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柯鲁（Ke Lu）在北京一家金属加工厂度过了几年，听起来可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然而，柯鲁并非仅是工业生产线上一位无名之辈。他还是库克（Carl Crook），一位盎格鲁加拿大少年，如今他仍然生活在中国，是一位中年商人。回忆喧嚣的青年时代，他表示，那时自己从来没想过最终会在中国做生意，尤其没想过进口酒。"那被视为异想天开。"
如果不是因为毛泽东，柯鲁不会生活在中国。因为他的父母相信"新中国"，并来到中国工作，所以他于1949年在北京出生。但他补充说，如果中国没有在三十年改革开放期间摆脱毛泽东的阴影，他如今也不会生活在中国。
他回忆道，那不是因为物质的问题，而是那时有很多不必要的警惕，很多好事者不让邻居安稳睡觉。
在柯鲁成长的时期，中国实际上对西方人并不熟悉，这样，他和他的家人就受到特别的关注。有时候，这没有什么害处：他和家人获准到乡下去的时候，惊讶的路人堵塞了街道。有时候则是灾难：在文革期间，柯鲁的父母都被当成间谍关起来，而他则被派去工厂。
尽管柯鲁上的是中国学校，和本地人一样说中文，而且取了个中国名字，但他的外貌令他与周围格格不入，很受约束。
他回忆道："我们的活动范围半径是15公里。"当时，出北京的路有蓝白标记用中文、俄文和英文注明：没有获得许可的外国人不得越界。
那些警告早已消失。而柯鲁的生活被"改革开放"改变了，而他更为珍视"开放"。
"在成长过程中，我常常意识到我会成为中国朋友的包袱，要是和我在一起的时候被人看见了，对他们而言会是一个问题，对于那些不把这放在心上的人，我总是很感激。"
他表示，如今中国最令他感到高兴的变化之一就是，他可以和人们交谈，而那些人也不用因为和外国人联系而深感忧惧，"现在不用害怕了。"
如今有超过40万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大部分是被商机吸引过来的。除非是在小城镇，"长鼻子"已经不再罕见，而且这种对外国人的传统称谓几乎已经完全停用了。
谈到以前的同学，柯鲁表示，"世界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子女有一半在国外生活，这不会令他们震惊。而在那个时候，他们唯一的旅行就是下乡。"
这种愿意尝试新事务的新开放精神推动了他的业务----一家进口酒公司。中国数量日益增加的富裕消费者对外国奢侈品的胃口很大。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外国影响不那么害怕了。柯鲁记得，他每次从海外回来就给父亲带一台新的短波收音机，让这位老英国人收听他所钟爱的BBC，这在以前会构成偷听敌方电台的罪名。
如今，柯鲁和其他人一样，可以在互联网上收听BBC，而且不必担心隔墙有耳。（作者 Peter Ford）
译文为摘译，英文原文
译者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通过六个人的生活变化来探讨中国的改革开放，这是其中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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