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9日星期三

[G4G] Re: 许知远:柏杨,一颗坚硬的石子

呐喊:长歌当哭祭柏杨

   洋历2008年4月29日凌晨1是12分,柏杨先生去了,中华民族一把锋利的"文剑"悄然如鞘,收归黄泉。此世此间,或许再也没有了中國式的唐基可德, 再也没有了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再也没有了"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的"跳梁小丑"。人生的路,辉煌也罢平淡也罢、坎 坷也罢顺畅也罢,伟大也罢无耻也罢,柏杨先生,您"曲终人散,精彩谢幕"了。

  知道柏杨先生是十几年前了,当时还在读大学,同学中热传一本叫《丑陋的中國人》的据说是来自台湾的禁书。抢到手中,在被窝里用电筒照明,一宵读 完。之后,经夜未眠,忿满不已,心想"辱骂、鄙视、厌恶、恶心中國人者,大抵莫过于此吧。此狂叟耳,枉为中國人。私下腹诽:(彼时)台湾民主未开,專制犹 在,竟能容此老贼?特别是"酱缸文化"、"酱缸蛆"一比更是深恶痛绝,绝难接受。随深恶之,但所写之事、之为、之人、之理,虽年少不更,但也隐隐觉得"似 曾相识",竟将自己的父母、亲人、老师和自己等拉进文章做一比较,以至造成"心中有鬼而不胜惶然",几天不敢正眼看人。遂记下作者名字——柏杨。后走入社 会,工作、生活、交往,结婚生子,亦随社会之波逐生活之流,蝇营狗苟的社会勾当,虚假奸巧的人际关系,耳洗目染,游刃与酱缸之中,台上说鬼话,台下鬼说 话。总之是因心中几无如何做人之是非标准,所以得意也罢失意也罢,白驹过隙,恍然竟十年有余矣。有一天突然想起应该重读一下《丑陋的中國人》。于是借网络 便利,不但又细读了柏杨先生的《丑》文,更大量收集研读了先生的其他文笔。掩书自思,惭愧之情不言自羞,感彼时年少,不喑世事,疑先生为"族贼",真无知 之徒尔。细想工作以来,十年人生路,无数现世剧,弄乖使假,尔虑我诈,勾心斗角的勾当,历历在目、不胜枚举,一如柏杨先生笔下的情景剧,一如中國人劣根性 的刻薄表演,一如"酱缸文化"的冲天异味,我辈不是"酱缸蛆"?又是何物?

  前些日子,闻柏杨先生仙逝,心中不胜感慨,蠢蠢欲动,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以示哀敬。但忽然汶川地震,心如刀割,月余来以泪洗面时不可记数。今稍有暇,拙笔拟文。

  年轻时的柏杨先生按当下的说法,应属"愤青"一类,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一度崇拜蒋中正。19岁时,曾宣誓"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还 曾担任蒋经国时期文艺部队"中國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这些政治经历表明,柏杨先生在青壮时,在思想观念和个人追求上,具有相当强烈的政治情结。但世事难 料,命运多舛,已经逐渐"崭露头角"的柏杨先生(已在《中华日报》家庭版任主编)。因1967年,翻译美国漫画"大力水手"( Popeye the Sailor Man),每周五在《中华日报》家庭版上连载。其翻译文中用一段情节是:卜派(Popeye)父子流落到一个丰饶的小岛后"励精图治",两人要各自竞选 "总统",撰写竞选纲领等,柏杨将"Fellows"(伙伴们)翻译成了"全国军民同胞们…"。这一情节,由于与当时的"蒋政权"偏安台湾的政治世像太过 相似,被台当局解读为对蒋氏父子的讥讽,遂以"侮辱元首"和"通匪"罪名被判入狱。释放后又再次被捕,这次则罗织了更多的政治罪名:"假事自诬","思想 左倾","为匪作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等,于1968年6月27日被判处12年徒刑(实际关押九年又26天)。这样 的遭遇使人近半百的柏杨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进行了彻底的、冷静的反思,让他产生了"四十年如一梦"的幻灭感。使他彻底屏弃了中國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最不以为 耻反以为荣的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依附性、奴才相的丑陋和糟粕,催生了他"为人的立场和尊严说人话"的观念,奠定了他"不为君王唱赞歌 只为苍生说人话"人生理念。出狱后,柏杨先生更加关心社会、时政,深刻反思中國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毒孽和中國人人性中的丑陋。先生笔耕不倦,孜孜以求,我 等后辈才有了能够在今世拜读到《丑陋的中國人》、《中國人史纲》、《白话资治通鉴》等让中國人象打翻了五味瓶似的惊世之作,他创作的杂文随笔〈倚梦闲 话〉、〈西窗随笔〉、〈柏杨专栏〉三大系列达千万余言。

  柏杨文物馆馆长张清荣先生如是评价柏杨先生:"一生偃蹇困顿、颠沛流离,为民生、自由、平等几致引来杀身之祸;曾经身陷囹圄、家庭破碎、妻散子离、多数友朋形同陌路,其坚持民主、自由之精神令人感佩"。

  柏杨先生十年小说、十年坐牢、十年杂文、十年著史,著述等身,一生中留下数千万的文字;有人说,柏杨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对自由、人權与平等的考量。斯言不谬!

  但最是感佩的还是柏杨先生的"酱缸论"。

  中國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问题产生了"酱缸文化"的社会和"酱缸蛆"的人,柏杨先生道:"夫酱缸者,侵蚀力极强的浑沌而封建的社会也。也就是一种 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斲丧,使中國人的灵性僵化,和国民品质堕落的社会。"柏杨先生详细分析酱缸的构成至少是"奴才政治, 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势利主义,应是构成酱缸的主要成份。因为这些成份,自然会呈现出来几种现象,这就跟猩红热患者一定呕吐、喉痛、发烧、满身红疹一 样。" 而且浸泡在酱缸文化中的中國人民和民族,渐渐沾染上"酱缸文化"产生的后遗症,"曰'权势崇拜狂',曰'牢不可破的自私'",曰'文字魔术和诈欺'",曰 '僵尸迷恋'",曰'窝里斗,和稀泥" ',曰'淡漠冷酷忌猜残忍'",曰'虚骄恍惚'"。──写到这里,谨作揖致歉,盖'曰'得太多,有信口开河之嫌。其实这只不过临时心血来潮,顺手拈出来几 条。如果仔细而又努力的想上一想,可能想出一两百条,那就更不好意思。"以致中國人渐渐染成了这"酱缸蛆"后方能"有滋有味"的活命。这酱缸的"病源" ——是中國推崇了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孔孟之道。孔子和孟子被柏杨戏称为"吃冷猪肉"的"圣崽","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读书做官"成了中國文化成分 中最具诱惑力和最为扇情的原动力,读书不是为了"读书",读书是为了摆脱"劳力者"的被治而蝶变为"劳心者"的治人。正是中國传统文化崇拜权力,追求升官 发财,以致千百年来中國知识分子始终沦落为依附"官家"和"权力"的帮凶和奴才,进而能够"化淫棍为圣明",因为"一旦崇拜权势,就不能崇拜是非。有权的 就有理,不但没有人敢吭一声,还更进一步的替有权的朋友制造理论根据。于是乎,有权的朋友遂洪福齐天,而化淫棍为天子圣明,化杂交乱交为正式国家的法制和 社会规范。"不信?柏杨先生有证:"请看《礼记》内则原文:"女御八十一人,当九夕。世妇二十七人,当三夕。九嫔九人,当一夕。三夫人,当一夕。后,当一 夕。十五日而偏。"这通过"知识分子"这一礼记,皇帝老儿乱搞就成了周公之礼。天下之女"依法"均可被其乱搞且求之不得。《红楼梦》上贾元春女士不过皇帝 老儿怀里一个娼妓罢啦,可是你瞧瞧她家的荣耀和感激入骨之状,真使人打呃。

  为什么中國将相人物都无耻到这种程度乎哉,这跟对权势疯狂的崇拜有关。(历代将相人物可是中國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中國从古代到近代,云云几亿到近现代十亿之众,对哲学的思辩、对科学的发明,对自然的发现,真的是乏善可陈.盖因中國文化的骨子里不包含哲学、 不包含自然科学。只包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包含"读书做官"、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只包含"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崇拜、依附、媚奴权力的变态的酱缸文化理念。中國近代的科学技术落后,几近灭 国,皆是因此所误。

  柏杨对中國人的人性批判可谓鞭辟入里。且看他的一些论断语录: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但似乎没有一个社会和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國人对权势这么疯狂,和这么深入骨髓。

  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没 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國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 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

  为什么中國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國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

  这些一针见血的话,至今读起来仍振聋发聩,直觉如芒刺在背。

  祭奠柏杨先生,重读先生言论,也让我静下心来,深刻反思了一番"512汶川大地震"后,在痛失近十万同胞手足的哭泣和悲戚中,隐忍了许久的心中 的不解和不爽。似乎理出了一点点为什么在13亿中國人人性觉醒,举国哀痛、奋力救灾的大环境下,先是有各路媒体的"皇民式,太监式"的令人苦笑不得的惯性 报道方式,然后是无耻文痞们的"成仙论""幸福论"等等的百般阿谀奴语。再后是灾后"英雄"辈出的团队及其"表演"或叫"讲演" 种种世象丑态层出不穷的深层原因。心中恍然如梦,凄然成泪。不耻自拙拼一小诗,但为文祭柏杨。

  先生警言尚犹在,

  人间"文剑"已归天。

  中國痛失诤言人,

  敢有歌吟动地哀。

  打破"酱缸文化"、不做"酱缸蛆"。21世纪的中國知识分子任重道远,21世纪的中國任重道远。柏杨先生一路好走。

  最后录先生的一篇"自像诗"结束此文。

  吴刚伐树我洗缸,

  古今相遇一感伤;

  千年挥斧树仍在,

  井蛙洗缸费思量;

  屈原徒怀家国恨,

  谏臣鲜血洒刑场;

  多少捶胸扼腕事,

  端赖几人不寻常。

  作者: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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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9 参考消息 <go2group@gmail.com>

柏杨:一颗坚硬的石子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2008-11-13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柏杨以这句话开始了演讲。1984年秋天,爱荷华大学的一间俱乐部里,坐了大约一百名听众,三分之二是黄皮肤,三分之一是白人。

此时的柏杨已经64岁了,他身材高大,鬓角花白,在生活中,他性格爽朗,烟不离手。他是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项目邀请的作家。在台湾,他以一名高产、 犀利的杂文作家和通俗历史学家而闻名。他也是位著名的政治犯,1968—1977年的将近10年的时间,他被关押在台湾岛东南海域上的一座被铁丝网包围的 孤岛上,夏日的夜晚鱼腥气和孤寂四处弥漫。

讲台上的柏杨正处于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他64年的岁月,充满了惊恐与苦涩,他的命运,像是20世纪中国的缩影,人们在历史的戏剧性跌宕中,苦苦挣扎、不断幻灭,从不放弃最后的希望。

他的人生是在一片模糊与混乱中展开的。他不知道自己确切出生的日期,甚至对1920年也不能太肯定。

他本名郭衣洞,他的父亲身跨晚清与民国的两个时代,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型小官吏,曾做过河南省开封市下的一名县长。他的成年伴随着一场场战争和其 引发的社会动荡——军阀混战、中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他的家庭未能给他在乱世之中创造任何庇护。父亲57岁时死于当时官场流行的吸毒,他的继母给予他的只 有辱骂与冷漠。

他在流浪式的生活中变成青年。他从开封到武汉,从重庆到兰州,从北平到东北,并最终在29岁那年,和大批难民随国民党政府一起迁往台湾。期间,他因 伪造文凭而惊慌失措,为救国大义激动难耐,看到了他的国家的山河壮丽和现实政治的溃烂,在逃亡路上的残兵们断腿上不断滴下的鲜血……他还有过一桩被迫的婚 姻和两名女儿,此后的四十年中,他们无缘相见。他是个懵懂的文艺爱好者,是张恨水和鲁迅的爱好者,有成为一个作家的冲动,却从未想过能够成真。

他的生活一直到1960年才开始有了起色。之前的十年,在被哀兵、衰败、拥挤、各地方言、阴谋论包围的台北,他坐过牢、失过业,经过失败的婚姻。他 也开始尝试写作,他早期的讽刺小说有两篇刊登在《自由中国》的文艺版上,他的编辑聂华苓说它们"潇洒泼辣……有鲁迅之风",但他仍只是一名冷门作家。

到了1960年,他有了新家庭,并开始第一次使用"柏杨"的笔名在报纸上撰写专栏。这个名字来自横贯台湾的公路中一个叫"古柏杨"的村落。

之后的8年,他第一次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他是个活跃的青年作家和出版人,短小的杂文是他引人称道的文体。1960年代的台湾,笼罩在恐怖与沉闷之 中,心灰意冷的蒋介石相信舆论不一致也是他丢掉中国的原因之一,文人的笔甚至比军人的枪更可怕。1960年,他将《自由中国》的创办人雷震投入狱中,后者 一直在向国民党的合法性做出质疑与挑战。

很难说柏杨对政治与意识形态充满敏感。19岁时他在武汉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宣誓加入国民党,像是一个流浪少年对归属感的渴望。对领袖的效忠,是某 种质朴的民族主义的流露。1950年代加入蒋经国创办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似乎也是某种生存技巧,这稳定的工作让他有时间尝试小说的创作。在内心深处, 他仍是个聪明、好冲动、感情充沛的青年,就像聂华苓所说的"语必惊人,嬉笑怒骂之中,一针见血,逗人大笑,却叫人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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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与 《自由中国》的遭遇,或许加剧了柏杨心中的政治与社会意识。他开始更加自觉的将文字视作针砭时弊的武器。专制引发嘲讽,他在1960年代写作的大量杂文, 像是那个肃杀年代的辛辣调味剂,他的无赖少年式的幽默变成了利器。他讽刺警察局的道貌岸然,在墙壁上所贴"作之师,作之君,作之亲"的标语,将他们称作 "三作牌";他嘲弄蒋介石的"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他也感慨社会风气的虚伪……他没有直接挑战政治权威,却从生活的棱镜中看到一个扭曲的社会,它不仅与 专制政治相关,它或许蕴涵着更深层的悲剧,他开始将漫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比作"酱缸"——它封闭、腐烂,能够污染一切美好的东西。

很多人在这些文章中得到了某种情感的抒解,像是在沉闷的屋内忽然吹进的风。柏杨也享受到个人成功与美满的家庭,尽管他也不清楚这走钢丝的行为,到底能持续多久。

这一切到了1968年嘎然而止。柏杨3月入狱了,当局对他长期积累的不满在一幅漫画上找到了突破口。他1月2日为连载大力水手漫画翻译配文时,他没 将原文的Fellows译为"伙伴们",而译成"全国军民同胞们",这句称谓是那个年代的标志,蒋介石父子经常以此作为演讲开头,这信手拈来的用法和那幅 漫画的主题构成了一个引人联想的图景——父子两人流浪到一个小岛,岛上只有他们父子两人,却开始竞选总统。审察机关相信,这正是在影射蒋总统父子。它换来 了十年的牢狱之灾。他的个人成功、幸福家庭,一下子都消散了。

在狱中,他用研究中国历史来打发寂寞时光,写成了厚厚的《中国人史纲》、《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

1977年4月1日重获自由后。他未加犹豫的就重操就业,而且似乎用拼命工作来召回逝去的光阴。他还找到了爱情的温暖,一位叫张香华的女诗人成为了 他第四任妻子。1980年代到来了,台湾进入了解冻年代,他可以出国旅行,并着手一项更为庞大的计划,他要将古文的〈资治通鉴〉翻译成现代汉语,还有加上 他自己的历史观。

尽管自知公开演讲的能力从来不佳,但柏杨还是发现爱荷华的这次更不成功。结束后,没人上来要求签名,甚至连礼貌的掌声也没有,在椅子一阵移动声之后,听众纷纷散去。

一年前,他在台中的东海大学做过一次同样题目的演讲,内容也差不多。那次的观众众多,大礼堂里坐满了人。但是在演讲后,主办后答应给他的录音带却是一片空白,似乎无意留下那些内容。

在美国的这次不成功的演讲后一个星期,柏杨收到了录音带。"感谢邀请单位没有把录音带销毁",他后来回忆说,"否则的话,未必再有一次讲出机会。"

这次演讲在一年后衍生成一本同名的小册子——《丑陋的中国人》。它旋及变成了一股巨大的文化飓风,横扫整个华人世界。

是柏杨的死讯让我再次翻开它。4月29日的傍晚六点,我正在香港半山区的一家四川餐厅。酒红色的方桌摆放了墨色碗碟、纤细的竹筷静立在旁,墙上挂有 京剧脸谱,武生的黑色长髯顺白墙而下。我歪着头望着窗外,顺石阶而下,是繁华的中环,一个老年尼姑正缓缓移步,黄色袈裟拖到水泥地面,她的脖子始终呈九十 度角弯曲,让人觉得她该有多年没见过天空了吧。报摊上的《壹周刊》的封面仍是陈冠希艳照的余波,但全城的新热点已是3天后的奥运火炬传递。经过了一个月颠 簸不定、惊奇连连的22个国家的传递之后,火炬终于来到中国境内。尽管火炬传递早已充斥了各种对抗和不愉快,却意外地将海外华人与中国大陆紧紧联结到一起 ——中国人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积累下的羞辱与愤怒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表达途径,是他们——那些西方人——担心我们的强大,一心要破坏我们的崛起。在中国境内的 火炬传递,注定隆重而安全,它将再次证明中国的统一性与中国人的团结性——真诚、却可能短暂的热情将淹没所有的质疑,不同的声音可能被视作某种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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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仍活着、头脑清醒、仍保持着20年前的敏锐,他将怎样看待此情此景?朋友打电话来告知柏杨死讯时,我先是意外——似乎这早已是另一个时代的故事了,像是彩色屏中插播的黑白广告,然后冒出了这样的疑问。

我已忘记了到底买过几本不同版本的《丑陋的中国人》,手边的这本繁体竖排版来自于台湾的林白出版社。翻起它,既是故地重游,更是一次新发现。

我记得最初读到柏杨的印象。那是1992年的秋天了,我在首都师大附中的一间朝南的教室里,读他薄薄的杂文集《西窗随笔》。我记得他描绘的是餐厅 里、与医院的生活场景,我被他的行文方式逗得哈哈大笑,他把等座位的人写成像等待喂食的鳄鱼,说病人被一拨又一拨的探病者折磨得心力交瘁,他还故意用了很 多不恰当的"之乎者也"的助词。我大致理解他要表明的意思——中国人吵闹、不洁、缺乏秩序、没有见义勇为的勇气、自私……这是他的所有杂文里不断的、几乎 强迫症式重复的主题。我对于他的判断不置可否,这一切与我之前接受的教育如此截然不同——中国不是地大物博,人民不是勤劳勇敢吗?

柏杨是随着一小群台湾知识分子进入我的视野的。他们中 最闪耀的是李敖。在书中,他年轻、才华横溢、每个女朋友都很漂亮,对权威的反抗更淋漓尽致。以李敖为坐标,向上推到雷震、殷海光,向下则到龙应台。这些年 龄不同、性格各异的人在同一时间进入我的视野。我对于他们的主张不置可否,他们的命题我难以理解,但是我隐隐的感到他们类似的气质——他们总在质疑与批 判,或许还有一种自命的悲壮感。这些都对一个16岁的少年来说,构成了致命的吸引力。

在这一小群人当中,柏杨的角色有点模糊,尽管他和雷震、李敖一样做过牢。我怀疑是他那些太过滑稽的文风消解了其严肃性,他身上没有一点精英知识分子 的气息。我还太年轻。既不了解这些人为何如此焦灼与愤慨,更对他们所批评的专制政府、中国文化,感觉模糊。不过,一个鲜明的印象却自此留下——中国的过去 实在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它像个大酱缸。

这股热情一阵风式的过去了。90年代的中国一头扎进了金钱、技术、消费文化带来的新世界,年轻人的偶像换成了企业家与娱乐明星。高速增长的经济以带 来了繁荣景象,中国人的自信心因为物质的积累迅速膨胀。一股强大的反智风潮也开始兴起,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地位迅速边缘化。而政治权力也不像昔日那样无处不 在,人们在享受到更多的自由,尤其是在消费领域。

在这样自足中,谁还会有兴趣重提《丑陋的中国人》。八十年代的文化英雄们,似乎都失语了,即使李敖2005年中国行,它所带来的旋风式的效应,更多像是个明星人物,而非思想上的启发。

严格来说,《丑陋的中国人》甚至算不上一本书。它的一半内容是一些讲演、文章、谈话,它们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复的,是爱荷华的那次演讲某种补充;后一半则是读者对此反馈。

除去结构的松散,它的内容也谈不上新意。通过一大堆例证,他谈到了中国人的脏、乱、吵、内斗、不诚实、心胸狭窄、自我膨胀,他相正是这些国民特性, 是中国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陷入屈辱的原因,而它的来源则是僵死的中国文化——它曾经大河滔滔,但随着岁月,而逐渐停滞、僵化,变成了死水潭,变成了发臭的酱 缸,不仅浸在其中的中国人变得丑陋,而且外来的新事物,也立刻被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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