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都敛财模式应当随着大楼一起倒掉
核心提示：“梅都模式”的可恶之处在于，土地是集体和国家的，开发所需资金也可能是国家或集体的，亏了钱还可能由集体或国有企业承担，赚到的钱却是政府官员自己的。
昨日上午，上海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倒覆事件的调查结果。调查报告没有提到对有关责任人如何处理，但从此前报道来看，该楼盘开发商的股东背景、股权结构性质，以及当地集体土地的开发模式，同样值得引起高度关注。
倒覆事故发生后，有媒体披露，莲花河畔景苑的开发商“上海梅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存在多名政府人员入股。随后梅陇镇方面承认，梅都房产第二大股东阙敬德确实担任“镇长助理”一职。一份梅都房产的“股东表”上还显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张志琴曾为镇征地所工作人员，此外多名股东亦与镇政府有密切关联。从初步情况看，当地镇政府和该楼盘当存在着极其复杂的“裙带关系”——比如该楼盘的承建商和物业公司的法人代表也在股东名单上。
梅都房产的股权变化可能也存在违规之处。据报道，梅都房产原为梅陇镇下属三产企业，经过两次改制，由梅陇镇征地所作为直接出资之一的迅豪置业(法人代表为阙敬德)进入梅都房产，与其他股东(企业)一起将梅都房产彻底变作私营企业。这一改制过程，基本上是由镇政府工作人员及关联人士操作控制的，这些人最终又成了改制的直接受益人。应该说，这种现象即便不算违法腐败行为，也是一种违规操作，上级部门有必要展开进一步调查。
更要看到，梅陇镇原为上海的城郊地区，当地征用开发的土地应是集体土地无疑，(梅陇镇政府网站相关介绍和文件可作佐证)既然是集体土地，当地居民(农民)理应享有从土地开发中获益的权利。但据媒体披露，该楼盘所在地块(一部分原属梅陇镇张慕村)出让时中标价格极为低廉，土地楼板价格不到604元／平方米。集体土地被贱卖，当地居民应得利益自然少得可怜，而镇属企业梅都房产彻底沦为私营，土地出让开发所获巨大利润无疑也落入了私人腰包。不得不说，即便这在表面上符合各种相关明文规定，对于当地居民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
解剖梅都这只“麻雀”，当下城市土地征用开发的一种“灰色模式”由此清晰地呈现了出来：一部分政府官员先是利用手中职权，以政府部门或集体(国有)房产公司的名义，通过极其低廉的价格拿到土地并进行商业开发，然后借用(空壳)私人公司入股的形式蚕食集体(国有)企业，从而获取不当的高额经济利益。这些政府官员甚至连土地商业开发的“剩余价值”(比如承建楼盘和物业管理)都不轻易放过，还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关联私人公司从中渔利。
媒体时有披露，有些政府官员通过私营企业出面进行土地商业开发，从中牟取利益。现在暴露出来的城市土地开发的“梅都模式，一些官员干脆绕过了私营企业这一“代理人”，自己当起了房产公司的老板，一边利用职权拿地开发，一边将所得利润放入个人腰包。这种土地开发模式在实际运作中还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成立“梅都房产”这样的集体(国有)企业和“迅豪置业”这种所谓的私营企业，两边根据情况互相参股，那么楼盘开发出现亏损时便可以转嫁到集体(国有)企业头上，盈利的话则由私营企业拿走大头。
“梅都模式”的可恶之处在于，土地是集体和国家的，开发所需资金也可能是国家或集体的，亏了钱还可能由集体或国有企业承担，赚到的钱却是政府官员自己的。相对于一幢大楼的倒覆，这种土地开发的幕后交易模式尤其值得进一步追问和查处。对此，上海市有关领导和监督部门应当对全市房产开发商(就其股权结构和股东背景)展开专项清查，坚决杜绝和清理政府工作人员从商行为，防范并查处类似城市土地开发违法乱纪现象。
打印版 【 阿波罗新闻网2009-06-28讯】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09/0628/article_13640.html
《了望》杂志6月1日发表文章，声称“美国霸权衰落与自由主义式微，导致全球乱象丛生，世界不断沉沦”，要“以‘中国主张’推动和谐世界”。 “中国主张”之说，让我想起了去年12月20日－21日北京大学举办的“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那次会议的重心是要从理论上为缺民主、无自由的“中国模式”赋予政治合法性与道义正当性。“中国主张”则比“中国模式”更进一步，即要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推广到国际社会。
在《了望》发表这篇“以‘中国主张’推动和谐世界”的同时，全球各地正在举办各种活动纪念1989年民主运动20周年，政治民主这一话题不可避免地成为纪念活动的主诉。巴黎于6月4日举行的那场纪念活动，题目就是“天安门事件20年后：中国民主在哪里？”不幸的是，目前在中国这块大地上，不仅民主无处寻觅，民众那点可怜的活动空间还将进一步压缩（6月11日《了望》发表文章称，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宣布，要将“奥运安保模式”即发动群众充当“志愿告密者”推广到全国）。可以说，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德先生”登陆中国以来，它目前在这块土地上遇到的阻力仅次于毛泽东统治中国的28年。
从“转型学说”到拒绝转型的“中国模式”
如若以1989年划界，此前胡耀邦、赵紫阳任总书记时期，当时除了左派之外，社会共识就是要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由于其时“文革”结束不久，国人对专制之害记忆犹新，左派理论除了在党内有一定市场之外，在社会上受到唾弃。“垂帘训政”的邓小平深知无法打赢这场理论战役，又要为自己推行市场经济减少阻力，于是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之争下了一道“不争论”的禁令。此后为了证明当局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血腥镇压的合理性，所谓“民主导致动乱论”出台并渐趋成熟，支撑这一理论的例证就是苏联解体后陷入分裂与一些非洲国家实施民主后陷入混乱之局。在江泽民当政时期，因为当时社会矛盾还处于隐性状态，“中国经济奇迹”被中国及国际社会那些“中国政府的好朋友”吹捧成一个神话，执政当局正充满政治自信，全力以赴地在圆“和平崛起”之梦。因此之故，政治体制改革虽被当局划为禁区，但在理论上对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还处于守势，没有大张挞伐，重点放在吹捧“中国经济奇迹”上。
自胡锦涛执政以来，社会矛盾日益显化，社会反抗此起彼伏，民众维权活动浮出水面。当局渐渐放弃理论上的守势，将一度弃置不用的毛泽东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进攻型宣传谋略重新捡回来，多方论证现代民主制度不适用于中国，直至2008年12月，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表示“和谐退位”，“普世价值”谢世，稳定统治成为今后的首要政治目标。
按照中国的政治逻辑，最高领导人理所当然地是杰出的思想家，每一代领导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思想”与“理论”。在其执政时期，也就有相应的“理论工作者”为诠释领袖的思想而努力。从胡锦涛上任伊始宣称要走“延安道路”开始，中国的意识形态就急剧向左转，先是于2005年发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宣称中国“已经建成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接着又与俄罗斯普京联手防止“颜色革命”，一步一步地向左转，直到2008年公开表明西方的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让国内那些志在庙堂的知识精英完全明白在中国谈“民主转型”纯属费力不讨好的“理论建设”。
正当中国的智囊预备队苦思冥想构造“理论模式”却找不到突破点时，与中国有密切商务关系的美国高盛公司的高管约书亚·库珀·拉莫（JoshuaCooperRamo，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兼中国清华大学教授）发表了《北京共识》（TheBeijingConsensus，2004年）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约书亚认为，“中国发展模式”以平等与高品质的发展为其特点，不仅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还是“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北京共识》包含的许多“非经济理念”（本文作者注：指的是近年来的威权统治理念）不仅值得发展中国家仿效，还将在全球范围内取代主张走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济发展道路的“华盛顿共识”。这本书被迅速译成中文在中国国内出版，给了国内智囊预备队以很大启示，在“北京共识”的影响下，构建“中国模式”理论，为这一模式寻找伦理与政治支援成为他们近几年来的“理论探索”。在最高当局的鼓励与引导下，目前在中国“主流媒体”上，拒斥西方民主、批判普适价值基本达成一致。高度肯定“中国模式”的学者们要做的事情，主要是要运用他们熟稔的西方话语与理论包装“中国模式”，以便让世界承认“中国模式”的正当性。
国内的智囊预备队之所以没采用“北京共识”而是用“中国模式”来概括中国的“成功发展经验”与“非经济理念”，是因为有人提醒说，必须区分“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两者都意在总结中国发展经验，但一旦置于国际政治的背景中，两者的意义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中国模式”只着重于总结中国本身的发展经验，意在解释中国是如何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功的。但“北京共识”则不同，它不仅是对中国经验的总结，而且还含有向其他国家推销中国经验之意。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毛泽东的“输出革命”，会引起国际社会警觉。
与“中国模式”相继出台的还有“威权比民主有效率论”。这一论点是1989年之后中国当局宣扬的“民主制造动乱论”的延续与变种，其全部“事实基础”就是中国2008年面临经济危机后宣称拿出4万亿钜款救市时，非常快捷，不象美国那样，救市方案需要经过国会反复讨论与几轮表决。但这一论点经不起推敲，事实上，民主政府讲究权力制衡，任何决策出台都非常慎重，事后也有问责制，因此犯错误与“交学费”的事情较少；而专制政府决策过程确实快得多，但其决策往往是不正确的，事后也缺乏问责制，因此，“交学费”成了中国政治生活中司空见惯之事。
见仁见智、鱼龙混杂的中国
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看法则见仁见智。在世界范围内，对许多国家的研究结论都相对容易接近一致，至少在有关一个国家的主要方面，如政体是否属于暴政、经济状况是否良好、社会分配是否公平、民众的生活状况及人权是否受到尊重等，研究者之间一般不会产生太大的分歧，更不会得出南辕北辙的结论。但只有针对中国的研究——特别是1978年邓小平开始改革以来的中国研究，却呈现非常复杂的状况，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描绘的中国有极大差异，有时甚至完全相反。有人看到中国严重的腐败堕落、官员人格的两面性与民众私下表达的意见，认为“中国即将崩溃”；有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了令人沮丧的《失去新中国》，叙述了许多人怀抱帮助中国进步的希望而去，但最后却顺应了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与之同朽。约书亚·库珀·拉莫则热情洋溢地挥洒出《北京共识》这一宏文，认为“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一条新的道路。尽管作者对中国的事实判断基本是错的，但在“中国模式”对世界的影响方面倒有一些事实基础，比如“中国模式”确实给中共政权的同类——世界各地的专制政权极大鼓舞，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的国际社会确实受到孤立，惨淡经营。但中国崛起之后，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近年来，中国已经很有成效地用各种方式说明辛巴威、苏丹、乌兹别克斯坦、古巴和朝鲜等国的专制者巩固其政权。但作者根据一些暴政国家的追随就论证“中国模式”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甚至对以专制政治理念为核心的“北京共识”能够代替以民主自由价值理念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充满欢欣感，让我怀疑作者对暴政国家与民主国家缺乏应有的道德认知，至少对暴政国家的人民正在遭受苦难这一现实表达了他的漠视之情。
在各种观点中，孟捷慕（JamesMann）的意见也许最为冷静与接近事实。孟捷慕先后着有《北京吉普》(BeijingJeep)、《脸面：微妙的中美关系史，从尼克森到克林顿》(AboutFace:AHistoryofAmerica'sCuriousRelationshipwithChina,fromNixontoClinton)及《中国幻想：我们的领导人如何淡化中国的压力》(TheChinaFantasy:HowOurLeadersExplainAwayChineseRepression)等书。他至少看到了两点：第一，没有自由、以专制为特点的“中国模式”已经获得成功，共产党的统治还将延续下去；第二，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对自由世界有害的威胁。他希望美国认真对待中国的新模式——“一个闪光但没有自由的富裕典范”。
作为一个外部者，孟捷慕固然很敏锐，但他考虑的重心是中国崛起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而非中国人民的处境与前途。因此，他并未指出对中国人最重要的事实，即中国的“富裕”，只是国富（或曰“党富官富”，官员一年的职务消费等于建4座三峡大坝的开支），而非民富；民众没有自由，但官僚却既有违法的“自由”，也有贪腐的“自由”，更有随意操纵法律的“自由”。他考虑的更多的是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将如何重新建构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至于共产党政权下的民众的生活状态，以及这个国家陷入制度性无出路时的严重困境，倒并非他考虑的重点。这点，我认为应该是中国本国学者肩负的重任。
“中国模式”的存在是个客观现实，但并非一种特定经验成为“模式”就具有政治正当性。衡量一种发展模式是否成功应该有几个指标：政治上，要看权力是否只属于少数精英、普罗大众处于无权状态；经济上，要看是否有可持续发展的后劲；社会分配方面，要看是否公平，贫富悬殊是否过大；社会结构方面，要看阶层分布是否合理，社会是否存在正常的向上流动管道。而“中国模式”的缺陷，恰恰在于上述几个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北京共识》认为“中国模式”以平等与高品质为其特点，完全是罔顾事实之言，我多年来所有的研究都证明了中国的现实正好与《北京共识》所归纳总结的“特质”相反。目前，“中国模式”这个提法浮出水面，“中国主张”也正在步《北京共识》作者的后尘。但无论这些“理论”如何堆砌概念与名词，都不过在编织一件“皇帝的新衣”而已。
我曾在“改革30年：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一文中，指出中国政府目前已经堕落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其软力量的缺陷表现在道德和制度合法性两个方面。这一缺乏政治合法性与道德正当性的“中国模式”，不仅缺乏自由世界的认同，更缺乏国内民众的认同。辛巴威、苏丹、乌兹别克斯坦、古巴和北朝鲜等国的认同，只能证明中国与它们同属一个“暴政俱乐部”。它们对“中国模式”的承认与追随，对中国而言不仅不是荣耀，反而是莫大的耻辱。
《中国人权双周刊》
何清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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