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4日星期四

[G4G] 杨海文:评任远《学术与政治:“学术行政化”风波》

(2007-12-10写。任远的文章以及本节文字,均刊杨早、萨支山编:《话题2007》,三联书店2008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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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文:评任远《学术与政治:"学术行政化"风波》

 

评任远《学术与政治:"学术行政化"风波》

 

读任远兄的《学术与政治:"学术行政化"风波》,说实话,我的内心很沉重。我想起了《新周刊》2005年第20期上一篇文章描述的"大学之死",共有七种情形:"大学死穴"就是行政力把关,"大学死党"就是群抄公当道,"大学死相"就是创造性萎缩,"大学死敌"就是惟利益是图,"大学死贵"就是都说读不起,"大学死心"就是精神之缺失,"大学死罪"就是青春集中营。大学或许没有"死",但大学确实"病"了。如果我们不讳疾忌医的话,正如任剑涛在《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1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说,"大学病"在今天有着十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走向,二是布局失衡,三是配置欠佳,四是产出匮乏,五是功利心态,六是动力缺损,七是传统短暂,八是恶性竞争,九是量质错位,十是评估失准。

人们常说大学一开始只是做研究的,后来才招生教学了,最后才有了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大学在原初意义上是不是绝对的纯净,我不敢担保;大学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服务,似乎也无可厚非。但是,像现在这样物质上富裕了、精神上却贫乏了,显然是大学从未出现过的情形。因为扩招和圈地,大学变"大"了;因为各种评估和填表,大学变得更有"学"了。这些我们该指责吗?或者说,我们有资格去指责吗?我想,我是无法为这些问题提出什么对策的。我只是想说,当我们的大学越来越像衙门的时候,越来越像公司的时候,"大学之为大"的理想要坚持下来就难乎其难了。

任远文章中说的"张鸣事件"或"邹恒甫事件",看起来是院长赶教授,实质上则是一种衙门化了的、公司化了的大学体制在作怪。这种"大学病"已经蔓延得十分厉害了,归结起来就是"权"之一字在耀武扬威,于是关乎权钱交易、权学交易、权色交易的话题或绯闻不绝于耳。听多了的时候,我们似乎变得很麻木了,一旦麻木,大学就不仅仅是"得病"了,而且正在迈向"死亡"。

得为任远兄的文章补充的是,2007年12月5日下午1时,中国人民大学的余虹教授自杀了。网络上说余虹之死排除了他杀或意外死亡的原因,这也就是说,刚刚知天命之年的余虹选择了以自我否定的方式否定了自己的肉身。仅仅只是否定"肉身"吗?果真与"精神"无关吗?至少它让我再次联想起了海子的死、胡河清的死,只是余虹之死似乎还暗示了某种海子时代、胡河清时代所遮蔽了的东西,这就是大学不再是桃花源了,不再是精神圣地了,大学正无可救药地走在跟政客或商人同流合污的道路上……

卡夫卡好像说过:真正的道在一根绳索上。什么是真正的"道"啊?平凡如我辈,在大学体制中既不当官,也没有几十数百万的横向纵向课题经费为自己壮胆,所以,我辈似乎并不具备替天下"援之以道"的资格。可是,回头想想,那么多人削尖了脑袋往"衙门"、"公司"里钻了,我们也该说说话,这种权利谁也无法剥夺。说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走在这根绳索上去想像"道"的威严和冷峻,就是无畏于当下的处境去做一种不合时宜的事业——让大学在学术本位、批判本位的旗帜下变得更"大"起来,更"学"起来。

(2007-12-10写。任远的文章以及本节文字,均刊杨早、萨支山编:《话题2007》,三联书店2008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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