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1日星期一

[G4G] Re: 晚清外交的人才困境

晚清外交观念的转变

晚清外交困境除了人才匮乏外,观念落后也是原因之一。历朝历代,中国都以天朝上国自居,其他国家不过是争先来上贡的蕞尔小国。然而,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朝贡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并为近代外交制度所取代。朝贡制度的终结,是中外朝贡关系和宗藩体制瓦解的必然结果。近代外交制度的建立,则是在中外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情况下,清朝统治者从自身利益考虑出发做出的选择。朝贡制度的消失实际上是无法避免的,因为随着形势的发展,原有的朝贡制度逐渐失去了其适用对象,从而使得在事实上,即使清朝政府不放弃它,它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进入19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加剧,中外之间源远流长的朝贡关系和以此为主要内涵的宗藩体制名存实亡。而朝贡制度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小,逐渐消失。

不妨看看朝鲜。1876年2月,日本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在朝鲜获得一些特权。《江华条约》签订后,朝鲜仍奉中国为宗主国,按期遣使朝贡,并对带有"皇"、"敕"等字样的日本国书拒不接受,认为这是清朝皇帝所独专。进入19世纪80年代,当美、英、德等国相继与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之际,清朝也力图加强与朝鲜的宗藩关系。1882年,朝鲜向清朝提出"变通旧制"的两点请求:一是在两国间建立新的商务关系;二是派遣使节进驻北京。对此,礼部仍试图维持传统的朝贡制度,不作变通。后经清廷议定,批准朝鲜的第一个请求,准许两国商人赴对方已开口岸贸易;对于后一请求,清廷予以拒绝。当时,欧美各国遣使驻京已有多年,清廷仍沿用旧制,拒绝朝鲜派使节驻京,延续双方之间的宗藩关系,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了。1887年,当朝鲜决定向欧美派遣驻外使节时,清廷先是出面阻止,迫使朝鲜按惯例向礼部呈递咨文,征得清廷同意。随后,又对朝鲜使节的外事活动做了很多限制,如"遇有酬会公宴酬酢之际,应随中国钦差之后。""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应先密商中国钦差核示。"这些规定,将原本松弛空洞的宗藩关系具体化,带有浓厚的主从尊卑色彩,遭到朝方的坚决抵制,难以贯彻实施。到1895年,随着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中朝宗藩关系宣告解体。与此同时,中国与其他朝贡国如越南、暹罗、缅甸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过程。随着朝贡国的消失,即使清朝政府试图继续维持朝贡制度也没有意义了。

不仅附属国离自己而去,清朝自身也面临新的外交问题。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后,西欧各国相继建立起近代外交机构,主权平等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而当时的中国统治者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眼里只有朝贡国和藩属国,并没有国家之间的平等意识。在管理体制方面,有掌管"朝贡"事务的礼部和理藩院,没有专门的外事机构。鸦片战争爆发后,这种管理格局逐渐发生了改观。

这些变化首先表现在中西交往中的文书格式的变化。以中英交往过程中的文书格式为例,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前,英方就一直试图取得突破。英国政府派遣的驻华商务监督不愿沿用过去的"具禀"成例,但另一方面,不用"禀"的式样,中方又不接受,两国间的官方文移关系无法构建。1836年12月14日,义律接任首席商务监督,他企图采用较灵活的策略打破中英文书交往的僵局。在这个问题上,义律主张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但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试图作出突破。1840年6月,中英战争全面爆发,中英文书关系随之发生全面逆转。战争爆发后,英方曾在厦门向中国政府投书未成,在浙江投书又未成,其原因都在于清朝的文书体制不允许口岸官员接受"夷书",致使地方官员将原书掷还。其结果是战争爆发了相当时日,清政府还由于自己的原因而不能了解英国人作战的目的,不知道战争为什么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对体制做出了变通。1840年8月11日,英方在白河口投书,直隶当局痛快表示可以接受。英方的信函中引人注目地不再使用"禀帖"格式,而用"咨会"字眼。15日,直隶总督琦善复函,放弃"谕"、"批"等居高临下的回复夷书定例,改用"照会"样式,这一样式很快被中英同类文书所仿效,成为其后清朝外交文书的重要范式。

同时,中西方官方之间的平等往来,也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如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英国驻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往来,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复,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50]其后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都有类似的条文,而关于原则的规定,则更为具体。如中法《黄埔条约》第三十三款规定,"将来两国官员、办公人等因公往来,各随名位高下,准用平行之礼"。条约的第三十四款则对国书的送达进行了规定。《黄埔条约》中的规定,被后来的与约国所仿效。因为与原有的外事管理体制由于与国际惯例不符,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日益不满。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的两年内,先是俄国拒绝与理藩院继续往来,将理藩院致俄国的照会原封退还,接着美、英、法三国公使中止与管理通商事务的地方总督兼钦差大臣的关系,都将其照会直接送到军机处。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政府不得不对原有的管理模式进行变革。1861年3月,清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新的外事管理机构以适应变化了的中外关系格局,不仅是清政府的自身需要,也是早已厌倦了与通商大臣打交道的西方列强所乐意接受的。

其次清朝政府在对外派遣常驻使节方面的政策考虑也逐渐发生了变化。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建议中国派使节常驻国外,但清政府官员认为,中国没有必要派出常驻使节。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各国先后派遣使臣常驻京城,以便直接与中国交涉。此时总理衙门仍然认为,西方各国到中国来,通商传教,有事可办,应当派驻使节;而中国没有需要到外国去办的事,所以不用派使节驻外。不过,随着对外部世界了解的加深,清政府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1867年,恭亲王奕䜣上奏朝廷,强调遣使的重要性,指出,"惟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以致遇有该使倔强任性,不合情理之事,仅能正言折服,而不能向其本国一加诘责,默为转移,此臣等所耿耿于心,而无时稍释者也。" 随着中西交往和对外部世界了解的增多,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向外派遣使节的重要性和价值。1866年,总理衙门派出了以斌春为首的考察团随赫德赴欧洲考察,要求他们"沿途留心,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总理衙门的意图是希望通过对欧洲的考察,加强对欧洲国家的了解,以便为将来派遣正式的使节作充分的准备。1868年2月,刚离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率领中国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迈出国门。这次出使使清政府感受到遣使出洋的好处,也一定程度上了解了遣使出洋的具体操作模式。1876年12月,郭嵩焘作为清廷向外国派出的第一位常驻使节前往英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其官员频频与西方国家的代表打交道的同时,礼部官员也在受理朝鲜、越南等国的朝贡事务。在一定时期内,以朝贡制度为核心的传统的对外关系与近代对外关系并存。只要还有朝贡关系存在,清朝政府是不愿自己放弃其宗主地位的,即使这种地位只是名义上的。直到甲午战争后朝鲜事务改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理为止,传统的对外关系才真正落下帷幕。

对于清朝政府来说,即使其价值观不发生变化,从自身的利益考虑出发,它也会逐渐改变相应的做法。当然,这种新的做法出现并长期持续以后,可能对清政府的价值观产生影响,并导致其关于何为适当行为标准的看法发生改变。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因果关系是倒置的,它不能作为支持用价值观与合法性观念方面的变化来解释清朝外交行为变化的证据。


2010/10/11 参考消息 <go2group@gmail.com>
晚清碰到的——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千年未遇之大变局",这变局中,外交变局首当其冲:清朝政府不得不和原先看不上眼也不想搭理的世界各国,尤其是所谓列强们打交道。这一来,马上暴露出这个天朝上国的捉襟见肘来。这困境,首先表现在外交人才的严重不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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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牛博山寨头条 by 信力建 on 10/10/10

晚清碰到的——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千年未遇之大变局",这变局中,外交变局首当其冲:清朝政府不得不和原先看不上眼也不想搭理的世界各国,尤其是所谓列强们打交道。这一来,马上暴露出这个天朝上国的捉襟见肘来。这困境,首先表现在外交人才的严重不足上。

这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大清原来闭关自守,不需要外交官。外交官是为一个国家从事外交事务的官员。广义地说,外交官不仅指常驻国外的外交使节,还包括在国内处理外交事务的官员。此外,现代外交官还分职业外交官和非职业外交官。所谓非职业外交官大多由政治家担任,属于政务官,一般负责组建一个业务班子协助最高决策者制定外交战略和政策;职业外交官则是处理具体涉外事务的官员。中国古代外交官到晚清政府时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官群体这一转变过程起步艰难,发展缓慢。 尽管清政府早在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设立由两广总督兼任的"五口通商大臣",以负责通商交涉事宜,但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官的产生应以1861年(咸丰十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为起点,理论上说,其办事人员就是外交人员。办理一般业务的主要行政人员是章京,主要来自内阁部院军机处等处。这些章京来总理衙门后仍保留其原任机关的职务,最初均办理与其原任机关相关的业务,换言之,这是一种合署办公的方式。这种方法虽然简便,但不易协调,于是后来采用分班办事的方法。到1864年(同治三年)又采取分股办事制,按照交涉对象和职能先后设有英、法、俄、美、海防五股。整个看来,总理衙门是一个庞杂的外务系统,由一帮旧式官僚构成了清政府"外交官"的主体。

这种外交人才的困境,我们可以从郭嵩焘的遭遇中来看个究竟。1876年,甲午战争前十八年,郭嵩焘受命出使英伦,成为中华帝国以平等身份派驻海外的第一个使节。在他的家乡湖南,"愤青"们认为他无异于汉奸,有一幅痛骂他的对联也从此成为千古绝唱之一,其联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乡亲们痛恨他出洋"事鬼"将辱没乡梓,要开除他的湖南省籍,甚至扬言要砸了他的房子。亲朋好友也多认为他"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基于"民愤"的"打砸抢"事件虽然没有发生,但郭嵩焘从此成为 "湘奸",并在他的有生之年声名狼藉。

在历史上,"天朝上国"遣使藩属和四夷,不是宣扬皇恩(最壮观的是郑和下西洋)、便是羁縻远蕃(比如汉唐的和亲政策),除非要在边疆推行所谓的"改土归流"(实际上将自治半自治的边民政权纳入中央行政体系),从来没有对外派驻常任使节的规矩,也不接受夷狄们派驻使节,外夷来华朝贡均不许久留。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要求向北京派驻外交官,居然比割地赔款还引起更大的舆论反弹,担心洋人们"不守臣节",但在列强的枪炮面前,大清国只好放弃原则,"洋鬼子们"便堂而皇之地在天子脚下驻了下来。西方使节进来了,中国却坚持不外派使节。郭嵩焘放洋,也是无奈之举。此前中英之间发生"马嘉理案"(又称"云南事件"或"滇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擅自带领一支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开枪打死中国居民,当地人愤起反抗将其打死。英国借此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根据该条约,中国应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

更有意思的时,当时中国的外交官们都不太愿意出洋。郭嵩焘同意出使,其实也是这位开明的洋务派官员的公忠体国,他自陈"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礼"。即便这样,朝廷还要"掺沙子",加派了一个极端保守者刘鸿锡作为他的副使,以收钳制之功。我们看看这位副使此后对郭嵩焘的指控,就可以知道他的外交水准:他指控郭参观炮台时居然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郭在柏金宫殿听音乐时,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郭在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举手投足都是罪状,极尽磨勘刁难。
中国外交官不仅被士林视为"鬼使",在官僚体系的设计上,也被作为"等外品"处理。根据清廷的相关规制,外交官并非实职,而只是"出使某国钦差大臣",临时差使而已。清承明制,"实职"与"差使"有天壤差别,"实职"乃是经过吏部铨叙的经常性官职,被纳入升迁考核的完整体制,而"差使"则是临时性的差遣,等于是现代的"出差",差使完成仍回原职。最典型的"差使"有所谓的"巡按"(清初废止)以及派赴各地的考官、学政,学政的差使时间很长,三年一任,任满官复原职。外交官只是作为"差使",而且在制度设计的时候,没有明确"销差"回国后的"政治待遇",这一放洋就是多年,与官场的联络自然要稀疏乃至中断,对官员的升迁有相当不利的影响,出任"鬼使"无疑是自断前程。

外交官如此,随员更为难得。当时的洋务人才本就不可多得,制度设计上又没有"给出路",郭嵩焘以降的各驻外使节,其遴选随员均十分困难,朝廷便只好将驻外使馆的人事权悉数下放以为弥补,但这又造成各使节自行其政,外交官职衔混乱,发展到后来各使馆冗员充斥,外交经费浪费浩大。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八国联军侵华后,在列强逼迫下,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后,外交官才被纳入实职序列,责、权、利才统一起来,并对各使馆员数、品秩、等级、月薪及出使各大臣应支经费制订详细章程,职业化外交官队伍的建立才算真正开始,中国外交方告别"鬼使"时代。

"鬼使"时代的中国外交体系,被看作类似前朝"理藩院"的"统战机构",地位低下,难有作为,在国家大事上并没有什么发言权,再加上人才缺乏、庸人泛滥,对于外交事务多奉行鸵鸟政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勉强维持"洋务",自然难以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重要意见。晚清相当多的涉外事件,尤其是义和团运动等大事件,虽然本质上是中外、民教之间的利益冲突,但中国外交官的颟顸、因循怕事,未能防患于未然,也是造成冲突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初,开始有所改变。1901年,清廷颁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著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同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新设的外务部侍郎中必须有一人通西文西语,由此开辟了西学之士的入仕之路。1906年外务部制定新的录用办法,更是规定:"就各国使馆、各省洋务局人员调取曾经留学欧美毕业,或精通外国文字、熟谙交涉、年富力强者到部行走";学生则"选尽曾经留学欧美及日本者"。同时,外务部还特别奏请在其下属设立储才馆一所。1906年4月,储才馆正式设立,由外务部堂官直辖,设提调、帮提调各一人总理馆事。该馆聘请欧洲中立国国际公法专家任讲员,开设讲习、调查、翻译、评议、撰议、编辑等课程。在储才馆受训人员均为在职官员、留学生和译学馆毕业的学生,学习期限为三个月至一年。此后,储才馆成为外务部训练和储备外交人才的专门机构,培养了一批新型外交人才,吸纳了一批曾留学海外的新型知识分子担任外交部门的重要职务。这标志着,清朝的外交人员培训体制开始趋向成熟,实现中国外交形式上的近代化。

然而,为时已晚,大清只能在李鸿章这样的"裱糊匠"东抹西贴中飘风漏雨,最后轰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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