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老的最后时光
1955年10月12日，钱学森（后排左二）从美国抵达上海家中，与家人合影。本报资料图
1956年2月1日，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宴会上，毛泽东主席和钱学森谈话。本报资料图
退居二线后，他从未离开过北京，过着和以前一样严谨的晚年生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漆菲、刘俊发自北京 阜成路的中国航天大院内，松树、梧桐掩映中的红色砖楼在秋日午后阳光下显得分外静谧。卧床前的钱学森和夫人蒋英经常在院子里散步、晒太阳。
在后院，蒋英常常种上大片绚丽多彩的花草；楼阁上，钱老头微侧，定神地思索着什么。一旁，自制的米色大音箱正播放着悠扬的古典音乐。
如今，许多头发花白的老人走在冬日萧索的林荫甬道上，追忆着这位老邻居的点点滴滴。
严谨的剪报习惯
晚年钱学森足不出门，安心静养。钱学森的床榻上架着一张小巧的阅读桌，上面摆放着一个电子表。时间，在这位严谨的科学家眼中弥足珍贵。“钱老一旦养成一种习惯，便注定恪守一生。”上海作家叶永烈说。
两年前，叶永烈着手采写逾40万字的《钱学森画传》，由此闯入钱学森的晚年世界。
每天早上6点半，钱学森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学知识》；下午3点，开始看报剪报；晚上6点半，则把时间雷打不动地留给广播版的《新闻联播》。
对于每天要看的报纸，钱老有固定的顺序：依次是《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参考消息》《经济参考报》。照顾他的人得知他的阅读习惯，每天收到这八份报纸之后，必定提前摆好。
看到不错的文章，他喜欢剪下来收藏。“总共629袋，24500多份，钱老按照不同的内容，装进一个个牛皮纸袋，并标明不同剪报的主题。”叶永烈有幸见过这些剪报。而这么多的剪报，基本是“老爷子”自己操刀完成。早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的时候，他就已经养成这个习惯。
让叶永烈费解的是，作为科学家，钱老在晚年完全不碰电脑。“互联网时代，没有人会像钱老那样，每天亲自做剪报。”
年过九旬后，钱学森仍每日坚持看报，但毕竟体力有限，已经无法亲自剪报，只能请身边的服务员代劳。不过，服务员要么贴歪了，要么日期、报刊名写不完整，钱学森不满意，儿子钱永刚就会说：“我来！”直到和父亲的一样规范，钱老这才满意。
这样严谨的作风体现在细枝末节。钱永刚曾送给叶永烈一套钱学森书信。“那是他的手记，每个字都非常端正，行距一致得像是印刷出来的一样。”让叶永烈印象深刻的是，这些信早年还是用繁体，后来全是简体。“他非常注意这些细节，知道新中国之后大家开始写简体字。就像他回国后也从来不在报告中用英语。”
而几乎在每封信中，经常能看到“请酌”、“当否”这样的字眼，一位学术泰斗的谦逊亲和跃然纸上。
对沙情有独钟
退休后，钱学森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仍在继续。
1986年1月7日，钱学森家房座无虚席。钱学森将早年师从冯·卡门的学术讨论形式移植于此。
接下来的二十余年，这位科学家没有把自己的思维仅仅囿于航天技术领域，而是用系统的眼光去研究社会，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客观和主观，全部有机地囊括于他的研究视野。
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新华社记者许志敏记录了当天的情景：80岁高龄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身着深蓝色中山服，红光满面。他向江泽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汇报了他的下一个心愿，要在有生之年建立一套系统科学体系，从整体上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
在所有领域中，钱学森对沙情有独钟。上世纪80年代初，钱从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便开始钻研沙产业、草产业理论。1984年他正式提出，并预言这一产业将成为21世纪在中国出现的“第六次产业革命”。此后16年里，钱学森关于“第六次产业革命”与别人的通信计186封。其中涉及沙草产业内容的就有47封。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等高额奖金时，连支票都没有看，就写了一份委托书，捐给了西部的治沙事业。
晚年从未离开北京
过去在一线工作时，钱学森曾对夫人蒋英许诺，等退休后要带她去各地游玩。但是，晚年的他从未离开过北京。原因是，钱老怕到外地后，打扰人家，地方高规格接待，大吃大喝。他曾说：“我对付这类事情的最好办法，就是哪儿也不去。”
熟悉钱学森的人都知道他的原则：不接受吃请；不参加任何“应景”活动；不题词、不接受任何礼品；不写回忆录；不同意为他塑像和立功德碑，不接受采访。
大洋彼岸，加州理工学院没有忘记这位杰出校友。2001年，在钱学森90大寿前夕，该校教授弗朗克·马勃专程到中国，在病塌前将学校授予他最高荣誉——“杰出校友奖”。即使，1979年，加州理工学院已经授予过他这一最高荣誉。
11月2日，加州理工学院在其网站首页刊登了钱学森逝世的讣闻，讣闻最后说，1955年9月，钱学森被允许返回中国。在中国，钱学森恢复了研究工作，创立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后来成为中国的“导弹之父”，成为中国最受推崇的科学家。
钱学森语录
爱国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风骨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治学
“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我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的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COW!简直就是神啊！当涂元季劝他时，钱老总是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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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漆菲发自北京 北京的雪停了，人们对钱学森的爱却没有止步。
11月3日清晨，从宣武门到阜成门地铁里，北京实验二小的万家一盯着屏幕里钱学森大大的照片，问身边的妈妈：“我们就是要去哀悼钱爷爷，对吗？”
母亲默默点头。哀伤的背景音乐响起，有老者拿出纸巾频频拭泪。10月31日8时6分，在解放军总医院，钱学森走完了他98年的人生。
京西阜成路8号院一处逼仄的住房内，已经挤满了前来吊唁的民众。
这是钱学森的家，墙上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留下的裂纹和加固筋依稀可辨。从上世纪60年代初搬进来之后，钱学森就从未离开过这里。
如果不是刻意研究，很少有人知道并懂得他那些相当专业的科学特长：航空火箭学、空气动力学、应用力学、系统工程学……人们真正被感动的是他的精神：对事业的执着，对祖国的热爱，对名利的淡泊，对他人的宽容，对自己的严谨……
钱学森是不可复制的，但他的精神却值得每个人学会。
爱国者的恒心
最近十年，钱学森几乎都在病榻上度过，但如同1955年他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一样，即便到了生命最后的时光，他的爱国之心始终如一。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从2005年起，病榻上的钱学森多次问前来探望他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2005年7月29日，钱学森对温家宝总理坦诚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钱老反复强调，杰出人才的产生离不开宽松的学术氛围，他当初在加州理工学院时，学术氛围非常民主，他挑战过一些学术权威。”跟随钱学森26年的秘书兼学术助手、年届七旬的涂元季回忆说：他晚年多次说过，‘学术权威把着位置，他往那儿一坐，旁边的人都不敢说话了’，这哪行啊。”
钱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辉煌至今无人企及。钱学森1935年赴美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念完硕士后，进入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并师从世界“超音速飞行之父”的冯·卡门，“我到美国去，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科学技术学到手，而且要证明我们中国人可以赛过美国人，达到科学技术的高峰。”钱学森说。果不其然。钱学森凭借“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誉满全球。“二战”期间，钱学森还和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
1949年，新中国诞生。钱学森想起了离开祖国时父亲递给他的纸条：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青然而归，灿灿然而返！但此时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运动正席卷美国。因为被怀疑是共产党人，钱学森被美国吊销了参加绝密工作的证书。钱当时非常气愤：“我宁愿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在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留居美国！”
但当他向美国提出回国申请时，却遭到断然拒绝。美国海军部次长当时撂下狠话：“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此后，美国政府对钱学森夫妇的软禁长达5年。
消息传到国内，举国愤慨。正在清华大学念书的王永志记得，清华的师生纷纷走出教师，声援钱学森回国。“那个时候就被他的爱国热情深深感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回忆说。
后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美国才终于放行。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买了四张“克利夫兰总统号”三等舱船票，在一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舱内，带着夫人和一对儿女睡着上下铺，踏上了回国的路。离别时，冯·卡门充满深情地对钱学森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回你的祖国效力去吧，科学是不分国界的。”
科学家的专心
回国后，钱学森的科学才华继续大放异彩。
1956年初，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是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被任命为委员。这年的10月8日，在北京西郊空军466医院食堂里，由钱学森任院长的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
一直一来，提起钱学森，大家都说他是中国“两弹一星”的大功臣，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冲在第一线的研究者，具体的研究，有其他人去做，比如邓稼先、钱三强。他做的是一个统揽全局的工作，就像一个路线设计师，指导和调节着科研的大方向，同时也参加管理。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
统揽全局的工作至关重要。据“钱学森与中国航天”课题组披露，上世纪60年代，在研制东风某型导弹时，发动机试验出现多次失败。科研人员一时找不到关键所在，只好请教钱学森。在五院的一个会议室里，钱学森围着会议桌一边听一边走，问到谁谁起来，问了40多分钟。最后，钱学森指出，必须考虑发动机燃烧时产生的高频振动问题。经过后来的试验，钱学森的判断十分准确。
科研很重要，培养人才亦相当关键。为了尽快培养起人才梯队，他一回国就联合清华开办了力学研究班培养高端人才，创办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科学技术学校培养中端人才。他还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建者之一，并从1958年开始担任中科大力学系的首任系主任，直到1970年科大从北京战备下迁到安徽合肥止。
1958年秋冬，力学系成立了以学生为主体的火箭研制小组,开始只有6个人,后来增加到几十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科大力学系第一届毕业生张瑜也是其中一个。他回忆说，钱学森先生多次与火箭小组座谈，指导小火箭的研发工作，有时在简易房，有时在系办公室。“1960年2月28日的一次讨论中,一位专家建议，为了降低成本，我们可以考虑将使用的超音速喷管由钢制改为水泥制或陶瓷制。那时全国都提倡‘土法上马’、‘土洋结合’，但钱学森先生对这个意见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该洋的地方还是要洋嘛!’”张瑜说，他反对跟风，反对人云亦云，而是实事求是，以科学为依据。
教育家的创新
“在中科大的实践表明，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独具战略眼光和创新思维的教育家。”张瑜。
当时的中国大学推行的苏联模式，学科分得相当细，但钱学森认为这无法培养出拔尖人才，他更欣赏美国人理工结合的做法。尽管囿于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他不能提出这些意见，但在工作中他还是尽其可能积极而巧妙地推动一些改革。
为了让学生打好理论基础，钱学森聘请了一流科学家为学生授课。“他当时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给你们调来了!’”张瑜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钱学森先生在全系大会上宣布聘任教师的名单时，他那踌躇满志和兴奋的神情。“一年级的时候，请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严济慈给我们讲物理课，到了二年级,由著名科学家钱临照讲物理课。三四年级时，请中科院力学所的卞荫贵讲授流体力学。”
钱学森一生兴趣广泛，除了科学，在音乐、绘画、摄影等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他曾是上海交大铜管乐团的重要成员。“他常说，他在科学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得益于小时候不仅学习科学，也学习艺术，培养了全面的素质，因而思路开阔。”涂元季说，“他认为，科学的创新往往不是靠科学里面的这点逻辑推理得出来的，科学创新的萌芽在于形象的思维，在于大跨度地联想会突然给你一个启发，产生了灵感，你才有创新。”
在科研岗位上，他的眼界同样高远。
1961年，王永志进入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受到曾任首任院长钱学森的亲自指导。25年后，王永志成为第6任院长。“那时，尽管钱老工作非常繁忙，还是经常挤出时间在小礼堂给大家开讲座、作报告。他眼界高远，知识面宽，每次聆听，我们都受益匪浅。”王永志说。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研制第二代战略火箭。钱学森郑重建议，第二代战略火箭让第二代人挂帅，让王永志担任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当时我只有40多岁，是比较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而总设计师这样重要的职务，之前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前辈担任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像我这个年龄阶段的，甚至比我更年轻的人，开始走上总设计师这样被称为‘箭头’人物的岗位。”王永志说，“他经常跟我们说，中国航天不仅需要将才，更需要帅才。”
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后，王永志被任命为总设计师。钱老专门给王永志写来信件，交代作为总设计师应该注意的问题。“他认为，年代不同了，在他们那个年代，一个人可以说了算，但现在要多听听年轻人的意见。”忆起恩师的教诲，王永志至今历历在目。
普通人的爱心
学而优则仕，但钱学森是个例外。“钱学森70岁以后，就不断地写辞职报告，要求辞去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每一次都是组织上安排或代表硬选，他才被动接受。”涂元季在已发表的《钱学森书信》中初步统计了一下，钱老在几十年的书信中辞掉了头衔达30多个。
对于利，钱学森同样淡泊。1958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稿酬加上奖金，共计1.15万元。在一次亲自到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授课时，钱学森发现，许多听课学生家庭贫困，连必备的学习用具都买不起。于是，这1.15万元被钱老悉数捐出，用于给力学系的学生买学习用具。1994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100万港元；2001年，他又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也是100万港元。涂元季回忆，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代他写委托书，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在将奖金捐出时，钱学森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钱老这一辈子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涂元季说，比如他认为车是公家配给他工作用的，所以其他人谁也不能坐，包括他的爱人蒋英。单位要为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涂元季回忆，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后，组织上曾不止一次想给他按标准盖一座小楼。“若有一栋小楼和一个小院，他可以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有利于身体健康。”当涂元季劝他时，钱老总是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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