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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日24/10/2010，第八屆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將於藝術中心放映《為革命畫畫》和《紅色美術》，時間為晚上7:30)
http://smff2010.wordpress.com/
《為革命畫畫》和《紅色美術》，這兩齣影片一定不是艾曉明拍得好的兩部片子。在剪接上，真的感到了敘事者因不知怎辦，卻又好像怕對誰不公平了，而最後呈現出一種什麼意見都放，卻又放得好有點奇怪，有點如履雲霧。然而，這兩齣影片卻提供了一些必須思索的問題，可以說，這兩齣影片，屬於帶著問題，而繼續提供各種問題的影片。
在《為革命畫畫》大約第十分鐘，談到那個真心實意去教農民畫畫的陳士衡先生，怎樣教農民畫畫──學畫畫就是不難啊，沒什麼你不懂的，藝術就是關於人的記憶、生活、夢想。從這裡開始，我便在餘下的影片時段，完全不受控制地邊看邊痛哭，哭了足足四十幾五十分鐘。
就是這種我們早已失諸交臂的幸福啊－－已經不可挽回了吧。想起友人阿恆一句話：「離不可挽回之事物，越走越遠」。
歷史的亡靈
於是一拖再拖，無法下筆。
記憶是個人的，歷史則是集體的記憶，然而，正因為是集體，所以就包含了各種複雜的主觀及客觀元素，功功過過，有時難以分辨，亦絕難以一面倒，所以評論時所採取的位置，必須先講清楚好一點吧。
我，身為一個文革中受害知識份子的第二代，要如何看待這段歷史？那些紅衛兵萬般充滿「創意」的古怪酷刑，那些誰誰因受不了批鬥而自殺，是我從很小便聽見大人們在講的。誰知道呢？可能因為這樣，我才無意間學習了人的自由與尊嚴之重要。那麼，面對這兩齣影片，該寫什麼，才對得起我父母、成打的長輩，還有無數的文革的受害者？
可是，同時。
對於不論1949年前或後，一切真正苦大仇深，被壓搾至死或痛苦終生，又或生存而只可過奴隸般生活的人，又該說什麼呢？白毛女、紅燈記裡面那些農民被壓迫到沒有活路的故事，根本不只是樣板戲的內容，而是千百年來，不論誰人當權，身為無權勢者都必須面對的悲慘事實。而且，今屆社運電影節所放映艾老師的其他影片，活脫脫就是現代無權勢者面對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的鬥爭。關於藝術創作如何煥發被壓迫者的精神生活這個主題，我要說什麼才對得起他們？
還有，所有一切，為相信了真正左翼的世界大同、平等民主的信念，為了推翻上述那種奴隸社會，而自我犧牲了的人。要知道，這些人犧牲的不單是性命，且是於這個短短的生命中受盡極大壓力且用盡了一切努力而終告犧牲。還有，他們是承受了自己對父母、家人、愛人、兒女的無法償還的辜負，來希望成全不只屬於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對這些人，我又要說什麼，才恰以慰告亡靈？
在這些都想過之後，我想說，「文化大革命」的錯，正正就是它是一場假的文化革命，就是因為它沒有真正把文化革命搞起來，就是因為它仍舊因循著由上而下的「指令和服從」和「打擊（被權威劃定之）他者」的範式；而不是真正由下而上，讓人民掌握自己的生活和思考，以包容共融為基礎的「民主」。
把藝術還給人民
這本是影行者最主要的信念。
在另一篇文章中，我和另一位影行者的成員，曾談過對這句話的想法：
「藝術創作本身是創作人有意識地透過組合現實世界的不同符號，去將創作人自己的經歷轉化，並傳達給受眾的過程，於是，也必然牽涉傳播、詮釋、理解等互動性的活動。由此可見，創作主體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有兩重離開「自我」的旅程：一重是面對引發創作的對象（即現實世界中的人、事、物）時，企圖離開本來的自我與該對象產生多向度融合的過程；另一重是在傳播的過程中，成為引發受眾感情轉化的對象，作品最後的意義乃是由整個參與詮釋的群體意見交錯下共同建構，這也令創作人不再能以自己作為唯一的詮釋權威。
由此可見，藝術氣質也就是個體可以主動參與世界、建立獨立思考、與自己以外的人、事、物產生聯繫的能力。因此，磨練這種能力的機會，是一個人存活於世上必須被尊重的權利。
…
從另一個角度看，一個真正民主社會的自覺公民，該懂得獨立思考、認真聆聽、同情理解、尊重他人、尋共互動共識；換句話說，不會只跟隨意見領袖，也不會只懂得人多欺人少的簡單投票制。這樣，才可以達到眾生平等的可能。
這樣一比對起來，我們不難發現，藝術活動當中包含的性質，幾乎也就是一個自覺公民的氣質了。
當一個社會裡大部份人都相信，藝術與他自己的生命徹底無關，那麼這個社會的民主意識普遍度，相信也是不高的。因此，我們相信，開拓藝術普及化和非專業化的可能性，無論對個人修養還是對社會民主來講，都是很重要的。」(《讓影像回到現場》)
所以。
乍看《為革命畫畫》裡所包含的七十年代宣傳片《戶懸農民繪新天》，還有農民及當時的畫畫輔導員的回憶，我怎能不嚇一跳呢？那不是太像我們平時談藝術普及化，太像我們陪街坊／學生拍錄像時會說的話，還有，不是太像我們的夢想了嗎？舉些例吧：
陳士衡先生教畫畫是：「畫記憶、畫生活、畫夢想」－－我們平時搞錄像工作坊，尤其是關於社區的，不就是記憶、生活、夢想嗎？
「畫村史、家史、公社史」－－在被迫拆遷的舊區、菜園村、寮屋區的住屋土地權利爭取運動中，我們不同藝術工作者所做的，不就是談區史、談家史、談社區網絡發展的歷史嗎？
「在基層發展教育美術」、「堅持業餘、小型多樣、勤儉節約」－－我們希望街坊自己拍攝自己生活的終極理想，不就是「在基層發展教育美術」嗎？
你看那些田野邊的畫班、大樹下的學習、農舍裡的集體作畫、每家每戶牆上掛著自己的作品的情景，同時，因為土地改革之後農民擁有了自己的土地，擁有了自己的勞動的成果，大家可以有時間去畫畫。
十至二十人一班，一班中滲集舊學員與新學員，讓舊學員承擔起與新學員交流，幫助新學員的教育組織方法，不就是我們嚮往的小班教學、群體學習、經驗共享？
如果說，《戶懸農民繪新天》是政府宣傳片，但從新使用這些影片去說另一個故事的，可是我們這位拍公民維權拍到丟了工作，拍到出境也有困難，拍到經常被政府監視的艾曉明老師啊！
這裡應該要談的，是藝術如何可真正還給人民？據影片交代，當時有搞農民畫的不只戶懸，結果卻只有戶懸搞起來了，一樣是農民，一樣是業餘，一樣受到上頭指示要搞農民畫，那不同的，就剩下教學方法和組織方法了。很可惜，不知是否因資料不足，艾老師在片子裡就沒有談得到更多這方面的事情了。
「藝術情感是真實的，政治情感是虛假的」
西安美術學院的老師取出一位農民第一次參加畫班的傑出作品，談到傳統的農民藝術都是十分浪漫的，都畫自己希望的東西。雖然當時有些豐收畫與勞工情況的畫，都是上頭指令要畫的，但農民畫都將自己對豐收的希望畫了出來。由於作品很美，老師也不能不想個法子，把這麼美麗的農民畫和骯髒的政治對立起來，老師的結論是：「藝術情感是真實的，政治情感是虛假的」。又因為四人幫曾支持戶懸農民畫，故在四人幫倒台後，農民畫又被批得一文不值，對此當時的美術輔導員們都覺得不妥當，覺得農民畫自己的生活與夢想沒有錯，不應該與四人幫混為一談。
《紅色美術》中又有某美術館館長，相信是出於誠實和好意，將一整條「藝術－－政治－－現實」的線拉出來，談到中國的文革時期藝術，是一條中國自古以來文以載道和西方藝術中的關注現實的一派相遇的線索，更將這線連到了納粹時期歌頌納粹希特拉的藝術和蘇聯的革命現實主義。
好，我想談的正是這個。
亂劃等號其實就類似文革那些亂劃「右派」和「黑五類」的行為，也就是將複雜的世界過份簡單化。這就是對「人」的壓迫。雖然，往往都是不自覺且並非懷有惡意的，但自己說的、做的帶來了不好的效果，也不能簡單說一句「我無諗過會咁架」就可以了事的。這正是人的悲慘的其中一面，所以我們人人也只好直面自己歷史責任吧。
首先，必得先搞清楚：關注現實不等於關注政治，關注政治不等於擁護當權者，反過來，關注幻想與夢想等現實中不存在或未存在的東西，卻又不一定等於不關注政治。
再談下去，那麼美麗的農民畫，是否真的可以與政治「分家」呢？
（要出去葵芳做今個星期六的電影節社區影院宣傳，貼住先，回來再續．．．）
註:
《讓影像回到現場》原文
http://leftfilm.wordpress.com/2010/03/31/wantcultur/
戶懸農民畫官方網頁
http://www.farmerpainti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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