国焘指证："毛泽东接着强调中共和八路军应该绝对地维持独立自主。他说明八路军此后应完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会的指示行事，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先报告延安，听候处断。凡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一概应用任何藉口，予以推脱......红军改称八路军，但其内部体系，一仍旧惯，不得有任何变更；尤其要严防国民党渗透到红军里来。中共所发展起来的抗日根据地的一切，都须根据延安的指示处理，自成体系。在国民党区域里的中共组织，除少数人可以露面外，仍须保持地下组织的特性，展开对国民党的批评。尤其要反对汉奸和妥协活动，以期达到争取群众的目的。......八路军应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07
　　张国焘的指证没有不准确的地方。因为，在此之前，中共的内部指示已经是它的证明；在此之后，毛与中共的做法更完全证明了张的诚实（参见下文）。尤其是毛泽东所提出的"独立自主、游击战争和建立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三项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策略，确实成了中共在整个抗战期间的主要阴谋谋略。由是可知，这个由张闻天和毛泽东所制定的失败主义与日蒋火并的阴谋抗战谋略，就不仅在实际上是对中共"四项保证"的彻底揭穿，而且，更是对他们自己对外高喊"抗日"的彻底背叛。难怪张国焘说："我当场听了张闻天、毛泽东的言论，觉得他们把底牌揭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遭到蹂躏，民族大义也不受重视，抗日烈火也并没有改变这两个自私的阴谋家的心肠。"08
　　其三、洛川会议的内部争论与解决。应该承认的是，张闻天和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所提出的阴谋抗战策略，并没有得到所有中共与会人员的赞成。不仅部分有着爱国情绪的军事将领对此有看法，连周恩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持保留态度。因为他需要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周旋，需要"要枪、要钱、要编制和要地位的本钱"。而其他到会者也"或多或少地表示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意见，不能完全同意。有的说到我们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行时不好变化得太快，有的说到仍应委曲求全，力争抗战胜利。有的说到绝对的独立自主不易实行。有的说到八路军将来在前线作战，不能限于只打游击战......""毛泽东看形势不对，于是提议休会三天......实际是停止讨论，仍然按照他自己的主张行事。在休会三天里，毛忙着与军事干部举行各种会议......三天后复会，毛泽东首先报告，谓现在大家的看法大体归于一致。"09
然后，洛川会议便作出了与会议的实际精神完全悖反的，高喊抗日、却又深藏祸心的两个对外文件，这就是前文已经提及的《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
　　然而，毛泽东绝不会改变他的阴谋抗战策略。苏联《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富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中记述道："据他看（指毛泽东）战争有利于夺取政权，因为战争能削弱和破坏重庆政府的力量。按照当前形势看，应让中央政府的军队去冒危险，而自己却要避免对日本进行积极的斗争。这样就能建立起自己的权势来。毛泽东认为，敌人的胜利是削弱蒋介石势力的一个因素。因为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成是主要的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因此，中共军队只能在表面上服从南京，实际上必须服从延安指挥。南京任何命令，必须先报告延安，以保持独立的党，独立的军队，独立的指挥系统，并且主要是扩张地盘。"10
　　对此，中共的党史学家们也曾极为肯定地说道："配合国民党友军作战，是在我党的绝对领导和直接指挥下进行的"。11
　　其四、中共洛川会议阴谋决策的贯彻和实行。由于山西的对日抗战已经打得十分激烈，因而毛泽东已经不得不命令部队开赴"前线"。但他不仅命令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开赴"敌后"，不仅对八路军主力部队交代了"主要是作群众工作以发展革命势力"的指示，而且，当八路军的个别将领在政府军浴血抗战的刺激之下，已存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心态时，毛泽东乃一日数电地命令，指示，甚至是软硬兼施地要求八路军"不得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而只需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坚持所谓的山地游击"战"和建立由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历史的事实是，洛川会议之后，毛泽东即命令林彪的一一五师潜入晋察冀山区，贺龙的一二零师潜入晋西北山区，刘伯承的一二九师向鲁冀平原发展。其目的，均在绕到敌后，以谋扩张。
　　历史的事实是，"毛泽东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怀电；九月十六日致林彪电；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怀电；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电；同一天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复强调了我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能采取运动战的方针，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通过山地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壮大革命势力。"12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关战斗发起前，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指示电中曾说："只想以陈旅（按：即参加过平行关战斗的陈光旅）集中，相继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应适时把工作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13
　　这就是毛泽东制止八路军抗日的"五封电报"，也是中共党内、军内曾盛传八路军参加平型关战斗是违背了中央指示的由来（参见下文）。而也正是这五封不准抗日的电报，才把毛泽东对内决策的假抗战谋略，强行地予以贯彻和执行了；才将毛泽东命令八路军
---- 这一支由国民政府武装起来的正规军，只能将做群众工作当作中心工作，而不得将抗日作为主要任务的阴谋暴露无遗；更把中共高喊"抗日"的纲领和决议，自我地揭穿无遗。

第三、中共参加平型关战斗和发动"百团大战"的真相

一、平型关战斗的真相
　　其一、平型关战斗是全面抗战前期发生在长城沿线的一场大型战斗，是华北京汉、津浦、京绥三线诸大型战斗中的一次战斗，也是蒋介石命令在华北实行节节抵抗方针的一个具体战斗（参见上卷第六章）。这场战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力，消灭了敌阪垣师团二十一旅团的主力，对振奋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八路军某部却是在局部地抵制了毛泽东连续五次命令的前提下，才介入了这一场战斗，而不是"指挥和参加这一场战斗的领导和主力"。不过是极不情愿的"配合"作战，伏击了敌人的辎重、即补给部队而已。
　　其二、一九八六年，中国大陆学者就已经在"平型关伏击战所歼之敌非第二十一旅团主力"的论文中，论证了八路军伏击的"只是日军预备队一千余人和辎重"，即一支补给部队。其理由，一是从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来看，所歼之敌非主力编制。二是从缴获敌人的军用物资来看，军用食品无数，单是日本军大衣，就够中共一一五师每人一件（一一五师当时有一万五千人）。三是从当时敌人主力所处位置来看，敌二十一旅团主力于九月二十四日晚在平型关、团口即讲堂村一带阵地进攻国民党军队，于二十五日占领了该地附近长城正面约两公里的地方。因此，九月二十五日从灵丘方面开出的，不是敌人主力。四是从有关资料来看，九月二十五日，"第一一五师向蔡家山谷、小寨村攻击之部队，于十二时左右于小寨村将敌兵站守备队约一个大队兵力全部歼灭"。五是日本方面记叙，"第一一五师在通往灵丘
---- 平型关的小路上伏击日本补给部队，使日军遭受极大损失"。"中国军在平型关阵前进行反攻，同时，共军的一部，伏击第五师团非战斗部队的补给部队，使该部受到极大损失"。14
　　其三、中共党史专家们指出，"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平型关战斗意义很大，但存在严重错误，主要是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至于党中央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方针"，前文已经道尽，此处无需赘述。

二、百团大战的真相
　　其一、百团大战显然不是一场大型的战役或大型的会战。台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史》称：潜入敌后的共军，常分股破坏敌人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到一九四零年号称"百团大战"，广事宣传。15
　　八十年代的一些中共党史专家称："百团大战没有超过敌后防御阶段的限度"，它基本是"游击战中的运动战，防御战中的进攻战。"16
　　八十年代的另一些中共党史专家称："百团大战违背了党中央规定的战略相持阶段的战略方针，超过了战略防御的限度。"17
　　中共统计的百团大战战果称：在三个月又十五天的战斗中，毙伤日军
　　两万零六百四十五人，伪军五千五百五十五人，俘日军二百八十一人，伪军一万八千四百人，拔除日据点二千九百三十三个，缴获步马枪五千四百余支，轻重机枪二百余挺及其它大量武器弹药，破坏铁路九百四十八里，公路三千余里和桥梁、车站、隧道二百六十余处，破坏煤矿五所......。18
　　上述研究成果，特别是中共自报的战果，以及它的战线之长、战场之阔大，均足以说明，百团大战决不可能是一场大型战役或大型会战。如果是，那它就一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范围的大型战役或会战"了。另外，它虽然"战果辉煌"，但至今没有伤亡数字的事实，和它在如此之大的战役中，竟没有一个中、高级军官伤亡的事实，都只能说明它的真实性是需要考虑的。与国民党军队在二十二次大型会战和一千多次大型战斗中所牺牲的二百余位将官相比，诚属不能想象。下文将提到的，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所指出的，"中共军队夸大战果、以掩盖准备内战"的话，值得深思。
　　其二、盖因毛泽东坚决不准对日寇打大仗、硬仗、运动战，连平型关战斗那样的"大战"毛泽东都不准八路军参战，彭德怀才不敢擅自组织一场真正的战役。因而，彭德怀只能怀着军人的荣誉心以组织一系列对日寇的小规模袭击，也就完全是可能的。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它却遭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一些领导人物以及中共某些党史学家的一再批评甚至批判。彭为此而具有了历史性的"反毛罪行"，文革中更因此而遭受过一再地批判和斗争，直至含冤而死。因为，至今仍有一些中共党史专家在指责说："这样大的战役行动，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是背着中央擅自发动的。"19
也有一些党史专家们说："这样重大的战役，还没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准就进行，从组织上讲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但说根本没有请示，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20
彭德怀本人在《自述》中说："总部决定后，七月二十二日发出电报给各区，也报军委"，"大概比预定时间早了十天，即在七月下旬开始的。故未得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21
显然，在连彭德怀也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即便是他的《自述》所叙述的"事实"是否是事实，也仍然需要甄别，就不用说中共的那些党史学们家了。然而，毛泽东，中共，以及他们的党史学家们、红卫兵们批判甚至斗争彭德怀的根本原因，虽是"反对毛主席"，理由却如中共某些党史专家们所指出的那样："百团大战给我敌后带来了严重的困难，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22
说穿了，无非是因为它暴露了中共已经得以扩张的军事实力，从而给中共带来了继续实行假抗战和真扩张的困难。
　　其三、彭德怀虽然为他的百团大战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漫长痛苦，但是中共却对外将百团大战宣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共中央曾在它一九三九年的文件中趾高气昂地宣称"我党五十万大军积极行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华北'百团大战'，则给了日寇以沉重打击，给了全国人民以无穷的希望"。23
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等或致电祝贺，或纂文热情鼓吹'百团大战'的胜利。《新中华报》、《新华日报》（中共在重庆办的机关报）等大量刊登欢庆"百团大战"胜利的报导和各界群众的贺电，都指出"这一胜利振奋了士气人心，提高了全国人民致力于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念......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纷纷举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的大会"。24
然而，中共党史专家们却一语露尽天机："国民党蒋介石攻击我军是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百团大战粉碎了这些谣言和攻击，从而提高了根据地与游击战的地位。"25
也许，这才是中共虽要批判彭德怀、却又要鼓吹百团大战"伟大功绩"的真正原因。此后，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在中国人民长期的艰苦抗战中，非但再没有打过一场象样的战斗，并且从不曾出现过一个如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抗日英雄（如果有，那就不知道要吹到如何的地步了）。毛泽东在他的《选集》里记载的所有作战指示和作战方针就全是打内战，而不是打外战，都是打国民党，而不是打日寇。中共更没有一个高级军官战死在抗日的疆场上，甚至至今连起码的伤亡数字也无法公布，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也难得一见中共的抗日烈士纪念碑。一九三九年就自称已经在敌后发展到五十万大军的中共，其只意在借抗日以招兵买马，只求"打"影响以争取群众，只为保存实力便游而不击，只为给自己抢粮、抢物资、抢武器而小规模地袭击日伪、主要是伪军，只因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战，虽然拥有"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却从不曾包围过日寇所占领之任何城市的等等"抗日"表现，实在将他们假抗日真扩张的本相暴露无遗。至于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除掉参加平型关战斗和组织百团"大战"以外，因再也没有打过一场象样的抗战，便只能用电影、小说来表示他们是如何地用"地道战"、"地雷战"和"麻雀战"打败日本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了。在中共御制的电影"平原游击队"中，那一句"鬼子来扫荡了，八路军进山了"的著名道白，早已将八路军养在深山不抗日的"真景与真情"，由他们自己作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对此，彼德・富拉基米若夫亦在他的《延安日记》中写道："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占领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出击和反击。......一比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丧。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地禁止了。......我们下来和战士一起抽起烟来，他们承认说，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不要去动他们。上头说，我们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来碰我们。"26
　　彼得・富拉基米若夫还写道："当然，中共对侵略者也消极应付，并不排除有一些战斗行动，但是，这种行动是有限的，而且只是被迫还击而已，显然同八路军的实战能力是不相称的。提供给外界的有关八路军和新四军战绩的资料，蓄意夸大了战果，这样，就把准备内战的事实掩盖起来了。"27
　　这便是中共自称"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直至最后胜利"的历史真相。在整个抗战中，如若仅仅将中共与那些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曾借口抗日以阴谋自保、扩张、甚至反叛的地方军阀相比，则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民族大敌当前之时，这些地方军阀们不顾一己的私利，而全身心投入浴血抗战的史诗般英雄行为，无疑只能使得中国共产党罔顾民族大义，一心只想扩张夺权的阴谋抗战"策略"，为中华民族的永世子孙所不齿。

（摘自：《谁是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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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雅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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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共"独立自主原则"下的"三个坚持"阴谋
　　如前所说，中共在八年抗战伊始，就决定不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目的即在保存中共的"革命"力量，以为将来打内战、夺天下做准备。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当全中国的军队，包括昔日的地方军阀都在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的领导下浴血奋战之时，毛泽东如果仍然要坚持这样一个借抗日以营一党之私的目的，不仅是对外，即便是对内，特别是对那些尚有一定抗日荣誉心的中共将领们而言，他都必需拿出一套言之成理的"抗日理论"，以解决内部歧见，以实现对外欺骗。

第一、毛泽东提出了打内战须用运动战、打外战却须用游击战的理论

　　一、毛泽东首先承认抗日战争的命运取决于运动战。他说："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来说，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不懂得正规战争是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关键，不注意正规军的建设和正规战的研究和指导，就不能战胜日本。"28

　　二、毛泽东承认中共在抗战前的内战中打的就是运动战，并承认中共在抗战中只能打游击战是"倒退"。毛泽东说："国内战争（按：即中共十年武装叛乱和叛国）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战争时期。在前期主要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是正规战争。但所谓正规战争是中国型的，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与计划性方面......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用正规性（某种程度）的八路军去分散执行游击任务......"他认为这是中共军队在抗战中的第一个重要转变。"第二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战争过程之间的，这是一九三七年秋季（芦沟桥事变后）的事情。这时，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国民党（它对我们仍然怀着敌意）战场是地域广大的华北（暂时的我军正面，但不久就会变成长期的敌人后方）。我们的战略转变是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与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以上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前途，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29
　　由是可知，既然毛泽东明知只有运动战才能决定抗日战争的命运，那么，中共从武装叛乱中的运动战倒退为抗日时期的游击战，也就关系不到整个抗日战争的命运了。但是，正因为它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所以，毛泽东才一定要在抗日时期坚持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

　　三、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何等的重要和必须"。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曾明确指出将内战中的运动战转变成抗日时期的"游击战"，有"十八条好处"。其中第二条：扩大了我军根据地。第四条：相持阶段，坚持敌后根据地有利于正面整军（按：即为未来打内战训练正规军）。第六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第七条：能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第八条：能最普遍地发动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第九条：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按：即建立中共敌后独裁分裂政权）。第十七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领导干部（按：是领导革命而非领导抗日的中共干部）。第十八条：最便利于解决给养问题（按：即以抗日的名义来取之于民，用之于共）。显然，这许多"好处"，对于不打日本、却要借抗日而扩张的中共及其军队来说，实在是好得"不同凡响"，但也将中共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伎俩暴露得一乾二净。

　　四、毛泽东指出游击战是中共革命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和最好的斗争形式。一九三九年，当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走向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时，毛泽东却在《共产党员》发刊词上将中共的武装斗争定性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接着，他在分析中共武装斗争的历史对于抗日阶段中共革命武装斗争的作用时又说道："第一阶段是参加北伐战争（按：是破坏和叛变北伐的战争）......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按：是在苏俄命令下的武装叛乱和叛国）......第三阶段就是现在的抗日战争。这个阶段中，我们能够运用过去第一阶段中尤其是第二阶段中的武装斗争的经验，能够运用武装斗争形式和其它必要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经验，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由是，毛泽东对中共武装斗争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及关系，作出了如是的分析："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毛泽东终于把利用抗日而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底牌"亮出来了："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在这里，我们听不到任何抗日的意愿，听不到中共的武装斗争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还有什么关系。我们所听到的，只是震响在中国人民艰苦抗战时期的，彻头彻尾的革命阴谋、斗争阴谋和武装斗争的阴谋。而这一切的阴谋，都不是针对日寇，都是针对着他们的内敌，即正在艰苦地领导着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也就是说，他们要在抗日这个国难当头的历史时期内，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只能抗日、不能围剿他们的"大好条件"下，继续他们的十年叛乱和叛国的"革命业绩"，并且要把这个"业绩"发展和壮大起来。
　　难怪中共一位党史专家曾这样"略含羞答"地总结了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游击战争。他说："抗战爆发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做出的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制定抗日游击战略'。这一战略从军事上适应了抗战形势的发展，但最重要的是找到了争取群众、武装群众的战争战略，使党得以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坚持人民战争，'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单引号为引者所加）。"30
　　中共的另一位党史学家则"名正言顺"地指出："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揭示了抗日游击战争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的具体体现这一本质，解决了在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如何加强领导，发展革命力量，争取人民胜利的重大课题。"31
　　这无疑是一个赤裸裸的不打自招。在此，只需要将"人民胜利"一类的大话和假话改正为"中共胜利"的实话，则中共利用所谓的游击战战略以假抗日、真扩张的本相，也就再清楚不过了。由此再反过来理解洛川会议以后，当某些中共领袖为抗日所"诱惑"之时，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的指示信中所说的话，"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32
我们也就能够对毛泽东决意要坚持游击战战略的根本动机深刻领会了。

　　五、中共从运动战向游击战倒退的三阶段。中共从运动战向游击战倒退的三阶段，即是中共借抗战而迅速形成其革命的武装斗争策略 ----
游击战的三阶段。对此，中共的党史学家们已经有了明确和"正确"的认识："第一阶段，从八路军出师到太原失陷......我军的分散作战还属于正规军按战役需要所进行的分散，还不是具有很大独立性的游击战。第二阶段，太原失陷后日寇深入，战线拉长，在其占领区内留下很多'空隙'，为我军进一步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提拱了有利条件（按：即是在没有敌寇的空隙里'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是为扩张而非为抗日）。第三阶段，一九三八年六月，由于日寇在台儿庄败仗后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暂时抽不出兵力加强山西，而且整个冀鲁豫平原敌人兵力薄弱，而我军已建立了以山西为中心的几块根据地，具备了向外发展的支点。我党及时抓住这个机会（按：这个机会仍是在无敌可打的敌人薄弱地方'坚持游击战'），各主力部队遂分兵向整个华北平原发展，并打破原有的正规编制和指挥系统，按作战需要实行新的编组，把原来较集中使用的正规军变成了若干分散独立活动的游击支队。至此，我军才完成了从正规军向游击部队和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33

　　六、毛泽东声称对日寇坚决不打运动战，对蒋介石却要打运动战。一个奇异的历史事实是，毛泽东虽然在中国人民长达八年的卫国战争中，坚决地和一再地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只准打游击战，而绝不容许打运动战，但是抗战刚刚胜利，内战刚刚开始，毛泽东就在他"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文章中，明确地指示中共军队说："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所记录的，毛泽东本人指挥运动战以打内战的一道道命令和指示，便是明证。其"谜底"，便是毛泽东在绝不准许他的军队对日寇打运动战的同时，曾一再地命令他的军队，要"为了抗日的胜利"，而必须在敌后进行正规战争即打运动战的长期训练。毛泽东那个"十八条好处"里的第四条，就曾明确地指出，坚持游击战将"有利于整军"，即有利于训练不打日寇的中共正规军。否则我们就不能懂得，在抗战时期从来只谈游击战，而且从未准许中共军队打过一场抗日运动战的毛泽东，以及他那个从来不曾用运动战打过日寇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何竟能在抗战刚刚结束、内战刚刚发动之际，就能够用熟练的运动战来发动内战打天下的原因。
　　总之，中共的"抗日"游击战争并不是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借抗日战争而进行的，中共革命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和最好形式"，是中共在抗战爆发前十年叛乱和叛国的继续，是中共假抗日的名义以志在准备内战和夺权打天下的阴谋手段。这，才是中共"抗日"游击战争和战略的历史真相和政治本质。

第二、中共于抗战中坚持游击战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篡立敌后分裂政权

　　毛泽东之所以要如此地坚持不抗日的游击战争，其目的就是要趁抗日之机，运用游击战争这个"总概念和最好的形式"，深入敌后，即在日寇武力达不到的地方，或日寇占领区的无数空隙地带，去占地盘、抢地盘，发展中共武装力量，建立中共农村独裁政权。显然，不了解这个事实，就不能了解中共"抗大"校歌"到敌人后方去"的真谛；不理解这个事实，就不能清楚为何八年抗战结束时，中共竟拥有了如是之大的"解放区"，而打败了日寇、赢得了反侵略战争胜利的中华民国政府，反而会落到山河破碎、政权分裂的凄凉境地。当然，不认清这个事实，也就不能认识到，中共只需在抗战中坚持游击战争的谋略，就能"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丰富的经验、打下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运用敌后游击"战"以篡立敌后分裂政权的主要策略是：
　　一、借口以共产党的游击战来配合国民党的正规战，以达到在抗日名义下深入敌后的目的。对此毛泽东曾明确地说过："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来说，国民党担任正面战场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34
　　二、在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名义之下，将中共主力部队分散开来，深入敌后，以发动群众建立分裂政权。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即在他"关于巩固与扩大晋察冀根据地的指示"中称："由于各种顺利条件与你们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根据地的建立已经大体成功，但在各方面都是不巩固的。目前你们的任务中心是在各方面巩固已得的胜利，并在巩固的现有的基础上去继续发展。"彼时，《共产国际通讯》亦从"正面"为中共深入敌后抢地盘以建立根据地作了证明。这条《通讯》说："八路军是北方游击战争的核心和组织者。山西、河北、河南、察哈尔、绥远所有的山脉边界，八路军应用这些山岭作为集结处，遍布游击小组。日本军队主要在山西，可是这个省的一百零五个县只有十二个县是在日本的占领之下。"35
共产国际显然是在天真地认为，这便是中共八路军"用游击战打日本"所得来的巨大战果。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泽东终于高兴地说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36
；几乎是在同时，毛泽东已经公然地说道："目前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政权，并已经到了可能在各主要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37
毛泽东甚至公开指出由中共所建立的敌后政权，就是与中华民国政府相分裂的政权。他说："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则还没有这种政权。"38
毛泽东甚至还要指明这一敌后分裂政权具有革命专政的性质，他说："这种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和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即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相区别的，也和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有一些区别。"39
同时，毛泽东为使这个分裂政权既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样子，又要保证这个分裂政权乃是中共一党的独裁政权，并且能够对汉奸和"反动派"实行专政，所以，他才既要求这个政权必须"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在人员的分配上，应规定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又要指明这个政权"必须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至于对中间派，他还特别加以了说明："给中间派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主要步骤。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40
　　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在总结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和成就时，竟说了如下的大实话："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党总结了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的再发展和再创造。土地革命战争保存下来的革命理论，通过它才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和壮大"，"其规模大大超过了党在十年内战时的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坚实的基础"41
　　没有比中共党史学家们的话说得再明白的了。中共深入敌后篡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手段、目的、性质和成就，实在已经被它的党史专家们概括得准确、深刻和淋漓尽致。否则，我们就不会明白，为何中共的抗日根据地竟在长达数年的残酷战争中，对日寇针对我西南半壁江山的十数度大规模进攻，毫未阻止和毫无牵制力量；否则，我们同样不能明白，虽然中共既拥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经验，又在抗战中决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策略，却为何在长达八年的抗战期间，竟没有包围过日寇所占领的任何一座城市，更没有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以解放一座被日寇占领的城市。因为，在中共，这个通过篡立敌后农村分裂政权而建立起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战时，既是为了抢劫中华民国的的农村，在战后，就自然是为了夺取中华民国的天下。因为，中共早已经在八年抗战之中就将它们"包围"好了。所以，本书上卷指"中共的江山非得自于中华民国，而是得自于日本的侵略"，也就言之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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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共持续分裂和破坏抗战阵营的阴谋理论和行径
---- 兼述新四军的"抗日"行径和皖南事变的由来及真相
　　中共的借抗日以扩张，是不择手段的。而所谓借抗日以扩张，并不是说，中共乃是一边抗日一边扩张，倘若真是如此，倒也罢了。问题的关键是，中共为了扩张，非但不打敌军，而且专打友军，非但不向敌人占领地区进攻，甚至向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的己方进攻。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东南局写出的指示信中，即要求"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托，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东海，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工农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武装至十万人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间，将来就更困难了。"42
　　对此，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写道："中共军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军队接界的地区调动，这种政治丑闻突然在重庆传开了。中国的很多组织要求把特区和中共军队无条件地移交给中央政府主席管辖，重庆气愤地谈到了共产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了侵略者。"43
　　中共借抗日以扩张，不仅不择手段，而且，如前所说，当全面抗战尚未开始，西安事变尚未策动成功，中共就已经藉口宣传抗日来重建地下组织，再造共产革命。及至西安事发，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就更加迫不及待地拾起它昔日的旧战术，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国革命军重新大加渗透和"挖心"。等到中共的扩张已经颇有成就，其实力已经大大增强，已经很有一副"你奈我何"的神气时，中共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上对大后方的扩张，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毛泽东在同一封指示信里就曾指示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允许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中，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进步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孤立顽固势力。......在国民党区域，党的机关应极端保密，东南局和各省委、各特委、各县委、各区委的工作人员（从书记到伙夫）应该一个一个地加以严密的审查，决不允许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级领导机关之内。"（黑体为引者所加，上下同）44
　　在对所谓国统区的渗透和"挖心"中，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不仅因利用了三十年代就已经培养和组织成功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们"，而卓有建树，并阴谋通过发展"抗战文艺"的方式，以进行渗透和"挖心"，从而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中共在其它"战场"上所达不到的，"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巨大成效。一九三九年以后，在大后方，中共利用文艺对国民政府、国民党的渗透、"挖心"和进攻，已愈来愈走向了成功。据中共党史专家称，当时，"周恩来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使第三厅成为党（按：指共产党，下同）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机构......"45
　　一九三八年夏，中共中央甚至根据周恩来的建议，"确认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他主持的第三厅、文工会成为党在文化方面公开工作的司令部"。46
"自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抗战文艺转入了一个新的方向，即暴露与讽刺国统区的黑暗......"47
"从一九四四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十月，其特点是文艺汇入了'民主运动'。其一，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地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其二，对国民党文艺政策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抨击；其三，创作了一批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区的作品；其四，毛泽东文艺思想得以传播......"。48
　　中共种种志在扩张的阴谋制造了中国抗战阵营的严重分裂。如果战前的地方军事势力和各派军事力量都起来纷纷效法中共假抗日、真扩张，互相大加渗透，大搞挖心，中国的抗战将完全可能失败在自身的分裂和内讧之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由是才被迫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企图限制中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行径，虽是亡羊补牢，却为时已晚。因为已经谋夺了巨大扩张成果的毛泽东和中共，已经不再害怕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虽然，为了以防万一，以不使一九二七年被清除出国民革命阵营的"悲剧"重演，毛泽东乃穷思竭虑地设计了一整套继续扩张和公然扩张的办法
---- 包括理论、策略和种种手段，并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义下，采取明暗两手，以反击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对他们假抗日、真扩张之阴谋卖国路线的揭露、反对和限制。

第一、毛泽东指骂揭露他们假抗日真扩张者为投降派和顽固派

　　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泽东在"必须制裁反动派"一文中，指责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并指责在《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中所指出的"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张、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等，均为假消息，假报导，假文件、假决议。"更指骂说，"现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在抗战的队伍中闹磨擦，闹分裂......"，毛甚至还要反问一句"这种行为对不对呢？"49
　　虽然毛泽东利用"在野党"的优势对国民党进行了反诬，但由于毛泽东深感中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阴谋卖国路线，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警觉，为防止在群情愤怒之下，国民党当真会暂时置抗日于不顾，重复"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集中兵力再来一次围剿，于是，他才迫不及待地警告他的党人说："我党各级领导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按：不是抗日）的突然风波，使党和群众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到意外的损失......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式，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会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50

第二、毛泽东制造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革命理论"

　　为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在全国造成"国民党反共、共产党无辜"的舆论，为了拉拢一切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心怀异志者，为了能够以进为退地将中共的假抗日、真扩张合法化和合理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保住共产党已有的扩张势力和继续扩张共产党的势力，毛泽东认为必须设计和制造出一整套理论、策略和军事行动，以反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他们的揭露、批评和限制。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提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对于他们的反革命的理论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能够在政治上采取适合时宜的策略步骤，对于他们的反共反进步政策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能够采取适当的军事步骤，对于他们的军事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那末，就有可能限制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就有可能发展进步势力，而使他们陷于孤立。"51

一、毛泽东制造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概念
　　这个"革命理论"的制造，不过是二十年代中国国民党有联俄容共做法之时，苏联顾问鲍罗廷所使用过的伎俩，即再一次将国民党直至其它社会成份划为左、中、右三派，却又将名称改变为"进步派、中间派和顽固派"，并决策"发展进步派、团结中间派和打击顽固派"。由是，毛泽东说："顽固势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这些阶级，现在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目前大资产阶级抗日派是和降日派有区别的。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张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将来准备投降的步骤。"52
　　在此，毛泽东提出了顽固派的阶级概念（按：他早已"忘记"中共在"四项保证"里所提出的"停止阶级斗争的保证"了），又指出了顽固派的两种不同类型，一是投降派，二是抗日派，并且"即便是抗日派，将来也要去投降，现在他们反共就是为了将来的投降"。实际上是要将正在抗日的国民党也定性成为投降派。
　　毛泽东在得出了这样一个与事实悖反的阴谋结论之后，又说道："现在的国民党中，顽固派还站在支配其政策的地位。"53
也就是说，正在领导着艰苦抗战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领袖们，就是他所指明的顽固派，即投降派，也就是"即使今天没有投降，将来也会投降者"。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非但在当时不曾投降，而且在后来更没有投降。同时，他们不仅领导全民族抗战有功，而且因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卓越贡献，而使我们的祖国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胜国和领袖国。所以，毛泽东指骂他们是正在投降和必将投降的顽固派，便是彻底的栽赃。

二、毛泽东炮制了"打击顽固派、团结中间派和发展进步势力"的理论
　　毛泽东虽指国民党顽固派"现在还具有支配国民党政策的地位"，但又说他们在"数量上只占少数，他的大多数党员（很多是挂名党员）并不是顽固派。"他还说"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才能利用他们的矛盾，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用极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54
此与当年鲍罗廷对国民党实行挖心的政策如出一彻。此其一。
　　其二、毛泽东说："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中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发展进步势力，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须同顽固派做残酷的斗争......"在此，毛泽东已经指明要和正在艰难领导抗日的"顽固派"做残酷的斗争了。55
　　其三、对于中间势力，毛泽东则明确指出："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士绅，争取地方势力派......地方势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势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在内。"他还说："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56
这个"极严重"的任务，说穿了，就是如同一九二七年前后那样，要再一次制造国民党的内部分裂，以瓦解正在坚持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
　　时值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时值日本侵略者正在对我大后方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进攻，时值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以及除中共以外的中国军队，正浴血拼搏在西北、华东、华中和华南战场上，毛泽东和他的中共，非但无一言一语一行以倡抗日，而且为达到他们假抗日、不抗日和真扩张的目的，竟将对国民党抗战政策"具有支配地位"的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当作他们的死敌，处心积虑地建立制造抗战阵营分裂的理论。如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以及各派政治力量和各派军事力量，也和他们一样，则中国的抗战非但不存，中国的灭亡也只能成为定数了。

第三、毛泽东制定了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阴谋原则和手段

一、毛泽东提出了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三个阴谋原则
　　由于中共军队在一九三九年八月至一九四零年二月共袭击国民党抗日军队九次，先后消灭了山东的秦启荣部和河北的张荫梧部，积累了"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的经验，一九四零年春天，毛泽东在他后来题名为"目前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指示中，竟提出了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残酷斗争的三原则。他说："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无故进攻人家，也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这就是斗争的暂时性。"57
　　毛泽东的所谓三原则，第二条是真、第一条是假。因为既然是"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并且要"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应择其最反动者打击之"，那就决不可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恰恰相反，而是"人不犯我，我也犯人，人若犯我，我更犯人"。再者，就是毛泽东所谓"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和"对顽固派的进攻，必须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消灭之"这样一些"指示"，它不仅表现了毛泽东在打内战上的"狠劲"，而且证明了毛泽东不抗日和假抗日的"真情"。因为在整个抗战的历史中，毛泽东从来没有对要亡我中华的日寇说过一句这样的"狠话"，更没有要求中共军队打过一场这样的"狠仗"。至于毛泽东所言"绝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的斗下去，绝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指示，无非是因为时候未到罢了。

二、毛泽东拟定了与"国民党顽固派"作坚决斗争的三个阴谋手段
　　其一、毛泽东强调要在各方面对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明确指出："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例如：他们要四、五支队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要叶、张两部北上，我们则以请准征调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说我们破坏兵役，我们就请他们扩大新军的募兵区域；他们说我们的宣传错误，我们就请他们取消一切反共宣传、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们要向我们举行军事进攻，我们就实行军事反攻以破坏之......"58
　　其二、毛泽东强调要以军事进攻及军事发展来压迫和打击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在中共中央给东南局的同一封指示信里，毛泽东还命令道："四、五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李先念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彭雪枫支队在淮北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以及八路军二万余人南下淮北、皖东和苏北，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即是说，江北愈胜利，愈发展，则顾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轻动，你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愈好做。"59
　　其三、毛泽东强调要以阴阳两谋的惯技对外"高喊团结抗战"以欺骗舆论。早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当国民党、国民政府和一些抗日军队揭露了中共假抗日、真扩张和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的卖国行为之后，毛泽东就在对外发表的"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一文中，开始高喊"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口号了。一九四零年五月，虽然毛泽东向东南局和全党发出了阴谋重重的指示信，命令中共如何专门与"国民党顽固派"作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但同年七月，毛又对外发表了"团结到底"一文，慷慨激昂地宣称："抗日战争的三周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周年。我们共产党人今天来纪念抗战，更感到自己责任。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我党中央已经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的中心是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面对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对外战争，毛泽东竟能如此地虚伪作态，言不由衷，大约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仅有的。

第四、新四军的"抗日"行径与皖南事变的由来和真相

一、新四军的"抗日"行径和皖南事变的历史背景及政治背景
　　前文已述，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即芦沟桥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指示"。该指示曾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在保存和改编革命武装以及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以与当地国民党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以取得合法地位"。中共南方各地残余武装和零散武装人员，正是在中共中央这一指示下，开始接受国民政府改编而集结成为新四军，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
　　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在它的八一指示和其它指示中，曾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要保证中共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新四军只需图扩张和发展；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坚决消灭者则坚决地消灭之；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新四军只准相机袭击伪军和只在需要时才允许迎击小股日军
---- 由是，新四军自成立以来，就从来只图发展和扩张，从来只打友军和不打敌军。所谓著名的韦岗战役、黄桥战役，即所谓的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内战，即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顽固派"，特别是曾血战台儿庄的韩德勤等部。他们打赢了，便是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胜利；打输了，便是国民党"顽固派"打击了"抗日"的新四军。连嗣后由中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们所编纂演出的新四军"英雄业绩"，诸如名噪一时的"东进序曲"等，都歌颂的是新四军打内战。然而，近年来解放军的一些军史专家们，却在他们对新四军军史的深入研究中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因为他们发现，如果说八路军还勉强配合国民党军队打了一场平型关战斗的话，还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勉强打过一场所谓的百团大战的话，那末，新四军非但没有与日本侵略者打过一仗，而且纯粹是打内战的先锋、主力与祸水，甚至是中共通敌卖国的主要执行者（详见下文和中国大陆有关研究新四军军史的著作）。不了解这个症结，就不能了解皖南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就不能了解皖南事变何以竟会发生的政治根由。

二、皖南事变发生的政治、军事动因
　　其一、政治动因。在了解了皖南事变之所以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便是新四军一贯地不抗日和打内战之后，我们就可以对诱发皖南事变的直接政治动因厘述清楚了。首先，皖南事变发生在毛泽东所掀起的"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潮"之中，发生在毛泽东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理论、策略和阴谋之后，是毛泽东及其中共一系列"反顽"指示和决策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其次，皖南事变之所以发生，还因为毛泽东曾于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代表中共中央给东南局写了一封指示信，并且这封指示信曾具体指示新四军应该如何"打顽"。显然，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不仅为属于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领导的新四军绝对地不听从军事委员会的领导，而且还要坚决地反对这一领导，直至造成皖南事变的发生，制造了它的政治动因。
　　其二、军事原因。由于毛泽东已经明确地向新四军下达了绝对不许服从最高统帅部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令的命令，所以，新四军才会绝对不服从最高军事委员会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关于新四军调动的命令。岂但不服从，甚至还借调动擅自改变行军路线，以屡屡大规模袭击国民党抗日军队。由是，新四军才在对国民党抗日军队的屡屡袭击中，招致了它自己的杀身之祸。也就是说，国民党的抗日军队终于反击了他们。中共党史研究家们已经承认了新四军绝对不服从最高统帅部命令的事实。他们说："在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三日和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蒋介石曾两次致电叶挺，提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江，在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然而，"皖南新四军最后选定的行军路线并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因为"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电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项英在收到批评后，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召开了会议，决定北移路线为：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显然，这是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提出的"。60
　　这显然是对最高军事委员会命令的彻底违背。

三、皖南事变的真相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曾有一定亲共倾向并有相当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曾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经过与结果，有过较为公正、平实的报导：军委会通令：据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复于本月四日袭击第四十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云云。这一件事，甚使国人震惊，而尤恐牵动抗日大局。就我们所知，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并非突然而来。据何参谋总长白副总参谋长致朱彭叶项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电谓："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云云。这种自乱阵线、袭攻友阵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在主要可谓已极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揣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延展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规定的路线上曾有该部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部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
　　《大公报》的这篇报导，道出了事变的真相，也道出了事变的前因后果，但悲剧仍然在于，当总参谋部向延安反映新四军的恶迹时，他们并不知道，新四军执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所以，《大公报》记者亦曾感慨说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立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二十八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的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然要坚持拥护，业已统一了的国家，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
　　但是，《大公报》记者亦曾更加悲哀地评论说：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华北、华中两支独立的军队，配着他们的边区政府、抗币、共产党旗、国际歌......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若干友邦人士从重庆飞向延安，乃有"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之感。
　　然而，善良的《大公报》记者并不知道，从中共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提出"四项保证"的第一天起，中共就开始借口抗日以扩张了，就开始利用抗日以再一次制造两个中国了。并且，谁要是妨碍了它的扩张和分裂行为，谁就成了它的死敌，谁就要被毛泽东"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消灭之"。皖南事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逼迫出来的一场军事事变和政治事变。只不过打够了抗日军队、一再地不听从抗日命令的新四军，在这一场事变中吃了亏。所以，中共才借此大叫冤枉，才借重国民党在阳面，共产党在阴面，一般民众、包括国际间难以了解共产党所作所为这一先天优势，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天大谎言洒遍全国，并流毒至今。中共更借此一事变，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行动推向了高潮，将分裂、扩张和卖国的罪行愈演愈烈。
　　一九六八年冬，当作者的一批中学同窗被毛泽东下放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 ----
泾县茂林地区"接受再教育"时，他们所听到的话无疑曾叫他们、也叫作者大吃一惊。因为当地的老辈们在谈到当年的皖南事变时，竟在私下里对他们说："哪里是国民党打共产党，是共产党把国民党打火了，才挨的打。"
　　历史的真相是隐瞒不住的。

（摘自《谁是新中国》）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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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雅韵
渐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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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让事实作证！中共卖国行为专贴

帖子由 西湖雅韵 >> 2012年 8月 31日 星期五 8:32 pm
四　　中共坚持扩张、内斗、种鸦片 和通敌卖国的"持久战"
第一、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

　　本书上卷虽然论述了蒋介石持久战思想形成的过程、决策、贯彻和它对于坚持对日抗战直至胜利的意义，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非但没有人知道蒋介石有所谓持久战的思想，而且，凡知道有持久战者，皆以为这一杰出的战略思想，乃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部分"。或曰，正是毛泽东"光辉的持久战思想"，才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长期坚持和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这又是一个天大的"历史性谎言"。

一、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的时间和背景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五月的延安。其时，蒋介石的持久战思想不仅早已形成，中华民国的持久战大战略不仅早已决策并得以贯彻，而且，国民党将士的鲜血早已撒遍了华北战场、淞沪战场、南京战场和徐淮战场。其时，日本三月亡华的狂梦不仅已经破产，我国持久抗战的局面已经初成定局，而且全国人民对于抗战必至最后胜利的信心已经形成，国际上对我政府领导全民抗战的观感亦早已为之一新（参见上卷第六章）。

二、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要害
　　毫无疑问的是，毛泽东这篇"论持久战"的要害，不在抗战，更不在积极抗战，而是在论述中共应该如何利用持久的卫国战争，以达到扩张和夺权的根本目的。虽然它是在抗日的包装下、即在抗日这顶"大帽子"下进行论述的。中共的党史研究家们，早已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针见血地作了这样的歌颂和吹捧："毛泽东......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的具体体现这一本质。解决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中，如何加强领导，发展革命，夺取人民革命胜利的重大课题。"61
　　这才是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本质。这个本质，无非是要把一场激烈持久的反侵略战争，在民族战争的伪装下，变为一场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隐形内战和残酷内战而已。所以，一九三八年七月，当中共中央要求在武汉的王明等人于《新华日报》上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时，身为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的王明、博古、项英、凯丰等，曾一致反对发表这篇文章，认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共的国际主义相矛盾"。62
当然，王明们并没有说透他们为何不登载该文的原因。因为他们了解，毛泽东要借日本侵略的"良机"，以达到他发展农民战争打天下的目的。

第二、毛泽东和中共是怎样坚持"持久战"的

一、坚持四年整风内斗
　　应该说，在漫长的八年艰苦抗战中，在蒋介石先生亲赴抗日前线甚至屡死屡生之际，毛泽东只做了两件事：一是苦心竭虑地为中共夺权制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论"，主要是不抗日，却又要利用抗日以进行夺权扩张的理论；和不抗战，却又要利用抗战以发展中共领导下的现代中国农民战争的理论。二是在全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战之中，发动整风内斗，清除异己，从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以农村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为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彻底地改变成为一场传统型的旨在改朝换代的农民造反，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而将这两件大事联系起来的，就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
　　其一、中共党史学家为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于延安发动的那一场整风运动，从"正面"作了如下的描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基本结束，抗日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训练干部，毛泽东以极大的努力从事理论工作......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又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些著作......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未来政权的性质、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武装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毛泽东思想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同年九月党中央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和解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一九四二年开始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党整风运动是在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为了适应中国革命斗争实际需要而提出来的......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二月八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始。
　　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党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报告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春转入了审查干部阶段，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各解放区也先后于一九四三年夏季基本结束了整风运动，这些地方的整风运动多半是和审查干部结合进行的。
　　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党的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又展开了党史学习。这次党史学习主要是路线问题学习，批评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党内"左"右倾错误。
　　一九四四年毛泽东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对党史上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了结论，全党实现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这一次伟大的整风运动才算是胜利结束。63
　　在这个简单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到，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建设"，是在何时开始与何时形成的，毛泽东所发动的长期整风运动，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发动、进行和结束的。中国抗战的长期、残酷和艰苦，世所尽知，然而，毛泽东却有功夫来研究中国革命的道路，并解决了未来政权的性质以及等等方面的问题，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其二、八九年以后，中共的另一些党史学家们则从"反面"揭露了中共延安整风的真相：
　　一九四二年十月，延安的秋夜，已有几许寒意，但是，窑洞里却灯火通明。......一批批外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被抢救......历史稍微复杂、社会关系又不甚清晰的怀疑对象，正在一批一批地集中起来，被送到反审机关审查......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以后，审干由内部转为公开，开展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特务一批一批地被查出来，真可谓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外地来的同志也逐渐地人人自危了......有的单位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员进行抢救，使正常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号召："无论青年人、老年人，无论男人、女人，无伦是自觉地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不要再为敌人的第五纵队服务了。"（按：康生在这里所指的敌人和第五纵队，是指国民党而不是指日寇）他还告诫说："不要放松一秒锺的时间，失掉这个最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康生的这个报告曾被称为恐怖的信号。这个报告把反奸斗争推向了高潮：从延安到各根据地，从党政军民学团体到市民群众，从城镇到农村，直至到监狱内，由此开始了全线进攻，大搞坦白检举......监狱的情况更为严重。根据当时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的陕西省党员朱子彤回忆说："抢救运动开始，各窑洞都发了康生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学习了这个文件就乱了套，窑洞内大搞车轮战，都在公开案情、分析、规劝。""彻夜地揭发、分析、规劝，不达目的，规劝不止，逼着大家交代问题......有时还押着被关押的人去参加机关的抢救大会......有时组织被关押的顽固分子到群众大会上去坦白交代......"
　　在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影响下......开始出现严重的逼供信现象，并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观臆断，指鹿为马；手段之二，欺骗恐吓，诈骗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讯逼供......据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打过人。县委书记打人约十七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九十一人次，私自被关押的二十九人。......据当时任靖边县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同志回忆说："逼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叉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承认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籍等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有一个从沦陷区到延安的进步女青年（当时只有十九岁），由于她的亲属中有一人是汉奸，这个女青年便被怀疑是日本特务，将她逮捕关押。审讯她时，三天三夜不给她睡觉，并且威胁她说，如果再不承认是特务，就放两条大蛇到她的窑洞里。她被吓得按照小说《双城记》里的情节胡编了一套假口供......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为了逼出口供，对被审讯人员施以各种各样的肉刑或变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况。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统计，他们采用过车轮战、压杠子、打耳光、举空摔地等二十四种肉刑。延安青年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捆绑吊打，活活折磨致死......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不仅青年知识分子受到抢救，一些老干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铸同志......，一些娃娃也被坦白为特务分子。据当时的《解放日报》报导，绥师已有一百六十余人觉悟改悔，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余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余人。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十六岁的小男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说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用的武器。绥师的控诉会一直开了九天，在这些十几岁的小孩中，最后竟挖出了二百三十个特务，占该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经过抢救，延属各县共挖出二千四百六十三个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竟挖出一百七十个特务，中央秘书处六十余人，也挖出了十几个特务，西北公学五百多人，只有二十人没有被抢救，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是特务......
　　抢救运动造成很大危害......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有些人经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杀......造成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创伤.........64
　　在中共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的异己者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还有象作家王实味那样的冤假错案，以及那些如王实味一样被迫害、杀害致死者，中国大陆的许多刊物都已经有了揭露，这里不再赘述。
　　显然，凡是经过中共文革者，大约对抗战时期在延安和各中共"解放区"早已发生过的"文革"，无疑能够感同身受。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就指延安的整风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演习"。然而，相同的是，都是整风整人、制造冤假错案和极端残暴残忍；不同的却是，文革是处在毫无外患内忧的和平时期，而延安的整风则是处在全民抗战、国家存亡绝续的关头。如果国民党、蒋介石在此国难当头之时，也来了这样一场整风运动，也大搞一场深挖共产党特务或其他种种特务的运动，也制造了如是之多的冤假错案，则中华民族大约只有亡国这一条路了。反之，中共之所以在国难当头之时，胆敢如此整风整人，大兴冤狱，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因为它不抗战，假抗战所致。

二、坚持六年大种鸦片
　　有一首歌颂中共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著名歌曲 ----
"花篮里花儿香"，曾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唱彻中国大陆。然而，善良的人民却根本不知道，那花篮里飘出来的竟是罂粟的香味。因为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的大生产运动不是种的粮食，而是种的罂粟，即鸦片。这对中国大陆人民来说，不啻有石破天惊之感。作者于一九九五年初访问台湾时，曾查证了这一说法。65
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对它予以了彻底的揭露。彼得这样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因为当尤任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
----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66
此外，彼得还愤怒地说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部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67
　　这就是中共大生产运动的真正内容，就是那一曲"花篮里花儿香"的创作源泉。
　　为了提高国民素质以准备抗战，在抗战之前，蒋介石曾提倡并推广了新生活运动，中华民国政府则开始了严格的禁烟运动，此举曾深招日本的忌恨。在抗战中，日本侵略者欲亡我中华的另一番战略，便是在敌占区大肆出售鸦片，以麻醉和断送我们民族自立与自强的精神。然而，中共却为了赚取更多的钱买武器来收拾国民党和准备内战，竟将鸦片生产和贸易合法化，竟将鸦片源源地运往国统区和敌占区去坑害他们的同胞，事后又将鸦片生产美化为"为了抗日而进行的大生产运动"，这在道德上和行为上都只能堪称是"绝唱"。

三、坚持长期通敌卖国
　　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揭露了比中共种植和贩卖鸦片更要严重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中共最高领导层曾长期通敌卖国。而这个惊人的事实，亦在中国大陆近年出版的《南京志史》一书中，得到了证明。首先，彼得这样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因为，"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中共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68
　　其次，"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披露了一则被封存了近半个世纪的丑闻。中共当年竟然背着国民政府，背着四万万浴血抗战的同胞，私下里透过秘密渠道与日本最高军政总部议和。这篇史料一见光，史学界为之哗然。该书揭露：一九四五年六月，设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报家门：我是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卫兵们大惊失色，紧急通报上去，军部的长官连忙出迎，殷勤接待......抗战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从此开始。事情是这样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冈村宁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信息......新四军接报，因事关重大，即由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方面反应奇快，密电答复：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六月初，日军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驰电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这化敌为友的第一次正式谈判自然未获实质性成果，但已协商好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这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发现的秘密。"69
　　难怪共产国际的特派员气愤地指责说："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啊，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啊！我们往往是过分地把它简单化了！"70

第四、中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段标题上的引文，是中共党史学家们为中共的"抗日"所作的最为科学的总结71。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六年底，当毛泽东率领红军将领致蒋介石书，请求不要再攻打红军时，中共红军仅存不足二万人马，其势力亦不足三县之地。全面抗战开始后至一九三七年底，中共已经拥有十万军队，占地三万五千平方公里，挟人口一百五十万。至一九四三年，在敌后共一亿八千三百万的总人口中，中共已经能够控制拥有五千四百万人口的根据地。至一九四五年，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十六个根据地，其中五个有各级政权，八个有行政委员会，三个为军事区域，中共党员既已达一百二十万人，其军队也已达一百二十万之数，所挟人口已达一亿以上。与一九三六年的中共相比，仅在军力上便是八年前的六十倍；与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伤亡了数百万官兵、阵亡了二百余位将官的国民党军队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触目而惊心。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要说，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战"之中，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兼 问　　是谁"摘了桃子"？

　　在中国大陆，几乎人人皆知，毛泽东曾指骂蒋介石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便立即从峨嵋山上赶下来"摘桃子"了，意即下山"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了。然而，姑且不说蒋介石曾多少次亲自下山指挥抗战，也不说蒋介石在山上曾遭遇过日本飞机的多少次狂轰滥炸，单就整个的抗战历史而言，亦正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才真正领导并坚持了抗战，是国民党军队才为保卫中华民族的血脉而浴血苦战、壮烈牺牲。因此，抗战胜利后，即便是蒋介石要走下山来"摘桃子"，也是理所当然。相反，恰恰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共，才在八年抗战中执行了一条卖国主义的假抗日和真扩张路线。而毛泽东既从来没有走下黄土高原，更没有命令和指挥过一次抗战，更不用说上过一次前线。相反，他所有的电报指示，不是制止中共军队抗日，就是教导他们如何"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直至命令他们"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从而为战后立即发动那一场残酷的内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终于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如是，中共江山"非得自于国民党，而是得自于日本"的历史事实，才真正揭穿了"摘了抗战胜利这个大桃子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

（摘自《谁是新中国》）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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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雅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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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让事实作证！中共卖国行为专贴

帖子由 西湖雅韵 >> 2012年 9月 1日 星期六 9:44 am
中共割让领土给朝鲜 毛岸英墓碑还被砸
【大纪元2012年09月01日讯】（大纪元记者张明健报导）上个世纪初叶，共产主义从西方传入中国，并于1949年在中国建立政权。此后，中国领土不断被中共以各种理由出卖给别国。1962年，中共将长白山天池的一半割让给"共产小兄弟"朝鲜，但换来的却是"小兄弟"对中共持续数年之久的"破口大骂"，与毛泽东之子毛岸英在朝鲜境内的墓碑被金日成下令砸毁。
中国境内的朝鲜族，主要居住在东北三省与朝鲜接壤的地区。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金日成政府就在东北朝鲜族居住区煽动民族主义精神，向朝鲜族百姓推销"祖国观念、领袖意识"，宣扬他们的祖国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袖是红太阳金日成。

从1959年开始，中国发生连续3年的大饥荒，当时饿死至少3千万人。朝鲜趁机，向中国饥民许以各种优厚待遇，向朝鲜族中的知识精英们宣扬"回归祖国"理念，为金日成发起的类似于中共"大跃进"的"千里马"运动效力，朝鲜方面还在中朝边境设立了接待站，迎接越境者。

原在中国境内的长白山天池上的白头峰，历来归属中国，后来被中共划归朝鲜。

天池在长白山顶，由火山喷发形成九峰合围而成，其中以白头峰最高。历史上，中朝两国分界线在分水岭东下二十公里处，自南而北划定。即使在日本占领朝鲜时期，天池也在中国的版图之内，金日成在朝鲜建立政权后，也承认中国对白头峰拥有主权。

但在中朝蜜月期，朝鲜方面派人到中国，对长白山天池的一部份及白头峰提出主权要求，声称"长白山天池是金日成革命事业的发源地，希望中方能理解朝鲜劳动人民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等等。朝鲜的这一要求很快得到中共的应允，1962年，中朝边界条约规定国境线通过天池，将长白山天池的一半连同白头峰一并送给朝鲜，随后朝鲜将"白头峰"更名为"将军峰"。

中共的割让也助长了朝鲜的贪婪，此后金日成命令其驻华使馆向中方提出外交照会，发布"严正声明"宣称，"黑龙江省一部份、吉林省大部份、辽宁省一部份历史上都是属于高丽帝国的版图，后为中国历代王朝所侵占，而今中国已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归还这些领土"。

时任中共外交部长陈毅接到照会后又转呈给周恩来，周指示吉林省社科院对中朝两国历代疆界进行考证，结果要上报中共国务院。经过学者们的研究考证得结论，上述区域与历史上的高丽国无关属中国领土，中共将此结论转送朝鲜方面，主权要求同时被拒绝，随即金日成与中共翻脸。

1966年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不久，金日成下令砸毁境内的中共"志愿军"陵园，将墓碑统统砸烂，包括毛岸英的墓碑也被砸碎。朝鲜还向中方发出照会，要求将所有埋葬在朝鲜的中国士兵遗骨运回中国。

后来朝鲜坚称，在朝鲜半岛的战争中，是金日成领导朝鲜人民军打败了由美国指挥的联合国军，而对中国人民被中共"自愿"参战的历史却只字未提。现在的朝鲜出版物宣称，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给予了一定的援助，数量不多的人员组成"自志愿军"，但由于"志愿军"没有接受伟大领袖的统一指挥，所以毫无战斗力，一打就逃。

在文革期间，红卫兵喊出"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口号，并高喊要逮捕走资派金日成。当金日成听到后十分愤怒，朝鲜在两国边境挂起大高音喇叭，大骂中共无耻，并高喊"金日成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中共红卫兵也在边境上挂起大喇叭，骂金日成是"朝修"等等。中朝双方的对骂一直持续数年之久。

（责任编辑：李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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