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对抗暴力
——读《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
宗教改革英雄加尔文决意置人于死地，以“异端”之罪名文火烧死塞尔维特，世界噤若寒蝉，手无寸铁的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悲愤出场了。这个渊博的学者以心平气和的逻辑，就“异端”清晰而不可辩驳地展开了他的论点，他诘问加尔文：“在使用异端一词时，我们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色厉内荏的加尔文就算穷尽《圣经》的深古奥义也无法找到上帝给他预备的答案，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甲胄在身竭力守护他的独裁与专制，以伺机扑灭卡斯特利奥燃起的人道和自由之火。卡斯特利奥，这个纯洁的人，以前所未有的道德勇气将众所周知的常识坦率公布：“反思真正的异端是什么，我只找得到一个标准，便是：在与我们观点不同的人眼里，我们大家全是异端。”
在独裁与专制一意孤行的时代里，卡斯特利奥彰显了异端的全部品质，即人道和自由。其实何止塞尔维特、卡斯特利奥，宗教改革家路德、加尔文一开始难道不是异端，他们也曾受到迫害，吊诡的是，一旦他们初尝胜果，就反手将独裁者的暴力施加于意见不同者，忘记了自己也曾是专制与独裁的受害者——二十四岁的加尔文，因为倡导路德教义，从法国流亡到巴塞尔。造化弄人，在宗教教义混乱的日内瓦，他接受了后来成为他忠实打手的法里尔那令人瞠目结舌的吁请，他的一生的辉煌由此奠定，加尔文主持日内瓦的宗教事务，却将那只贪婪而恐怖的黑手伸向了世俗，他笃信武力解决一切，包括人的精神自由，他不能容忍异见，茨威格讽刺地说：“如今加尔文进了城，日内瓦便再没有自由。独夫的意志统治了一切。”加尔文极权主义的杰作之一便是控制人们的私生活，在他看来，每个人先天就具有罪犯嫌疑，必得容忍置身于监督之下。于是“宗教警察”这般道德契卡，不容分说染指市民的每一件琐事：探摸妇女衣服的长短和式样、检查发型、数手上的戒指、看柜子里的鞋子，这么说吧，就连厨房他们都不会轻易放过。茨威格愤怒地讥讽道：“待到他走在街上，这加尔文的走狗会竖起耳朵，细听是否有人唱小曲儿，奏音乐，沉溺于恶魔般邪恶的快乐里。”除了狗样般的盘查便是告密制度的盛行，在任何形式的极权统治下，告密犹如一剂毒药致人上瘾，即使连正派人也不能幸免受到恐惧的驱使而扮演告密者的角色。盘查、告密过后，加尔文又开始禁绝一切令生活快乐有益的事情：演戏、节庆、溜冰、写信、雕塑、音乐、馈赠等等，“除参加市行政会而外，概莫谈及国事。”茨威格问：“一个共和城市，几十年来惯于瑞士式自由，怎能够容忍萨沃纳罗拉在佛罗伦萨那般严厉的独裁？一个南方民族，生性快乐，怎能够忍受如此对生活快乐的扼杀？为何加尔文那样的禁欲者，能够扫除掉成千上万的欢乐？”其实加尔文的独裁秘密并不新鲜，无非手段之恐怖——这世上，确有软弱的产物忌惮暴力的禁则。
但总有以身试法者直面惨淡人生，不过他们遭受了加尔文的大开杀戒：在加尔文统治的最初五年，绞死十三人，斩首十人，烧死三十五人，七十六人被赶出家门——还不说那些及时逃走躲避恐怖的人们。“新耶路撒冷”监狱爆满，酷刑遍地，巴尔扎克说加尔文的宗教恐怖统治比之法国革命最坏的血腥屠杀更可憎，“加尔文狂热的宗教不宽容，在道德上比罗比斯庇尔的政治不宽容更加残酷。如若他的影响范围远届日内瓦之外，他必会比那政治平等的可怕倡导者造成更多的流血。”
人们屈从于加尔文的极权统治，日内瓦从此冷漠愁苦、单调乏味。一五四二年到一五四五年期间，一场罕见的瘟疫席卷日内瓦城，宗教正确被日内瓦人第一次怀疑。加尔文这次却首鼠两端，叫他的爪牙远离病人，坚称“不可因援手局部，削弱教会整体”，以至人们愤恨这般胆小如鼠的传教士：“这帮人宁可上绞架，也不进医院。”可见加尔文和他宣扬教义的虚伪透顶，但他生就铠甲般的脸皮，不以为耻。卡斯特利奥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彬彬有礼，这位生性正直而温顺的人，日内瓦新教学院的院长，造访了加尔文——他需要出版他翻译的拉丁文《圣经》，加尔文是书报审查制度的领袖，他需要获得加尔文的许可，也就是说，一个神学家敲了另一个神学家的门。但卡斯特利奥令加尔文大为不快，出版可以，加尔文的附带条件是：他要最先读到译本，并按他认为合适的方式修改之后，才可以颁发许可。这无疑等于侮辱了卡斯特利奥，虽则卡斯特利奥能以谦卑精神对待自己的著作，在个人的独立的问题上却不容讨价还价，他将加尔文的傲慢无礼的书报审查制度看成是一种耻辱。加尔文忽然发觉藏在谨慎的谦恭后面的卡斯特利奥不仅是他，而且是一切独裁的永恒对手，他必得伺机将卡斯特利奥逐出日内瓦，但他也清楚，这个道德高尚、内心强大的人不会给人以致命的口实。
一五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日内瓦行政当局一致通过决议：“由于塞巴斯蒂安学识渊博，颇适于做教会之仆人，兹明令任用。”什么？让卡斯特利奥做新教传教团的成员，加尔文勃然大怒，市行政当局竟敢忘了他加尔文将一个精神独立的人加以委用，他绝对难以接受，他在致法里尔的信里为他的反对的辩护晦涩而神秘：“反对此一任命的理由甚为重要。我只向理事会暗示此类理由，而未公开解释；同时亦留意不攻讦其名誉，以求保护之，而防止错误的怀疑。”加尔文开始捏造不利于卡斯特利奥的口实却无从下手，只得勉强从卡斯特利奥的著作中挑选了两处神学观点上的分歧，他散布卡斯特利奥行为不端的谣言，市行政当局妥协了。在卡斯特利奥离开日内瓦之前，卡斯特利奥要求获得了加尔文签名的关于此事的报告，报告的最后部分原文如下：“无人可误解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去职之缘由。我们全体宣布，他实乃自愿辞去学院院长之职，且其恪尽职守，慎始敬终，跻身教士，亦当之无愧。然情事难料，此绝非卡斯特利奥稍有失检，其全部缘由有如上述。”卡斯特利奥被加尔文逐出了日内瓦，表面上加尔文对卡斯特利奥取得了他自知的损失惨重的胜利。二百年后，伏尔泰提到加尔文对卡斯特利奥的压制，把这件事当做加尔文态度的关键证据：“我们可依据加尔文此事里卡斯特利奥所受的迫害，衡量出这暴君何其刻毒——卡斯特利奥之为学者远比加尔文伟大，而加尔文嫉妒成性，竟至于将他逐出日内瓦。”不论如何，加尔文遂了心愿，卡斯特利奥，这日内瓦新教学院的前院长，立刻因之陷入了艰苦困顿，以至饥不择食，挨家乞讨，但绝不媚向加尔文的独裁，茨威格评价他“这英勇的受穷，这自愿的遭难”。但即便如此，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的真正决战尚未展开，直到加尔文文火烧死塞尔维特等于决意以向每个精神自由的人宣战，卡斯特利奥才决定以良心对抗暴力。
茨威格说“命运常满足于让一个没来由的偶然名字众所周知，就此便叫我们这族类永志不忘。”他说的是天赋才气的米圭尔-塞尔维特，此人拥有瞬息即逝的深刻洞察，于哲学、神学、生物学当中左冲右突未免杂乱无章，身体虚弱却斗狠逞强，其偏执荒唐乃属于西班牙人的堂吉诃德性格，孓然一身向现实的风车大动干戈。他趾高气扬，不幸的却是挑战了日内瓦的主人加尔文。开始加尔文还算对这个执迷不悟的家伙语气客气，笃信自己有责任将这个迷途的羔羊领回正确的羊群，岂料塞尔维特的傲慢放肆令他火冒三丈，塞尔维特哪里知道即使最微不足道的疥癣之疾也会让加尔文怀恨在心——竟敢和加尔文探讨《圣经》，并指出他的错误。当塞尔维特不能从加尔文那里要回他的手稿时才突然悟到，跟加尔文这样的狂热的教条主义者战斗，确实危险。茨威格说加尔文在这方面“堪称典型，他僵化刻板，有条不紊。他不似路德那般狂暴，也不至屈从于迸发的激情；他绝不粗鲁卑鄙，那原是法里尔之流的特征。他的仇恨有如利剑，正是一样的苛酷，一样的锋利，一样的尖锐：那绝非路德式的仇恨，得自于血缘、气质、激情与积怨。加尔文的仇恨顽强又冷酷，那乃是从他的头脑腾生出来；这样的仇恨，记忆力好得骇人。”塞尔维特决计一条道走到黑，秘密出版他那足有七百页的异端之作，还画蛇添足的给自己编了一个假名字签在版本记录页上，一五五三年二月，他的书落入了加尔文和他那些狂热的教徒手里。三月十六日，塞尔维特的假名字在维埃那正式受到控告，但加尔文和那些狂热分子一无所获，印刷所居然神秘消失，印刷厂的工人赌咒发誓从没排过这样的书，此事只得不了了之。
谁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一五五三年八月的一天，塞尔维特居然租了一匹马旁若无人来到了日内瓦，八月十三日一早，他竟到圣皮埃尔大教堂参加礼拜，加尔文正在布道，他鹰一样的眼睛盯住了他的眼中钉，接下来的事当然塞尔维特镣铐加身。这实属荒唐和无礼，茨威格说：“塞尔维特未经任何指控，便被逮捕囚禁。”当然得捏造出至少一项罪名才能置塞尔维特于死地。加尔文这个陷害高手自然有他高明的下流手段，他指派他的厨师兼秘书尼古拉斯-德-拉封丹向当局提交了一份足有二十三项的诉状，未曾想塞尔维特头脑机敏，逐一将指控全部驳回。加尔文出场了，这训练有素的逻辑学家兼学识渊博的法理学家，欲擒故纵式连珠炮似的提出问题，塞尔维特的雄辩终归不堪一击，加尔文愉快地给一个朋友写信：“我希望他被判处死刑。”为什么加尔文对塞尔维特恨之入骨，这绝非神学观点的分歧，而是唯有一次成功的杀鸡儆猴，方能巩固加尔文不容置疑的神学高位。尽管反对处死塞尔维特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加尔文对各种团体施加了重量级的影响，这是他谙熟的招数。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上午，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塞尔维特来到市政厅前被推搡跪地听宣：“……兹判处你，米圭尔-塞尔维特，绑赴尚佩尔活活烧死，你印出的书及其手稿亦一并烧掉，直至你的身体化为灰烬。如此你的末日来临，以儆企图重蹈覆辙者之效尤。”这个不幸的西班牙人，上帝的虔诚奴仆，铁链绕身给推上了火刑柱，刽子手点燃柴堆，骇人火焰炙烤塞尔维特的身体，旁观者不能观看如此残忍场面竟至扭过头去，极度痛苦的塞尔维特把哀声化作了吁告：“耶稣，永恒上帝的儿子，怜悯我罢！”半小时后，这加尔文眼中的异端被活活烧死，“在灼热的灰烬上面，靠近烧黑的火刑柱，留下一堆漆黑焦糊、令人作呕的团块，一滩恶心的胶体，早已失去了人形。”如此残忍至极的行径，茨威格痛斥加尔文“僭越权力、审判杀害兄弟的行为，是何等的不人道。”但在这骇人的时刻，加尔文并没有身临现场，他的正义是披上黑袍登高布道，对由他一手制造的血腥场面选择了谨慎地避而远之。
塞尔维特事件好像是平息了，但反对加尔文的抱怨却透过哪怕是钥匙孔汹涌而至。加尔文总得为他承担的恶名说上几句吧，纵使强词夺理，他那本让他“心烦意乱”的《捍卫三位一体的真正信仰，反对塞尔维特的可怕错误》软弱无力，被卡斯特利奥说成这独夫“在双手还滴着塞尔维特鲜血的时候”写就的。卡斯特利奥，这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不到穷尽妥协的一切可能绝不想过早投入争斗，即使写下了他最重要的著作《论怀疑术》，他也不断在省察自己，免于把自己变成怀疑主义者。
但卡斯特利奥的异端论还是激起了加尔文的怒火，即使加尔文还没有读到《论异端》一书，就告诫瑞士各宗教会议禁止此书发行。茨威格对加尔文的看法入木三分：“大凡企图残酷压制他人见解的人，对反对的意见总是过分敏感。”加尔文给他的朋友写信抱怨道：“恶狗们从四面八方向我狂吠；种种难以想象的咒骂劈面而来。那般与我同一阵营的人满心嫉恨，他们对我的攻击，比之天主教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确因塞尔维特事件而感到恐慌，他决定调动一切野蛮力量再向卡斯特利奥下手。这一回卡斯特利奥置生死度外，暂时中断了他的学术研究，致力于写作控告加尔文假宗教正确的名义谋杀塞尔维特的起诉书《驳加尔文书》，茨威格评价道：“虽则他主要针对一个个人，借由其道德活力，却表明它实在是亘古以来最为灿烂的一篇檄文——旨在于反对以法律压制言论，反对以教条扼杀思想，反对以无限卑鄙的强力消灭无限自由的良心。”卡斯特利奥逐条批驳加尔文的不堪一击的教条和狡辩，他悲愤地问：“米圭尔-塞尔维特究竟犯了什么罪？约翰-加尔文既无政治权力，而只掌宗教大权，他何能将这纯粹的神学事务，提交给市政当局？日内瓦的市政当局，又如何有权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塞尔维特处死？最后，又根据何种许可，依据哪家法律，将这个外国神学家在日内瓦处以死刑？”因此，卡斯特利奥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观点：加尔文僭取了他绝无资格的地位。他针对加尔文不是争辩而诉诸武力的颟顸，义愤填膺地控诉：“你先去逮捕了敌手，将塞尔维特投进监狱。在审讯当中，除去那西班牙人的仇敌，你不允许任何人到场。……岂非你已经坚信自己一方太嫌疑虚弱？岂非你已经生怕结论会对你不利，害你丢掉独裁者的地位？”更犀利的是，卡斯特利奥援引加尔文的教条主义巨著《基督教原理》来反驳加尔文：“处死异端，不啻于一种犯罪。以烈火利剑结束他们的性命，有悖于每一项人道的原则。”可笑而吊诡的是，加尔文一旦攫取了至高的权力，立即将书里对人道的呼吁删除殆尽。加尔文为他的行径辩护亦不乏正义凛然：捍卫教义，保卫上帝的言语，才不得已使用了暴力，烧死塞尔维特。针对加尔文这一不人道的狡辩，卡斯特利奥给世界留下了不朽的话，茨威格评价为“如同一道闪光，刺破这最阴晦的时代长夜。”卡斯特利奥真确明晰地说：“将人活活烧死，绝非捍卫教义，纯属谋害生灵。当日内瓦人处死了塞尔维特，这纯属杀人，绝非捍卫教义。不该以烧死他人证明我们的信仰，只该为我们的信仰，准备被他人烧死。”
精神暴君加尔文哪里遭遇过如卡斯特利奥这般激烈的攻击，他再次耍起了他的卑劣手段，以强权打败公道，权力征服道德，一纸禁令，钳制住卡斯特利奥的嘴巴，《驳加尔文书》不得出版，真应了卡斯特利奥在书中那句话：“己所不欲，你何以施之与人？我们争论的纯属宗教问题；那么，你为何要钳制住对手的嘴巴？”卡斯特利奥沮丧萎靡于恐怖压制，惟聊以自慰的是对胜利者的凯旋表现彻底的蔑视。不仅钳制住对手的嘴巴，加尔文还动用武力置人于死地，茨威格不无讥讽地说：“历史上总找得到这样的法则：动用了武力，便无法适可而止；建立了恐怖，就必得登峰造极。”加尔文发动他豢养的爪牙向卡斯特利奥暴风骤雨般流言袭击，所用之语不无下流之极，卡斯特利奥则嘲笑他的粗鲁和咒骂：“简直就有个骂人用语大仓库供你用，说着激动，便说岔了嘴。你拿拉丁语的粗话侮辱我，一口气便是这一堆：什么渎神者，诽谤者，犯大罪，癞狗叫；什么无知野蛮，乡野村夫，窜改《圣经》，邪恶成性；什么嘲弄上帝，愚不可及，藐视信仰，不知羞耻；什么唐突讨厌，心术不正；还有脏狗、无赖跟刁民。你有八次管我叫流氓——我觉得这意思至少有似于游手好闲者。这些恶毒用语，你情愿用来充斥你那书的两印张——还给它起了个名，叫《流氓毁谤论》。书的最后一句话，道是‘上帝灭了你，撒旦！’从标题到结论，全书的风格便如此类，虽然人人都夸此书的作者满心使徒般的诚挚与基督一样的温和。那般追随着你的人，设若他们也染了那样的情绪，设若这适证明有其师必有其徒，愿他们有祸了。然而这样的辱骂，无法损我分毫。……总有一天真理会得胜，而你加尔文，得向上帝讲清楚，你朝人家劈头谩骂，怎么就拯救人家，一如基督以自己的死拯救了你一样。或许你不知羞耻，或许你记不得耶稣的话:‘凡无缘无故地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这语气，何其凛然不可侵犯，与加尔文的龌龊下流又如何的不同。然而对加尔文和他的狂热分子，这些话语只能当做威胁和仇恨，自取其辱后，他们无视卡斯特利奥发出善意的和解之声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污蔑和诽谤，念念不忘惟有轰下卡斯特利奥在巴塞尔的教授席位，最好像烧死塞尔维特一样连人带书一并付之一炬。他们搜集于卡斯特利奥不利的证据，编造莫须有的罪名，他们控告，意欲一举将卡斯特利奥投进监狱，镣铐加身，送上异端审判台，或死于流放，或死于火刑。可是，上帝召回了这一让人无限景仰和热爱的渊博学者，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蚂蚁战大象”般孤身抵抗如此之多的悲哀的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终因操劳过度，以四十八岁的年龄离开人世，他的一位朋友感慨：“天帮忙，算救他逃出了敌人的魔掌。”茨威格说，“他的死终结了那场毁谤之战。”而巴塞尔的居民，却乏见有力的保护这个高尚的人。卡斯特利奥的三百名学生为建了一块墓碑，上面刻着：“献给我们著名的导师，感谢他渊博的学识，纪念他纯洁的一生。”
一九三六年，茨威格完成了他的《异端的权利》，引言即将蒙田之论置于全书之首，“他虽则赴汤蹈火，而坚定勇敢；他虽则危在旦夕，而恪守信念。他从容赴死，留给敌人的唯有轻蔑暴怒的一瞥——战胜他的绝非人类，而是命运；他横遭不测，然而绝不被征服。最大的勇敢，往往是最大的不幸。因之凯旋的败绩，比胜利更得人艳羡。”那时正是希特勒志得意满的登上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并吞并了奥地利的时候，但一如卡斯特利奥势单力孤，茨威格宣称：“我们必得不断提醒这单单瞩目胜者丰碑的世界，我们这族类真正的英雄，绝非那般通过如山的尸体建立了昙花一现统治的人，倒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屈服于优胜者强力的人——诚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了精神自由、为了在地球上最终建立人道王国的斗争当中，被加尔文压倒一样。”
这是一本真正的书，谴责加尔文和黑暗时代的蒙昧却不著一字之脏，扼腕叹息卡斯特利奥，满腔悲愤却不忘吁告人道和自由精神。
2009-6-1
作者：自由之鹰 | 评论(0) | 标签:政治, 民主, 自由, 宪政, 法制, 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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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地说，如果你能看完，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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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牛博山寨头条 by (author unknown) on 7/22/09
作者：自由之鹰 | 评论(0) | 标签:政治, 民主, 自由, 宪政, 法制, 平等
1563年12月29日，不期而至的死神终于解救了可怜的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之所以说是解救，实在是因为，如果他不死，那么，他的对手们——以约翰•加尔文为首的基督新教日内瓦宗教会议，必然会以“异端”的罪名，将其逮捕法办，结果可能是监禁、流放，或者绞杀，甚至文火烤杀；然而，在死神的眷顾下，勇敢的卡斯特里奥再也不用承受这些痛苦了。这一年，卡斯特里奥48岁，由于操劳过度，经过长期的呕吐和卧床不起之后，他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除了有关宗教宽容的精神资源，这位伟大的学者未能给他的孩子留下任何遗产，在他的房间里，没有一件银器，所有的丧葬费用都靠朋友们垫付，而墓碑竟然是由他的学生们出资捐建的，上面刻着这样一段话，“献给我们著名的导师，感谢他渊博的学识，纪念他纯洁的一生”。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生于1515年，母语为法语或意大利语，毕业于里昂大学，精通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以及德语，酷爱音乐、散文和诗歌。在他求学期间，正值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因崇尚良心自由却被罗马天主教廷处死的“异端”也不可胜数。1536年，约翰•加尔文出版《基督教原理》一书，勇敢地向当时的法王弗朗西斯一世挑战，提出了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的原则。在这本书中，年轻的约翰•加尔文愤怒地写道，“处死异端，不啻一种犯罪，以烈火利剑结束他们的性命，有悖于每一项人道的原则”。因为这一勇敢的倡议，在很多参与宗教改革、反抗天主教罗马教廷的人心中，加尔文很快地成为了福音派教义的先驱和旗手，而比他小6岁的卡斯特里奥，也在他的影响下迅速成为他的信徒。1540年1月，三名路德派信徒在里昂被处火刑，当目睹异端被烧死的惨状后，卡斯特里奥大受震动，从此，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宗教改革运动，并将良心自由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一年的春天，卡斯特里奥公开改宗新教，并离开里昂，前往加尔文避难的斯特拉斯堡，之后又跟随他的脚步来到日内瓦。1542年，卡斯特里奥被加尔文任命为日内瓦学院的院长，并兼任一家教堂的传教士。
为了与天主教罗马教廷分庭抗礼，马丁•路德早已将《圣经》翻译成德语，而出于让自己的同胞——法国人民也能掌握真理的考虑，卡斯特里奥决意效仿路德，将《圣经》译成拉丁文后再译为法文。然而此时《圣经》已有法文译本，作为基督新教钦定的“正式版”，加尔文还为之写了序言。可想而知，当卡斯特里奥为了他的新译本向加尔文请求颁发《出版许可证》时，这位在日内瓦早已大权在握的独裁者会多么恼怒。按照加尔文的理论，上帝是严厉的，所有死后可以升入天堂的人早已被“预定”，为了增耀上帝的荣光，个人只能通过严格遵守教规，以孜孜不倦的劳动来向上帝证明自己拥有“被拣选”的资格，而与之无关的所有仪式和忏悔都没有任何作用。但是，在卡斯特里奥看来，加尔文的这一说教过于刻板，作为一个温和的人文主义者，他认为耶稣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充其量，基督徒只应将其视为一个道德上的“楷模”，凭借个人的理性自行效仿；至于尘世上的人，谁也没有资格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更没有谁必然掌握真理。到此，卡斯特里奥和加尔文的蜜月期宣告结束，而斗争的大幕也徐徐拉开。
很快的，卡斯特里奥就被逐出日内瓦，而怯于加尔文的淫威，也没有大学和教堂敢邀请他。迫于生计，卡斯特里奥只好在一家印刷所当低级校对，当家庭教师，为书商翻译资料，甚至去巴塞尔的郊区当雇工挖土，莱茵河涨水的时候，这位知识渊博的学者，竟然为了一点报酬，不得不和周围的普通平民一起，用抓钩去捞取漂浮在水面上的木料，凡此种种，都是为了每日所需的面包……
如果没有后来的塞尔维特事件，也许加尔文和卡斯特里奥之间再也不会有故事发生，而卡斯特里奥也可能就寂寂无闻的在自己的轨道上走向生命的终点，在他死后，巴塞尔不会为他举行极尽哀荣的葬礼，几十年几百年过后，也不会有人再记得他。然而，既然他命中注定要和加尔文生活在一个时代，既然加尔文执意要将日内瓦打造成尘世的“上帝之城”，而卡斯特里奥也执意高举良心自由的旗帜，那么，这两个人必定会在生命中的某一刻再次相遇。在这场因宗教改革引发的精神领域的战斗中，他们曾经是战友，而现在却成了对头。
处死一个异端，在天主教罗马教廷的历史上，根本不算什么。然而，当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属于新教的日内瓦，却不得不激起所有内心尚存良知的人们的愤慨和思考。在西班牙阿拉贡人米圭尔•塞尔维特被加尔文烧死两百年之后，爱德华•吉本还要声称，此次事件带给他的反感，远超过天主教罗马教廷判处的那些火刑，而伏尔泰更将这一处决斥之为“宗教屠杀”。那些参与宗教改革的领袖们，像路德、兹温格里、梅兰克森，甚至包括加尔文本人，都曾经大肆抨击天主教的暴行，反对将异端处死。然而，正是这些自我标榜为“基督徒的自由”和为人最神圣的权利而战的改革家们，用文火烤杀了塞尔维特，而他之所以“该死”，并不是因为他渎神。当脚下的柴堆燃起烈焰，浓烟笼罩了他的身体，这个可怜的流浪学者依然高呼着耶稣的名字。他之所以被杀，不过是因为他不愿和那位被罗马教廷同样斥之为异端的加尔文保持一致。除了观念上的差异之外，他和加尔文的不同还在于，此时的加尔文，已经在新教的日内瓦权倾四野，而米圭尔•塞尔维特，几乎可以被视为一个流浪汉，却又有着堂吉诃德般的性格，时刻准备着挑起战斗……
无可否认，总有些人对良心、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期望过高，以至于只要表达出来的东西，就期望对方能全盘接受，不达目的而誓不罢休。直到今天，我们中间依然不乏这样的人，他们在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之后，如果得不到对方的认可，立马气急败坏横加指责，甚至没边没沿地谩骂。他们永远都不会去想，为什么你的观点别人就一定要接受呢？只要对方能耐心聆听你的阐述，大家都能自由的表达、平等的交流，求同存异，不同的部分各自保留，交给时间去解决，不是很好吗？然而这么简单的道理，有些人就是理解不了，他们永远受到一种简单化的单向度思维的支配，只要多说两句，论战就变成了泼妇骂街。毫无疑问，米圭尔•塞尔维特就是这样一个人。公平地说，当塞尔维特就三位一体的教条写信给加尔文，对其阐述自己那惊世骇俗的观点时，加尔文还是尽量心平气和的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和对方进行平等的沟通，但塞尔维特，这个极端情绪化的自大狂，在写给加尔文的信中，却从未掩饰过自己的放肆和傲慢。他不仅指责对方误入歧途，甚至将一本被他批改得惨不忍睹的《基督教原理》寄给原作者，其后不久，又写了一本所谓《基督教补正》送给加尔文；当然，基于他那张扬的个性，他也没忘了补上一顿破口大骂。可想而知，早已在日内瓦俯视芸芸众生的加尔文是多么的恼羞成怒。在写给助手法里尔的信中，加尔文说道，“若他竟来此地，只要我在本城尚有权威，定然叫他休想活着离开。”
也许连上帝都认为那位竟敢否认三位一体的塞尔维特该死吧，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塞尔维特居然出现在日内瓦，出现在加尔文布道的圣皮埃尔大教堂。四目相对，他们都认出了对方。带着一股子成为殉道者的狂热，塞尔维特很快被逮捕，接着就是审判、行刑。1553年10月27日，塞尔维特被处火刑。与死神的争斗，持续了漫长的半个小时，在骇人至极的惨叫声中，这个敢于挑战权威的自由思想家很快地变成了一堆焦炭。那一刻，加尔文呆在自己的书房里，想什么，也许只有上帝才知道。
当几个世纪过去之后，日内瓦的自由民终于为可怜的塞尔维特建起一座纪念碑，并将其称之为“时代的牺牲者”。就像之前之后的很多个黑暗、荒唐的时代结束之后一样，当阴霾散尽云淡风轻，人们总习惯于将所有的罪责推给那个时代，或推给某一个人、某一团体或体制。他们不会去审视自己的内心，以发现自己或个人在那个时代当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和所能承担的责任。于是，深植于人性深处的恶暂时潜伏起来，待到那段血腥的历史从人们的头脑中渐渐消失，或被压缩成仅仅只是书本上的故事，那恶毒的魔爪就开始在我们的头顶上空肆虐挥舞起来，而曾经的历史又重新上演，只不过换一个形式罢了。
那并不是一个愚昧的时代，16世纪的欧洲，人文主义的曙光早已在各地闪耀，蒙田就属于那个时代。可是，面对加尔文的暴行，很多像蒙田一样的人文主义者都躲了起来，他们不敢直视现实的血腥，而只会龟缩在自己的书房里，隐晦而又含混不清地雄辩滔滔。在这个决定欧洲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这些所谓的人文主义者们自诩的人类理性，都不加思索地指向了自己。而加尔文，这个杀死塞尔维特的凶手，依然身着整齐干净的黑袍，在每一个礼拜日，走上布道台，向整个新教世界灌输他的真理。他要让民众相信，烧死塞尔维特是为了增耀上帝的荣光，这一举动不仅正确，而且伟大。
正当加尔文沉浸在自己的丰功伟绩中时，一个反对的声音响了起来。这个声音，加尔文是那样熟悉，他们曾经在一起共事，那是一个他过去非常欣赏的学者，只不过双方对教义的理解不同，就被他轰出了日内瓦。而这个勇敢的人，这个敢于挑战他加尔文权威的人，就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
面对质疑，加尔文并非稳若磐石，事实上，从他后来写的那篇辩护辞的标题就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慌乱。这篇文章名为“捍卫三位一体的真正信仰，反对塞尔维特的可怕错误”，像这种口号式的措辞，不同时代的独裁者好像都喜欢效仿，比如旗帜鲜明地捍卫什么、反对什么之类，看似理直气壮慷慨激昂，却不过是借助暴力才放大了他的声响，而骨子里早已脆弱不堪虚弱至极。当然，对付那些怯懦的芸芸众生，如此这般的张牙舞爪并非没有作用，只是总有些勇敢的心灵从不惧怕这样的恫吓，比如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
“反思真正的异端是什么？我只找得到一个标准，那便是，在与我们观点不同的人眼里，我们大家全是异端”。从解释“异端”这个概念入手，通过对它的反思和批判，卡斯特里奥掀起了针对加尔文的抗争。在《论异端》一书中，卡斯特里奥激情澎湃地写道，“人们确定自己的观点正确无误，或可说，他们以虚幻的确定，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无误，而置他人的观点于不顾。残酷与迫害生自狂傲自大，因此虽然如今，观点几乎就跟世上的人数一样多，人却不会容忍任何与自己不同的见解。无一个教派不在谴责其他所有教派，并企图建立至高无上的统治。正是因此，便出现了流放、驱逐、监禁、烧杀和绞杀”。那么，人们该如何规避这些野兽般的行径呢？卡斯特里奥提出了宗教宽容的观念，“让我们相互宽容吧，让我们不谴责他人的信仰吧”。至于那些可以动用暴力的当权者，“更应投身于温和的一方，决不屈从怂恿你谋杀他人的人”。当这样说的时候，卡斯特里奥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呢？是像很多独裁者那样认为唯有自己掌握真理吗？当然不是，“我绝不对你们说，我是什么上帝谴来的先知，惟是个平常人来自民众中间，我厌恶争论口角，只愿宗教的树立不靠争斗，而靠富同情心的爱，不靠诉诸外表的作为，而靠心灵内部的礼拜”。“毫无疑问，我绝未讲过前人未曾讲过的话，然而将真理和正义反复宣讲，才能使人们有所认识，而这并不多余”。
后面发生的事，我就不再赘述了，反正，卡斯特里奥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向他心目中仁慈的上帝发出吁请，同时也向世人宣告了他对加尔文的“判决”，那就是有罪，而且是杀人罪，“将人活活烧死，绝非捍卫教义，纯属谋害生灵”。可想而知，面对这一指控，加尔文会如何动用一切力量展开反击，而像卡斯特里奥这样宽厚温和懂得包容的学者，只需用挑剔的眼光稍微扫视一下，就能发现很多“毛病”，而这些“毛病”到了加尔文那里，就变成了他控告对方的罪证。当加尔文正密谋煽动法国的新教胡格诺教派向天主教徒动用武力时，卡斯特里奥发表《悲切吁告法兰西》，建议双方达成和解，而这更让加尔文对他恨之入骨。终于有一天，他们发现了卡斯特里奥曾经和两个异端过从甚密，于是日内瓦当局开足马力，将卡斯特里奥指为某个并不存在的集团的首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卡斯特里奥尚未被捕， 加尔文就已经赢了。可是，这个叫加尔文寝食难安的人突然死了，他死得很及时，也很幸运，他躲过了那些异端们必须承受的可悲结局，正如他的一位朋友所说，“逃过了敌人的魔掌”。
斯蒂芬•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一书的引言中写道，“每个国家，每个时代，每个能思的人，都需要一再确定自由和权威的分野。因一旦缺乏权威，自由势必堕落为放纵，随之演化成混乱；而如若没有自由的调节，权威势必转变为暴政。人性里深埋着一种神秘的渴望，希望把个人吸收到社会之中；而另外的一种信念同样根深蒂固，便是必能寻找到一种宗教、国家或者社会体制，它会权威性地将和平与秩序赐予人类”。16世纪的欧洲，用天下大乱来形容绝不为过，这其中既有王权和教权的抗衡，也有正统派和改革派之间的争斗。面对这一混乱的时局，众多有识之士为了重建欧洲的秩序，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这其中最成功的当属杀死塞尔维特的约翰•加尔文。客观地说，和其他观点比起来，加尔文强调的新教教义——“上帝预选说”更具可操作性。不管是震慑也好，恐吓也罢，一个严厉的、甚至无情的上帝对信徒产生的心理作用是前所未有的。在加尔文的大力推动下，克己、自律、朴素、端庄、勤奋以及敬业，这种种优秀的品质成为了新教徒们显而易见的标识，而且也正是这一群体，引领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些参与航海的冒险家，那些拓殖北美的殖民者，大多都属于这个群体。1620年，首批新教徒乘坐“五月花号”在北美登陆，之后随即开始了新教徒的大批移民。从踏上北美大陆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按照新教的传统相互之间订立契约，组建起属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社会。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民尚挣扎在专制暴政的淫威下时，北美的新教移民就确立了作为现代国家宪法的一些普遍原则，这些原则是，人民参与公务，自由投票决定赋税，为行政官员规定责任，个人自由，陪审团参与审判，等等。应该说，无论加尔文对所谓“异端”是如何的残暴，但他对信徒平等和教内民主的坚持却直接促成了现代民主国家的建立。由信徒自行管理并推选“长老”的新教长老制，孕育了现代民主国家的代议制。由于新教徒认为人人都可能犯罪，因此权利必须受到限制，而美国宪法中有关制约与平衡的条款即源于此。最后，新教徒为了抵制罪恶，注重办学，培养对社会具有信托意识的个人，从而落实了民主宪政。毫不夸张地说，自由的美国完全脱胎于新教精神，而这一结果，竟然都拜那个日内瓦的独裁者所赐，细想想，是不是很可笑？
其实也没什么可笑的，当加尔文建立的神权体制随着他的死宣告瓦解之后，源自新教教义的活力就很快迸发了出来，正如卡斯特里奥所言，“不用多久，你们便会晓得，一旦从强迫当中得到解放，自由的成就将会何其惊人”。而这个结果，不光是卡斯特里奥预见到了，加尔文同样也能想到，我甚至觉得，和卡斯特里奥比起来，对于自由所能创造的成就，加尔文看得更清楚，朋友们，你们认为呢？（自由之鹰）http://yinjunzi1975.ycool.com/
参考书籍：
斯蒂芬•茨威格，《异端的权利》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悄悄地说，如果你能看完，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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