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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东亚（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港台）的崛起是一桩世界瞩目的重大事件，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都跟中国儒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自然，就有人附和中国传统儒学，认为东亚崛起，证明儒家文化是能趋向现代化的，换句话说儒家文化中是包含有丰富的“现代性”的。那么，事实上是不是这样？东亚的崛起究竟受益于儒家文化，还是别有来源？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认真研讨的。
儒家文化在东亚的影响实际上是有阶段性、时代性的，并不能代表东亚文化的全部。就东亚其它国家和地区而言，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儒学确曾极大地影响到包括朝鲜、日本等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历史发展。早在秦汉时期，儒学即已东传朝鲜、日本，但儒学真正对东亚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是在新儒学发展阶段，如朝鲜，从高丽末年起，随着程朱理学的传播，儒学逐步成为学术界的主导思想并影响到政治等方面，为李朝的建立和统治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日本也是在 13世纪至 16 世纪末兴起了传播新儒学的热潮，并将儒学日本化，形成了日本的新儒学流派,直至明治维新，儒学在日本的文化、思想、政治社会等领域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这里要指出的是，儒学东传后对东亚的影响并非自然而然或直接产生，而是通过接受国的主观改造和加工调适后，才适合接受国国情并发生影响的。朝鲜化和日本化的儒学与中国儒学是有区别的，如在日本，儒学与神道相结合，适应神道，以“和魂汉才”的形式实现了儒学的日本化，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可见,朝鲜化和日本化的儒学已不是中国原来的儒学。
更大的变化则发生在 19 世纪东西方文化激烈冲撞的过程中，原以接受儒家文化为主的东亚国家的文化形态，由于儒文化祖国的颓败而都发生了裂变和重构。日本在德川慕府时期“兰学”作为洋学之一就已兴起，只是在当时对儒文化的影响甚微而已。及至鸦片战争后，屡遭西人叩关的日本，面对儒文化祖国的惨败，其文化取向日益偏向西方文化，由表及里，从器物形态到制度形态，最后走上了“脱亚入欧”全面学习西方的近代化道路。因此，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文化里，儒家文化已随“清风”渐去，西洋文化与日本文化的结合成为日本文化重构的主流。进入近代以来，东亚的文化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儒家文化已经不是引导东亚各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主流文化，即便在某些国家，也有了明显的变异。当然，人们在当代东亚崛起的现实中还能找出很多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个别事例来，但这并不能成为在总体上把儒家文化看成主导东亚现代化的文化因素的理由或根据。在东亚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外来文化的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同其本土文化的整合，构成了东亚现代化的主要文化背景。历史上曾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其文化形态本来就是复合型的。进入近代后又遇到了西方文化强有力的挑战，西方文化以其压倒的优势渗透到这个复合体中来，加浓了东亚文化的多元化色彩——甚至可以说，东亚文化的主体部分已经不再是儒学文化，而是以基督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我们不妨以日本为例来看个究竟。
16-19世纪日本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期加以考察：第一期是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的一个世纪，即“南蛮学时代”；第二期是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两个世纪，即“兰学时代”；第三期是19世纪最后30年，即“洋学时代”。日本近代的历史，可以说就是基督文明进入和发展的历史，是历经上述三个时代的连续，而非断续的历史。
1549年8月15日，天主教耶酥会教士圣•弗朗西斯•沙勿略等人从印度的果阿搭乘一艘中国船只到达日本的鹿儿岛，开始将天主教传入日本。自此，日本开始形成西学的初创时代——南蛮学时代。所以是天主教最先进入日本，根本原因首先是：日本在中世纪以后频繁的内乱使中央集权体制趋于瓦解的同时，民众在内乱中惶惶度日，在原来的佛寺中无法获得灵魂的抚慰时，他们必然企盼新的精神食粮。“基督的传道者，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空白。”其次，还因为耶酥会本身的特性，也使他们能较为成功地完成这一使命。简而言之，耶酥会具有以下特性：一、献身精神和绝对的服从；二、承认和允许因时、因地、因人作适当的妥协；三、对学问和教育的高度尊重。这些特性不仅使耶酥会能顺应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使当地的皈依者能避免因“文化冲击”而引起的强烈的心理震动，而且使日本人通过耶酥会了解了西方的科学文化，使日本成为耶酥会“在16世纪海外布教史上得到最充分发挥的地区。”
最后，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能够接受西方信仰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例如，对日本民众来说，“基督十字架的传说之所以一点都不难理解，是因为在民众中有‘苦难之神’、‘死后复活之神’的信仰”。正如宫崎道生所指出的：“不管是武士还是庶民，在心理上依靠原有信仰无法获得满足的对现实利益的追求，是倾心于基督教的根本原因，而原来的信仰作为媒介，则使接受新来的异质的基督教信仰成为可能。”
由耶酥会教士等传入日本的西方科技、文化和一般知识形式构成的南蛮学时代因此建立。它的成立，不仅使日本人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他们并非处在闭塞的海岛上，而且构成了日本西学历程的始基。
再看“兰学时代”。1633到1639年，日本德川幕府的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连续颁布了5个以禁教和贸易统制为主要内容的所谓《锁国令》，使日本开始进入“锁国时代”。但是，在锁国时代，日本并没有完全堵塞西方文化的流入，并没有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正如山室信一所指出的：“在考察德川时代吸收西洋学术的情况时，有必要留意通过荷兰文译本从欧洲直接导入，以及通过汉文译本经由中国导入这两条渠道。”事实上，正是南蛮学时代的沉淀，以及这两条渠道的存在，使日本的西学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兰学时代。在锁国时代，由于荷兰是日本唯一直接交往的西方国家，因此早在17世纪前半期，日本就出现了以传译荷兰文和日文为职业的所谓“阿兰陀通词”。他们在吸收荷兰文化方面，做了一些初创性的工作。之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兰学不断得以深化和扩展并最终形成。进入19世纪以后，兰学开始进入以吉冈长淑、足立长携、宇田川玄真、坪井信道等人为中心的时代。虽然他们在兰学史上的地位，与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前人似乎难以相提并论，但兰学本身，自此却呈现出令人瞩目的进步和变化，并作为“兰学”而开始正式成为幕府的御用学问。其具体标志，就是1881年幕府设立了“藩书和解御用挂”这一专门从事兰学翻译、研究的机构。“这一机构的设立，意味着原先仅作为自身爱好而产生的私学，开始作为服务于权利的知识而得到承认。”以后，这一机构又演变成“藩书调所”、“开成所”，成为幕府移植西方文化的中心。
最后是“洋学时代”。在室町时代和江户时代，通过西班牙、葡萄牙及荷兰而吸收的西方文化，被称为南蛮学和兰学。以后，人们沿袭这种遗风，将从英国、法国、德国传入日本的文化，分别称作为“英学”、“法学”、“德学”。如果说兰学的兴盛是出于“厚生利用”的目的，那么英、法、德学的繁荣，则是以寻求建国理论和强国模式为目的的。
具有英学史前试性质的萌芽，在长崎早已出现。但是，促成英学发达的根本转机，则是中英鸦片战争。“以鸦片战争为契机，对英国的关心日益增强。因为，它击败了自古以来被日本奉为楷模的中国。和日本一样，同样是岛国，且面积、人口也无大的差别，为何能以占压倒优势的海军力量和经济实力称霸世界？这一问题，自此被正式提了出来。认为英国富强之根本在于君民共治的立宪制的见解，开始出现。”在这方面的代表人物，首推被誉为“国民教师”的福泽谕吉和“共存同众”的创建者小野梓。同英学一样，法学的起源也具有漫长的历史，同样具有寻求强国理论和模式的背景。然而，和英学不同的是，法学的发展，具有日本幕府和法国政府进行政治、军事合作的特殊背景。总之，法学首先是作为“体制构筑之学”发展起来的。可另一方面，日本儿女对《人权宣言》的祖国提出具有巨大感召力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当然不可能无动于衷。事实上，对“自由民权”的追求，正是以法国启蒙学者的思想理论，特别是卢梭的思想理论为基础的。所以，法学同时又具有“体制变革之学”的性质。按照山室信一的意见：“所谓的法兰西学，就是在幕藩体制的母体内孕育，然后却咬破其母体的鬼胎。日本的法兰西学，天生就具有这种两面性。”法学的代表人物，是被称为“东洋的卢梭”的中江兆民。德学在日本同样源远流长。例如，在兰学时代，“所谓的荷兰医学，实际上几乎就是德国医学”。但是，德学的兴盛，则是在1881年政变（明治１４年政变）以后。德学的代表人物井上毅两次提出振兴德学的理由和建议，特别是如下一段话，为德学的昌兴提供了重要前提：“在日耳曼，50年来布仑奇利、舒而策等大儒辈出，其学说不仅和卢梭、孟德斯鸠全然相反，而且在现行于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英国等国的王政党之说以外，更倡导一种正义。如一般政学家主张主权由君民共掌，而日耳曼学者主张主权专存于君主。晚近的政学者将三权分立一变而为立法、行政两权分立，而日耳曼学者则更进一步主张主权归一论。”导致德学兴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奉行“强权即公理”的德国，在弱肉强食的近代国际环境中的迅速崛起，给了日本有力的启示。德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加藤弘之，就在其代表作《强者权利的竞争》中，以典型的斯宾塞主义的观点，阐述了这种社会学国家思想，并在日本引起了巨大反响。
二战后，美国利用占领日本机会，对日本进行的全面的基督文明改造。一方面对日本的国民教育体制进行全面改造，通过对日本的年轻人进行西方式教育，灌输西方价值观；另一方面，将再教育的范围从青年人逐步扩大到全体日本国民。在文件中，美国人提出：“要注意寻找一种方式，即通过每一种可能的渠道把再定位或再教育的概念输入每个日本人的大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利用一切传播媒介，如：图书、教材、期刊杂志、电影、广播、报纸、讲座、办研讨班以及各类学校的讲台等。文件特别强调，“必须认真地研究和考虑使用方法和恰当的材料。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尽量使用说服的办法，避免使用说教，也要随时注意日本人的接受程度”。在宣传媒介中，应当“间接”而不是直接地向日本人头脑中灌输美国式的政治民主意识。在当时，日本广播协会（NHK）的几个主要节目，如“知识对话”、“左邻右舍”、“农家傍晚”和“工会时刻”等的播出内容，都是先由美军总广播科计划并草拟内容提纲后，再以日本广播协会名义播出的。1946年1月，美国占领军总部发出了《关于教育根本改革的备忘录》，提出了关于改造日本教育的具体意见和实施要点，其中包括：宗教（特别是神道教）同教育分离；为清除日本教育中央集权式管理影响而把教育权移交给地方政府，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等。1947年3月，美国占领当局公布了《学校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这两个法案都强调了个人的主动性和探索性的重要性，建立以个人价值追求为中心的西方价值观念。宗教方面，1946年10月4日，盟军最高统帅部颁布指令，废除日本战前的《宗教团体法》，规定不得侵犯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保证公民享有宗教自由；严格禁止日本各级政府支持神道教，公共基金不能用于神道或用来修建神道的神祠；禁止宣传或传播神道或其它宗教教义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不允许在各级学校中讲授神道教义等。同时，美军占领当局还鼓励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传教士来日本传教，扩大基督教在日本的影响。
总而言之，我们看到：近代以来，儒学对日本影响日益式微，而真正对日本发生影响的是以基督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如此，又怎么能说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的崛起，是儒家文明的功劳呢？这是不是有点贪天功以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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