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认为，演讲题目应该是"我的通信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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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于读者建议，我从网络上找到此文并转载于此，希望大家客观评论。我读了2遍。非常不错和优秀的华为骨干。】
大家好，我叫周红，十一年前毕业于复旦大学，到华为公司工作。最初带领一支七人的团队从事CDMA无线接入设备开发，那时候华为无线领域的销售大约一亿元，整个公司约4000人，年产值约20亿。十年来，全球电信产业增加了一倍，华为公司人员发展到约8万人，去年的产值约1000亿，增加了50倍，华为无线领域的产值从当初的1亿增长到今年的700亿左右，我所负责的无线研发团队增加到近万名员工，分布在全球十六个城市。
大家知道，这几年全球经济不景气，十年来的复合增长率每年只有约7.2%，从2000年IT泡沫破灭以来，欧美电信厂家纷纷大合并、大裁员，这次次贷危机使得情况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华为公司，特别是无线领域复合增长率达到182%，还在继续保持高速发展，受到格外关注。
华为之所以发展这么快，要感谢科大以及在座的各位老师，除了与华为公司进行关键领域的研究合作外，学校还向华为公司输送了很多杰出的人才。科大办学精益求精，每一千位学生中就能培养出一名院士，700多名硕士、博士。十年前
我们刚走上CDMA和WCDMA研究道路的时候，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本翻得最烂书，就是朱近康老师写的扩频通信原理；目前华为无线产品线总裁万飚、核心网产品线总裁蔡立群、瑞研所长杨超斌、上海研究所干部部长应陵、基站开发部部长卞红林、以及控制器开发部部长黄学文都是大家的师兄、师姐。
非常羡慕大家！我念大学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还会有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天天能打电话、能用计算机、能上网，找工作还不用犯愁！现在通信已经进入千家万户，大家能在条件最好、机会最多的时代学习计算机、芯片、电路系统与通信，今年全球电信业务总收入估计将达到2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广阔的事业舞台！
我国通信业发展得非常晚，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电话发明了100年后，我国人均拥有的话机数量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5%！那时候打电话要排长队、要等很长时间，而且可能接不通。
八十年代末，一部电话初装费要差不多5000元，我的父亲在一家上万人的国有大型企业担任副厂长，每个月工资才四十多元。当时在复旦大学只有两个地方可打电话，一个是旦苑餐厅右边小屋，外面经常排上长长的队，另一个是在东区女生宿舍，也就是熊猫楼下的接待室，可以打国际长途。电话费贵的惊人，到美国一分钟电话要我一个月的伙食费。在学校的时候，我从来没打过国际长途，连家里的电话都很少打，主要是靠写信，一张邮票两毛钱。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电话发明后整整一百多年的时间中，我们国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通信产业，没有自己的人才，整个产业被国外企业垄断。大学生活，找不到工作：
87年我考上了复旦大学，读半导体微电子专业，也就是今天的芯片设计。通过半导体参杂、刻蚀等方法，把成千上万的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等集成在一块硅片上，变成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这是一个及其精密的活，对环境有很高的要求。复旦大学大操场后面的净化大楼，进去之前要换鞋子换衣服，还要在一段过道中间封闭起来猛吹一通，把身上的灰去掉。尽管如此，当时没有全真空环境，设计出来的东西，做出来往往不合格。净化楼流传着不能吃带鱼的故事，谁吃带鱼谁就做不好芯片，大家想来想去，最后只能怪罪于呼出来的气里纳离子太多。由于整体工业基础弱，如激光、化学、机械等，我们很难做到很高的精度、集成度、速度。一次做实验，我们寝室分成两个小组，另一个小组做出了beta管，放大倍数达到1000倍，而我们组只做到0.1倍――在清洗时少了几秒钟，结果半导体变成绝缘体了！
大三那年学了计算机，手痒痒，特别想编程序，想办法溜到全系各个实验室去侦察了一圈，发现CAT实验室凌教授那里有好几台微机，就毛遂自荐去干活，赖在那里不走，结果就成立CAT实验室最小的师弟，整天跟师兄师姐们混在一起。凌老师对我很好，给我一把实验室钥匙，于是几乎每天我都呆在实验室，疯狂地编写各种程序，除了做各种各样电路设计仿真、信号处理算法外，也做一些好玩的事，有一次我突发奇想，在实验室连续干了三天，接连吃了十几包方便面，终于编程序让计算机演奏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那时候还没有计算机音乐、没有声霸卡更没有MP3，这首歌后来变成了我孩子的催眠曲。周末的时候，我和师兄弟们常常通宵打游戏，我们都是高手，用GAME BLASTER在内存中追查出生命力、火力装备的数据，然后把自己篡改成超级强大、长生不老、战无不胜的英雄。我喜欢通宵干活，半夜了，毛主
席像后面的物理大楼黑黢黢的，只有CAT的427房间亮着灯，空调嗡嗡响。我想，那时我一定是整个学校上万名学生中睡得最晚、用电最多的人。
91年毕业的时候，找来找去，只有四个地方专业对口：北京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无锡华晶、四川永川24所、上海贝岭。几位家里条件好的上海籍同学不约而同地到美国念书去了，有路子的同学分到北京和上海，还有一位同学分到永川24 所山沟沟里。八年后我在深圳碰到他，告诉我们那里的条件其实还不错，特稀罕大学生，每天的衣服换下来放在门口，自会有钟情的小姑娘帮你洗，就像七仙女的故事，他去了第二年结婚、第三年生孩子、第四年就跳槽了。我还记得大四那年的冬天，同学们浩浩荡荡骑着自行车去上海贝岭找工作，那时候漕河泾大部分还是农村，坑坑洼洼的路上来回花了三个小时。我们那一届，一个都没去上海贝岭，或者说上海贝岭一个都没要我们。
我的成绩普普通通，英文和政治很不好，大多数时间只能拿三等奖学金，有一年丰收，拿了二等奖学金，还有一年收成差一些，只拿到鼓励奖。班上学习成绩最优秀的都是女生，她们后来绝大部分都出国去了，其中一位在美国买了农场，开始了养牛生活，一位同学读书回国后做了老师，如今已经是半导体微电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了。当时我既不是优秀学生，保送不了研究生，家里也没有任何关系，分不到北京和上海，也不愿意到无锡和四川。于是只能拼命补习英语和政治，以我们班的最高分考上了研究生，继续读书。为了将来能有出路，转到无线电专业，做信号处理和通信。
读研的时候手头特别紧张，父亲以前每个月帮我存的5元钱解决不了温饱问题，除了申请贷款外，还在外面找活干。第一次是到军工路上一家炼钢厂，编程序让计算机来自动控制炼钢，从行车抓斗配料到高炉过程控制，一个车间只需要两个人，第一次挣了350元，加上几个月吃馒头咸菜省下来的钱，买了一把红棉吉他和一把萧，后来在上千人的相辉堂大礼堂表演过吉他独奏小罗曼史，萧主要用在女生楼下吹给女朋友听。还有一次接了一个翻版图的活，实验室全体师兄弟、师姐妹几个月干下来挣了5000元，买了一台彩电。
在学校十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读了很多书、做了很多事，通信、软件、硬件、芯片、算法，课内的和课外的，学术的或挣钱的，基本上都行，较广的阅历为之后带队伍、把方向打下了基础；二是在研究生当小课老师时，追到了一位很好的太太，为今后安心工作建好了大后方。
都四千人了，还去华为干什么？
过了五年，博士毕业了，这时候半导体和通信行业都开始火了起来，可以留校，或到国外去做博士后，还可以去外企――贝尔实验室的工资很有诱惑力，一个月8000元，后来好几位师弟去了。这时候选择太多了也很痛苦！对我来说，在学校憋了十年，摩拳擦掌真想干些大事。一天晚上，一边做实验一边聊天，谈到了我要去华为的打算，我的好朋友，第一届全国芯片设计大赛特等奖获得者周汀很吃惊地问我，"都四千人了，你还去华为干什么？"的确，当时的华为只是一家民营企业，在大多数同学心中，华为在名气和待遇上完全不能与贝尔实验室相比的，在生活安逸上更不可能与学校比。现在回忆起来，我之所以选择到华为，主要在于华为有着梦寐以求的发展平台以及充满激情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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