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2日星期四

[G4G] 匿名希望:从“以德治国”到“提振信心”

我只是在2009年春天还没到的一个早晨,想起了一本以前翻过的书。而且除了一句话,书中的内容差不多都已想不起来了。 2009年2月6日 (《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日]三石善吉著,余项科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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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牛博山寨头条 by admin on 11/12/09

还是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天在图书馆里无故乱翻书,一不小心翻到了日本汉学家三石善吉的《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其核心思想是驳斥"冲击—反应"模型,论证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实际上主要是在内生动力的推动下,沿着虽然受到外力影响但主要仍然是根植于中国传统的路径发展的。因为以前也翻过他的《中国的千年王国》(用基督教的末世重生理论考察中国历史上以宗教做思想动员的农民起义),所以对三石善吉的奇怪思想并不太感意外,可是随意翻到的一句话却让我震惊——"德治,必然包含着可怕的愚民观"! 当时,全国正在上下一心齐声高唱"以德治国",从初中生到大学教授都在认真地研究"以德治国"的正确性、必要性及其与"依法治国"的相辅相成性,三石却满不在乎地把"德治"和"愚民"联系起来了,怎能不让我这样从小热爱学习虚心接受教育的好学生震惊呢?在三石并不清晰的指引之下,我也开始摸到了一点儿"德治"与"愚民"的逻辑联系: 从隐含的外在主体看,"德"是"以"的宾语,"国"是"治"的宾语,那主语——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一直在努力"以德"来"治国"的一个或者一群人——被省略了。但这主语是重要的。这个个人或者团体,必须同时拥有治国的权利和足够的"德",以便实现自己的治国方略。可是通览有据可查历史,所有统治者的"治国权"不是向爸爸哥哥要的,就是向枪杆子里要的,竟然没有一个是因为最有"德"而被推选出来治国的。官方史书中类似"德备仁厚,遂得天下"的记载倒是不少,不过您可千万别信,如果"武装暴乱"(或曰"革命起义")被及时平息了,史书肯定不那么写。所以治国者一无例外地都是把政治级别作为量化考核"德"的唯一标准。说的明白些,就是我比你官大,我就比你有德,我就有资格在道德上教育和引导你;既然你是群氓(或曰"人民")之一,你就最无德,即使有一点儿也肯定比我这当官的少得多,不过你作为国民可以面带微笑心怀感激地接受的我的"治",而我治你还会"以德",这样终将四海升平,社会和谐。 作为"德治"的内核,"德"内涵的模糊性和外延的可扩性是连接"愚民"与"德治"另一个重要环节。虽然"德"在中国人的心中持续两千余年占据着近似上帝的位置,从庙堂显贵到市井无赖概莫能外,但是,"德"的内涵和外延却一直没有被明确过。说是忠、孝、仁、义、礼、智、信吧,赵匡胤夺权、李世民篡位、刘彻穷兵……还有阴谋阳谋等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被贴上"无德"的标签,任何时代的社会舆论总是被权力"正确引导"着。"德",与其说是一种明确的是非标准,倒不如说是治国者娴熟操作的统治工具。在这种大传统下,民众也学会了对"德"采取不必深究的态度。曾几何时,出国定居是无德,玩摇滚乐是无德,自由恋爱是无德,男不留辫子女不缠小脚是无德……很快这一切都彻底改了,而人们也没有不适应,还照样保留着对"德"的坚贞信仰。谁说中国人是无神论的民族? 其实不用说"德治",即使作为其对立面的"法治"也仅仅只被最早提出它的法家战友们提到了与"术"、"势"并列的地位,充其量仍然是一种统治工具,与西方罗马法传统的"法律是上帝创造的自然秩序"、"法律只能被发现不能被发明"、"国王在万民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等是根本不同的。而且,就算这样,还是让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不满,"法不明则其威不可测"——法律应该只有统治者自己知道,统治者说什么什么就是法,今天说的和昨天说的矛盾也没关系,反正中国没有逻辑学而文学超发达,那么多官僚都是在作文比赛中胜出的,总会自圆其说的;现在你告诉别人有法律甚至告知法律的内容,那么统治者违法了怎么办?被统治者拿法律反制统治者怎么办?权力之威还是无限的吗?这真是把"愚民"发挥到了极致。最后妥协的结果是"德主刑辅"——《唐律》、《宋刑统》、《大明律》都摆好了,包拯、海瑞、秦桧、来俊臣们就根据自己对"德"的理解来断案吧! 我离开大学好多年了。"以德治国"也好久没有人提了。现在的社会关键词是"金融危机",其人气差不多超过了"科学发展观"。但这个"金融危机"显然没有"以德治国"以来的一连串关键词受欢迎,国家的应对态度也不同:不是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发动从初中生到大学教授认真地研究其正确性和必要性,而是拿出了4万亿的真金白银,要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促内需,保增长"。 国家真能增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吗?主流舆论不仅振振有辞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而且给出了理论依据,那就是几乎每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上都有的、凯恩斯提出GDP组成公式: Y=C+I+G+NE。 即衡量经济总量的GDP(Y)等于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净出口(NE)的总和。在当前世界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净出口下降,消费萎缩,投资不足,为了保证经济总量的增长,当然要增加政府购买了。这次砸下去的4万亿被妙不可言的"消费乘数"放大,2009年的中国经济保证8%的增长是不成问题的。 其实,只要相信各级政府搞出来的统计数字,经济增长18%都是不成问题的。"成功战胜金融危机"的结果是注定的,我无意争辩。我要提醒的是,Y=C+I+G+NE 公式在统计意义上是正确而且重要的,它告诉我们如何计算GDP,但仅此而已。如果要用它来支持"增加政府支出能拉动经济"的论断,则纯属异想天开。一个基本的却好像总被人忽略的事实是,国家是非生产性的。国家没种过任何一棵大白菜,也没给任何人理过发,作为社会真实财富商品和服务,国家都没有提供。国家直接支配的资金都来自税赋,都来自纳税人,而纳税人的钱,本来是可以用来消费或者投资的。用公式说话,就是G的任何一点增加,都来自C+I的减少,Y不可能因政府增加支出而有任何增加,相反可能出现减少:政府支出的盲目扩大会扭曲市场均衡状态的资源配置,进而造成浪费和低效率,最终减少总财富。从亚当·斯密到巴斯夏到米塞斯到哈耶克到弗里德曼一直反复强调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国家不可能增加社会总消费,只能改变消费结构,使财富在不同集团间重新分配,顺便带来权力寻租机会。从2008年11月开始,某某部某某委周边的宾馆持续爆满,有机关工作经验的人可能要会心一笑了吧。 其实那些诸如"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消费乘数"等充满娱乐精神的"经济理论",所有基本上掌握了经济学而不是基本上发明了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都不太敢相信。我感兴趣的是,治国者们很有可能是清醒的,对于这些东西也是不相信的——君不见,真正总是把"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挂在嘴边的只有某某部某某委,更高级领导说的是"提振信心"! "提振信心"是一个新词。 特别是"提振",非常新。在连"愿景"都能查到的现代汉语词典中也查不到。但是每个人都能够顾名思义。这就是艺术。"申论"不答高分的人绝对造不出这个词。也有人怀疑这个词是从日语中引进的,"社会"啊、"共产"啊、"主义"啊等等就是从日语中引进的。日语中的汉字词总是让人一看就明白,但又很难给出明确的限定性的解释。 但"提振信心"的核心还是"信心"。这词不新。在经济学里,信心对应的概念应该是预期。无论基本上掌握了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还是基本上发明了经济学的"经济学家"都承认,预期是一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中间环节,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础。那么,"信心比一切黄金和货币都重要"是不会错的,在金融危机中要"提振信心"是不会错的。 可是,就像"以德治国"一样,我要问,谁来"提振信心"?为什么国家"有信心"而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没信心"?国家凭什么"提振"那些破产小企业主的"信心"?国家怎样去"提振"那些无工可打的返乡农民工的"信心"?国家如何能"提振"那些一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的"信心"?企业主、农民工、大学生都没有信心的时候,国家的信心从何而来? 而且,是什么样的"信心"?是国际金融危机很快结束的信心?是中国经济马上就好起来的信心?是冒"自然垄断"之名靠"政策垄断"发财的利益集团就要被清除的信心?是每个从事合法经济活动的人和企业都不再受到任何非法干预和掠夺的信心? 这些问题无法回答。好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缺乏因为从属于某一利益集团而愿意愚别人的愚得很互助的愚民,不缺乏因为已经被愚而坚持继续被愚的愚得很悲壮的愚民。所以这些问题不用回答。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国家说提振信心,于是我们有了信心。这真的正是作为群氓之一的我所希望的。 我只是在2009年春天还没到的一个早晨,想起了一本以前翻过的书。而且除了一句话,书中的内容差不多都已想不起来了。 2009年2月6日 (《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日]三石善吉著,余项科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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