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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微博上突然冒出一条新闻，说圣元奶粉事件是蒙牛的公关公司炒起来的，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这是个有点奇怪的词）。不久后又有一条微博冒出来，说上述新闻来自伊利的公关公司，蒙牛被冤枉了。在没有确凿消息之前，你肯定蒙了吧？但你有没有勇气说："不管事实怎样，圣元奶粉被冤枉了。"？
圣元奶粉事件本身属于科学范畴，一个合格的科学记者应该可以做出准确的判断。至于说此事件背后推手到底是谁，那得等警方或者记者去调查，现在说什么都太早。
这件事牵扯出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记者必须学会面对一个新的"敌人"-公关公司。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公关公司有些时候是记者的朋友。但记者往往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就成了自己的敌人，这个分寸感太难把握了。
今年夏天在意大利都灵举办的欧洲科学开放论坛（ESOF2010）上专门有个讨论会，主题就是记者和公关公司的关系。标题很有意思，叫做"科学记者是否太过驯服，做不了监督者？"（Are science journalists too tame to be a watchdog?）。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科研所和公司对旗下科学家接受媒体访问做出了限制，记者必须先通过公关公司的安排方可接触到科学家本人。
讨论会请来3位嘉宾，一个是这方面的学者，基本上持中立态度。一个是世界顶尖的Sanger研究所公关部主任，他认为记者完全有能力做监督者。最后一个是瑞士的一名科学记者，持严重怀疑态度。其实他们3人的立场从他们的职位就可以判断出个八九不离十了，关键在于他们的理由。
第一位举出了一个实例："我曾经对美英法德日这5个国家的科学家进行过一次随即抽样调查，让他们预测媒体报道会对他们的事业有何影响，结果发现科学家当中认为媒体报道会对他们的事业有帮助的比例占40%以上，认为媒体报道会对他们产生负面影响的只占2%左右。这个结果说明科学家们打心眼里认定媒体报道一定会是正面的，负面报道几乎不大可能出现。同样的问题如果去问政治家，得到的答案肯定不一样。"
第二位讲不出任何理由，只是反复说他对记者有信心。
第三位则说出了欧洲科学记者的真相："上世纪90年代我刚入行的时候正值欧洲科学报道的巅峰期，科学记者非常抢手。当时我在一家发行量只有7万份的地方小报做专职的科学记者，自由度非常高，我可以花一整天的时间参加某个科学会议，最后感觉不值得报道，便什么都不用写了。现在情况完全变了，很多报纸取消了科学版，而一个科学记者如果离开办公室半天去采访一件事，回来后必须交出一篇稿子，无论他是否喜欢这个选题。"他最后无奈地说："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缩小自己的报道范围，只写自己有把握的领域。但即使这样也很难跟得上科学的脚步，所以我认为记者是没有能力监督科学家的。"
你同意上述哪位的观点？再问一句：最近关于科学界腐败的新闻很多，哪一条是由记者首先揭露的？
记得我在现场的时候心想，这个讨论和中国的现实距离有点远。很多中国记者连基本的科学素养都不具备，太容易骗了，哪里用得上公关公司？中国最有名的打假者方舟子虽然做了很多记者应该做的事情，但他的身份并不是记者，而是一个独立的科普撰稿人。恕我直言，方舟子之所以很少打错，之所以如此之忙，完全是因为中国的造假者和科学记者的整体水平都太低了。你能想象在美国出现一个方舟子吗？
这次圣元奶粉事件证明我错了。中国的发展真的好快，公关公司骗人的时代已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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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歌：Tosca-《Suzuki》：
如今北京的白天也越来越适合听这种鬼魅的音乐了。我要找个地方晒晒太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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